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只是五十年间事，出自一个人的手笔？！——疫中读书记

学周

疫中读书记

2022年，注定又是不平凡的一年。没想到春天尚在远处，疫情却汹汹而来，自己所在的城市骤然紧张，空气中仿佛弥漫着看不见的病毒，核酸检测三番五次，告示四处张贴、喇叭声声催促，微信群频频提醒。宅在家里，核检的间隙，有大把的时间，正好用来读书。闲读书，读闲书，最能消磨时光。

去年躲疫，将一本读了好几次没能读完的《叫魂》硬生生读完了，还拉拉杂杂写了读后感。隔了一年，读书的心劲尚在，可精力大不如前，眼花脑钝，捧着书读着读着就串了行，脑子早不知想啥去了，这才知道，人老了读书之乐也消减了，遑论其他。可是时间在那里，总得打发，电视剧是不能看的，大多数是在侮辱智商，真要让时间匆匆，还得读书。于是，将书架上蒙尘的旧书，网购得来的新书，不拘品种，拿出几本摆在眼前，轮番来读，不想读出奇效，原来这样可以避免枯燥，能够刺激脑筋，竟然不觉得累了。这些日子所读书目计有：《美国智囊六人传》（【美】沃尔特.艾萨克森、埃文.托马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11月版）、《阿尔巴特街的儿女》（【苏】雷巴科夫著，漓江出版社1988年3月版）、《回忆录四部曲》（王鼎钧著，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李国文说.宋》（李国文著，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6月版）、《诗经通释》（李辰冬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版）、《程砚秋全传》（李伶伶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上列书籍都还在阅读之中，进度不一，有的读了大半，有的刚刚开卷，这些书之外，还零星读点其他感兴趣的书，兹不一一列举。饶是如此，也有背书单的嫌疑，好在和真正的读书人比，我所列的不及其零头，也不觉得太恬不知耻。

李辰冬先生的《诗经通释》是一部奇书，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诗经的全部认知。李辰冬原名李振东，1907年8月2日生于河南省济源县南李庄。父亲李葆惠，曾做过小学校长和县长，母亲亦识文墨。李辰冬于1912年入学，1920年就读于河南省立临汝第十中学。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勤读古典小说，奠定终生研读兴趣。1922年，转入开封基督教办的圣安德烈中学，为日后用英文研读和写作扎下了根基。1924年赴北京，就读于燕京大学国文系，开始对文学批评感兴趣，作《章实斋的文论》一文，发表于胡适主编的《现代评论》。1928年，他从燕京大学毕业，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所攻读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其间他读泰勒的《巴尔扎克论》很有心得，遂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发表于北平出版的《文学季刊》，并在泰勒文学思想的影响下，用法文撰写《红楼梦研究》。1934年，法文本《红楼梦研究》撰写完成，他因此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母校燕京大学和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近代欧洲文学史和西洋名著导读等课程。后因冯友兰先生建议，他将《红楼梦研究》改写成中文，1942年由正中书局在重庆出版，1944年，民国教育部向此书颁发了学术奖。此后，李辰冬对《诗经》发生了兴趣，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诗经》的研究，有《诗经通释》、《诗经研究》、《诗经研究方法论》三部专著问世。阿城得知李辰东其人其书也是阴差阳错，起因是他在美国洛杉矶一家旧书店偶然淘到一本李辰冬撰写的《诗经研究方法论》，没想到，这样一本书，竟害得他通宵未眠，读到天亮。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居然有如此的魔力！据阿城介绍，李辰冬经过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即《诗经》三百零五篇都是尹吉甫的作品，也即他的自传。透过他的自传，我们可以了解周宣王三年（前825年）至周幽王七年（前775年）五十年间发生的史实。这个结论太有点骇人听闻了。从最初接触《诗经》开始，我们就被告知，《诗经》是一部先秦五百年来的“诗歌总集”“民歌总集”。现在李辰冬忽然站出来说，非也，它是尹吉甫一人所作，是他个人的史诗。人们因此震惊而怀疑是很自然的。梁实秋先生就称其在诗经研究史上“投一最新之挑战”。而且，他挑战的竟是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传统！那么，他从三百篇里发现的原理法则有哪些呢？他总结出七大原理，十六法则。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原理法则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先看原理：

第一，三百篇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所以必须追寻出每篇作品的情感，才能真正了解这篇作品。作品既在表现情感，而每字、每句、每章都为表现这种情感而设，假如找不出情感之所在，每字、每句、每章就失掉了对象。

第二，三百篇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是以形象的文字来表现，所以解释一句诗时，不仅注意其意义，最重要的还要解释出其形象。

第三，集字而成句，集句而成章，集章而成篇，其中必有连贯性，也有完整性。必须解释得文从字顺，意义连贯，不得像汉儒那样的章句式，自己懂的就解释，不懂的就不解释；也不能像宋儒那样，只解义理而不注重字句。更不得蹦蹦跳跳，不顾字与字、句与句、章与章的连贯。解释一篇诗，必须全篇通释，从第一个字解释起直到最后一个字，这样，自己也知道解释的通不通了。

第四，每解一个字，必得一个字换一个字，换言之，就是古字是什么，今字是什么，不得增字，更不得增义，像汉儒那样。

第五，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用最恰当的文字来表现他的情感，我们必须由作品的一字一句来追寻作者的情感，然后再以这种情感来证实作品的一字一句是否恰当。不得引他人的解释作解释，更不得引他人的解释作定论。

第六，三百篇的形式有点像民歌，实际上，作者是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无个性，而三百篇篇篇有个性。所谓个性，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也只有追寻出这四种要素后，才能了解诗中的情感。

第七，每解释一个字、一个成语、一句诗、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一个名称、一种称谓、一件史事，先得把这个字、这个成语、这句诗、这个地名、这个人名、这个名称、这个称谓、这件史事作一统计，看看三百篇中共用多少次，能不能在这些次中求出一个统一的意义。这样，才能使你切实了解这个字，切实了解这个成语，切实了解这句诗，切实了解这个地名，切实了解这个人名，切实了解这个名称，切实了解这个称谓以及切实了解这件史事。否则，心中总是含混不清，不敢决定。

这是七条必须遵守的原理，还有十六条法则：

一、凡遇地理上的名称，必得以地理来解释，不得如《毛传》“前高后低曰旄丘”“所出同所归异为肥泉”“丘一成为顿丘”“景山，大山也”“上宫，所期之地”。旄丘、肥泉、顿丘、上宫、景山都是地名或山名，必须查出这些地理名称都在什么地方，与诗义的了解上有莫大的关系。

二、凡遇地名，不仅解释古时在什么地方，现今在什么地方，遇必要时，还要解释它的历史与环境，务期与诗义发生关系。

三、如将同一地名的诗篇作一归纳，求其统一的地带，一定可以寻出各篇中的历史事迹。

四、如将同一地带地名的诗篇作一联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代史或故事。

五、如将相关地名的诗篇（相关地名与同一地带地名不同），作一联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史。

六、如遇山川名称，必得指出山的那一段，川的那一段，不能只说山名、水名或发源于何处，流归于何处就认为满足。

七、如遇人物的名称，必须追究出他是什么时候人、什么地方人、什么职位，他与诗篇中其他人物的关系，他在诗篇中什么地位。当然，典籍沦亡，有些人物无法详细的考证，但不能不作此企图。

八、如将同一人名的诗篇作一联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史或一段故事。

九、如遇文物制度上的名称，必须以周时的文物制度来解释，不得以后世衍出的意义作解释。

十、《诗经》中的兴，都是作者睹物起兴，亲眼见到的景物，所以兴中的山川地理、鸟兽虫鱼、花草树木、黍稷稻粱、天文星象，都可指示出写诗的地点、季节或时间。对这些品物，不仅知道它们的名称，还得知道它们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长，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什么时候出现。

十一、凡是连类对举的诗句，其意义都属同类，必须找出类似的意义才算正确。

十二、《诗经》中有一些成语，如罔极、不淑、舍命、不显等等，都是连用，有其独特的意义，既不能分开作解，也不能用后世衍出的意义。

十三、《诗经》中有一些廋语，如《东门之枌》篇“贻我握椒”，《椒聊》篇“椒聊之实”的椒；《候人》篇“季女斯饥”，《车舝（xiá）》“匪饥匪渴”的饥与渴，都是开玩笑的双关语，不能作表面意义的解释。这一点关系到作者的性格与作品的风格，不可忽略。

十四、凡遇历史事实，必须找出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人物，甚至于月份、日子，这样才能与历史事实相配合，并将每件历史事件的年份代算成西历，就不致有年代先后倒置的错误。

十五、如将《诗经》中的同一诗句，同一称谓，同一名物的诗篇作一归纳，往往发现这些诗篇的关系，但必须受其他法则的协助与约束。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这种法则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其他法则所得的结果相配合，才可成立。

十六、凡解释一个字、一个成语、一句诗、一个名物、一种称谓、一件史事，都要照顾到三百篇的同一个字、同一个成语、同一句诗、同一个名物、同一种称谓、同一件史事，不能单独作解释。

阿城说，他“初看这些近于自虐的法则时，不由替李先生捏了一把汗”。不过，李先生的这套“科学方法”，虽然看似十分严酷，却也实事求是，安全可靠。其结果，李先生也可谓“求仁得仁”，凭着这套他所谓的“科学方法”，终于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上的，一是成果上。方法上的又可分为三项：一是打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迷信；二是冲破学术上权威领导的桎梏；三是击碎考据家的樊篱。在成果上边，有四项成就：一是发现一位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学家；二是宣王复兴与幽王亡国史的发现；三是古代社会真面目的发现；四是古代地理的发现。”

我从网上买来此书，还给诗人何敬君兄推荐了，前几天我们在微信中做过一番交流——

何：我喜欢李辰冬这样释《诗经》，有点活色生香了，两千多年下来，被王治价值体系和克己复礼浸淫太久啦。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把简单的东西说明白了，而不是汉儒那种牵强附会。诗原本不是谜语，尤其不是道德政治谜语，汉儒把它意识形态化了。

何：是呢，教化的那一套弊了诗，害了人！

《美国智囊六人传》里面的六个人物是：艾夫里尔.哈里曼、迪安.艾奇逊、约翰.麦克罗伊、罗伯特.洛维特、查尔斯.波伦和乔治.凯南。这是一本旧书，多年前买过，忘了借给谁了。俄乌战事突发，勾起重读的兴趣，就从旧书网上又买了一本。本书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说明是这样写的：“本书原名《智者——六友以及他们创造的世果》，记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一段时期内美国外交权势集团中六个重要代表人物的经历，以及在他们参与下美国战后外交政策逐步形成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我们将本书全文译出，不论其观点和史实表述为中国读者赞同的部分或不赞同的部分，都保持原样不动，以供我国学术界和各界读者了解和研究参考。”这本书除去内容本身的可读性，单是其结构故事的手法，精彩的细节描述，就达到教科书级别的文本水平，其精彩一点不输于曾迷恋过的《光荣与梦想》。故事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去世写起，正是这一瞬间让六人的故事展开，让这本六人传记写作手法显得很高明，作者从六个人的身世、性格、学校、从业等写到他们各自世界观的确立，以及“他们在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中——这种气氛在今天的华盛顿会显得近乎离奇——共事，并建立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种新秩序使一个曾是默默不语的国家决心在自由企望得到发展的所有地方挺身而出保卫自由。”四十年代末期，他们构建了“遏制”的理论，这一理论至今仍是美国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可以说他们世界观成为制定国家外交政策的依据。他们抵制苏联权力向外扩张的主要原因和自从那时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的动机相同：“憎恶把集权主义制度强加给渴望自由生活的人们。”正是他们对于苏联的认识，才有了热战之后的“冷战”，尽管外交领域呈现的往往是杯筹交错的社交场景，但很多章节读来也是惊心动魄。单纯为了学习一种写作手法，这本书也是值得的。更有价值的是这样一本引人入胜的60多万字厚书，写出了战后美国最核心的外交政策确立的过程和原则，时至今日，这些原则依旧左右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敌对意识形态的国家的外交政策。当下俄乌战争走向颇不明朗，这本书能与人很多启示。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创作于1987年，翻译出版于1988年。这个年份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对苏联，对中国同样。我很少买小说作为藏书，很多买过的小说，看过后借人，这一本是少有的看过便珍藏起来，多年后还用心再读一遍的。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再现了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时代的腥风血雨，刻画了在艰难岁月里人民的悲苦辛酸，许多人被逮捕、遭审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小说首次大胆地揭示了斯大林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小说中写到，斯大林的眼睛“骤然间变成淡黄色，阴森森的，象老虎的眼睛一样，闪着凶光。”他推崇强权统治，认为“为了崛起成为领袖，一个君主应当消灭周围一切惯于将他视为傀儡的人与物。”为此，他十分崇拜恺撒、拿破仑和伊凡雷帝，在他看来，“唯有恺撒大帝使用他个人专断的政权才能战胜敌人，唯有拿破仑皇帝能征服欧洲。最高政权应当象沙皇那样至高无上，只有这样的政权才会让人民崇拜，只有这样的政权人民才会服从，只有这样的政权才会使人民尊敬得五体投地”，“伊凡雷帝堪称伟大的治国豪杰，他的过失并不在于他杀了一些贵族，而是他杀得太少……诛灭自己的政敌要殃及第三代和第四代人，斩尽杀绝，不留后患”。这就是斯大林执政治国的理论依据。小说重点展示基洛夫被刺一案，这一悬案早成为历史难解之谜，但从小说中斯大林对基洛夫所持的态度来看，不难窥出其中的奥妙：基洛夫被刺，根本不是什么“工人阶级的敌人派遣的刺客”所为，倒很可能与斯大林本人有关！全书以基洛夫被刺结尾，将这一迷案留给历史与后人。译者刘宗次在译本序中写道：“《儿女》对斯大林进行了历史的和道德的重新评价。既然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所以视角不是仰视，甚至也不是平视，而是俯视（任何伟大的人物都要被历史置于这种地位来审判），既然是道德的，就要深入他隐秘的内心世界。这样就彻底消除了斯大林头上那个“神》的光环，还他以 ‘人’的本来面目。”小说是这样收尾的：“我所见到的我的两位主人公重逢的情景就是这样。然而往后的情景是不是还能保持这样，我就不得而知了。小说的人物能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作家只能把它记录下来。我同样也不知道，我是否赶得及写完下一部小说。但是如果命运假我以天年，我希望能叙述到1956年，叙述到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当时成千上万完全无辜的人们回到了生活里来，而那些再也无法回到生活里来的人们则恢复了清百的名声。”作者的愿望何其美好？与今天的我们何其相似？

早就知道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但一直没读过，经好友极力推荐，从网上购得一套。不想一读成瘾，不能不佩服王鼎钧先生语言的干净利落，识见的通透达观。看了两卷，感觉他的行文，叙事从容不迫，不矫饰，不卖惨，不歌颂苦难，对人对事公允平和，颇有君子之风。我想，等四卷全部读完，详细做点笔记，再写读后感。

《李国文说宋》是《李国文说》的其中一本，另外三本分别是《唐》、《明》、《清》。这套书之所以从《宋》读起，主要是源于我对苏轼的偏爱，而其中颇有几篇涉及苏东坡。李国文先生早年写小说，后来写杂文随笔，最早读他的《中国文人的死法》、《中国文人的活法》就有这样感觉，行文中间，他会时不时站出来说几句刺激现实的话语，就像一幕正剧里面的插科打诨，字里行间牢骚太盛，这正是他的可爱处。

《程砚秋全传》是用来调剂的，听戏，喜欢程派，除了喜欢程的唱腔，还敬慕他的为人。这次再读，更加理解他了，他一度偏左，可能与他早年经历有关，这个话题留待以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