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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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当我再次拿起这本书，才发觉有的东西是禁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白鹿原》的时间线主要是由清末到建国，其中白鹿两家关于白鹿原统治的争夺，不如看为各家思想在中原大地上的逐鹿，无论两家如何竞争，终免不了由盛至衰，就如同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为了争夺养分从嫩叶便开始争抢，一点一点伸展成熟，终抵不过春去秋来这一自然规律，微风一吹便双双交织着落下。

这本书中人物众多，但绝没有重复者，每一个人都有其鲜活的生命。

鹿兆海

白灵是他青梅竹马的爱人却在工作中与他哥哥假戏真做，双方理想一致但信仰不同，无论中间有多少爱多少怨，最后毅然选择帮他哥哥掩护白灵出逃，哪怕一旦事发便死路一条。小爱上他尊重对方，有自己的底线，大爱上，犹如一团烈火，真正的为了理想奉献一切。

他的结局是除了朱先生最让我感叹的，一个回乡风光大葬的英雄，却在父亲入狱后的不久，其墓碑上被人抹上污秽之物，让我想到《药》中夏瑜死后，人们用其血制作血馒头的荒诞，从这一细节，我好像清楚的看见了世人的无知愚昧。

朱先生

一个神话了的人物，一位无党派知识分子。他点通白嘉轩，间接使得白家强于鹿家；他号令弃种罂粟；他写抗日宣言，带着几位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走上前线；他编纂县志，那句“看来都不是君子”使我至今印象深刻，只一句便点出仁义村中所谓“仁义”。朱先生在文中的首次出场便充满传奇色彩，死后亦然，似乎早就算准自己的墓会被揭开，所以不装棺木，不用砖砌墓室，最可笑的是，多年后，被红卫兵挖开的墓里面有这么一块砖头，上面刻着这么一句话“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不知这句是用来解释黑娃鹿兆谦等人的命运，还是陈忠实先生用以讽刺那十年，亦或是用来告诫我们这些看客，我真的不知。

田小娥

对田小娥我并不认为她是肮脏的，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在我看来有那么一条线可诠释她的一生，那便是“活着”。

被爹爹嫁(不如说是卖)给有钱的老头当姨太，沦为“泡枣”工具，她是为活着；义无反顾地跟黑娃私奔，若说是为爱，不如说是为了活着，她要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世人唾骂她，黑娃在外飘荡，留她一人在窑洞孤苦无依，依然毫无怨言，对她而言，活着便已十分满足，但她处在一个由清末过渡到建国的黑暗混乱时期，生活对一个没有资产、没有依靠的孤身女人从没有怜悯。

说她人尽可夫，不如说女人嫉妒，男人惦记、骚扰，她为了救黑娃亦是为了找个依靠，被鹿子霖骗上床，被鹿子霖利用，搭上白孝文。她其实并不傻，她十分清楚那些男人只爱她的肉体，因此对于有那么一丝真心的白孝文怀有愧疚，所以用她自己的方法报复鹿子霖(在他脸上撒尿)。何其可笑，贞洁烈妇埋葬自己的一生，换得县志里几厘米长的一句称赞，风流荡妇在人们的闲话中流传下来，而田小娥，从始至终想要的只有活着。陈忠实先生也对田小娥的一生写下了三句话“生的痛苦”“活得痛苦”“死的痛苦”。是啊，深处那个年代，她只是想活着，过着安稳的日子……

原著未删减版的《白鹿原》中大量血腥陋习与性的描写，文中提到白嘉轩男器上长着可捣碎女人肚肠的毒钩、填入牛栏混为粪肥的婴孩尸体、供男人滋补的塞过女器的红枣、发生瘟疫时乡民自私落后的思想.....这种种都比《菊英的出嫁》《水葬》还要骇人听闻。这一点也是我初读时无感的一个原因，是《白鹿原》给了世人一个慢慢理解它的机会。

在《白鹿原》中我似乎没有看到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切都是各有始终。以白孝文当上县长，鹿子霖发疯，白嘉轩想起一切的起点(换地)心怀愧疚为终，这不像一本小说，更像是中国某一个乡县的编年史。《白鹿原》中的每个人物、每一个细节、每一处落笔，都在指责、叩问、反思，仿佛用刀尖将历史书上那块遮羞布挑开，直逼读者面对那血腥、荒诞，却又无比真实的历史事实。

陈老的《白鹿原》，有太多的匪夷所思，让我无法想象那个年代，给了希望后又拿走，书中大量荒诞而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看似不可发生的事情，却是源自生活，源自历史。

我一直在想，真实的农村生活是怎样?在爸爸妈妈那里似乎并没有得到让我满意的答案。比起读过的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浮躁》，陈忠实的《白鹿原》它撕开了人性的扭曲，让人直视酣畅淋漓的情欲。

19岁，说真的，能有什么大见解，不够开阔的世界观，不够丰富的经验，带来的就是不受控制的迷茫感。可能人往往就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是一种样子，好多人汇聚到一起又完全变成另一种样子，人真的好复杂，人性也是真的可怕。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人之初，性本善”，可人性的善恶论，又岂是我能辩述的清楚?

所以近视有什么不好，不用把世界看的那么清楚，朦朦胧胧的更好。

今天大雪再次征服了大地，白鹿原被厚厚的雪覆盖着，一只白鹿在原上轻快的跳着，时而在树上，时而在屋顶，有一个腰杆子挺的笔直的人，背着手在门前伫立着，仿佛在思索白鹿原上发生的一切。

白鹿原上，苍穹之下，不止陈忠实先生，世人的背影似乎都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