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我的三姨钱熙)

johnzhou

我这一辈子(我的三姨钱熙)

前言

我今年已89周岁，也算是高龄老人了，风蚀残年，来日苦短，但思维还不糊涂，写下我这大半生的生活经历，有快乐的，也有艰辛、委屈的。记录一些往事留给晚辈们以作纪念。

童年、 幼年（1923—1937）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于1923年5月在苏州出生，当时父亲在苏州工业专科院校任教，母亲也在小学任教，听我奶奶说，那时家里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姑母、叔叔、哥哥和姐姐共八口人。父亲是苏州工专唯一的一位英国留学回来的老师，担任土木科主任，工资较高，但是全家人的生活较宽裕，以后爷爷、姑母和叔叔相继离世。1924年秋四妹刚出生不久，父亲应聘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全家将从苏州搬去天津。哥哥、姐姐寄养到上海外婆家读小学，四妹随双亲带往天津，而我则托给了奶妈带领，后来又转到了本家的堂姐（只比母亲小一岁）家抚养、照顾，直到1929年我六周岁时才回到嘉兴老家，在母亲身边长大，那时我父亲已回到嘉兴，1928年受浙大聘请，任浙大文理学院数学系系主任，我和四妹一起进入梅湾小学和嘉兴女中附小读到毕业。

由于我当时体弱多病，不幸又患上肺结核，这对八十多年前来说是绝症，无药可治，中医和西医都束手无策，后来遇到当时较有名望的西医夏振文建议我母亲不妨服用进口奶粉（勒吐精）和鱼肝油试试，才不会使病情加重。在小学的六年中，我常请病假，多亏母亲给我补课，顺利毕业，肺结核顽症也算治好了。智力，体力也渐趋正常，到1936年春，我和四妹一起考进浙江省第二中学，该校在当时是嘉兴最出色的，不仅老师优秀教学质量一流，而且教学设备也好，有化学、生物实验室、绘画室和音乐教室等，可惜好景不长，我俩刚念到初二下（1937年秋）时，抗日战争爆发，打破了平静的学习生活，浙大也必须迁离杭州，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全校师生走上了艰辛、漫长的西迁之路。

随浙大西迁的岁月（1937——1946）

我家人多，祖母父母亲和我们兄妹七人，全家共十口人，在苏州迁回嘉兴老家以后，母亲已不再当小学老师了，全家的生活依靠父亲的工资维持，随浙大西迁时，祖母已67岁，最小的妹妹只有5岁，哥哥当时是浙大数学系二年级的学生，我们全家跟随浙大从杭州迁到建德，谁料还不到两个月，日寇已侵入杭州，建德也不安宁，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校方决定迁去江西吉安、泰和，我家人多，一时难以包车跟随去江西，决定先搬到建德南乡叫“里蔡”的小村暂避一段日子，父亲和哥哥则跟随浙大去了江西。

母亲当时45岁，出生和读小学、中学都在上海。成家后在苏州、天津、嘉兴等城市生活，如今在乡村要承担老小八口的生活重担，人生地不熟，她当时的忧虑、焦急的心情可想而知，度日如年，远在江西泰和的父亲和哥哥也难以安心教学。直到1937年冬，哥哥和他的老同学张堂恒专程到建德南乡来接我们到长沙安家，与张堂恒的父母亲及兄弟一家做邻居。我们全家才有了安全感。生活上，精神上得到了照顾， 张堂恒的母亲和母亲是上海务本女中的同学，这样我家有了照顾，过上了较为平静的生活。哥哥休学一年在长沙找了份工作，义务的为抗日救亡尽份力量。当时大姐也跟随老同学去南昌参加战地服务团。我和四妹等都失学在家，跟着祖母、母亲学做家务、买菜、发煤炉煮饭，炒菜等等。开始时还有一些新鲜感，但日子长了就有些厌烦。渴望复学，特别是在街上看到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学生，穿着校服背上书包，万分羡慕，渴望能上学。有时我俩也自觉地把初二的英语代数和语文课本找出来复习。在长沙度过近一年的时光，日寇又进入内地侵略，浙大不得以从江西泰和向广西宜山迁移，于1938年我们全家从长沙搬到宜山安家，租住了西一街一幢沿街的住房，全家住在二楼，一楼是店面只好空着，碰巧有一位新知书店的年轻负责人陈敏之（只十九岁）要租房开设新知书店，我们全家竭诚欢迎，双方即成了友好的邻居。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开心，边干家务还有新书可读。如巴金的《家》《春》《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等我们都很有兴趣读完的，哥哥在浙大当上了《大家唱》歌咏队的队长，每逢节日他回家来时，总教我们姐妹唱抗日歌曲，生活增添了朝气。

由于宜山经常受到日机的空袭、骚扰，于1939年2月5日浙大男生宿舍也遭到了轰炸。浙大师生也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于1940年春竺校长又率领全校师生迁到贵州遵义办学。但是都传说贵州是个“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也曾担心能否安顿下来？以后事实证明遵义是块宝地，物产丰饶，人杰地灵，当地政府也热忱欢迎浙大在遵义办学。我家租住在老城区水井湾五号，是栋二层楼的楼房。

当时浙大已有五个学院，文、工和师范学院在遵义，而农、理两个学院迁到湄潭，一年级分部设在离湄潭20公里的永兴，由于父亲一直任教一年级的数学课，当时我家在遵义只住了一年就迁到湄潭定居，由于父亲始终专心致志于教学工作，无暇顾及家务和我们姐妹的复学等，倒多亏哥哥惦念我们，当时已十六、十七岁，该进校复学了。我和四妹才进了遵义县中读初二年级，与13—14岁的同班同学相比，感觉很不自在，但我们由于失学三年，学习十分努力，成绩优异，多次受到老师的表扬。为了节省开支，我俩只买了一份教科书，我俩同坐一张课桌。第一堂课我坐在右侧，四妹坐左侧，第二堂课则互换座位。语文和英语两门课都要背诵的，只有一本课本是困难的，母亲就亲手为我们抄写。由于母亲的英语、中文有一定的基础，而且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写的正规、挺秀，连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十分惊异和钦佩。

我家于1941年春迁到湄潭定居，当时父亲在永兴一年级分部任教，哥哥已在浙大毕业去重庆当中学老师，姐姐在遵义读浙大史地系，所以在湄潭定居的是祖母、母亲和我们五姐妹共七人，租住在三间泥地的住屋内，虽然经济条件仍不宽裕，生活也比较艰苦，但我们都先后考进了浙大附中，七妹八妹进了浙大员工子弟小学学习，生活正常，心情愉快也乐于艰苦。

当时我是家中的“老大”，在读浙大附中的三年内，还必须抽空做些家务，如每天清晨必须赶到菜场买菜，由于当时人多钱少，买到既便宜又够吃的菜，确实不易，连走带跑急匆匆提着菜篮跑回家里，吃了早饭就奔到学校赶上第一节课，每逢农历的三、六、九是当地的赶场日子，近郊的农民把农产品、大米、蔬菜和木柴、木炭等拿到街道的两旁设摊出售，称为“赶场”。我和四妹两人就同去赶场，买回这些全家必须使用的物品。为了节约用水，我们全家的衣服、被单和碗筷等都由我和四妹去附近的湄江清洗。这样较多的家务事常花去我们复习功课的时间。所以我们很羡慕住校的同学，但比起失学那三年来，又倍感幸福多了，所以我们姐妹学习较勤奋努力，名列前茅，获得老师的夸奖。先后考进浙大中文系，生物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举国欢腾，艰苦动荡不安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浙大为了迁回杭州，1946年4月就放暑假，全校师生投入整理图书仪器和药品等，有序有序地从贵州迁回杭州。全校师生及教职工家属也随校回到杭州，当年11月在杭州大学路原浙大旧址开学，陆续开始正常的教学工作。

走上工作岗位（1948—1984）

我于1948年7月毕业于浙大理学院生物系，同班毕业的有九位，有的留校任教，有的分配去外单位工作，当时的系主任贝时璋教授介绍我去中国蚕桑研究所工作，希望我在培育家蚕方面做些研究工作。我当时很乐意也有信心从事该项研究工作，谁料当时的所领导蔡堡老教授和科研技术人员蒋天骥、黄锦心等并不每天来工作，更谈不上关心、指导我们这批年轻人如何熟悉、开展科研工作了，真令人大失所望，十分无奈。在不养蚕期间无事可干，放任自流，我除了自修有关蚕桑科研资料外，特去农学院蚕桑系旁听吴载德教授的“蚕体”生理学课。我和钱玉民（与我同时分到该所的农化系毕业生）都十分失望。切盼有机会能找另一单位去工作。

1949年5月3日迎来了杭州解放，全市的人民欢欣鼓舞。我们单位也切盼有新的领导来。谁料来了一位年轻同志（年仅十九岁的抗大毕业生）来领导我们，教我们的政治学习等等。他强调旧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当时正是饲养春蚕的大忙时期，我们不论昼夜都要按时给桑，记下蚕室的温湿室和每到龄期必须测体重和幼蚕的长度等等。所以容许白天休息的。他就常批评我们，为了增加营养，我们每天喝牛奶吃鸡蛋。他很看不惯，认为是资产阶级贪图享受........，我当时感到如果长期在该所工作下去，既学不到技术，思想上也很受委屈，四年内学的专业知识会忘记，岂不可惜。考虑再三，与起新商量后决定辞职，于是我于当年七月辞职。当年8月20日与起新在上海结婚，离开了娘家，住在浙大恕斋的家里待业。对此，我有足够的信心，可以重新找到称心、合适的新工作。

从1948、8—1950、7这一年里，我先后在海宁县中、上虞春晖中学和杭州女中（即现在的杭州十四中）三个学校代课，教过生物课和英语课。

1950年初秋，幸逢母校生物系招收研究生，凭大学毕业成绩申请决定我报了谈家桢教授的遗传学，谈师欣然同意。正当我去系里报道时，遇到王凯基老师，因原来做他助教的陶美华突然来电报告知不回杭州了。开学在即，一时请不到合适的，王老师迫切希望我留在他处任助教，我只好去谈师处说明情况，当了王师的助教。我回家告诉父亲时，他老人家十分高兴，因为在我毕业时，他曾向贝师询问能否留我任助教。贝师说我毕业成绩不足80分，秉公办事而被落选。如今我得到这机会，必须认真努力做好这份工作，获得了王凯基王曰玮两位老师的认可和好评，也得到了学生们的赞赏，使我信心倍增。愿意努力干好这份工作。谁料1952年秋全国大专院校进行院系大调整，浙大分成四个分校，原华家池浙大农学院独立成了浙江农学院。当时陈士怡教授、陆定志老师、陆廷琦、陈柏林和我等几位从原浙大阳明馆生物系分配到 华家池农学院任较。整个暑假没有休息，整天开会讨论和个个表决心，服从统一分配等等。记得当年十月初开学 时，陆定志老师因休产假未能按时上讲坛，讲授全校四个系和茶专的植物学只好由陆廷琦 和我来承担，而我们两人只当过两年助教,毕竟经验不足,真是赶鸭子上架,毫无退路,勉为其难.由于我俩的勤奋,努力,并真诚向学生们表示愿意接受他们的意见,改进提高讲课效果.一年下来没出大问题.直到1954年秋聘请到王镇圭老师后,植物学教学力量大为增强.

1955年我被提升为讲师, 陈士怡老师要我协助陆定志老师改教植物生理学课程,我很乐意,并在陆先生的培养指导下,在教学工作中逐步有了进步，获得了较好的反应,使我增强了信心。

各项运动的磨练

回忆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内,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多项政治运动,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对解放前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和出国回来的专家，认为思想不会革命的、进步的，必须经历教育改造，才能为新中国服务好。令人震惊的是1957年鼓励大家向党提意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结果，陆定志老师上了当，被错划为“右派”，被批斗，最后被拉下讲台，下乡参加劳动好几年，离开了教师队伍，这么专业知识优良（罗宗洛教授培养的硕士研究生）讲课效果出色，经常受到学生赞扬的好老师被迫下乡，真是莫大的损失！

从此植生教研组没有了组主任，也没有了老教师，当时我组属土化系领导，系主任朱祖祥教授和党领导高士明同志找我商量，希望我担任土化组主任职务，我再三推辞未获同意。结果从1957—1966这九年内，由于我心直口快不善于耐心工作，因公得罪了组内部分青年教师，换来了大量大字报，由当时的掌权者罢了我的官职，我感到十分轻松愉快。

1960年初秋刚开学不久，校内开展教学改革，并有部分学生参加，目的是使各门课的教材和教学法更加完善学以致用。植生组在部分学生的建议下，大胆提出取消“呼吸作用”一章的意见，因为这章的内容涉及太多的生化，十分枯燥，并且难以领会和记忆。我组当时有近十位教师，竟然无一人敢于表态，我却大胆提出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是生物怎能没有呼吸作用？只是我们作为老师应考虑如何改进讲授方法，使枯燥的生化过程讲的有条理，使学生易理解，也容易记忆......。但没人同意我的意见，保持沉默，不敢反对学生的意见。由于我被孤立，在连续受到多次批判后，由当时的农学系副主任，植生组的领导罗 。。当众宣布：“钱熙不虚心接受同学们的意见，固步自封，不宜再当教师，下放去绍兴东湖农场改造.....”于是我于当年10月下旬告别家人拿了衣被、行李去了东湖农场，虚心踏实向胡香泉场长和农工们学习参加各项田间劳动，当时我还只有37岁，而且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干多项农活都较认真尽力，得到农工们的认可。前后劳动了十个月，种油菜、小麦和水稻等。施肥、挖塘泥等也干过。获得了大量生产实践知识。谁料翌年暑假开学前，罗....又来请我回校当讲课老师，并向我道歉.....，植物生理学仍保留“呼吸作用”一章内容。于是我又重上讲坛。而且我认为那次讲授的内容比以往充实，生动，因为我了解了较多的生产实践知识，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和赞赏。

1966年6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全校停课，校领导“靠边站”，全由造反派、红卫派来掌权，发号施令不可一世，我被认为是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交代“罪行”。记忆特别深刻的是有天晚上已八点多了，突然传来高音喇叭中的声音“勒令钱熙即刻到东大楼306室去交代问题”，强迫我承认在浙大附中时（1941—1944） 曾加入过三青团，我再三申明我确实没有参加过，但造反派就是不相信，个别人还拉我头发要动手打我，让我实在无奈，我当时就想，我还只43岁，待运动结束后，我还要上讲坛的，不吃眼前亏，就“承认”了是加入过三青团， 造反派就立即放我回家了。后来经过调查核实，我确实不是，令人啼笑皆非，荒唐之极。

1969年深秋，农学系师生被安排去建德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被分配到乾谭区芝铎公社西桥大队。三顿饭在大队支部书记周盖章同志家，据老周后来告诉我说：“造反派特地嘱咐他，要他好好监督我是否能积极参加劳动？是否能过艰苦的生活等等”半个月后，老周向造反派反映：“老钱不仅田头劳动积极，而且还主动干家务活，每天晚饭后，全家八口的碗筷和锅子锅盖全由她洗好，休息时还和我的儿女们讲革命故事”，造反派捞不到批判我的材料，大失所望。

有一天下午，我跟随小队的农民参加挖红薯的劳动，因为口渴，想趁休息片刻的时间去老周家喝水，一位老农说：“老钱你就捡块挖破的红薯也是可以解渴的，不碍事的，省得跑一趟了”。在旁一起劳动的农民也点头同意，我就捡了半块吃了，岂料第二天下午竟为此召开了大会批判我贪吃红薯，挖社会主义墙角，要算政治帐.....真使我难以接受，感到万分委屈，幸亏小队的社员群众都很同情我，一再劝我不要把小事放在心上，我们绝大多数社员都知道你老钱是个好人，对我们农民很和气，没有一点架子......，这件荒唐事虽已过去了43年了，但我至今记忆犹新。

大概三个月后，春节即将来临，校方下令组织我们返回杭州。当时的工宣队，造反派等领导为了锻炼下乡的师生，发起徒步返回杭州的号召，估计得花五天的时间，对五十岁以上的老教师来说，确实有困难的，但当时谁敢大胆反对？在出发前一天还召开了大会，表了决心，服从组织的安排。真是凑巧，就在当天傍晚我收到了起新从他下乡的德清发来急电，告知婆婆在上海病故，促我速返上海，我拿了电报请示了工宣队长，被允许乘车返杭，小队的农民知道此事后都说“老钱是个好人，婆婆在阴间保护你......”

1976年到1977年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大批文革中被贬为“臭老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了器重，接着在邓小平同志走上中央最高级领导岗位后，恢复了通过考试成绩录取大学生的制度，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学生，他们学习非常认真努力，如饥似渴专心致志听课，连课间休息的十分钟也围着我问问题，于是也激励我必须认真讲好每一节课。从此全国的大学教学工作走上了正轨道路，调动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接着又恢复了招收硕士生，教师又恢复了学衔。我于1978年刚满55周岁，特去基础部吴希新书记处打算领取退休申请表格，吴书记说“请你填写表格写清简历，要提升你为副教授了。” 我真有些怀疑，按老系主任贝时璋教授的标准我哪有资格？但我确在1978年秋被晋升为副教授。以后农学、植保、园艺、土化等系的硕士生都要求我去讲授“植物生理专题”课程，我既然已是植生组的老教师、副教授，勉为其难担任了这门课。但内心总感到不称职，不踏实，与植物生理研究所请来的金成忠、余叔文等专家讲解的内容相比，相差太大了。起新当时也担任了硕士生导师，还兼任系主任职，工作繁重，经常备课到深夜，而身体较差，我考虑再三，申请提早退休，终于在1984年8月获得批准，当时我身体还健，思维也不差，多数同志认为可以多干几年，争取升上教授再退休，我则认为我每年上下学期都担任讲课，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做些研究工作，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怎能升上教授 ？不如实事求是退休了，对起新多些照顾，让他发挥更多的精力，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退休以后的生活

我于1984年8月被批准退休。植生组是当年六月中分配好下学期的教学工作的，我主动与当时的组主任龚兰同志说：”我会承担讲课工作的，站好最后一班岗，“所以我继续讲了一学期课，其他杂事我就不必操心了，感到分外轻松。

1985年9月17日香宁生下了孙子志伟，为了更好的照顾母子，我家请了长工保姆，由于保姆贪多工资待遇，经常只干1—2个月就辞掉，我只好再物色新的，所以在那段日子里我感到相当疲累，直到志伟十三个月大时送进农大幼儿园的托儿班后才逐渐缓解。志伟从小聪明伶俐，家里多了个小孩，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每到晚上，他总喜欢到我们的卧室来，一起陪伴他看电视上的卡通片”米老鼠和唐老鸭“等到新闻联播一出现，他就跑掉了，有时他喜欢要我为他讲故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等等。他总百听不厌，我记忆较好，那些当年我母亲讲给我和四妹的老故事，历经数十年后，我还能讲出其主要内容，给孙子增添乐趣。1992年初夏志伟在幼儿园大班毕业，要转去保淑路小学念一年级了，宪定，香宁、志伟搬去外婆家，我们二老顿感寂寞，有些不大适应，但他们三人每周六总来看望我们，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健康，带来我们爱吃的水果和食品等，和我们一起吃中饭，直到现在，我们二老也十分珍惜这份亲情，倍感温馨。

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过得轻松愉快。看书报和看电视新闻和连续剧等等都随心所欲，十分自在。随着物价上涨，我们的退休工资也有所增加，所以生活上不愁，还略有积余。回忆起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湄潭的艰苦生活，经常会遇上”寅吃卯粮“的日子好上几倍。

此外，我认为当老师的退休生活并不孤寂，也没有失落感，除了晚辈的关心外，还有学生们的关怀，每当我和起新漫步在华家池畔，不时遇到我们曾教过的老学生，虽然他们也是教授和博导了，但总是真诚亲切地问候我们，关心我们的健康和生活等等。有的还登门来看望我们，让我们倍感欣慰。

结束语

由于我这篇文章是留给晚辈们作纪念的，所以事迹真实，实话实说，涉及到的事情虽只一鳞半爪，但也可看出我的为人，遵守我老父亲的教导绝不人云亦云，不奉承别人，全凭良心办事，对无理处罚我、批判我，我并不在乎。但对待工作我一向尽心尽力，兢兢业业，高标准要求自己。我的座右铭是”笨鸟先飞和DO MY BEST“.从而也获得了多数学生们的认可和赞扬。

钱熙 写于2012年10月

华家池31幢302 室

三姨和我们的母亲相处最好，文章里多次提到的四妹就是我们的母亲。她们一起成长，感情极深。三姨对我们也非常好，每到开学，她经常寄来学费资助我们。1975年寒假安排我和5姐去杭州游览，为我们写出西湖十景，有时带我们出去玩，有时写好乘车路线告诉我们如何玩，三姨父还为我们照相。总之，三姨留给我们的总是美好的回忆。好心有好报，三姨今年已经90周岁了，身体依然健康，照顾三姨父和自己的生活，井井有条。本文写出了一生的经历，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祝三姨和三姨父健康长寿！

三姨出生于1923年5月16日，今年是99周岁，100虚岁。现在还健在，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要去杭州给三姨庆祝百岁华诞。去年的5.16就因为疫情没有去看望三姨。

三姨手稿片段。表弟钱永红提供。我也保留了手稿，不在手边。打字者漏了一句话所以东归的日期不对了。现在根据原稿改正。谢谢永红表弟。

外祖父钱宝琮教授留学英国时照片

外公外婆1954年合影，字是外婆所写。

外公外婆金婚纪念。73岁

我的母亲兄弟姐妹7人，除八姨浙大附中毕业人大毕业外都是浙大毕业，配偶也大多是浙大。八姨的儿子浙大毕业。这是他们校庆时合影，作家洪流所拍。左起周本淳，钱煦，葛起新，钱熙，邹德臻，钱克仁，钱燕，黄礼镇，钱炜，洪鲲。

1962年8月1日三姨带宪定哥来南京，与我们合影

2016年钱家后代大聚会为三姨庆祝生日。老一辈的七姨没有出席，但是钱燧的钱随到了。

我们兄弟姐妹和三姨八姨合影

表弟钱永红的信息：三姑母从我编辑《名师严父》起，与我联系很多（可以这么说，我是你我这辈人与她及三姑父接触、通信、通话最多的），我一直在鼓励她详细写出过去钱家的事。她给了我许多她写的自传式回忆文章、信件，现在看看，特别是在我钩沉发现到不少钱宝琮史料档案后，对照着看，非常有价值。三姑母的这篇《我的这一辈子》提及的人与事都很多，她是花大功夫的。西迁时期，我们钱家没有三姑妈的投入、精打细算，生活会很糟，祖父不可能一个人在青岩、永兴安心教书。她是我们钱家的功臣。

她也要求我不要整篇公开，怕有人会不高兴。可以理解，因为她们这代人经历的坎坷很多，有顾虑是正常的。

这是2019年9月，朱荫湄老师去杭州市中医院看望我的三姨。上面是她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