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煤

文韵書香

作者:马明高

制作:GMF

图片:网络

　　作者简介：马明高，山西省孝义市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三届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专委会副秘书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山西省电影家协会理事，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孝义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艺评论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杯游记散文奖、中华读书报散文奖和浙江作协非虚构散文奖等十余项奖项。

一

　　煤，兑九峪人的叫它为炭。

炭，现在已经很少了,尤其是好炭。现在，尽管出炭是机械化作业，产量也很大，而且大的惊人。一个晚上，一个作业班，就可能把深藏在八千米以下的一座山挖走了。一座山，一座煤的山，一座经过几千年几万年才能形成的煤山。现在，挖炭的煤矿越来越大，由古远的“煤窑”，变为近代的“煤矿”，又变为“煤炭公司”，又变为“煤矿集团”。但是，村里的人却越来越烧不上炭了，更不用说好炭了。村里的人也不知道老祖宗们留下的那么多几千年几万年才造化为“炭”的东西，都被轰隆轰隆的机械挖上来，火车似的大汽车一车接一车地拉到哪里去了？干什么去了？反正老百姓是很少能烧上炭了。

前两年，政府为了解决村里老百姓的过冬问题，就让那些“煤矿集团”给村里的人发“爱心煤”，并且由政府掏钱，但每年发下的“炭”，让老百姓都意见很大，一是分量不足；二是都是面子，而且是一点光泽都没有的发灰的面子，更不要说块炭了。炭，好炭，真正的好炭是那种闪闪发光的清亮的黑漆般的块炭。真正的好炭，那可真是一块一块闪闪发光的“黑色的金子”啊！现在，政府为了不惹麻烦事，也不掏钱采购炭了，而且按人口直接发老百姓钱了。但是，有了钱，也要有能买到炭的地方呀！呜呼哉，哪里有炭呀？不要说好炭了，就是再不好的炭也行！

兑九峪的人把经过火烧的煤，炼成的煤焦，叫“蓝炭”，把那些不好的煤，不发光的煤，石头般坚硬的煤叫“夹石”。把过去烧砖烧灰用剩的，也已经变得很轻的灰炭的结状物，叫“硌凉”。夹石 是不能烧的，而硌凉还能继续烧，但发热发光的力量，比起炭来要差得远的远。

其实，在很早以前，村里的人已经烧不上炭了。炭都给“煤矿公司”和“煤矿集团”，洗了“夹石”后，又炼成焦炭赚钱去了。村里的人只能烧那些他们在洗“夹石”过程中用过的废水抽到土地里形成的“泥”，村里的人叫它“煤泥”。煤泥看起来漆黑漆黑的，但烧过之后，看到的都是发红的土，“泥”变成了“土”，“土”哪能是煤呢？所以发热发光的力量也很差劲，有的煤泥就差得不能说了，因为它就是个“土”。

小时候，家里日子紧把，父亲身体有病，不能多干体力活儿。家里姊妹兄弟四个，我又是老大，所以很早就担水担炭了。我记得很清楚，我从十三岁就开始担水担炭了。担水是每天除了上学以外要做的事情。我尽管年纪小，但很有计划性，我的安排是：春秋季节，中午、下午下了学都能担水。夏季则必须是下午下了学挑，早晨没时间，中午又太炎热。冬季则必须是中午下了学挑。因为中午阳光充足，暖和。下午太冷。井口又结了厚厚的发白的冰。每次挑水，在绞水的时候，老怕从冰上滑进了井里。一家六口人，做饭洗衣，喂猪洗菜，没有三、四担水是不行的。因为我年纪小，用的水桶也小，像大人一样用的大水桶，我挑不动。所以，没有六、七担水是一天下不来的。等到我到十七岁了，才用上了像大人一样用的大水桶，来回挑水跑的次数才少了。我的心里才有些省了。挑炭也一样，我一般是在星期天去煤窑上挑。不是叫“泥沟”的煤窑，就是叫“大井沟”的煤窑。距离都有些差不多，不过是一个在我家的北边，一个在我家的西边。一个星期，一家人烧火做饭，没有三、四担炭是下不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每周的星期天，只歇一天半，星期六一下午，星期日一天。我一般的安排是星期六下午做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星期日这一天去煤窑上担炭，如果星期天下雨或下雪，担不成炭，那也就惨了，只能是抽平时中午下了学的时间去挑了。中午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小时，那时候，一天三上学，早晨六点上学，八点下学；上午九点上学，中午十三点下学；下午十五点上学，十八点下学。中午从一点到三点，就两小时，到煤窑上担上一回炭，就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

每次，我都是挑着笼子，从家里走到煤窑的煤堆上，煤堆旁已经停了好多好多的骡车马车。他们都在紧张地等从井下上来的煤箱，两个井上工人把那刚从井下吊上来的煤箱，推到煤堆旁，喳喳几下打开煤箱，工人走到煤箱后面，身一低，腰一弯，用力一托，煤箱就在倾斜的轨道上翻到了，轰隆一声就都倒在煤堆上了。那些骡马车的赶车人就纷纷而上，嗷嗷地叫着去抢那些从煤箱里出来的大块大块发亮的炭。剩下的面子煤就没人抢了。那两个井上工人边收拾煤箱，边朝那些抢块炭的赶车人哄笑着，很有自豪感。我总是看着这些黑脸黑衣服的工人笑。因为他们黑黑的人只有在笑的时候才露出洁白的牙齿，惹的我很好笑。笑过之后，我也放下挑担和笼子，加入那些赶车人抢块炭的队伍中去了。由于我人小，一会从他们胳膊下钻进去抢，一会儿又从他们两腿间钻进去抢了。有两三箱，煤箱出来的时光，我就把两只笼子塞得满满的了。那些赶车人就嗤嗤嗤地朝我笑，骂道：“这小子，猴精！”

对于经过这么努力，才捡到笼子里的每一块炭，我都很珍惜。等把他挑到出煤窑的磅房那儿，过磅卖炭的人出来看了一眼，说：“钱呢？”我扭扭捏捏地掏出贰角钱，递了过去。卖炭的人很不高兴，说：“就二毛钱？”我的脸红红的，我一个十三岁的毛孩子，能担多少？卖炭的人就很生气地说：“从笼子里下些！”我很不情愿地从笼子里掏出了两块。卖炭的人还不高兴，亲自跑过去又掏出了两三块，说：“去吧！”我就只好脸红红的挑起这两笼炭走了。走上一段路，就得放下担子歇，实在是有些沉。但我再也舍不得从笼子里掏出一块扔了。因为这已经是经过出钱买的东西了，我更珍惜了。还没走多远，担子压得我的肩膀很疼，只好放下担子又歇了。歇了一会儿，下了决心似的，挑起担子再走，还没走几步，肩膀上又是直生生的疼，腿肚子都有些软。但我心里已经不敢歇了，因为离家里还很远，下午上学的时间估计快到了，心里很急。可是，后面的笼子碰了一下铁路上的电线杆，有一块炭掉在路上了。为了这一块炭，我才觉得有理由放下担子歇一歇。放下了担子，我的头流水似的直冒汗。心里想掉了就掉了。掉了不就笼子的重量轻了吗？不返回去捡它了。可回过直冒热气的头去望那静静地卧在不远处的一块黑，仿佛自己的孩子似的，是那样的舍不得。那一块黑，已经从煤窑上花钱买出来了，不去捡到笼子里，不是可惜吗？再说自己已经从煤窑上挑到这里了，快到家里了，扔下它不要了，不是可惜了自己的力气吗？可惜了那钱，又可惜了自己的力气，这是多么得残忍而不道德呀！已经在这么多孩子似的炭在笼子里，快回家了，就多余那块丢在路上的那一块炭吗？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啊，我怎舍得嫌弃已经可怜得被碰在地上的这一块炭啊？于是，我疲倦地站起来，转身返回去，把那块亮亮的炭拾起来，放进笼子里，细细地把它放好放稳，生怕它再被从笼子里掉下来。这样，才放心地再看它一眼，拿起扁担，挑起了两只重重的笼子，吃吃吃地朝家里走了，满头大汗地挑着担子走进村头了，一抬眼，看见母亲站在大槐树下的土塄上，焦急的张望着远方。我的心就仿佛放在肚子里，朝妈妈喊道：“妈——”母亲仿佛心疼似的朝我急急地跑来了……

二

　　石像村的冯举人在民国时期，写了一本书，叫《山西乡土志》，其中第二十一节“矿产”中说：“五金名矿，天地不有，而煤铁之多且美，不独冠全国，且为世界矿震惊，其他品质亦众且多，惜乎无大资本家开此利源也。煤，从孝义西山所出为最佳，大同次之。铁，从潞安所出最为佳，平、孟次之。绛州之铜，隰州之硫黄，交城之玻璃，皆其彰明较著者，英人李提摩太谓，晋人之穷，如因饿于床，而床下满积金银而不知取。”冯举人文中所说最后一句，与孝义西山的人与煤一样，如同饿于床，而床下满积金银而不知取。

其实，村里人的老百姓也知道“床下满积金银”而是“取不起”。取床下之“满积金银”需要钱，而且不是小钱，正如冯举人所说需要“大资本家”。现在，“大资本家”多了，但“满积金银”也都取得差不多枯竭了。不仅“孝义西山”的取完了，而且把孝义东部平川更深之下的“金银”也取完了。

可在清末民国初期那阵儿，孝义县，尤其是兑九峪那一带的富贵人家，有好多是靠雇人挖煤发起来的。

冯举人济川先生的冯氏家族就是如此。清光绪三十年（1994年）东渡日本，在日本明治大学分校经纬学堂留学的费用，就是靠远在中国山西孝义石像村冯家的两个煤窑收入来供给。当时，冯家在兑九峪开煤窑两座，每年出窑七八百万笼。这个“笼”可不是我小时候担炭的那“笼”，而是足足装100公斤炭的大“笼”。冯举人在日本研究东西各国学说，知道日本的近代工业很发达，与煤窑开采有密切的关系。但此时，他的心中所想不知煤炭，而在教育。他给在山西省最高长官的《张中丞再游学书》中说：“方今海奸各国，日以瓜分中国为言，日俄之心尤为叵测，如不自振，印度安南之绩殆不远矣。”生等蒙培植之恩，派学师范，推原盛意，诚以欲振兴庶务，非人才众多不可；欲作育人才，非教育得法不可。教育得法，然后可统一人心，为富国强兵之计。”

可是，冯氏家族能有冯济川先生在日本留学，正是靠他的祖宗们在孝义西山挖煤起家的。

冯举人在《石像山人墓志铭》中交代：“冯氏之先为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高之后毕万封魏，其支孙食采于冯，因以为氏。周末，冯亭守上党死难，遂家焉。”又说：“明初，有讳齐者，自洪洞大槐树迁孝义之石像村，乃定居焉，二十世至济川。”还补充说：“初居南关铁匠巷，后徙石像村，遂定居焉。”其中可见冯氏家族之发展脉络。

民国十年，冯举人又撰写了一篇《清赠文林郎国子监太学生冯君赐五墓表》说：“君于治生无定业，常云兢于天者上也，兢于人者下也，兢于人者夺彼以益此，兢于天者日出而不穷。以故生平致力如牧畜森林，如煤铁矿皆于天然 ，而家以日兴，乡邻依以生者亦自众。君量才赋金前后致小康者无算，而君积券至万金。”从中可见，冯家经营煤矿，始于冯济川祖父冯秉福。孝义西山煤碳资源丰富，冯举人祖父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大搞煤炭采掘经营，很快获得成功。

民国初期，兑九峪一带有这样的顺口溜：“只要紧紧跟上冯举人，就能读书出国去留洋。”还真的，就有不少人不仅跟上冯举人去日本留学，还跟上冯举人挖煤大发了家。郝家寨村的郝文灿就是如此。

明朝初年，郝氏定居郝家寨，祖上多人为官，郝文灿的祖父郝正谊，生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为贡生；其父亲郝丽田，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郝文灿幼年失怙，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与母亲张氏及哥哥郝文郁相依为命，家境贫困，日子过得朝不保夕。饥寒交迫的日子造就了郝文灿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品格。他母亲张氏，虽为女流之辈，却也颇有见识。郝文灿六七岁时，到了该上学读书的时候了。却因交不起学费不能入学。一日，得知知县大人要去胡家窑的瓷窑上办事，郝家寨离胡家窑不远，下了寨子山就是。这个小脚女人踉踉跄跄地拉着文灿、文郁两兄弟，跪在官道中央，将知县大人的轿子拦下了。她将郝家几代先人均有功名，家境贫寒，两孤儿不能入学等等，娓娓道来。知县大人听后深受感动，大笔一挥，写下字条，两兄弟于是入本村私塾就读。

郝文灿年龄稍大些后，迫于生计，与兄长课余时间参加乡村劳动。冬天私塾放假后，兄弟二人就到附近的小煤窑上打工。郝文灿聪明伶俐，把教师肚子里的东西掏空了。此时，张氏又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让儿子郝文灿送至冯济川举人那儿学习。当然，冯举人收学生不是什么人都收的。冯举人就是名气很大的清朝甲午科举人，石像村的石像山人。但好就好在冯举人是郝文灿姑母的儿子，与郝文灿表兄弟相称，长他二十余岁。他在冯举人家读书读到十六岁，冯举人推荐他到黄文村担任私塾先生，后又经冯举人指导，他考入山西省农业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十九岁的郝文灿参加了山西省省级科考，取得了大清朝的科举人学位。同年，他又参加了清政府招考公费赴日留学生的考试，在一千八百多名山西举人的考试中，名列第二。冯举人借他白银四百两，助其赴日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农林系。

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二十四岁的郝文灿毕业回国，先后担任陕西省苗铺县知事，山西省壶关县及右玉县知事。郝文灿早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进入民国，他率右玉县民政旗易帜，响应并拥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辛亥革命后，他任山西省政府实业司科长，山西当财政厅秘书长等职。先后任山西省农业专门学校总学监，商业专门学校校长，山西大学训商主任等职。

郝文灿回国后，家道日隆，一来他俸禄可观，而且他还四处讲学，讲学收入高于俸禄。二来他利用积累的资金，投资工商业。首先，他在兑九裕镇南面的弓家原里，数家合股开办了一个弓家原煤矿。煤矿获利后，他又在此沟里独资开办了石门子、拐把子两个煤矿，还在郝家寨村西南的家沟里开了个后家沟煤矿。这些煤矿获利后，他又在兑九峪镇沿街购买了五六处商业铺店，有聚源庆当铺、益源庆商行、东日升粮行等。他又在孝义旧城和汾阳城开设了多处商号。同时，他在省城太原的几家大型厂矿里及榆次晋华、经纬两个纺织厂投入了股份。后来，他就用这些获利资金，大量购置田产房屋，仅在郝家寨村就购置土地百余亩，同时新建、购置不少房屋。村里的好地和房屋，基本上被他买去了。他又在周围的村里买地，圪卓头村的葫芦坪、令狐村的原上、于家庄的原上、偏店村的洼儿里、兑九峪的南河滩、水峪村的河槽里，都有他的大片土地。偏店村洼几里的这一百五亩地，离村庄近，向阳背风，他不仅逐渐将其全部收购，而且在这块地里建了一座占地十余亩，房屋二十余间的骡马大店，既可以让过路行人车辆住宿，又可以做为长工及短工们的食宿地，还可以作为储放粮食、农具的库房。郝家的财富与日俱进，很进就成为孝义境内西山的首富了。

三

　　煤，对于有钱的人来说，就是财富；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说，就是命。没有钱的人只能给有钱的人去采煤。采煤，其实是世界上很危险的行业之一。我小的时候就常听父母说：那挖煤是“四块大石头夹着一块肉”，可苦啦！弄不好，就没命了。我那姑夫，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营煤矿当工人，就是在冯举人原来的煤窑，后改为兑镇煤矿上干活，1970年6月先是腰在井下打折，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要知道挖煤为何有危险，就要知道煤为何物。有文字第一次记载煤是在汉代淮南王刘安组织编撰的一部书，叫《淮南子》。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卒于公元前122年。《淮南子》中记载的煤，也跟兑九峪的人说的一样，叫“炭”。他将其称作“冰炭”，后来也称作“土炭”、“石炭”。这种称谓可能来自于地质学上的“石炭纪”之说。开始于距今3.5亿年前，延续了约6500万年。其名字来自于上石炭纪时期在全世界各地形成的煤。日语中至今仍称煤为“石炭”。《水经注》和唐贯休的《禅月集》中也称煤为“石炭”。《水经注•十漳水》云：“石墨可书，又燃之不难尽，亦谓之石炭”。《禅月集•十三•寄怀楚和尚》诗云：“铁盂汤雪早，石炭煮茶迟”。外国人中，有罗马作家在公元前2世纪也曾对煤做过一些记载，但记载最详细的，就是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了，他说：“契丹全境内之中，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路，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盖若夜间燃之，次晨不熄。其质优良，致使全镜不燃他物。所产木材固多，然不燃烧，盖石之火力足，而其价也贱于木也。”其“契丹”即中国也。

煤在大地之深层，几百米甚至几千米以下，所以挖煤的方法也是原始而落后。过去的人们，往往是在寻找水源时，在掘开松软的沙石表土偶然发现煤的，然后就像打水井似的，开始一直往地上挖掘，直至发现大量的煤。原始的采煤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挖斜坡至大地深处，挖出煤后，装在笼中，靠人力从大地深处几百米的地方，人双手着地，用力拉着笼子顺着斜坡慢慢而上；另一种就稍先进些了，在地面上竖一竖井，竖井上支起井架，装有绞车，其样子很像我小时候挑水时在井旁绞水的辘轳子。辘轳子上有一根细细的拐把子曲柄。辘轳子是一绞车的轴，上面绕两股绳子，一股缠紧，另一股松开。人用力转动拐把子曲柄，缠紧的那股绳子就从井下提起装煤的笼子了，而松开的那股绳就把井上的空笼子放下去了。一般是井上有两名工人。同时在绞车的两端转动“拐把子”曲柄。绞车轴子的绳子缠绕的方向相反，一个空笼子徐徐落下，另一个装煤的笼子就渐渐提上。这两名工人干的不是煤窑上最苦重的活，也不是危险的活。危险和最苦重的活儿在井下。那么人怎么下井呢？也是将人放在那空笼子里，靠那绞车往井下放人，一次下一个人，要紧紧地握住那绳子。你若不注意，或者上面较拐把子的人稍不注意，笼子上的绳子一断，人就一落千丈，完了。井上的实施很简单，就这竖井，绞车，四周围用竹编席围挡，好的用废砖弃瓦盖个小房屋。过去，你若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远远的看见那儿有一个大茅屋和大砖房，见有高高的竖井立在里边，那可能就是一个古老的煤窑。

矿工被绳子徐徐地送到了大地深处。那可就艰苦了，在大地深处，你只能挖掘出一小片巷道给矿工挖煤。人如地鼠一般，只能是脚着地，爬行而干活。矿工用的灯很简单，一根铁丝弯成一个环，上面搁一个小瓷碗，铁丝的另一端也弯成小钩状。这样，这种灯在采煤时就很容易挂在巷道墙上的小洞里。小瓷碗里放些菜籽油，就当灯油。用灯芯草做根灯芯，放在碗的沿上，用打火的石和铁一打，就点着灯了。所以每个矿工下井都得带上一个盛满灯油的瓶子和一些灯芯草，矿工在井下干活一次约3小时，他们带有一根可以点燃3小时的香来计算时间。在一些瓦斯较大的矿井，矿工不敢用明火，使用朽木或一种燃起来没有火花的树脂代替。一天中矿工要下两次井，每次干活2-3小时，上到地面上休息9小时再下井。每班都是由两个成年人和一个童工一起干活。

在大地深处，有时于遇上水了，就要先把水排出来，才能再去挖煤。一般排水用的是带油布衬里的笼子，没有油布衬里的笼子是用来道运从地下挖出来的石渣和煤的。由于在大地深处挖煤的采掘面很低。以至矿工就得躺着干活，所以井下的笼子都做得矮小。绞车提升用的那两个笼子就大，要拴在绞车的绳子上，或用钩子挂住。井下矿工用的工具种类很多。有用来砸石块石头的大锤。有挖掘面用的镐头。由于井下地方小，不能用铲或锹。挖井时，小笼子就放在旁边，刨松的石渣和石块装进小笼子，再用尖锤从硬煤层中开出来。一个矿工握住尖锤的柄，另一个矿工用大锤打尖锤的平头。因为是躺着干活，就不能用安有长手柄的尖锤，只能用不安手柄的尖锤。一只手拿尖锤，另一只手用手锤打尖锤。手锤是一个厚铁盘，直径有约三、四寸，中间穿一个木棍。用这种方式敲下来的煤块要用手托起来，放入一个矮小的笼子里，顺着巷道爬着拉到竖井旁，倒入大笼子里被提升到井上。井下的煤就挖上来了。

当煤笼子到达地面时，有两个矿工将煤笼子从绞车上放下来，再用一根粗木棍抬着搬运到竖井旁的煤堆旁。在这根粗木棍的中间绑着绳子，松的一头拴一根小细木棍，将这小细木棍穿过笼子的两个提手，而后一个搬运工用手抓紧木棍和绳子向上提，两个人一起把煤笼子抬走。这个工具叫竿子，很简单，抬起和放下笼子都靠操作这根木棍。

我在一个老矿工的家里，见过那些过去挖煤工人用过的工具。那有长长的木柄的笨重的大锤。那镐头底部是平的用来挖掘和扩大竖井用的单尖镐。那细长细长木柄的尖锤。那用来打尖锤平底的长柄铁锤。还有那矿工手持的尖锤，左手握住尖锤对准煤层，右手用厚圆饼状手锤，打尖锤的平头。还有那手锤，一个厚铁盘，中间穿一根木柄，用于开硬煤层，在那狭小的采掘面，这是多么艰难而困苦的活啊！我也在一个老煤窑上见过那绞车。提升煤要用绞车。矿工下井、上井，都要靠那绞车。所以绞车上的绳子必须结实。所有的绳子通常由三股粗麻条拧成。老矿工们很有经验，知道绳子的使用时间有限，一般可用10-15天。我还在兑九峪的一个古村里，见过那制作绞车用的绳子的工具。一个简单而质朴的矿用制绳机。一位老人还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如何制绳的过程。他说，先将细长的大麻条子缠在那个像纺车一样的装置的轮子上，再将三根大麻条分别扎在那三个钩子上，这三个钩子被一根小曲柄连在了一起。这些大麻条的另一头扎在像雪橇似的两个立柱的木架上的钩子上，攥动木架子上的曲柄。就可以拧出绳子。

四

　　采煤，这种活儿在大地深处，又很危险， 自然也就很神秘。所以，从古至今要想找到煤，并且能挖出煤，而不受瓦斯爆炸和大水冲击，就得满世界去找那些神一般的“老窑傅”。

明朝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出版的《天工开物》中说：“凡取煤经历久者，从上面能辩有无之色，然后掘挖。深至五丈许方始得煤。初见煤端者，青气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青烟从竹中适上，人从其下施钁拾取者。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版，以防压崩耳。”其实，孝义西部山区所说的“老窑傅”就是《天工开物》中所说的“取煤经历久者”，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清末民国年间，兑九峪一带最有名的“老窑傅”，就是郝家寨村的郝四明。郝四明大号郝清。兑九峪镇老公里、弓家原、石门子、寺沟里、拐把上，洞子沟、前家沟、后家沟、清天洼、黑坡沟、前柏沟、中柏沟、后柏沟等煤窑都是他探明并加以技术指导开采的煤矿，是一个了不起的煤窑技术师傅。

郝四明的名声是这样传开的。他先开创了一个名叫“老公里”的煤窑。投产以后，产量稳定，事业兴隆，却受到了东家的歧视和同仁的排挤，一怒之下，他在窑场里狠狠地踢了一脚，说“老子走了，你们干吧！你狗日的们看着，老子尿一泡尿也要浇到你们的头上。”离开老公里煤窑后，他又重新找了几个东家，在寺沟里新开了一个煤窑。从大地深处的井下底板高度讲，寺沟矿居高，老公里矿居低。两矿贯通后，寺沟矿的井下水就全部灌倒老乡里矿了，老公里的矿井果然被老窑傅的“尿”给淹没了。老公里矿采取了好多措施进行排水，却怎么也排不完，只好停产。后来，两矿的东家们共同出面，再三乞求，并让郝四明当了两个煤窑的技工。之后，郝四明在离两矿东方十里之外的圪卓头村柱沟里，打了一扎排水井。这样，两个煤矿的井下水都从这个排水井口排出，才基本上杜绝了他们的水患。于是，老公里矿才得以正常运作，而圪卓头村的农民们开通水道，利用这个排水井排出来的井下水灌溉农田二百余亩，时间长达六十多年之久。

民国初年，郝四明应十几个股东的邀请，担任技工，在兑镇南山的石门子下面，开创一个新煤窑。过去，凿井开掘都是人工作业，没有任何机械，每掘进一尺到很困难。当矿井掘进到该见到煤层的时候，却还没有找到煤，继续掘进，难度更大了，花费更高了，每提升到坑口外的一柳帽壳子石渣就得花费一柳帽壳子铜钱的人工费。东家们都着急了。这该怎么办呢？郝四明却从容不迫，不当一回事，还是继续安排工人挖。有一天，七、八个东家一起来到郝四明家，责问道：“该见炭了，你却找不到炭，再往深打又得花多少钱呢？我们大家都花不起了，你说吧，啥时候才能真的见了炭呢？”郝四明不慌不忙地说：“这可说不准，有炭没炭尚属两可，也许我这回真的该一头栽进石门子了”。东家们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更着急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责备开了，有的人出言不逊，有的人还想动手打人。郝四明看着他们闹了半天，不紧不慢地说：“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呢？你们说咋办就咋办，我都听你们的。”这些东家们嚷道：“我们得退股，不能跟上你继续倒这些霉了，你实在把我们给坑苦了。”郝四明听了，不卑不亢地说：“你们想退股也行，先开个股东会，商量一下看看谁退谁不退，怎么个退法。”之后，这些东家们就去召集股东去了，郝四明就此装病不去，井下掘进的工作也随即就停了。召开股东会的那天，郝四明也带着病去到会上了。事先他见过了石像村的冯济川举人和郝家寨的郝文灿股东，并推心置腹地对他二人说：“我这一生打井无数，别人信不过我，你弟兄两个也信不过我？”会议开始后，大家都争着退股，只有冯、郝两家坚持不退，并把那些要退股的人的股权都接受过来，当场就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散会的时候，郝四明对着冯、郝两位股东说：“你们红、黑老倌儿，这样信得过老朽，老朽当为之再搏一局，若不胜，我当投井于老公里。”冯、郝二位股东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岂能以一败而想不开呢，最多也不过是我们扔几个糟钱而已。你老别介意。”他又转过身对那些已经退了股的东家们说：“你们大家都想清了吧？都不后悔吧？”这伙人巴不得拿上银票赶紧离开，没有一个说后悔的。第二天，郝四明来到石门子，他亲自下井了。到了井底，向四周观察了一会，然后向东南方向的井壁上用手镐只凿了一尺多深，那乌黑锃亮的煤层就出现了。这样一来，这个颇有开采价值的煤窑就全部为冯、郝两家所有了。煤矿获取后，郝四明又向冯，郝两位东家提议，把原来那些退了股的股东又都接纳回来，恢复了他们的股权，大家一起发家致富。

郝四明就是这样的神！兑九峪开煤窑的人都有一句话：“前寺沟怕水，后寺沟怕鬼”。后寺沟是个古井，出的人命事故多，鬼也就多。只是郝四明在这个煤窑上担任技工时，煤窑才能正常运作。他一旦离去，井下就事情百出。所以，每天开钩的时候，郝四明总是第一个先下坑在井下巡视一番。他出坑后，才让工人进坑。罢窑之后，也总是等到井下工人全部出了坑，他才肯离去。因此，煤窑上的人们说：“老窑傅先入坑是要把井下的鬼魂都驱赶掉，人家不是坐在井上闲聊就是吸烟，只要人家在窑场里咳嗽一声，就能镇压住井下的鬼魁，工人们才能安全生产。”

兑九峪还有这样的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有一次，煤窑将要罢窑了，最后出坑的一个工人刚要出坑，忽然发现他身后有两个鬼追来。一个鬼说：“拉住他！拉住他！别让他出坑！别让他出坑！”说着就动手要拉这个工人。另一个鬼说：“不敢拉！不敢拉！老窑傅还在哩！老窑傅还在哩！”吓得这个工人出坑以后，大病了一场。这件事在矿工们之间传开之后，凡郝四明在矿上的时候，他们才敢入坑工作，若郝四明不在矿上时，他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肯入坑。

这些迷信色彩很浓的民间传说，简直把老窑傅描述成神了。其实，老窑傅郝四明也不是钟馗，他不一定能镇住鬼，只不过是，他有一手高超的安全生产技术和丰富的挖煤采煤的经验，能有效防止事故的发生而已。

五

　　孝义煤炭开采最早的文字记载是由元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到明清时期，煤炭已成为邑人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要燃料。清朝咸丰《汾阳县志》卷十载：“清康时该地以炭代薪，日用称便，而产炭之地出自孝义，阖邑颇以需用，固民生之至要者”。当时的孝义西部山区都是“农忙务农，农闲挖煤”，清乾隆《孝义县志》载：“民业勤苦……除农圃之外，则负薪掏煤”。到清末时，孝义已有家庭式小煤窑100多座。这种家庭式小煤窑，规模小，不雇工，采煤方法落后，“多穿山为穴，深或数丈及数十丈，取者携灯躬身而入，背负以出，大路以畜驮，坦途始能运载”。（清乾隆三十五年《孝义县志》），使用的工具为镐锹，锤钎，拖（运煤笼子），摇把（提升工具）。建井叫“开口子”，不勘探，没设计图纸，仅凭经验看山势，看岩层及煤层出露，结合运输条件，确定井型（竖井，斜井），即破土开凿。

到了清朝，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式小煤窑生产的煤产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了。于是，一些富商和地主就开始集资兴办规模最大的煤窑了。像冯济川、郝文灿就是这样的大股东开煤窑的典型。在孝义东面平川，还有一个大的地主富商叫李元晋，他竟然和外国人一起在孝义开起了大型煤矿……

李元晋（1859年—1934年），字体乾，孝义大孝堡人，清末孝义科举得中的最后一位举人。清授奉政大夫，丁酉技贡，此洋政府众议员，国是商会山西省代表。光绪二十年（1897年）中举时年38岁，李元晋出身农家，父亲李晋湘靠良田千亩发家，到李元晋手上时，资产雄厚，长期掌管孝义县商会，已是孝义兼营工商和金融的首富。《孝义县志》载，清末民初，孝义的钱庄、银号分官办，合资，独资三种形式。在中阳楼附近有宝元通，聚元通等10家，全县存款达20万元，仅李元晋的钱庄百逢源，资金总额达15000元。

中华民国诞生时，李元晋52岁。他曾文居天津，并与英租界太谷商人张成统来往甚密。张成统在天津英租界四十七号经营“公顺当”，合谋想利用外国投资开采孝义的煤炭。据民国出版的《农矿季刊》报选，仅民国十二年，孝义煤窑上的工人达八千二百五十五人。但是由于当时经济、技术、设备等条件限制，孝义煤炭未能有效开采。经张成统联系，德驻天津领事馆人员从中牵线，李元晋与日本川畸造船所取得联系，并先后在天津、太原等地谈定，由日方投资，提供一切机器设备，派遣工程技术员，由中方向政府申请矿区，并负责经营此矿。时年李元晋已60岁。

民国三年（1914年），由本邑绅士在贤者村、胡家窑一带开办的“和成窑”，因凿出地下水被大面积淹没，煤窑倒闭。李元晋与日方决定在原私营“和成窑”的基础上与附近地方的前郭家沟、后郭家沟、寺沟三个煤窑联合举办一个大型的现代煤矿。

很快，华兴煤矿公司成立，李元晋任总经理，张成统任协理，经理由李之晋之子李子嘉，张成统之子张悦泰担任。下设总务股、会计股、文牍股、交际股、建筑股、测绘股，庶务股等十个股。华兴公司还分别在天津，太原设立了常驻事务所。天津所常驻代表为角盘人田以泰，负责与日方川畸造船所交设有号事项；太原所常驻代表为旧城城内北街人韩守德，负责向省政府办理呈请矿区等事项。

民国八年（1919年），日方当即投资十一万银币，并陆续运来了高架车、车床、钻床、刨床、锐床、锅炉、蒸汽机、水泵、探矿机等20多台外国机器及矿车铁轨等设备，派来了常防代表高桥威雄和德国、法国、意大利籍的工程师等5人，还有翻译、服务人员多人。公司为他们建筑了比较讲究的五处院落，内设办公室、卧室、厨房、澡堂、厕所等，室内安有电话、电扇等设施。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到贤者村后，花了很大的精力，跑遍了下堡川东起贤者，西至南阳上、下义堂，西北至杜村的东、西小景一带，先后探测了40余处煤炭开采区和多处铁矿、铝矿开采区。面对极为丰富的矿藏资源，日本川畸造船所垂涎欲滴、野心勃勃，他们除每年的大量投资外，还计划从榆次接铁轨，铺设经太谷、祁县、平遥、汾阳到孝义贤者村一带的铁路，进而大规模开采孝义的煤、铁、铝并再建一座焦化厂，实现其掠夺中国财富的野心。

日本人的“宏伟计划”，激起了孝义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民众纷纷谴责李元晋等人是出卖中国资源的“卖国贼”。下堡村工人申宝全多次向县政府告状，身卧病塌还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李元晋”。在当地绅士徐忠模的组织下，老百姓联名向县政府告状，并呈请获准成立“民众煤业合作社”，在华兴公司矿区内的二龙山、二贾沟等地也办起了煤矿，与华兴公司抗争。

面对这些情况，李元晋等人的内心十分矛盾，既想利用日本的投资和先进技术开办现代化煤矿，又害怕生产规模扩大后，机械化程度越高，煤矿的生产，技术，经济，销售等大权自己无力控制，落在外国人的手中，从而使日本掠夺中国财富的野心得逞，损害中方的利益，这样更逃脱“出卖中国矿产资源”的罪名。为此，李元晋先暗地里打通山西省政要赵戴文的关系，致使华兴公司始终未能在省政府备案。这样，日方铺设铁路的计划不仅根本不能实现，就连探测过的40余处矿区也未能获准建设。只有瓦窑坡、老榆地沟、后郭家沟、寺沟、大坂坡的六个矿井开始了人工开采、人工绞煤，小榆地沟安装了高车，巷道内铺设了铁轨而投了产。其次，李元晋等人还秘密安排在旧“和成窑”煤窑为生产矿井抽水的工人控制抽水量。工人们经常遵照李的安排，借口抽水机发生故障而停止抽水，致使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产量一直上不去。这样，拥有120余名职员，1180余名生产工人的华兴公司，年产量始终徘徊在6万吨左右。

由于日方没有获得预想的利益，十分不高兴。民国十五年（1926年）日方派代表来到孝义，考查了矿山建设及生产情况，发现问题很多。于是，日本，德国，中国三方代表在贤者村进行了谈判。谈判中，德国籍人白志祥利用中间人身份和中日双方不宜直接接触的情况从中贪污巨额投资的丑行被揭露。此时德方代表海尔德海姻（绰号海二则）横行无忌。为了掩盖丑行在谈判桌上朝天鸣枪，进行恫吓。中方代表毫不示弱，拍案而起，争锋相对，据理力争，终于将白志祥开除出华兴公司，暂时缓和了中日双方的矛盾。但在天津继续谈判时，在生产规模扩大与否的问题上中日双方的矛盾又一次激化。最后，日方向山西省政府告状，要求中方负担经济责任，偿还总共投资的二百六十万元银币。但终因公司未在省政府备案，省政府拒绝受理此案。告状不成，日本川畸造船所便停止了投资。

民国十五年至十八年，日本先后撤走了全部工程技术人员，只有常驻煤矿代表高桥威雄留守，维持日常事务。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高桥夫妇病死在贤者村，华兴公司呈报省政府后，尸体用飞机送回日本。从此，日方再没有派来任何代表。此时李元晋已年近七旬。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也爆发，日军侵占孝义时，李元晋已去世三年，日军临时接收境内煤矿，并任李元晋的儿子，省议员李子嘉为华兴公司经理。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夜，矿工工会领导工人烧毁矿车，炸毁锅炉。1938年，八路军及牺盟会600余人袭击煤矿，将全部机器设备运往延安，矿井复遭水淹。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妄国掠夺中国矿藏资源的产物——华兴煤矿公司停产倒闭。

六

　　《天工开物》中说：“凡煤炭取空而后，以土填实其井，以二三十年后，其下煤复生长，取之不尽。其底及石周石卵，士人名曰铜黄者，取出烧皂巩与硫磺。凡石卵单取硫磺者，其气薰世，名日臭煤。”

现在的人性急，见是黑面子，就挖。好煤挖了，臭煤、夹石也挖，把地底下都挖空了。地下水也都走漏了，却闹得地面上满世界都是黑面，黑山黑水黑路。而且把煤挖完了就完了，从不好好“以土填实其井”，做也是表面文章，上面覆盖一层而已。还有的人更性急。嫌建竖井挖煤慢，索性“翻天覆地”把山也揭了，直直地去取煤。但取后又不好好地一层又一层地“以土填实”，把先人留下的山河彻底地破坏了。

《天工开物》中还说：“凡煤炭不生茂草盛木之乡，以见天心之妙。”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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