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走来的“和平医院”

卿卿如来

　　宋庆龄与太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山西·杨尚军）

宋庆龄，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伟大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1年5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抗战期间，创建保卫中国同盟，领导与组织援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其中就有位于山西省长治市的太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今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留影）

创建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主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因其正义性受到不少拥护正义的外国组织和人员的同情与支持，成立了许多反日援华团体，相继开展募捐支援活动。以英国为例，1937年9月23日，成立“全英援华运动总会”，提出三项任务：一是从经济方面为中国提供医药和服装等生活用品；二是从政治方面由总会并通过一切国际团体组织各种会议，动员团结全国人民，抗议日本侵华，抵制日本贸易，督促各方采用一切手段援助中国；三是从宣传方面对新闻媒介和社会团体“供给一切关于日本侵略问题之讲演者及文献”，得到英国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响应，出现了捐献钱物的热潮，并由民间援助向政府方向发展。但是，一方面，由于中方当时没有接受外国捐赠的专门机构，捐赠活动显得杂乱无章；另一方面，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实行严格的物资供应封锁，禁止向中共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因此，国外援助大多自发寄给了国民党中央、卫生署、红十字会、地方国民政府，而装备给养奇缺、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权和医疗权都无法保障急需援助的中国共产党军队仅得到其中极少数。

1938年1月，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指示，廖承志在香港成立了秘密的八路军办事处。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路经香港赴延安时，廖承志与廖梦醒、邓文钊酝酿组织了一个加拿大医疗小组，但“苦于声望不足，迄无建树”。而且，3月12日，为办事处作掩护的粤华公司又被港英警察查封。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八路军办事处在香港无法站稳脚跟、打开局面。

种种情况表明，中国特别是中共需要一个合适的机构来接受捐赠并及时进行合理分配。最首要的是，新的机构必须由一个享有国际声望、值得信赖的人来领导。而这个合适人选，非宋庆龄莫属。

宋庆龄，在中国有着独特的政治地位，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既有巨大的爱国热情，又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联络，是“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心里的一面旗帜”，而且与中共长期保持密切关系，十分同情中共，是发起组织国际统战机构，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争取世界人民、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众望所归的理想人物。抗战初，住上海的宋庆龄得知八路军挺进山西开展敌后抗日的消息后，立即与何香凝一起帮助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募集大批物资支援八路军。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上海，宋庆龄身处危境，难以继续革命活动。最初，孙中山早年投身革命事业时，即以港澳为基地，与东南亚、南洋和夏威夷等地的华侨建立了密切联系，给宋庆龄创造了一定的人脉基础。孙中山逝世后，一系列政治事件已经把宋庆龄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两者结合，使得在香港这个相对自由又易于与国际联系的地方，可以让宋庆龄更便利地为抗战事业多做工作和贡献。于是，1937年底，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撤离上海搬到香港定居。3月16日，与何香凝联名发表《致海外同胞书》，号召海外侨胞继续给予祖国抗战军队以“鼓励援助”。

在此之前，1937年秋冬时分，新西兰作家、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访问了延安和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拜会周恩来，谈起华北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周恩来对他说要组织起来，找医疗物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伤病员，并让贝特兰把在游击区前线见到的缺医少药的情况写成详细报告，交给在香港的宋庆龄。3月，贝特兰到香港见到廖承志后，告知了周恩来的意见，廖承志很快转告给宋庆龄。这时，香港的八路军办事处已经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取道香港去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志愿人员，响应宋庆龄号召支援中国抗战的海外捐款也陆续汇到，出现紧迫而有利的形势。在此之下，宋庆龄得知情况后，即和廖承志研究决定尽快建立一个面向国际的救援团体，成为中国人民与海外之间的桥梁。提出这个团体必须而且敢于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它是民间组织，不属于任何政党，但具有鲜明的奋斗目标，有坚定的原则，它的全部工作是帮助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并让廖承志代表她召集开个会。会上，廖承志提出要组织一个国际性组织，要扩大工作，要找很有影响的人带头。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并通过了由宋庆龄选定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名称。从4月初开始，宋庆龄开始着手筹建保卫中国同盟。

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宋庆龄住宅的小客厅里，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宣告正式成立。宋庆龄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建议请宋子文担任保盟的会长（皖南事变后，宋子文因保盟对皖南事变的政治表态而担心蒋介石责问影响个人前途，与保盟关系破裂），自己则担任主席。经宋庆龄邀请，国际友人、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担任名誉司库，英国人约翰·利宁负责宣传工作（其8月回国后不久由爱泼斯坦加入并接手）。主要成员还有廖承志、廖梦醒、邓文钊及贝特兰。

（1938年6月宋庆龄与保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法朗士、廖承志）

　　当时，中国特别是中共与外国的联系几乎都被切断了。保盟的成立，就是要“突破日本侵略者占领沿海城市后的封锁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施的物资和新闻封锁。尤其在接受外援一事上，保证各个环节的方方面面都能畅通无阻”。因此，《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中提出保盟的目标是：“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积极从事“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1941年香港沦陷后保盟迁至重庆，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完成历史使命，12月宣布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并迁到上海，除了继续援助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外，开展赈济难民和孤儿、救助贫困的文化界人士等工作，完成了从抗日救亡组织到社会救济福利机构的转变）。

宋庆龄作为保盟的主席，是保盟的灵魂和神经中枢。爱泼斯坦曾在回忆中表示，“那个时候，实际上，不是名义上，保盟中央就是宋庆龄……所谓庞大的中央委员会是不存在的。但有一班人，有很有力量的核心。后面有周总理，有没有毛主席我不知道”。这一方面说明宋庆龄是保盟的领导核心及对保盟的极端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宋庆龄和保盟是取得中共的支持的。可以说，没有宋庆龄就没有保盟的成立、发展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展。

援建国际和平医院

保盟遵照创办宗旨，成立伊始积极开展活动。宋庆龄更是大力呼吁国际友人捐赠，“因为中国贫困，中国的士兵缺少武器，穿不暖，吃不饱却走上战场”。当时，国民党政府成立有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目的是严格控制和统一所有募捐活动，包括通过特务线索控制各地华侨的爱国捐献团体，企图使每一分钱都落进蒋介石的腰包。其公然宣称：“进行独立募捐就是反对蒋介石，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反对抗战”。针对此，宋庆龄坚持要求保盟的各种活动都要符合既定原则，即“援助不受政治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在分配运送援华物资时，坚持一定要把国民党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并重，并尽可能更多地提供给敌后战场。因此，国际上捐赠给保盟的款物，除了少数由捐助者指定对象外，大部分由宋庆龄全权做主拨给最迫切需要捐助的抗日根据地。也因此，保盟被一些人认为是“专门援助红色分子的组织”。为此，蒋介石动用各种手段威胁保盟，甚至通过英帝国主义和在香港的代理人进行恐吓威胁。但这些都挡不住宋庆龄。尽管困难重重，保盟还是将大量捐款、医用品和其他捐助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中共根据地和抗日武装。使其“成为共产党控制地区主要的外部供应来源”，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

（1939年宋庆龄与克拉克、法朗士等前往香港码头检查支援物资装运情况）

　　当时，边区医疗卫生条件十分困难，尤其是西药及手术设备极其缺乏。保盟一方面介绍医务技术人员前往，如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美国医生马海德，德国医生汉斯·米勒等，以提高医疗质量和开展人员培训。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和主要的是大量输送医药物资，包括医疗器具和伤病员极需的药物，如各种手术设备、化验仪器、消炎剂、抗菌素、血清、疫苗，以及担架、毛毯、被服、医用药棉等，解决燃眉之急和长久保障。

其间，最重要最显著的一个援助项目是建立国际和平医院。

1938年3月，白求恩率领一个由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携带大批医疗器具与药品到达延安，4月转赴晋察冀边区，以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1937年11月7日建立）为基础创建了“模范医院”和“特种外科医院”。7月，国际和平运动委员会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上号召援助中国抗战，决定由国际援华团体帮助在中国抗日根据地建立伤病医疗中心（即国际和平医院）。会后，宋庆龄与援华代表商定把白求恩建立的晋察冀军区模范医院定为中国第一个国际和平医院。不久，宋庆龄协助将英国援华会提供的2450英镑和美国、加拿大的中国之友社提供的捐赠物资送给该院。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不幸以身殉职，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40年1月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担任首任院长。

（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亲自募集医药器材经费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

　　为了切实有效持续推进国际和平医院建设项目，宋庆龄还特别委托她的驻延安代表马海德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帮助督促落实，并及时向她通报边区军民真实的情况以及缺医少药的困难，使处于国民党重重包围之中的延安中共中央始终与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保持密切联系，从而确保和促进了对中共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的顺利援建。至抗战胜利后第一年的1946年，保盟先后为八路军、新四军援建了8个国际和平医院。除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其余7个分别是：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总院（1939年12月13日由延安八路军军医院改立），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6年 7月1日正式成立），苏北国际和平医院（1946年8月由华中军区第一后方医院改立），华东国际和平医院（1946年由山东省立医院改立），晋绥国际和平医院（由原八路军一二〇师所属晋绥军区后方医院改立），冀热辽国际和平医院（冀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中原国际和平医院（晋冀鲁豫边区邯郸国际和平医院，1946年4月成立）。共下设42所分院，拥有11800张床位，以及20个流动医疗站，组成了国际和平医院网络。

不完全统计，1941——1945年保盟拨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款共65万美元和1.7亿元法币，各种医疗卫生保健物资如X光机、显微镜、化验剂、手术器械、理疗设备、医学书籍、药品、敷料、毛毯、被服、奶粉、维生素、罐头等不计其数。对此，曾任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沈其震后来回忆：“其数量之大，一时难以统计清楚。只记得，仅华东军区一次转移中，就用了500名民工搬运了一天多”。可以说，没有宋庆龄就没有国际和平医院。每一座国际和平医院的建成，都饱含了宋庆龄的心血。

此外，1938年底，宋庆龄得知由于日军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中共根据地药品来源异常困难，不得不自力更生创办制药厂，就在支援时有所侧重，使得边区从1939年开始逐渐办起许多制药厂。资料记载，1942年八路军所属制药厂全年开支中，来自保盟的捐款占12％以上；1943年保盟对边区国际和平医院之外医疗工作的支助款为87411.5美元；1944年为110135美元，法币188996元。自此，到1943年，边区基本上解决了医院所需要的大部分药材。抗战结束时，得益于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边区一亿四千万人民得到了基本的医疗保健。就此，1944年9月，曾在国际和平医院接受过治疗的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等148人联名给宋庆龄写去感谢信：“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

（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大门）

太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939年11月7日，延安中央医院成立，对外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11月12日白求恩不幸殉职，12月1日延安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挽词。为纪念白求恩，12月13日延安八路军军医院（1938年在延安拐峁村成立）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苏井观、鲁之俊、黄树则先后任院长，汪东兴、刘新权先后任政委）。1943年前后，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二分院（又称太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一二九师野战医院（后又称一二九师白求恩和平医院，1944年日本人山田一郎曾任副院长）三所相继迁驻于山西省黎城县，在西村、东坡、霍家庄长期驻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置国家利益与人民意愿于不顾，妄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山西反共急先锋阎锡山更是急不可待，抢先下手，进犯上党，内战危机迫在眉睫。8月20日，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撤销一二九师编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原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当时，刘邓参加完党的七大仍在延安，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向毛主席提出派人到晋冀鲁豫军区组建一所大型正规医院同时建立一支医疗卫生队伍的请求，以解决前方医疗缺乏和质量较低的问题。毛主席同意了二人的请求，很快作出决定，派遣原延安中央医院院长何穆、原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等人赴晋冀鲁豫军区开展医疗工作。

9月上旬，何穆率领延安中央医院姚冷子（何穆夫人，当时还带着他们不满2岁的女儿）、侯明、何智泉、常宗礼、陈志英一行6人，由两匹马和一头骡子、一头毛驴驮着简单的医疗器械和行李，在晋冀鲁豫军区派出的向导带路下，从延安出发，翻山越岭，晓行夜宿，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抵达太行，经黎城到达位于河北省涉县赤岸村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不久，见到了刘伯承司令和邓小平政委。两位首长向何穆提出了为军区培养质量较高的卫生干部和尽快建立一所较正规的后方医院的指示。何穆当即提出了一个先办医院作为依托，逐步形成培养基地的方案。刘伯承、邓小平一致同意，明确指出新建医院的目的是一方面收治部队伤员，一方面附设学校培养部队急需的医务人员。同时，为争取国际援助，商定新建医院名称为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在此之前的筹备期间，先叫预备医院。并委任何穆为军区卫生部第二副部长兼医院院长，负责筹建任务。

（何穆院长从延安带给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由保盟援助的X光机）

　　随即，何穆等人离开赤岸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按计划前往山西省长治市，途经黎城县时，与驻扎在西村的一二九师野战医院三所和第十八集团军野战预备医院二所取得联系，宣布了军区的决定和命令。为了尽快开展工作，何穆决定，先将野战医院三所和野战预备医院二所合并，组建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预备医院（原计划由野战预备医院一所、二所和野战医院三所合并，当时，派常宗礼前往联系一所，因一所受伤病员拖累，不能及时前来，后经何穆同意，该所另行接受任务，未参加合并。又因当时野战医院三所和野战预备医院二所部分干部和医护人员此前调至前线，所以参加合并的实际只有留守人员）。合并后，预备医院共有何穆院长以下六、七十人，驻地为东坡霍家大院。出于实现医院工作正常化、制度化，摆脱以往战争环境中形成的“游击化”影子，为建立正规化总院打基础所考虑，何穆还亲自制订出了预备医院首个规章制度（通称“何穆院规”），予以公布实施。

（太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与129师野战医院3所西村旧址）

　　1945年10月8日，上党战役结束，长治城解放。1946年1月，中共长治市委（县级市）成立。期间，晋冀鲁豫军区军工部、北方大学等一些重要机关单位迁往长治，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也开始在长治投建。长治因而成为全国解放的大后方。

与此同时，1946年1月，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预备医院在长治市正式挂牌成立，地址位于西北城区一座日据时期敌伪陆军医院故址（上党门附近）。

开诊前，为了充实医院的医疗力量，军区卫生部还专门从野战卫生学校本科医疗队抽派王绍仪、黄爱晨、王庚金、林清文等10名毕业生到医院工作。另外，又从各有关部门抽调一批骨干力量派任到医院各机构和党政机关。如调侯文周任院政委，符碧桂任政治主任，洪明贵任副院长，及业务干部曹鸿山、王仲兴等。开诊后，仍不断输入政治干部和业务骨干，继续充实力量，逐步使医院步入正规。

1946年春，随着“双十协定”的签订和邯郸战役的胜利，解放区扩大，革命形势好转，但内战危机并未消除，反而日趋严重。为配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东进，3月，遵照军区决定，预备医院迁往河北省邢台市北关师范学校旧址（原高德林公馆），正式筹建总院。7月1日，经过一段紧张工作，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正式挂牌成立。何穆任院长，政委（党委书记）侯文周（继任蔡光炎、巩如先、王绍仪）、政治处主任符碧桂（后常乐）、副院长洪明贵、院办主任王仲兴。时有床位200张，设内科、外科、眼科、儿科、妇产科、传染科等医疗科，化验室、X光室等辅助室，医护职工共225人。开院典礼上，卫生部长钱信忠到会祝贺并作指示。北方大学、北方大学医学院等单位领导也参加了典礼仪式。

总院开诊后，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还牵线搭桥联合国救济总署派来数名外国医疗专家指导工作，前后有美国人艾乐思、加拿大人沙菲尔、德国人李柏、新西兰人伊斯平（女）等，对医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然而，建院不久，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公然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由于总院驻地邢台地处平汉线要冲，是国民党军队进攻重点之一，所以被迫避敌锋芒，在重重困难条件下向山老区转移。7月20日，总院建院刚刚20天，就不得不迁移至邢台县固坊村。但形势继续恶化，在固坊村仅驻扎40天，又被迫迁往沙河县安河村。驻扎数月后，局势仍旧没有好转。最终，几经周折，直到1947年3月，迁移至武安县西井村，才算安定下来。

（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建院旧址，河北邢台北关村师范学校1946年）

（何穆院长、蔡光炎政委等院领导与国际友人艾勒斯在一起）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随之，刘邓、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3支大军以大别山根据地为基础，逐鹿中原，逐步恢复和扩大中原解放区。与相适应，大量部队所属机关单位纷纷奉命随军南下。是时，薄一波（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代理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从发展老区医疗卫生事业、造福老区人民群众生活等方面考虑，请求总院留在太行根据地，得到上级与刘邓同意。于是，总院得以留下未走，并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948年5月，根据城市发展需要，晋冀鲁豫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奉命迁回长治市（1946年6月改为地级市），驻入市区东南角（大营盘）日军驻扎留下的旧兵营里。

1949年春，遵照华北人民政府决定，晋冀鲁豫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更名为长治国际和平医院，正式转入地方。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改为山西省立长治医院，1959年又改为晋东南地区人民医院，1984年更名为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和平医院，1985年继承沿用太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名称，1986年成为长治医学院附属医院，1999年定名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直至今日。

（太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今照）

（2019年6月29日长治太行和平医院西村旧址挂牌仪式）

（附注：据霍家大院后代霍井文（1951年出生）回忆，“何穆院规”就写在他家里院南房（当时用做手术室）过道东侧的后墙上。西侧是作息时间表，东侧就是《医院规则》。白底黑字。白底是用白石灰刷的一个长宽约2×1.5m的长方形，黑字是用毛笔写的。老人们访古说，医院的人都叫它“何穆院规”。一开始，不知道“何穆”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了就是老人们讲过的上党战役那会儿在他们村住过的何穆院长。可惜的是，1992年家里盖新房，砖瓦檩梁短缺，情急之下，没有保护意识，把长久失修的老房拆毁了，只剩下底基。当时也没有照相机、拍照手机，所以连张相片也没有留下。具体内容记不得了。不过，“医院规则”4个字记得是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