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知青岁月

秋实

最近看了正在热播的（人世间）电视连续剧，与梁晓声的小说（人世间）我深受感触，因为是同龄人，我们都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所有的经历都是相同的，尤其看到周秉义、郝冬梅他们上山下乡的那些情景，又将我带回了53年前，思绪的闸门一旦打开想关也关不上了，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曾经的往事历历在目，这是我们老知青的深刻印记，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

1966年以前我们过得都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课堂上努力汲取知识的营养。因为那个特殊时期，许多年都不能上课，大批的中学生无法安置就业。毛主席号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全国大概有2000多万中学生响应号召，走向了农村、走向了边疆、走向了穷乡僻壤。我们用热血与命运铸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我们也是无知、无能、无奈的代名词，我们这些人是自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大迁徙，只不过我们迁徙的目的地是艰苦的农村、艰苦的边疆。我们从小就进行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是对国家有情有义有担当的一代青年，我们用豆蔻年华换来祖国母亲的安宁，我们用我们少的可怜的知识给偏僻的革命老区带去了文明，自从我们来到了陕西省延长县，我们的履历表上个人成分再也不是学生，那是我们迈向社会的第一步，也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次考验。那年我才16岁。

出发前同学们纷纷走向天安门，向祖国向毛主席表示我们的决心。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前面的道路有多么的坎坷和艰辛。“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有的校园、大街小巷都被这种嘹亮的歌声所激荡。只有一腔热血让我们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

同学们分手各奔东西，有的同学要回老家插队去了，真的有许多的恋恋不舍了。

当学校老师通知我们被分配到陕西省延长县刘家河公社孙家塔大队郝家塔生产一队时，我们对革命老区充满了憧憬与向往。便毫不犹豫地义无反顾地消掉了北京户口，在1969年的2月2日乘火车向心中的圣地出发了。

这张照片是我们同村全体女生的合影。因为男生黄新亚和王有声带了相机，所以我们有幸留下了这些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历史。我真要好好感谢他们。不然那段历史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模糊了，渐渐被遗忘。

插队开始的半年时间，我们吃的是供应粮，也就是要让我们到县城去把我们的口粮自己带回村里，因为没有副食，所以定量还是不少的，女生35斤，男生45斤，基本都是粗粮。我们插队的村子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庄，没有大牲口，只有几头枯瘦的小毛驴，所以我们要到县城，自己把我们的口粮背回来。走五十里山路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个痛苦的考验。

好不容易来一次县城，我们住在一起的四个女生，为了不让父母担忧，到了县城的小照相馆，留下了这第一张摄于陕北的照片。

同学到延安去参观革命圣地，一起去的还有我们村唯一的当兵青年。

后排左一黄新亚，他在插队不久后便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别看他曾经是学生，可他对医学还是颇有研究的，看起病来也像模像样，针灸、打针、诊断病情还是挺专业，因为他的父母都是专业的医务工作者，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成就了他。我记得那年我发高烧就是他用青霉素给我治好了，在农村缺医少药的环境下、他真是一个宝贵的人才。

司菠菱、杨微和崔敬娴在插队后，延河边的合影。

　　崔敬娴是我最好的同学和朋友，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直至插队一直都是形影相随。

这四个女生也是我们班的同学，虽然不在一个村庄，但是我们相隔五里路，都是属于一个大队。他们的村庄叫后段家河村。

左起：庄兆兰、叶广荃、顾小容、王蕴环

看到这张照片让我想起1970年的有一天听小喇叭通知“社员同志们，晚上到后段家河村看电影”。我们顿时兴奋起来，插队一年来从来没想到能到陕北看上电影。那天收工很早我们便结队欢天喜地地出发了。五里地一会儿就走到了他们队的场院。电影还未开演，便同久未见面的我们这些同班女生开心的聊起天来。天黑后电影上映了，是“珍宝岛反击战”，看得我是热血沸腾，只是荧幕的人动作时快时慢，我回头看到有社员在一个类似自行车的设备上吃力的蹬着，（由于没有电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发电）当力度不大时效果就慢下来，换人的时候就要等一会儿再继续演下去。看完电影忽然天阴下来，这时才想起我们走时候太匆忙忘记了带马灯，记得那天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回村的路沿着河边很窄，脚下时高时低磕磕绊绊，不知谁“哎呦，我掉河里了”的尖叫声使我们更加紧张。半个多小时后有惊无险地回到了我们的窑洞。这场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在宝塔山下，延安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圣地。

这四个同学也是我们班的，他们在另外一个村庄，距离我们村子也有五里路，这个村子叫孙家塔，平时我们很少能相见，不过见了面是异常的亲切，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一同交流生活的技能，怀念在北京女一中学生时代的幸福生活。

左起：曹淑媛、张露、李秀平、迟淑敏

他们村的河沟比较宽，在同学们的建议下他们村拦水筑坝漫起淤地，种上了水稻试验田，这在陕北当时可以说是罕见的也是首屈一指的。第一年的收获季节他们邀请我们同班女生赴宴，招待我们的是白米饭、炒土豆，那是我吃的最香的米饭呀。

插队半年后，就有两个军队干部子女走后门当兵了，那时我们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半年，知道了山区的农民生活的不易，品尝到了各种甜酸苦辣。他们的走给我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巨大冲击。（左起胡榕、司菠菱）

本来我们是在两个生产队生活，两人走后，我们六个同学就并在一起住了，因为有伙伴，所以烦恼一下丢在了脑后，并一起快乐起来。

左起：杨微、翟立伟、郑桂琴、崔敬娴、陶露露、徐京生。摄于村小学、我们居住的窑洞前。

徐京生是我们班的乒乓球高手，她曾是北京什刹海业余体校的运动员，可到了陕北没有用武之地了，手里握的不是乒乓球拍子，而是老镢头。

看我跟我的闺蜜笑得多甜，快乐是可以互相传染的，我们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我在陕北插队将近四年，可总是居无定所，第一孔窑洞就是插队时给安排的一个老窑，一孔很简陋的窑洞，里面很破败，夜间睡梦中曾被蝎子给蜇醒，而且在我们窑洞的旁边还有一孔很破的寒窑，里面放了一口棺材，早已落满了厚厚的尘土，自从我看到了那口棺材，从此心里就开始了忐忑，因为在北京我从来没见过。

后来队长看我们居住的环境确实太差，就将女生换到了小学校，小学校有两孔窑洞，全校同学一至五年级都在一孔窑里上学。我们知青缪圣光做了小学老师，那时可真为难他了，一间教室要给不同年级的学生讲课，全校二十多个学生，只有这么一个老师，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好让我敬佩。

由于男女生住的窑洞距离太远，中间还要过一条河，还要爬两个山坡，在一起吃顿饭实在不方便，队长干脆就把生产队的三孔羊圈给我们改成了宿舍，虽然羊圈是并排排列的，但是羊粪便的膻臭味是好久也散发不完的。在这种羊圈改造的宿舍里，我们又连续住了将近两年。

这张图便是我们居住的第二个家—-小学校

看着这张照片，我们像不像村姑？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正是青春貌美如花之时，可三年插队的生活，已经把我们与农村社员真正溶为了一体。

看着老照片，那里的一草一木，都会让人魂牵梦绕。虽然村子里没有通电，但是小喇叭已经通到每家每户，把上面的精神天天都传达到社员心中。新闻联播会按时想起东方红的乐曲，那是我们最熟悉的声音。

当了一年的农民后，部分同学又都相聚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曾经是重点中学“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课堂生活早已成为了过往，一年的农耕生活，让我们大家既兴奋又惆怅，不知今后插队的路程还有多长。

周总理通过了他在陕北插队的侄子周秉和，了解到了陕北人民的贫穷与疾苦，并知道北京知青插队的不易，于1970年的春天，就派了北京干部到了延安参与建设和知青管理工作，从此知青们的生活就有了极大的改观。他们同我们一起同吃同劳动，春天帮我们把粮囤用烂泥活牛粪给修补好；夏天帮我们一起到山上去砍柴（因为陕北的树木极少，所谓砍柴就是搂一些草，那是我们最困难的事情。因为打柴，我们公社有同学从山崖掉下去丧失了生命）；秋天把我们养大的猪，他负责给杀了，然后把肠子做成血肠，把肉按部位给处理，炖出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肉，招待全大队四十多名知青一起来美美地吃上一顿，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冬天的时候知青们都要回家了，他把队上分的许多大枣，用干部发的白酒都给醉好，满满三大缸醉枣，等我们从北京回去就可以吃到香甜可口的零食了......，老李在生活上给予我们许多的鼓励与帮助，时至今日我们都念念不忘，可以说他们就是我们知青的大恩人。

左边第一人：李金邦曾在北京昌平交通大队任大队长

途中左起第二人：北京干部张荣书。他的工作单位也是北京市公安局。

我们三个同学一起到延安参观，一起去的还有村子里的一个军人与他刚结婚的新娘子，这是当地人到过最远的地方去旅游了。因为当时在村里有一个80多岁的老汉，曾经这样问我“你在京城见过皇帝吗…”可想当时山区有多封闭，因为许多山里人他们不知道汽车是什么样的，县城是什么样的，真是许多人都没有出过大山。

我们参观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

这是我们三个人在毛主席故居枣园

经过三年插队生活，许多同学陆陆续续地离开了，他们或到县城的电信局；或到了汉中的国防工厂；也有到了延安无线电厂和延安大修厂。总之原来九个男生到了1971年底只留下了四个，八个女生也只有我和翟立伟了，我因为长辈的政审没有过关，所以还要继续做我的农民。

不管我们人多人少，我们知青点是团结友爱的典范，公社组织了不少大队的知青到我们村子来参观，为此我们还自豪了好一段时间。我们村男生的被褥太脏了，北京干部要求女生帮助拆洗干净，自此他们个人卫生也有了改观，并增强了凝聚力。最主要的我们还有一个好管家叫左刚，他的存在也是我们大家的荣幸，他完全担起了老大哥的责任，每年夏收时节，他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带着荞麦找村子里的婆姨帮助做成凉粉，浇上蒜沫、调料（北京带去的固体酱油膏），那真是热在身上美在心里，就一个字“爽”，那种美味至今都回味无穷；我们村里不种西瓜，他就到八九里路外的其他村庄用驴驼回两大搭裢口袋的大西瓜，我们可以美美地吃上好一段时间。等到秋后，再用打下的粮食去还赊欠的西瓜账，他用这种变通的方法不断改善了我们的生活；秋天我们把养了一年的猪杀掉，他用扁担挑起猪肉到其他村庄去卖，在大山里走山路是很辛苦的，不时还会有狼的出没，因为那时大家都很穷，能买得起猪肉的人家也是寥寥无几，卖不掉的肉，他挑回来想办法腌制起来，生活还要细水长流。卖肉的钱用来买油、盐和煤油（因为陕北没有电）等等，再用仅有的十几元去买一头小猪，继续盘算来年的生计。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好管家，所以从来没有因为生活困难而发过愁。

图中左起第一人左刚

陕北的水土流失是非常严重的，满山沟壑纵横。在知青的建议下，村子里拦水筑坝修建了这个小水库，它可以将山上冲下的黄土淤积起来种玉米，扩大了耕种面积，而且减少了水土流失。这是我们在水库边上的留影。

这张图片的后排右起第一人，便是我们的巧手大厨师—-王有声，简单的食材在他手里可以变出许多美味，尤其到过年的时候，他动员我们每个同学都用奶糖配上黄米面来摇元宵。老乡到我们这儿串门来，说从未吃过此等美味，都纷纷地赞不绝口，这倒让我们少了许多思乡之情，平添了更多的欢乐。

我们相聚在村子里唯一的两颗沙果树下，品尝着果实的美味，那是我们在陕北吃到的最美的水果。其实只比海棠大不了一点点，却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站立者的第三人，男生名叫赵振华，插队时他不吭不哈，闷不作声，可有时候他的举动经常感动到我。那时由于大家都不爱做饭，所以我就自报奋勇承担起了做饭的任务，一天除了做三顿饭，还要喂猪，还要到自留地去摘菜，还要下山坡挑水将水缸灌满，因为我们住的窑洞离沟底的水井比较远，挑水挺困难，平常我还能坚持，可下雨下雪的天气我真的非常困难了，有的地方坡度有45度，一走一打滑，寸步难行。经常是路滑，挑水走一半，水就撒的差不多了。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赵振华经常悄悄地就把水缸的水给我担满，这些举动真的令我非常感动，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这是我一手喂大的肥猪，我一年只喂一头猪，我们就靠着这一头猪改善了我们下一年的生活。

另外我们还养了三十多只鸡，因为我们的人多，口粮就多，所以我们每天把玉米粒、高粱米随便撒到院子里，无意中便引来了不知谁家的鸡，也到我们院子里来吃食，在柴草下、在鸡窝里经常能看见邻居家的母鸡欢快地飞出来，扇着翅膀唱着“哥哥达哥哥达”各回各的家了。当我无意中在柴垛下发现了一些鸡蛋，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当我们享受飞来之福时，心情是极好的。因为当时是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能够经常吃到鸡蛋那是极大的享受啊。

此照片摄于第三次搬家后的羊圈

在我们住的窑洞顶上，有这样一口铸铁大钟，上面铸了历史上全村人的名字，不知道是何年何月所造。我2009年再回村子想去看看这口钟时，村上人说早就没有了，在改革开放金钱至上的思潮影响下，不知道谁把这口钟悄悄的给卖掉了，令我十分的遗憾，那可是村子里老辈们的记忆，是村里的历史文物啊。

在陕北每年七月份是夏收季节，也是最辛苦最繁忙的季节，那时候我们总觉得黑天是那样的短，白天是那样的长，长到我们无法忍受。天刚朦朦亮，大概也就5:00，队长就喊我们出工了。陕北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是靠天吃饭，向阳面的山坡地亩产最好的能产400到500斤，背阴山脊的土地也就200斤左右，社员们要一架山一架山的，一块地一块地猫腰把小麦割倒，然后再用艾草拧成的艾䙅捆扎好，一捆一捆挑到场院，不论山有多高，脚下的路有多窄，也不管刮风还是下雨，脚下的泥泞有多滑，队长一律不让我们把扁担放地下，说那样的话小麦就会掉粒，粮食就糟蹋了。晚上一般都是8:00多钟，天黑了才能收工。所以每年收麦子都是我最痛苦的时刻。麦子收到场院后，还要有许多社员排成一排，用牛皮条绑着木棍做成的一种叫簾架的工具，一起整齐划一地抽打着小麦，使小麦脱粒，最后再借助风力去扬场，把小麦高高的扬起，使得小麦与土分离开，扬场的社员一个个身上脸上落满了黄土，几乎分辨不出你、我、他来。汗水顺着脸颊留下来，沙痛的让眼睛难以睁开，麦芒扎得人皮肤红肿，我真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切肤之痛。许多辛苦的程序后，最后乡亲们要把最好的小麦去交公粮。我们村离县城五十里还要翻一座山，往返得100里山路，天不亮就要出发，直到晚上10:00才能回到村子里，每次往返都会让我们觉得精疲力竭了。

我们身后就是我们生产队的场院，上面堆满了刚收上来的麦子，那是农民的口粮与希望。想想当初农民是多么的不容易。每年深秋时节就要开始播种小麦，在村里要把小麦种子与各家各户的大粪混在一起，再将山洞里捉住的狗獾煮熟放凉拌在种子里，据说这样肥力更大。我们每个人都要将拌好的种子放到粪篓里，然后再挎到脖子上，前面有人用老镢刨一个小坑，后面的人要用手一把一把地将混合好的麦种撒播到地里。盼到日头升起，远远的看见送饭的社员挑着一副沉甸甸的担子缓缓地爬上山来，一头是每家每户的干粮，另一头是各家的蒸锅水，（因为太缺柴烧，所以平常我们都喝凉水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有一点点少的可怜的蒸锅水，能喝到洁净的开水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在高高的山上我们没有地方去洗手，刚刚还抓了粪便带了蛆的手，就要用手去捏住黑糊糊的干粮往嘴里送，真的是环境改造了人。

在插队的日子里深深刺痛我的，就是有一年发大水，大雨中伴随着呼啸的河水、隆隆的震动声中，似乎要将窑洞冲垮，而暴雨洪水过后，河滩已是一片狼藉，队长郝树流跑到沟里的玉米地，蹲到地上手里握的烟袋锅与嘴唇都在微微颤抖，绝望的看着倒伏的庄稼欲哭无泪。庄稼就是农民的命啊。

我每每想起这些往事，都会深感粮食来之不易了，只有亲手种过庄稼的人才会有这种体会。所以至今我都会教育孩子们，浪费粮食是无比可耻的行为。

这是北京干部李金邦，另外一个北京干部我忘记名字了，真的有些不应该，看来我也老了。

陕北的风俗，过去是女人从不上山干农活，都是男劳力出工，自从我们的到来，也把陕北妇女从窑洞中解放出来。虽然我们每天只能挣六工分，（强壮劳力一天十工分）也就只有六分钱，但是女孩子们跟我们在一起是那样的快乐，他们接触了许多新鲜的事物，听了许多他们从未听过的大千世界的新闻。他们快乐也使我们更加快乐起来。

为了照这张照片女孩子们都把自己好好打扮了一番，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过得咋样，我好想他们呀。

照片中的这位中年妇女我们叫他兰兰妈，兰兰妈前头的小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小兰兰，我们知青都特别喜欢兰兰，聪明伶俐又漂亮，他们一家人对我们来说就像亲人一样，遇到连阴天，十几天不停的下雨，我们没有柴烧，他们便把柴送到我们窑里；下雪路滑我们挑水有困难，兰兰爸爸便手拄锄头一步一滑地把水帮我们挑到窑里；我们需要磨面了，他们家便主动邀请我们去他们家用他的石磨去磨面（因为石磨用久了以后就会不锋利了，还要顧石匠把沟开凿的更深一些，那是要花钱的）；到麦收时节他们会把在地窖里藏了大半年的红薯拿出来让我们尝鲜。他家也有五个孩子，已经过得很不容易了，但是从来都把我们看作一家人。想起这些我都会泪眼模糊，感动不已。

1972年3月我们为了大学梦，过了年就提前回村了，所以就有了我们四人在太原的照片。我们四个人相约，没有走常规的坐火车到西安、到铜川、转长途到延安、在倒车到延长县的路线，而是为了省钱，坐火车到山西太原、再倒长途车到了黄河边的介休、到介休已经很晚，我们没有舍得去住旅店，便在长途车站坐了一晚，等到第二天便又换长途车到了陕北的绥德、又倒车到了习近平插队的延川县，下车走的路更远，有上百里，但是有许多新鲜感，因为我们还年轻。一路上靠缪圣光在北京烙的大饼摊鸡蛋，度过了那段艰难路程。

回村那天是3月16号，支书说“中午已经开会决定了”。明知道没戏，可是我跟李秀萍又跑到了公社去问。因为同学们基本都没有回村，所以之后我们就走了三天，去已经当了干部的迟淑敏所在的南河沟公社。那时真是无知无畏，从延长县的最东北部，要走到延长县的最西南部，大约有200里，因为我在县邮局看地图，确认了方向，当时根本不认路，我们边走、边问、一路求助于当地的村干部和小学老师才解决了吃饭和睡觉的地方，感谢陕北老乡的淳朴善良，虽然穷但是很安全。记得路过一个叫烧沟的地方，动物很多而且没人，蒿草有将近一人高，现在回忆起来还很惊悚，当时要是光荣了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与我朝夕相处村里的女孩们，听说我要调回北京了，她们都要到县城送送我，为此他们许多人都做了新衣服。因为是第一次出家门，第一次到县城，那种兴奋、那种新鲜感让他们激动不已，在县城的照相馆，我们留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我依然清晰的记得，我还在县城的小饭馆请他们吃了平时极难吃到的白面面条。这些女孩子跟我们朝夕相处了三四年，感情非常深厚，当我2009年回村时相见的一幕幕，还是那样感人，我们都热泪盈眶，其中队长家的兰兰说“为了纪念我们插队，想念我们，他给自己的两个孩子一个起名叫陶陶，一个起名叫了露露”令我感动。

我一走，村子里就剩翟立伟一个女生了，分手前，我们两个人的心情都难以言说，真的是五味杂陈。在同学中只有我们两个人坚持相伴到了最后，离别时分谁都笑不出来了，难舍难分。

听说我要回北京了，全队23户的乡亲们都像送家里的亲人一样，把鸡蛋往我怀里塞，我记得我们窑洞里的大笸箩装了一大堆，有二百多个。那时对于贫穷山村的老乡来说，那能换多少钱呢。平时老乡真的舍不得吃，他们把鸡蛋都留着卖了，换一些钱维持生计。此时，那种感人的情景永远历历在目

我们队的一部分社员聚在了一起，留下了这张最珍贵的合影。

我曾经听过一首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清风拂衣袖，一步一回头，山山岭岭带去我的心，我要把你永远记心头。........

我从16岁到了陕北，直到20岁离开了延安，四年的磨练，从走出校门一个涉世未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到经过风雨洗礼后，变得皮肤幽黑的农民，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朴实的陕北农民教育了我，怎样去做一个善良的、正直的、大写的“人”，这份深情永远永远都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