回忆录‖我的家史（上）『口述 父亲▪整理 蒺藜』

河北 蒺藜

我的家是一部贫困史，是一部奋斗史，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家史，在中国北方华北平原，有一个小县城名气很大“河北大城”，坐落着一个小村庄郭王只堡村，据说这名字很有来历……

郭王只堡——这里绿树掩映古村落，沟渠纵横满阡陌；进村先闻书声琅琅，举目俱是宽街红墙。

有民间传说曾经有一个妖怪到处吃人，到这里吃饱了，所以村子就叫“饱”，堡饱同音啊；还有秀才说是只此一堡的意思，呵呵，还别无分店了。

更有脑洞大开者，硬是和宋朝钦徽二宗被俘“北狩”联系起来，说是当时一嫔妃到此产下一王子，这里就叫“王子堡”后来演化成王只堡云云。

关键是我们这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的确有zhi和zi读音不分的情况，但都是zhi读成zi,没有倒过来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读音发生演化只会“王只堡”演化成“王子堡”。

再说了，如果不是故意的，能把自己的村名叫转了调，那得多傻的能耐！但是假如这样故意有意义吗？本来“王子”挺牛的一个称呼，谁会傻到故意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王只”呢。

郭王只堡是bao这是不容置疑的。村落的正中间有一个明显高出村子其他地方一两米的方方正正区域。它的四周分别是北大街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不过当地把“大街”称作“当街”，是不是叫讹了不得而知。

这四条“当街”横平竖直。中间区域南北约三百米，东西约六十米。这就是当年“堡”的遗址。这个区域中间一条笔直的东西胡同把遗址分成两部分。北半部面积略大一些，房子院落很整齐，应该是当年驻军的居住区和生活区。南部略小一些，房屋格局比较混乱，应该是当时的校场后来变成民居，所以没有北半部规整。

古堡遗址西侧和南侧早年是两个很大很深的坑塘，应该是当年修建堡寨取土的地方。

通过查阅资料，认真研究，专家初步认定郭王只堡起始时间应该是北宋真宗太平兴国年间。让我们沿着专家的足迹剥丝抽茧，一步步揭开神秘古堡的面纱。

打开现代地图，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城县城往西一直到现在的任丘市中间依次排列着四个“堡”：郭王只堡、大堡、吕公堡、议论堡。其中郭王只堡、大堡在大城境内，吕公堡、议论堡在任丘境内。议论堡读bu，是扩大版的堡。并且这四个堡基本在一条直线上，间隔基本上都在二十里左右。

这明显就是一条防线啊！需要这一条防线的朝代只有北宋。道理很简单，设立这条防线的先决条件是国家处于守势时期；并且这条线距离边界很近，远了就失去“防”的意义了。而符合要求的，只有北宋一个朝代……

话题扯远了，还是说说我的家史吧！

一、家史概况

祖父：郭世清 从小务农，到十七岁结婚，在1907年3月份十八岁被老祖父赶出来了。老祖父不爱劳动，属于类似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祖父爱参加劳动，心眼上不如其他兄弟多不聪明，祖母的相貌长得矮，老祖父看着不顺眼，所以就赶出来了。祖父被分出后，只给了一个破缸底子，半斗红高粱，两双筷子，另外还给了七亩土质瘠薄不生长苗的盐碱地，也没有房屋，住在“当”在地主郭世安手里的房子，这是祖父的全部生产资料。

二、不忘阶级苦 牢记民族恨

1.去天津当小工给地主扛活

祖父被分出来后，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就去天津当小工，可是穷苦的旧社会，到哪儿也难维持生活，去了一天只给60个老钱，当时一块银元折合老钱2200多个，折合起来就是在没有钱了。
在黑暗的旧社会，也不讲卫生，去了几个月就感染了流行的热病，没办法就回家来了。因没钱医治，病了四个月的时间，到了八月份才好。在四个月当中，没钱看病，没有饭的，没有烧的，饥饿和疾病交加，苦难的日子一天比一年还难过。
远房地主富农郭世安的妻子，出生在穷苦人民的家庭里，她看到穷人苦难非常同情。就每天背着男人，偷着拿几个饼子，给递到窗户里，祖父就拿过去凉着吃了。祖父生病刚好，为了混碗饭吃，求个活路，就给远房郭世芳富农地主家扛活推粉。

从八月份到了年底，忙了四个月的时间，心想总会给点米面啥的，可只给了一条像小死孩子肉一样的2斤猪肉，这就是四个月所给的报酬。

第二年，1908年过年后，祖父去北京给迷堤村的梁家庄子地主家去扛活推粉条，干了四个月的活一文钱也没给，欺骗说粉房赔了，变着法儿的欺负穷人。接着，祖父又扛起长工做农活，又干了几个月，到年回家来了，每月的工资是三元老钱，回家又给了十二元老钱，这是地主又一年所给的报酬。

1909年有了伯父，1910年有了父亲，生活更加困难，过年后跟别人搭伴做小买卖，倒山里红等东西卖，到了化冻春耕就给地主郭世安、郭世龙、郭世芳捎门里、大庭里、糖房里，我村有名的几家抗长短工，忙了这一年又忙那一年，因自己家里穷，占人家点光，平常里都给地主富农郭世安、郭世芳、郭世龙家挑水，祖母做针线活，或者干些其他零活。

因为家里穷，没有饽饽吃，伯父饿得直哭，祖母也顾不上管他，只能把剩下奶水的匀给世龙的两个儿子，裕民、觉民吃，只有讨回的饼子给伯父、父亲他们吃。

1910年开始，给郭世安、郭世芳、郭世龙扛长工，前后连续十几年，因自己没地种，老给人家扛活，当中省出时间或起早挂晚的租种郭世芳的赵家坟上五亩地，种地每亩交租子五斗白高粱，收不收都必须得交租子，在干活拔麦子中，祖父的两只手拔得都起了泡，整个手指都转了皮。晚上疼的连睡觉都睡不着。在翻身时，这一只手拿着那一只手翻过去，不然就自己动不了。

第二天还得去干，手都合不上拳，早晨去了后拔出几个工远，疼的忍耐不住，等手失去知觉后，才能尽快的向前拔。在休息时，把两只手夹在肋条窝里，不然就疼的受不了，就这样还得坚持给人家干活，不然全家的生活很难对呼过去。

伯父从1923年十几岁就给地主富农打月工、短工等农活，父亲从1925年也是十几岁就给地主富农抗短工了。到了秋后农闲，就去周围十几里地的子牙河南等地方去打坯，去了一直打到上了冻干不了了为止。
祖父从1910年到1933年扛长短工20余年的时间，因为时间长久了，记不清哪一家多长时间了，只记得一些村名和姓名，有苍大口张树茂、司家城陈喜来、王文村小名叫月、毕演马永丰家、静海县齐庄地主名就忘记了，前后连续20多年时间。

三、穷则思变 勤俭持家（祖母去世）

祖父在农闲时，冬季做小买卖，买糖果、瓜子等东西，出去一天晚上回来，就那点高粱秸烧一烧红高粱饼子吃，别说喝稀得，连热水都舍不得烧，就这样艰难地度着苦日子。

祖父下定决心，勤俭持家，一定要改变一穷二白的穷困面貌。祖母挤出时间织布和给地主富农郭世龙、郭世安等家做其他零活针线活，在穷困当中为了多做点活，把伯父、父亲拴在窗户棱格上，孩子怎样饿的哭，哭多厉害也不管，祖母还是织布，为了赚个钱增添点生活资本。

谁不是爹娘的心头肉啊！在穷人家的孩子，就是不能暖和的睡在母亲怀里，祖母因劳动过力得了痨病，最后饥病交加累死了。

四、来了人民救星 出了红太阳 （共产党八路军来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共产党八路军二十五大队三十团等我们的部队，连续来我们村居住在我们家里，和敌人展开斗争，我家成了地下堡垒户，虽然住在我们家，可是房屋不是我们的，因为当时没有房子住的人很多，住的是邻居地主郭世芳的房子（郭世芳在外任清朝县官）。这时，日本鬼子、国民党常来乡下讨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父亲弟兄几个商量住着人家的房子，给人家烧了怎么办？就商议着买了郭世安的砖房，在这一年是买不起的。因为地下工作的需要，和家庭人多的需要，年景很差家底很穷，弟兄们说制买房屋饿死谁也不要埋怨谁。

结果，41年这一年全家十几口人，把仅有的几斗红高粱和其他粮食，唯一的生产资料牲口、小车子，都卖掉了。可是，还是没有还上这笔账。

在这一年，又赶上老叔正结婚，导致连续出现一年的吃粮就是山芋秧子、玉米轴、谷糠、高粱秸子，总算混过了这一年。第二年42年，又遭到自然灾害水涝颗粒未收，到了秋后和43年春季，都去文安洼打地梨。

在这一年里父亲、伯父、祖父，都饿得走都走不动，站着走路都摇晃，一家子就是喝点水，和山芋秧子汤、吃玉米轴子饼子，在家里休息不能参加劳动，只有伯父体格较强一点，勉强的去到了北洼、文安洼打地梨。

在42年这一年里，饿死的人到处都是有，饿的胃口很软，一吃地梨消化不了，死在地梨坑子里的人很多。到了第三年43年麦秋收了，祖父、伯父、父亲都出去打短工，赚回几个钱，麦熟收下麦子人家逼帐，卖了一部分，最后总算把账还上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大城、广安等岗楼上，经常下来讨伐，因我家开始住的是部队，后来住的是地下工作干部，王喜岭、郭旦、大邓、二邓、小许、张留、小姚等很多同志，当时敌强我弱、环境恶劣的不利时机，是秘密的而不是公开的，所以同志们的真实姓名不能暴露。

同志们地出进都是晚上，白天有事出门，就抱着姐姐、哥哥，有人问就说就说孩子们的舅舅，问母亲或其他人，就说是孩子们的舅舅。就这样，说谎掩护我们的革命干部，欺骗我们村内外的一切敌人。

在刚买过来的砖房西山头上，把墙里的添槽倒出来，人钻进去在里边挖枪眼，瞭望大街南北来的所有人员，各面墙上都有枪眼，房顶上修筑上工事，上边支着小钢炮，房基下是地洞，挖的像蜘蛛网碾盘式的上下有反口，不知道的进去出不来，里边安排的很好，做饭、睡觉、办公、开会都能住上好几天照常工作，顶上用木板、木棍支撑着，可以盛下一小队的人，一百多口子左右，我家的西院是我们的部队干部们，东院是“公所”（即办公室），日本鬼子白天经常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