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的美篇

佚名

　　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满16周岁，对文化大革命还处在似懂非懂状态。

在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一些同学跟着大气候形势，盲目地投入到了运动中，对校长和一些老师进行批斗。我曾亲眼看见一群同学围着谷振忠校长，进行拳打脚踢，打的校长鼻口出血，瘫坐在地上痛苦的呻吟着，还把年纪比较大的谢鸣雄老师和老伴章蕴芳老师，还有向珍炎等老教师拉到台上进行批斗，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是怎么了？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这些资深的老教师，对我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认认真真地给我们讲课，传授知识，他们何罪之有？

一开始， 我并没有参与学校“闹革命”的事，在家待着没事，就四处闲逛玩耍，那时坐电车不要票，我就和邻居几个小伙伴没事就溜车玩，溜车时都是等车即将开出站台，我们才飞身跳上去，车到站了，没等车停稳就跳下来，那时就是为了寻求刺激，感到能耐，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胆子真大，多危险啊！一失足轻者崴脚骨折，重者就会掉在车下丧了性命。有时候我们坐车到市内溜达一圈，出现武斗电车停运了，我们就饿着肚子走回来。有一次我们还遇上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记得那次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市内溜达闲逛，刚走到现在的抚顺石化办公楼和抚顺市幼儿园那条路口时，突然听到了枪声响起，只觉得子弹在耳边嗖嗖穿过，我们吓的赶紧趴在马路边上，双手捂着脑袋不敢动，只见眼前马路上被子弹打的直“冒烟”，当时可把我们吓坏了。

再往后发展，就开始走向社会“闹革命”，那时我们班去了一次农村“搞文化大革命”，在出发前印了很多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传单，26名男生、26名女生，带着行李坐上了由矿里派出的两辆解放牌大汽车去了新宾县，载着我们的大汽车走一路，我们就撒了一路的传单，路上的农民都争抢着捡从车上撒下的纸片，我估计他们把捡到的传单拿回家，也不能看传单上写的是什么，也就当做手纸用了，因为我们也没看明白传单的内容是什么意思。临近中午我们在南杂木镇停留吃午饭时，有一个同学造反居然造到自己同学身上，逼迫我们一起去的一位回民同学吃猪肉炒的菜，美其名曰说是破四旧立四新，那位回民同学被逼的无奈只好哀求说，我喝点汤行不？在其他同学的圆场下，他勉强喝了两口菜汤。到了接待站，给我们安排到了苇子峪公社下偏砾河子大队，来到大队已经是傍晚了，吃完晚饭，大队干部召集社员开会，欢迎我们的到来，有的社员向我们举报说，有一个人家里窗户玻璃坏了，把毛主席画像糊在窗户上遮风挡雨，还把毛主席画像放在地上，把米撒在毛主席画像上来喂鸡，当时同学们认为这可不是什么小事，于是，当晚我们就来到这个人的家，到了他家我们四周环顾，看到这个家是四壁徒墙，一贫如洗，破破烂烂的，再看那个被举报的人个子不高，有四五十岁，脏兮兮的样子，屋子里虽然灯光很暗，我们也看到了窗户上有一个没有玻璃的框上粘着一张头朝下的毛主席画像，地上也铺着一张毛主席画像，几只鸡正在叨着画像上边的米粒，鸡一下一下地叨着米粒，叨一下毛主席画像就出现一个破洞，当我们把画像拿起时，看到上边满是破洞，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行为就会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于是，我们就把粘在窗户上的和地上铺着的毛主席画像拿起来，和那个人一起带到大队部，在大队部，我们让这个“反革命分子”站在一个长条马凳上进行批斗，批斗过程中，问他话，他是前言不搭后语，语无伦次，反应迟钝，这时候有的社员告诉我们，他有点脑残，智商低下，是个单身汉，一辈子没娶媳妇，也没有其他家人。我们审了半天，他前言不搭后语，也没问出个子午卯酉，就让他回家了。过后回想起来，我们这次到农村搞文化大革命的所作所为，感到既荒唐又可笑。

在那时，我有三位成天在一起玩耍的，既是同学又是朋友的小伙伴，一天一个同学提议，借着红卫兵大串联之际，去北京玩玩，当时，我们也没想什么去北京“取经”，只是想，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我们老百姓都特别向往要去的地方，我们要是能去北京玩玩转转，再在天安门前照个相留个念该多好！那时全国的大串联虽然吃住乘车都不用自己花钱，手里也得有点零花钱，可我家困难，生活都勉强维持，不可能拿出钱让我出去，于是，我就背着父母去了姑姑家借了10块钱，回来才告诉父母，父母也没说啥。

在1966年的10月25日，我们四个人早早来到了沈阳火车站，好家伙！只见火车站里外外人山人海，看着候车室里的人们的年龄和穿衣打扮的样子，大部分都是去往各地串联的学生，在写着开往北京方向的站牌前，本来是晚上的火车，可从上午就开始排起了长队，排队的人从候车室一直排到外边的马路上。我们四个人一看这架门，就急忙也站到排尾排起队来。到了傍晚，开始放人了，排队的人就乱了起来，人挤人往前拥，我们被裹在队伍里面不自觉地前行，由于拥挤，我的一个同学一只鞋被踩掉了，我们只好挤出来帮他找鞋，等找到鞋子，进站台的人走的也差不多了，我们到了火车门前，已经很难上去车了，咋办？也只能往车厢里挤，车厢里实在是难有立足之地呀！没办法我们就挤到厕所里待着，有去厕所方便的，我们就出来，后来一看这也不是回事啊，于是，我们就从厕所出来，也不管干净埋汰了，就钻到座椅下边躺着，就这样，到了天亮的时候，火车开进了北京，下车后，就看到有很多大客车在车站广场停着，我们就上了其中一辆车，把我们拉到了先农坛体育场接待站，接待站的人给我们登完记，发给我们每个人两个馒头和两个咸鸭蛋，就给我们分配到了北京邮票厂住宿，又是大客车把我们拉到了那里，在邮票厂我们居住在厂里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地上铺着厚厚的做邮票裁剪下来的纸边子，我们就睡在上边。安顿下来之后，我们不顾旅途的疲劳困倦，就去了天安门广场。我还记得那天，天空阴云密布，大风裹挟着大字报的纸片和尘土，任意的肆扰着广场上的人们，天安门广场是人山人海，都争先抢位置照相，当时，我们几个也在天安门前留了影。现在看到我在天安门前的照片，臂戴着红卫兵袖标，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拿着“红宝书”，再配上我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庞，感到挺滑稽的。

之后的几天里，我们开始在北京城游玩起来，先后去了动物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中国军事博物馆，不管到哪里，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对大字报上写的什么，我们也不感兴趣，也不看。我的一个同学在北京买了个足球，要是不愿意出去游玩，我们就在驻地踢球玩。

1966年11月3日这天，是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我们几个有幸成为了被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的其中之一。在这的前几天，有人组织我们排练走方块队，并且要求横排的人挎胳膊，目的是到了那天避免被挤散，我的一个同学横排挨着的是四川大学的一个女生，组织者让他挎着那个女生的胳膊，他就是不好意思去挎，组织者就吓唬他说，你要是不挎，就不让你去见毛主席了，这位同学就哭了起来，无奈就和那位女大学生挎上了胳膊。

在11月3日那天凌晨，我们就徒步向天安门东侧长安街行进，天蒙蒙亮，到了指定地点，受检阅的队伍被分成八路纵队，我们被安排在第三纵队，从天安门长安街东通过天安门前向西行进，我们被安排的第三纵队，可以说，距离天安门城楼还是比较近的，所以，我们走到天安门前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穿着绿色军装的毛主席在向下面的红卫兵招手示意，同时，还看到了跟在毛主席后边的林彪、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看见了当时红极一时的里边穿着军装，外边披着咖啡色风衣，手拿毛主席语录的江青。受到检阅的红卫兵都挥舞着毛主席语录，高呼着“*****”的口号，那口号声似山呼海啸连续不断，挨着我们的几个四川大学的女生，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而我们几个人，也许是年龄小，没有那么激动，只是直勾勾地望着成楼上辨认谁是谁，不知不觉就被人群拥挤着，向长安街西走去。

从北京回来后，家人和同学们对我们几个能见到伟大领袖，都为我们感到自豪。

那时还有一些同学徒步行走搞串联，我的一位姓张的同学他们七个人就是用了21天走到了北京。还有一位姓李的同学独自一人，在半年的时间走了大半个中国，最远到了广州，一分钱也没花。

在这往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真刀真枪武斗阶段，抚顺的斗争形势也十分严峻，形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抚联，那时称为保皇派，一派是红工联，称为造反派，两派对立到了你死我活白热化程度，我们学校成为了造反派的据点，学校围墙外边四周都埋着地雷，学校大门有人持枪把守，戒备森严，而我们家就在学校东边住，造反派要求凡是在学校周边住的居民，都要在外边接上电灯，到了晚上每趟房之间都灯火通明，以防抚联的组织攻打过来能看得见，有一天晚上半夜，油二四联（属于抚联组织）就开始攻打我们学校里的造反派，听到枪声，我就爬起来顺着窗户缝往外看，借着外边的灯光，我看到几个手端着枪，头戴安全帽的人猫着腰，向着学校方向走去，之后，就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四起，到了天亮，听说学校被攻陷了，造反派的人都跑了，攻打学校的油二四联也撤走了，大清早老百姓就纷纷到学校往家拿东西，什么物理实验室的各种实验仪器，图书馆里的书等等，还有把一包一包的炸药也拿回了家，学校几乎被洗劫一空。在这次武斗中，我的一个姓夏的同学被打死了，同学们都很悲痛，我的这位同学患有小儿麻痹症，走路有点踮脚，是家里的独生子，他活泼好动，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那天他被追上后被枪打死了，父母特别难过，就把他埋在了家里房后的院子里，母亲每天总是站在儿子坟前痛哭，让人看到特别揪心。

那时的两派争斗已经渗透到了家庭，有的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反目为仇，甚至动起了拳脚，有的造成了妻离子散。我的二姐夫妇虽然没达到那种严重地步，可有时候也争执的面红耳赤。

我的一个表姐夫是石油一厂的工会主席，被专政了，圈在一个小屋里，每天批斗挨打，有一天半夜一个好心的看守告诉表姐夫，天亮要把他扔进硫酸池子里，就偷偷给姐夫放了出来，表姐夫连夜，从所在单位石油一厂一直走到我们家，天亮了我们家人看见他疲惫不堪，冒着虚汗，身上有不少被打的伤痕，就这样他在我们家躲避了一年多，风平浪静了才回家。

在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我们学校还有两个男生一个女生成为了这场运动的牺牲品，年纪都不大。

在这场运动中，积极参与到运动中的红卫兵小将，结局就是到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到了农村，这场大革命在我们知青和社员之间还在继续着。

在1968年9月26日，我们下乡到义县，当天晚上到了队里，不是去吃晚饭，而是大队干部让当地的社员姑娘们和我们一起在大队院子里跳忠字舞，跳完忠字舞才能进屋吃饭。那时跳忠字舞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还有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在农村每天早上，我们从炕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毛主席像前面进行请示，晚上收工回来，不论你再累再饿，也要先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思想活动和劳动表现情况，然后才能去吃饭。那时社员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和报道，而我做为一名知青，就在社员会上给大家读报纸，有意思的是，有时我在读报时嫌文章太长，我就跳着段落念，社员也听不出来，这可以看出来，读报的，听报的，哪个也没有去真正关心这场运动。在社员会上我还给社员唱样板戏选段，社员也比较爱听，这都是因为那时候文化娱乐生活太单调，就八个样板戏，其它娱乐形式认为都是封资修，一律不准演。在我们青年点西边是陡峭的山，在山上有一个大石头砬子凿出的小石屋，据社员讲，在文革前这个小石屋是一个尼姑庵，一个尼姑就住在这里，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被撵走了，当我们听说此事，就上去看看，看到了空旷的小石屋地上都是被砸烂的石雕碎块，看到那破碎的石块上残存的精美雕刻纹理，真感到太可惜了！

关于文化大革命，党中央早已有定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