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福建往北出省的咽喉——分水关 分水关终年被云雾笼罩着，四周的山峰高耸陡峭，北风像脱缰的野马，从关口沿着峡谷奔腾而下。山上的树木、毛竹，任凭狂风吹刮，躬着腰杆，顽强地附着在大山的泥土上。山高水冷，稻子长得像狗尾巴草一样弱小，看了让人心生怜惜。这个最不适合人居的地方，却有个好听的名字——苏州馆，散落在公路上下的三座房子住着三户人家，其实是一家，队长的房子最新最宽大，其余二座住着队长的两个女婿。从关顶沿公路迤逦而下五六里，沿途有三个自然村，共十几户人家，组成了一个生产队，现在应该是叫村民小组。1973年深秋，在偏僻的山村大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五度春秋之后，命运之神给了我一拳重击，然后把我甩落到苏州馆，当了一名知青民办教师。<br> 这个单人校，教室设在队长家的客厅上，有七八个学生，分为三个年级，孩子们衣裳褴褛，在寒风中穿着露腚的裤子，衣服像百衲衣一般，补丁压补丁，只有队长的女儿穿着干净齐整。队长的女儿叫玉荣，那年正好十岁，身材高挑，大大的眼睛，脸上红扑扑的，在这群小叫花子般的学生中，她像山中的一只美丽的凤凰。<br> 小玉荣砍柴、采猪草、洗衣服，动作麻利，做事像一阵风，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对我这个老师，并不亲切，大概这里是闽赣交界处，人们讲的是江西活，我听得半懂不懂，初来乍到，一时难以融入他们的生活。最初几天，我寄居在他们家吃饭，这里山高水冷，蔬菜长得黄不拉叽，矮趴趴的。餐桌上的几盘蔬菜多是腌制的，我已十分克己，吃饭时小心翼翼地夹着猪肉蒸菜干。我知道那些肥肥的猪肉是不能动的，是垫底的作料，要反复使用的。小玉荣满面不高兴，对母亲说，他怎么吃那么多菜。她以为我听不懂，其实因时因地，在特定的场合我还是可听明白他们讲的话。这让我心里难难受受，有一种虎落平阳的感觉。<br> 这里气候恶劣，每来一位民办教师，胡混几天，就溜之大吉。孩子们不想读书，父母也只想让孩子帮衬家里干活。我只得一家家去动员孩子们上学。我这小小的举动，竟意外得到家长们的刮目相看，他们都高兴地把小孩送来上学。队长家的客厅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四周高耸的青山，平添了几许生气。有点富态的队长嫂，总是站在桌子后排，爱怜地看女儿念书，每当看到提问她女儿，神情也随着紧张。<br> 生活安顿下来之后，我就开始自己开火做饭。队长嫂常让女儿把他们桌上的菜拨拉一些给我下饭。玉荣已没有我初来时的敌意，一口一个老师地叫着。玉荣的嗓门很清亮，圆润而悠远，我让她当音乐课课代表，我带唱一遍她就可以代我教其他学生。没有体育场所，我们用劳动课来代替。劳动是玉荣的强项，上山采小笋，采野生的茶叶，她常穿一件红夹衣，宛若游龙，穿行在青山树丛中，格外耀眼。每次比赛的结果，她都不输男孩子。学生们的劳动成果，我都让他们带回家去，这时玉荣就会把她采的小笋送给我一些，说：“老师，这些给你。”生火做饭，要把火生着总是好困难的事，双眼常常被烟熏得泪水涟涟，每当这时，玉荣就会送来她上山砍来的油柴让我点火，站在我身边说：“老师，这些给你。”她是个话不多的女孩。<br> 一年后，我要去上大学了。临行前的几天，玉荣口里没有了歌声，小小的年纪好像心事重重。她对母亲说：“老师要去很远的地方了，老师走了，不会有老师再来了。”望着她那渴求知识的目光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我也有点戚戚然。只好安慰她，上级还会派别的老师来的。她说，不会的，我们这里太苦，不会有老师来的。临行这天，队长帮我拦下一辆从江西上饶放空回来的林业车队的汽车，我上了汽车，对队长一家说，我会回来看你们的。汽车在崎岖的公路上拐了一个弯，我还看见玉荣站在公路上目送着我。我分明看见她泪水汪汪的样子，使劲地向她挥了挥手。<br> 一年后的暑假，我回到家乡后，就直奔分水关的苏州馆。队长一家看见我的到来，真是喜出望外，队长嫂口中不停地说，老师，你真有心，别的老师走后就再也没有回头。我走之后，这个小小的单人校就自然消亡了。孩子们又齐齐地辍学了。我从厦门带去当地的特产鱼皮花生，他们在手里捏弄着，想掰开捏碎，我给他们示范了一下，他们呵呵笑着说，我们真土。看望他们后，我和朋友一道去了1400米高的七星山，那是一座跨越闽赣两省的高山。我在分水关的时候，当时正在建一条盘山公路，省里要在山顶修建一座电视转播台。如今公路修好了，正好去踏看一下。下山回到苏州馆，正好有一辆从江西放空回来的林业汽车，我只好匆匆与他们作别。小玉荣见到我后一直没有做声，待我要走时，才说了一句话：“老师，你饭也没吃就走！”我看出她的恋恋不舍，心里涌上一股酸楚。多可惜呀，不能念书，她这朵深山里的花朵用不了多久就会凋零的。<div> 八十年代初，农村青年都纷纷进城打工了。我想到了苏州馆的玉荣，她此时应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时代变了，她对新生活的向往已有了附丽。多少没念什么书的人，都在城里打拼出自己的一番新天地。我写了一封信给当地的农民朋友德财，了解玉荣的情况。信辗转寄到分水关，回信又几经周折到了我的手中。展开信中核桃大的字迹，我一时沉默良久。信中说，玉荣早已不在了，她喝了农药乐果自杀了。一朵鲜艳的山花就这样凋谢了。她是个心性高远的女孩，身居僻壤，少年辍学，斩断了她人生的希望。人们可以说她真傻，却没有想到城乡二元体制，人分两等，扼杀了多少美好生命的追求。<br></div> 2004年，我专程来到分水关苏州馆，这个只有三户人家的自然村已从地球抹去，唯余不知何年架设的晒衣竹竿还在常年凶猛的山风中杵在大地上。我凝视良久，心情凝重，向队长、队长嫂和小玉荣一家在天之灵献上我的祝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