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 创出来的辉煌 ①

听风

税收 闯出来的辉煌

宋建平

新中国的税收事业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而不断发展，虽几经风雨，历尽磨难，但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资金需要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奠定了它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应有的重要地位，为全社会所认识所注目。

玉林地区的税收事业在整个国家的税收事业中，它的地位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作为共和国税收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平衡当地财政收支，增加当地建设资金投入上，作出了应有的、不可低估的贡献。尤其是在改革开放17年中，玉林地区广大税务工作者能抓住机遇，更新观念，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勇于实践，团结拼搏，在征收管理、促产增收、机构改革和完善新税制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有益的尝试，创造了许多新鲜的经验，为全区乃至全国征管改革和税制改革及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同时，也促使玉林地区的税收收入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

(中间删简约1000字历年税收数据)…….

下面，就让我们透过这些枯燥的数字，去追寻广大税务工作者在17年中所留下的一中串的坚实的脚印……

变“上门收税”为“上门缴税”，仅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容县税务部门坚持纳税人上门缴税制度引起轰动

据报载：在鄂西，曾有一名税务工作人员20年来默默无闻地出没在崇山峻岭中，行程达25万公里，征收税款22万元，平均每收一元税款就要走一公里的路。

在玉林地区的桂平紫荆税所，一位姓曾的青年税工为了征上17元的山苍子油税款，竟跑了4个来回共120公里！

然而，这些动人的故事已成为历史。如今，每逢纳税期，税务机关的征收窗口前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人们争先恐后地缴交税款——因为过了纳税期，就会被税务机关处罚并加收滞纳金……

是公民的纳税意识有了提高，还是税务机关改变了原来的税款征收办法？

应该说，两者兼之。但后者应是最主要的。即，由过去税务机关的“上门收税”改为如今纳税人的“上门缴税”。这仅一字之差的税款征收手段，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当人们在称道这“一个字的改革”时，都会说：容县经验功不可没！

是的，容县税务部门几十年来坚持纳税人上门缴税制度，虽然在80年代末的后期才引起上级部门重视，但她的做法却如“一夜春风来”，给税务部门征收管理工作带来了一片生机，于是，“千树万树梨花”开遍了全区、全国……

懂得新中国税收发展史的人应该知道，“上门缴税”制度在解放初期曾实施过。那时的纳税人并不多，且大多为国营、集体企业，实施起来比较容易。但“大跃进”后，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上门缴税”被认为是缺乏群众观点，违反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于是，绝大部分税务机关就改为“上门收税”。

“群众观点”有了，但公民的纳税意识却淡薄了。

否则，上面提到的那位姓曾的青年税官怎么会“跑了4个来回，共120公里”才收上那区区的17元税款？

否则，当税务专管员上门向博白城区的一位纳税人征税时，他怎么会说出“不要像黄世仁那样老逼着我”这令人咋舌的话来？！

而更主要的恐怕还不在于此。纳税户点多面广线长，税收专管员一人要管几个片的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纳税户(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这种矛盾更明显突出)，他们每天奔波于各纳税户之间征收税款已经是忙得腰酸腿痛、喉干舌燥了，谁还有精力、人力去管那些“跑、冒、滴、漏”？谁还有精力、人力去查偷骗税？

然而，这一切，对容县税务部门来说，似乎并不存在。他们除了在1958年那个特殊年代曾一度中断了“上门缴税”的办法外，几十年一直坚持了下来。他们顶住了来自内内外外的各种压力，排除了许多干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法制建设得到了恢复，更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该县税局的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新老同志进出一批又一批，上门缴税制度却丝毫不动摇。到1988年，此项制度在容县已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全县城镇固定业户已100%主动上门申报纳税，农村零散税收和市场税收上门缴交率也达98%；1988年全县工商税收收入2530万元，比1983年的725万元增长了2.5倍，高于全地区8县(市)税收1.9倍的平均增长水平。

当然，上门缴税的效果不单体现在税收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上，经过长期的实践，容县税务工作者认为，坚持上门缴税至少有三大好处——

好处一：增强了纳税人的纳税观念，建立了正常的纳税秩序，树立了税收工作权威。改“上门收税”为“上门缴税”，实质上就是变“我要收税”为“我要交税”，这就从法律上明确了双方的职责和义务，真正体现了以法治税的原则。

好处二：节省了征收人力、财力，加强了管理和检查。实行“上门缴税”，能把税务人员从繁琐的收税、催税事务中解脱出来，节省了大量的人力，降低了税收成本，管、查力量得到了加强，有效地防止了偷、漏税。

好处三：促进了廉政建设。实行“上门缴税”，征与查分离，票和款分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税收征管中可能出现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确保了税务队伍的纯洁。

真可谓一箭三雕！

是金子终归要发光。容县坚持上门缴税制度的做法，终于引起了广西区税局的重视。

1989年8月3日，全区地市税务局长会议在容县召开，推广了“容县经验”。广西区税务局局长宋锡辉在会上强调：从现在起，凡有条件的县、市，都要学习容县坚持纳税人上门缴税的做法，全面推行纳税人上门缴税制度。

1990年下半年，全国税务征管工作会议在厦门召开，会议专门安排宋锡辉局长在会上介绍了“容县经验”，在与会者中产生了极大反响……

从此，“上门缴税”制度，逐渐在广西、在全国推开，由此而产生的效益和影响是巨大的，是不可估量的！最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要“建立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的征管模式，就是“上门缴税”制度的继续和深化。

“容县经验”将永载新中国的税收史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培植税源，促产增收，税官们两赴广东取“真经”，总结出了适合本地实际的促产“十六字诀”，被专家誉为“税收杠杆的最佳支撑点”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来源于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税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广大税务工作者是深深懂得这一道理的。长期以来，他们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以促产培源为己任，做了大量的有效的促产增收工作。“文革”期间，博白县税务系统就出了个促产能手刘朝兴，曾轰动广西区内外，为各地税务部门所推崇、仿效。但“刘朝兴现象”毕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所从事的“体力型促产”(即穿针引线当“红娘”，帮企业采购、促销甚至直接到社队参加生产劳动)，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对发展生产、涵养税源、促进税收增长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改革开放后，这种促产方式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改革开放给经济体制带来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国家统包天下的分配格局，利益机制得到了不断强化，不同阶层的利益分配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人们更崇尚“政策也是金钱”，尤其在“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体制下，放宽搞活，“变通”政策的呼声日渐高涨，使得“国家要大头，地方要多收，企业要多留，个人要多捞”已是一个难解的矛盾，而矛盾的焦点又都集中到了税务部门如何用足用好用活税收政策上。因此，理顺和协调好各个阶层的利益分配关系，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税务部门急霜解决的问题。

那么，出路哪里？

玉林地区税务部门的决策者们在思索。

广大税务工作者在思索。

然而，迅猛发展的国民经济和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已不允许他们有过多的时间去思考。于是，他们把目光瞄向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

广东税务部门在促产培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上，大胆用足用好用活税收政策，善于“蓄水养鱼”、“养鸡生蛋”，较好地理顺了各方关系，取得可喜的成绩，并进入了良性循环阶段，其经验确实值得借鉴。但其奥秘在哪里？

1988年，玉林地区税务局的决策者，带领8县、市税务局的“头们”，首次“东渡”取经。

这一次学广东，有一定收获，但遗憾更多。无论内部还是外部，对广东的根本经验以及与广东的差距，只是一知半解；见人家“蓄水养鱼”，回来后就主张这也减税，那也免税；见人家财大气粗，就盲目鼓吹“寅吃卯粮”。这说明第一次学广东，并没有学到根本，因而如何用足用好用活税收政策，既不得法，又缺少方略。

1991年，他们再赴广东。这一次，他们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来考察广东的做法，而是从更高的角度、更深的层次来审视和比较广东与玉林的不同背景和特点，终于认识到，玉林地区与广东的主要差距，在于不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去观察和处理问题，比如一提放松搞活，就不要监督管理；一强调监督管理，又忽视放宽搞活。差距还在于，玉林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承受能力有限，减免税管理权限不大。因此，学广东用足用好用活税收政策，还必须从实际出发，既不能顾此失彼，又不能生搬硬套。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对如何结合本地实际学广东用足用好用活税收政策，已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被玉林地区税务局局长莫耀辉同志总结概括成4句话：“用足有度，用活有序，用好有效，运用有法”，简称“十六字诀”。所谓“用足有度”，就是减免税既要考虑企业发展后劲，又要考虑财政承受能力，确保完成当年税收收入任务，在此前提下，要区别不同情况用足政策。所谓“用活有序”，一是谋求“活而不乱”，不乱开减免税口子，不乱用减免税权限，不搞乱减免税程序，二是做到“活而不僵”，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所谓“用好有效”，就是减免税目标要明确、措施要落实、效益要兑现、收入要增加。所谓“运用有法”，一是要坚持以法治税，运用政策不能偏离法律的轨道。二是要考虑“变通”的可能性，“变通”要有“变通”的方法，不能彼通此不通。可见，“十六字诀”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后被广西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经济专家宋佰谦先生誉为“税收杠杆的最佳支撑点”。

“十六字诀”的产生，使玉林地区税务部门摆脱了多年的困惑和迷惘，终于找到了在新形势下为各个方面都能接受的促产增收、涵养税源的最好方法，它为地方经济的腾飞和企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具体的运用实践中，税务部门创造了不少成功的典范——

范例之一：1991年初，玉林地区水泥行业处于困难时期，销售不畅，产品积压，给整个地区的经济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企业为求生存，千方百计寻找出路。经过多方努力，有十几家水泥厂获得了水泥出口任务，这无疑是给企业带来了一线生机。但由于价格过低，加上运杂费过高(每吨40元左右)，这样一来，企业非但没有赚头，反而要亏本，怎么办？企业者急。地方党政领导着急，地委、行署领导着急，税务部门也着急。于yt是，“三国四方”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而方案出来一个否决一个，怎么也找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最后，企业把目光对准了税务部门，提出要求税务部门对出口的水泥减除运杂费后再征税。这无疑是给税务部门出了个难题。地委、行署的有关领导也多次找地区税务局领导商量，希望税务部门能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减除运杂费征税，是违反税收政策的，但如果不想出其他可行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就会失去一次机遇，地区水泥工业要走出困境就还需走更长的路程。地区税务局在这关键时刻又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气魄和胆略。他们从整个地区经济的大局出发，同意10多家有出口水泥任务的企业先按销售总额计算交税，然后计算出运杂费用的数额，报自治区税务局按困难予以减免。在自治区税务局的大力支持下，当年就给有出口水泥任务的厂家一定的减免，既减轻了企业负担，又促进了生产，增加了收入，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玉林地区税务局这一做法既不违反减免税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不与现行法规“撞车”，又体现了相当的灵活性。通过这一次减免，加上给予全地区水泥行业的其他扶持性、困难性减免，及时而又有效地支持了全地区的水泥工业的发展。结果，这一年全地区水泥税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地增加，税收收入达2030.8万元，比1990年增加686.1万元，一年的增长率竟达到了51%。

（未完待续）

（本文章，分别发表于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玉林地区改革开放十七年》、《改革开放 百业辉煌》和《广西税务》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