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梁晓声的八十年代相遇

23罗时汉

梁晓声的长篇《人世间》估计没什么人看，这不影响它的获奖及文化价值。由它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倒是火过一阵，应该是编剧和导演作了很大贡献。

老实说，我没时间看。家里也没了电视机。

今天偶而翻阅旧物，想起跟他的一段情缘。

这个在我的《励志中年》里早已经写过。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吧。

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我们是一群文学追梦人。

左为长江日报记者张玉湘

采访梁晓声

80年代，对国家而言是高歌猛进的时代，对个人而言是才尽其用的时代。

美好的记忆很多。1988年春，《武钢文艺》第一次在武钢之外举办笔会，到通山凤池山庄。人数众多，阵容齐整。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日，风沙满天，我在陕西米脂，独自徘徊于盘龙山李自成行宫。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风雨遍地，我在湖北通山，登上了九宫山下的闯王陵。一年，整整一年，我从李自成的出生之地到了李自成的殉难之处。

本来我并没有联想到这些。坐在车上，看江南清明时节雨，看油菜花、麦苗、桃花黄绿红的叠彩，看石桥、黑瓦、青山别致的构架；伙伴们兴奋地唱起歌来，偏偏就唱的是《信天游》，唱痛了我的思念。”

这是拙文“米脂遥连九宫山”的开头，显然，我的文学感觉很好。

那次，作为编辑，我修改过崔立民的小说处女作“听装罐头”，作为作者，我也根据他讲述的故事写出小说“零一兵站”（后来发表在杭州《西湖》上，稿费被该刊工作人员贪了）。我觉得，编辑和作者就是朋友关系，真诚相见，教学相长，这应该是笔会的正常现象，有利于文学发展。大家创作的小说不少，我提议搞一期“小说专号”，这也是开了先河的。

鄂南是我呆过十年的地方，在武钢建成投产三十年前夕，公司要出报告文学集。我负责采访程潮铁矿的全国劳模舒立银，“舒立银的微笑”一文，不仅在武钢发表，还收入冶金部编辑的《壮志精英》（1990年版）。其间顺便转了一圈鄂南，到阳新的龙港、燕厦一带。在龙港文化馆见到徐鲁，他执笔为我给江西修水黄庭坚纪念馆的匡一点老诗人写一介绍信：“匡老：我省作家罗汉时老师到湘鄂赣一带采访，体验生活，要到修水停留几天，望予以指引。他是我和绿藜的朋友。祝好 徐鲁 6、6”但是我却没去成江西。沿途手记零星有：“中药材收购价格。革命纪念，民风民俗。‘寡妇对寡汉，婚姻对得官。’抱被相约。富水水库。 通山县志。1985年人平182元。‘通山县，六里街，一边清水一边崖，奶奶出来摘苦菜 老爷出来卖草鞋。’江西人来开钨矿。阳新龙燕，四十八堰，抱起枕头一撂肩，爱看一夜天。顶板茶戏。”这表明我的写作兴趣从来不局限于武钢，完成过一部中篇小说“移民村”，惜未发表。

“我的心沉甸甸的，在这条两里多长的老街踱来踱去。这狭长的胡同、高墙和石板透过浓厚的阴凉，像我无从排遣的郁闷。一个悲壮的名字在我胸中犹如地火潜行于这历史的隧道，我急于走穿它，走出令人窒息的压抑。”——散文“龙港一条街”发表在《湖北日报》上。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办，武钢“双文明”建设成果展览在新落成的工人文化宫布置完毕。万事俱备，好戏连台。继全国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产业文联联谊会及全国冶金系统文学编辑年会如期举行。11月17日的开幕式会场在铁四院六楼。据笔记记录，当时议题有：产业文艺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提高，产业联合体需不需要联合，联合之后干什么？

1988年底，武钢还承办了“《中篇小说选刊》东方企业家联谊会”，张光年、陈荒煤、蒋子龙、梁晓声、霍达、张抗抗等出席，堪称豪华。我们非常热情地接待这些贵宾，也以崇拜者的心态跟他们有所接触。所了解的是，黑龙江省作协主席张抗抗下放时结婚较早，离异，孩子在杭州爷爷家长大。她为我题词：“破浪行 与罗时汉同志共勉 张抗抗 88、12、21 武钢”。对另一位知青作家梁晓声，我的尊重到了很高的程度，利用一切机会接近他，与他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跟他一起到青山一冶的亲戚家之前，我看到他脚下的鞋有些破了，便为他买了一双30多元的皮鞋。那时他很火，刚出版《1988年 一个作家的自白》。我采访梁晓声所写的报道“我们的灵魂何外安置”有一万多字，其中一段以“下雪别忘穿棉袄”为题，作为“人物特写”及时地发表在《武汉晚报》头版。整篇文章于第二年才推销出去，在8月、9月的《作家生活报》上分四次连载完毕。稿费却分文未获。

在此选录全文开头一段：

晓声，你走了。当你隔着玻璃向我们挥手，并双手抱拳，像江湖侠士似地唱个大喏，转身消失之后，我们也上车走了。我有些后悔，应该等飞机飞了我们再走的，因为谁也不能保证飞机出故障而取消航班。蒋子龙老兄前两天就遇上。这事如果你们走不了，我们就一同回去，不是又可以好好聊聊吗？

——我很喜欢听你讲话，你出口成章，出语不凡，几乎可说是字字珠玑。没有开场白，没有语气词，甚至没有微笑，好像是随意地摘取长篇论文中的一段，以牧师祈祷似的声调低沉地宣读。那种气度，也十分像在国会厅公布国情咨文。你应该是志得满意的，而你第一次讲话就悲哀地说：“我们的灵魂无处安置，我们把心捧在手上，把它放在污秽的地方又不甘心，觉得被亵渎了；把它放在高尚的地方又怕别人不相信，说我们‘装孙子’。”你不只一次地背诵这段箴言，形成了一种忧患的情调。

这种基调铸定了你的行为思考，成为你的作品的母题。我跟你谈话一开始就接近了这种情绪。从电视剧《雪城》谈起，我告诉你，我没看完这部电视，但我非常喜欢它的片头和主题曲。在北方的雪原上，一顶棉帽滚动着，颠扑着，它是被风摧动的；它象征着一代知青在人生道路上摔打、挣扎、顽强不屈。

你说，许多电影电视不讲究片头，拍摄之前你就对导演讲自己的感觉，这感觉就蕴藏在原小说里。希腊神话中有个传说，石头在山上滚下来又滚上去，意味着惩罚。一次偶然中灵感发现，拍摄时一个演员的帽子掉了，演绎成这部电视的绝妙的片头。至于那首风靡全国的歌，是大伙儿一句一句碰出来的，朴实地表达了你们的情绪。我甚至认为它维妙地体现了你的人格。“下雪了，天晴了，下雪别忘穿棉袄；下雪了，天晴了，天晴别忘戴草帽。”为什么要这样繁絮地叮咛呢？这不是太多地表现了你的忧虑和古道热肠吗？

我从许多地方看到了你的真诚，这种真诚属于北方文化教养的，是在苦难生涯中形成的。你像一个曾在冰天雪地的寒夜冻馁的人，被鄂伦春猎人带进了那间燃着桦树的小木屋，至今还记得那种温暖。你非常珍惜人世间的真诚。我随时感觉到你的真诚，并且相信跟你相处的人，也会受感染，变得真诚善良。

“我们的灵魂何处安置”一文写得非常自如，可惜没有更大的影响，不知梁晓声看到没有。十年之后的十月金秋，《长江日报》江花文学专版创刊，我到北京蓟门桥北影宿舍梁晓声家中采访并找他约稿，他倒是热情地接待，满足了我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