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伍四十年 深情忆往昔

武国跃

　　1981年10月5日上午，风和日丽，秋高气爽，我像往常一样，骑车去省军区司令部办理其他战友的退伍手续。这是我身穿军装最后一次走进这座大楼，也是最后一次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

回到位于军区一招的连部，我对着镜子慢慢摘下鲜红的领章帽徽，心情难以平复。午饭前来到连队食堂，炊事班的战友给我煮好了饺子，当过兵的人都知道这顿饭的含义。饺子鲜美可口，吃进肚里却是五味杂陈，品出留恋和不舍的滋味，感受到离别的伤感之情。

午后，告别连长、指导员和身边的战友，向大家行了最后一个军礼。一千天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了，如今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

上面这张照片是山西省军区司令部大楼。

　　1978年11月下旬，我还是栾城县小枚公社龙门村一名下乡知青，经历了两年多农村的艰苦生活。冬季征兵开始了，我们知青和村里的年轻社员踊跃报名。一天下午，大队民兵连长让我带领十多名应征青年去公社参加目测，公社门前的篮球场站满了人，我找到军装上衣四个兜的带兵人，向他报告村名和报到人数等情况，也趁此机会表达我参军报国的强烈愿望。

四个带兵的军人是：邵登高副连长，江苏宝应人，1968年入伍；战士赵庆国，河北平乡人1974年入伍；通信员阮振来，河北香河人，1975年入伍；战士郝鹏举，河北武安人，1977年入伍。

应征兵员来自七八个村庄，下乡知青占了一半，部队的人来龙门村入户走访时，我又主动接近他们，就想加深一点印象，毕竟我已年过20岁了，唯恐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争取穿上军装，实现我的从军梦想。邵副连长找到我，说要去石家庄知青家里走访，看我能否陪同一起去，我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心想八字有一撇了。

在约定的时间地点，邵副连长、阮振来和我乘坐长途汽车前往石家庄。二十多个知青家庭分布在市区各个地方，作为向导我按照地址安排好走访路线，我们骑着自行车在两三天就顺利完成了走访活动。

在县医院体检后，我又骑车去市里开政审材料，在回村的公路上，一辆解放牌卡车突然停在我前面，司机下车向我走来，定睛一看原来是高中同学。他在1974年底高中毕业就应征入伍了，服役三年后于1977年底复员到石家庄铁路大厂成为汽车司机，现在工作已经一年了。当年因为家庭问题，我不敢奢望象这位同学一样穿上军装，只把它当作一个梦想，一眨眼四个年头了，我才看到一点希望。还是这个季节，在寒风瑟瑟的公路边和同学不期而遇，彼此的经历却差别那么大，不禁感慨万分。同学得知我要参军，鼓励我到部队要好好干，珍惜机遇，不负此生。

　　在这个冬天我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入伍通知书，签发日期1978年12月9日，手捧着通知书非常激动，遗憾的是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把我的姓氏写错了。

出发前几天窦需存上士也赶到石家庄，提前采购旅途中的食品，因我家离火车站很近，就把这些食品存放在我家。16日晚我们四十多个新兵到公社大院集合，在小礼堂观看了一场电影，公社放映员陈士杰也是新兵，这是他在家乡放映的最后一部电影。

凌晨时分我们乘上长途汽车，在浓浓的夜色中默默地告别劳作生活了两年多的土地，经过一个个沉睡的村庄，我的心已飞向远方，憧憬着未来。佛晓前到达石家庄火车站，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我和窦上士回家取食品，顺便拿了一个铁桶，去附近的工程段接了一桶开水，让大家饮用，有食物有热水，老兵和新兵一起共享了第一顿早餐。

　　清晨我们踏上绿皮车，这是一趟石家庄开往太原的慢车，望着车窗外一幅幅陌生的景象，对即将到来的军旅生涯充满了幻想。

午后列车驶进太原站，在站外登上大巴车，还没来及观赏这座城市的街景，汽车左转右转就远离了市区开进东山。不久汽车停在山坡上的一座灰色楼前，这里是郝庄公社前水峪村。下车后集合排队，点名分班，此时又看到几个新面孔。他们是陈玉清班长（代新兵排长），1973年兵河北玉田人；周延普班长，1975年兵河北香河人；郭强班长，1977年兵河北武安人。郝鹏举班长留下来继续训练新兵，我们分为四个班，四个班组成一个排。分好班后一看，我们这个班都是下乡知青，班长是陈玉清，大概是提前安排好的，要对我们单独操练。

我们受军区独立团代训，和其它部队的新兵组成一个超规模的新兵集训连，足有二三百人，连长是贾凯山，河北定州人，他在这次训练新兵期间被提升为副营长。

在新兵连时我们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是中越边境战事紧张一触即发。受此影响延长了新兵训练时间，听老兵说，往年新兵训练也就一个月，我们是两个月。在训练科目上除了队列射击投弹，还增加了战术动作，老兵说从来没见过新兵训练爬战术的。

从社会青年到合格军人，要完成观念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巨大转变，这是脱胎换骨式的转变。新兵从队列训练开始，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踏步走，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每一个动作都要听从口令，目的就是在反反复复机械式的训练中，养成服从命令为天职，令行禁止的良好习惯。

太原的冬天很冷，东山上更是寒风刺骨，我们在操场上练队列，在荒野山坡上学习爬战术，晚上轮流站岗放哨，伙食主要是二米饭加土豆，虽然不太好吃，感觉比知青食堂的饭略好一些。新兵连食堂没有桌椅，每个班围一圈蹲在地上吃。

1979年1月28日是春节，新兵连在节前开联欢会，陈班长动员大家踊跃参加，我主动报名。在晚会上我唱了一曲动情的歌《我爱我的台湾》，背诵了一首屈原的诗《橘颂》，说了一段单口相声《在莫斯科的街头》，三个节目一气呵成。联欢会结束时新兵连首长给予我口头表扬，还奖励了一个日记本。

上面这张照片是太原市双塔寺。

　　除夕下午以班为单位包饺子，我印象中大概是猪肉胡萝卜馅，一群毛手毛脚的小伙子包出来的饺子大小不一，样子也不好看，吃起来感觉香喷喷的，比二米饭好吃多了。

1979年2月2日新兵集训结束前，请来太原照相馆的专业摄影师给我们拍照留念，这是到部队后第一张照片，中间一排从左至右依次为郭强班长、周延普班长、陈玉清班长、郝鹏举班长。

　　军营里流行这样一句话：新兵信多，老兵病多。还真是这回事，十七八岁正值青春年少，大多数人刚刚走出校门，能够参军入伍是引以为荣的事，第一次远离家乡和亲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对一群陌生的人，只能用书信向家人报平安，向亲友诉说自己的感受。所以，每当休息时都会趴在床铺上写信，时不时跑到大楼里看有没有回信，这是新兵特有的现象。

家书抵万金，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亲友给我的来信，至今仍保存完好。

　　大约在1979年2月中旬结束新兵集训，我们打好背包乘大轿车前往连队驻地，行驶到新民北街下车，排着整齐的队伍继续向西行进，当我们走到军区第一招待所门前时，院内响起锣鼓声，警卫连官兵列队迎接我们。连队首长致简短的欢迎词后，开始点名分班，我和另五个新兵被分在一排三班，驻在一招东院。院子很大，路西是一排民国时期青砖灰瓦房屋，路东是一片菜地，院内有几棵高大的杨树，宿舍在院落的北部，是一座方方正正的老建筑，据说曾是阎锡山姨太的客厅兼舞厅。多年后我才知道，解放前这整个院子是阎公馆建筑群的一部分，名叫东花园，是太原现存规模最大的四合院建筑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为解放军十九兵团子弟学校、华北军区育英学校，我在三班时还能清晰地看到屋檐下的墙壁上用白色粉笔写的“育英再见了！”

当时三班有近20人，从1973年到1979年的兵都有，班长陈玉清、副班长王福新都是73年的老兵，还有74年的李林超，75年的卢和平，76年的吴建勋，77年的郝鹏举、郭占山，78年的陈凤龙、张雨顺、赵保林。相识时间最长的郝鹏举也在三班，后来他到二班当班长了。

三班的警卫目标是住在院里的省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主要任务就是站岗放哨，好在我们是流动岗，可以在院子里走动。军事训练以队列军体射击投弹擒拿为主，定期组织政治和业务知识学习。

1979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祖国大地。有一天接到电话让我去连部，张存友连长和赵永海指导员对我说，军区直属机关定于五四青年节召开纪念大会，命令我写一篇文稿，代表警卫连上台发言，我当即表示坚决按时完成。这是我下连队后接受的第一个艰巨任务，也是连首长对我的信任。回班后我就以当前形势和时代对青年的要求为主题，很快就写完了文稿。我来到连部，连长指导员让我当场朗读一遍，就像在会场上一样，我抑扬顿挫、语速适中、声音响亮地读完稿子，连首长对发言内容和我的表现很满意。5月4日上午，在军区八一礼堂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上，我代表警卫连全体指战员上台发言，表现的还不错，圆满完成了任务。

上面这张照片是三班宿舍。

　　每天清晨听到起床号，战友们迅速起身穿衣，简单洗漱后在门前列队走向一招大院操场，全连集合口号震响歌声嘹亮。有时候沿着解放路、府东街、五一路跑一圈，夏天时跑的大汗淋淋，冬天时棉袄都湿透了。有时候就在操场上进行队列和军体训练，我们警卫连的队列不管是齐步走还是正步走，无论是持枪还是徒手，走起来整齐划一威风凛凛，那叫一个帅！每年都在一招组织省军区师团参谋集训，每当我们出早操走队列时，这些来自全省各地的军官就会站在操场边上观摩，直看的他们目不转睛、啧啧称赞。

说实话我的身体比较单薄，体能素质和灵活性差一些，军事训练完成的不好，尤其是军体动作，用太原话说“不球行”。在新兵连时就因为投弹距离不达标，没有资格投实弹，到连队后在老兵的带领下，慢慢掌握了要领，终于在汾河边体验了一下投掷真手榴弹，感觉震撼又刺激。单杠是我的弱项，屈身踢腿上杠这个动作总是做不好，班长急我也急，为此没少挨批，也没少出小操。

警卫连作为军区直属连队，除了日常站岗执勤，还要接受许多临时任务。1979年2月中旬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高昂斗志。附近一所小学校领导来到连队，恳请派人给全校师生讲述解放军保家卫国奋勇作战的英雄事迹，连队安排一班的裴启旺（七五年兵）和我到学校进行演讲。

有一次连队让我和另一个战友去军区看守所押解犯人，嫌犯是原大同市武装部政工科长和另一同案人，涉嫌盗藏枪支。到看守所后军区保卫处干事说今天要对此案进行审判，要我俩负责押解这个科长，特意提醒此人性格暴躁，如果他在庭审中出现抗拒的表现和动作，就强行按下他的头，制止其影响庭审秩序。我们跟随保卫处同志前往监房，工作人员给两人戴上手铐，乘汽车前往军事法院，途中我们一左一右手握嫌犯的胳膊，在审判过程中没有发生异常情况，我们顺利完成押解任务。（上面这张照片是位于一招院内的东花园大门）

　　1979年冬天，一个战士因违反纪律提前退役（这个战友的名字至今我还记得），邵副连长和我负责遣送其回乡。我们三人乘坐夜间硬座列车，这个战友一路上都很沮丧，话语不多。为防止发生意外，我和他寸步不离，去厕所也跟着。天亮时到达侯马，又转乘开往沁水的长途汽车，在当地武装部办理了移交手续。这次经历让我对遵守纪律加深了认识，人要懂规矩有敬畏。

上面这张照片是太原市八一礼堂（军人俱乐部）。

　　大约在1980年春夏之交，我被调到二班，班长是郝鹏举，二班驻地在东仓巷曙光院，该院有东西两个大门，分别设两个岗哨，类似于收发室，可以在屋里坐着，也可以在门前走动。

曙光院的位置很好，西邻繁华的解放路，附近有商场饭店、电影院、照相馆、动物园，还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天主教堂。美中不足的是离连队食堂远一点儿。

一天中午我执勤，郝班长吃午饭回来，通知我下午去连部报到，我还感到有点儿小意外。迅速打好背包前往连部，向张连长、赵指导员报到后，老文书郝庆民安排我和卫生员程德芳在一个屋。后来几天我和老文书交流多一些，晚上偶尔还整点儿小酒。郝庆民是1973年的老兵，入伍已八个年头了，从交谈中得知，他要复员回乡了，虽然工作很努力，却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不时流露出几分伤感，慨叹人生有几个八年？面对他的境遇，我的劝慰苍白无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凡是当兵的人，这一天迟早都要来。

和老文书办理了武器弹药及士兵档案的交接工作，我正式承担起军械员兼文书的职责，深知这是连首长特别是张连长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我一定要忠诚履职，绝不辜负连首长的希望。

（上面这张照片里，是我复员时拿回来的一本空白的“连队武器器材流动登记簿”，粘贴剪报用。警卫连三个字是郝文书的笔迹，精心保存四十年了，留作纪念。）

　　连队武器库，在教场巷路东原独立营一座二层楼上，当时这里已没有部队驻守，一楼零散地住着几户军人家属，二楼大都是闲置的房间。武器库门就是一扇普通的木门加一把铁锁，根据我现在的记忆，当时这里存放着十几支步枪冲锋枪，三支班用轻机枪，四十多把手枪，数支40火箭筒，近400枚手榴弹，数千发步枪和手枪子弹等军用器材，武器弹药都锁在一个个木箱里。为了确保安全，我隔三差五就要来这里查看一遍。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门上的小窗被人打开了，门框上有踩踏的痕迹，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急忙打开库门查验，好在那几个装着武器弹药的箱子完好如初，经过清点没有丢失一枪一弹，实属万幸。我立即返回连部向连长指导员作了汇报，并建议把军械库搬回连部，连首长对此十分重视，马上作出具体安排，很快就把军械库安置在炊事班旁边的房间里。

武器是战士的生命。为保持枪支的良好性能，我定期对库存的枪支进行认真擦拭保养，把它们擦的一尘不染，锃明瓦亮，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有战士需佩枪外出执行任务，经连首长批准后，我严格按照纪律规定签发持枪证，登记枪支号码，发放枪支子弹。

每星期日刻一次蜡版，油印下周的“军政训练安排表”，每天晚饭时把当晚的口令写在手心或小纸条上，及时通知到每个班。夜晚，有时要跟随连首长去各哨位查岗。连队每年组织两次实弹射击考核，说实话，当兵的谁不爱打枪呀？我利用去联系靶场的机会，带一支手枪过过枪瘾，现在回想起来这也算是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吧。

1980年冬天连部搬到军区大院的新楼里，环境条件比一招的平房好多了，不知啥原因，第二年春天又搬回一招了。不久，张连长调往军区农场，军务处郭登岭参谋接任连长，几个月后郭连长又调回军务处，由陈玉清接任连长。我任职文书一年多，经历了三位连长和赵永海、苏大波两位指导员，作为下属，在工作和生活中得到他们的热情关怀和帮助，我也尽职尽责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特别是在武器弹药管理上，没有出现任何差错，没有辜负领导的信任，对此我感到欣慰。

　　1979年11月中旬，省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在一招举办了一次“山西省军区连队美术培训班”，主要学习美术字、绘画、板报编排等基础知识，连队安排我去参加，当时我在三班，在几十名学员中是离驻地最近的一个。和我住同一房间的战友来自灵丘，交谈中得知他所在班驻在京原铁路线上，任务是看守大山深处一座铁路隧道，哨所离宿舍很远，来回都是山间小道，除了铁路巡道工，很少见到外人。班里的战士轮流做饭，生活必需品和报纸信件由铁路供应车送过来，一星期或十天半月来一次，条件十分艰苦。一个连队的执勤点分布在方圆几十公里，和外界联系就靠一部摇把子电话，唯一能排解寂寞的是从身旁飞驰而过的列车。

与之相比，我们驻在繁华都市，实属幸运。我刚到连队时，正赶上改革开放之风徐徐吹来，太原街面上已出现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麦克）镜、手提收录机的情景，耳边不时传来邓丽君、凤飞飞的歌声。一招东邻太原重工业局二楼每晚都举办舞会，柔美的舞曲令人耳目一新。就连给我们送书报的女邮递员也脚踩尖尖的高跟鞋，留着飘逸的波浪卷发，几分摩登姿态。

三年间看了无数场电影，国内国外的，黑白彩色的，谍战格斗的，战争言情的，喜剧悲剧的。二战大片《解放》《军阀》《啊！海军》，《画皮》《偷自行车的人》《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等，真是大饱眼福。

三年间我曾在山西剧院欣赏过甘肃省歌舞团演出的舞剧《丝路花雨》，这是一部再现丝绸之路的经典之作，反弹琵琶、千手观音是剧中精彩片段。此舞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看几回。自1979年至2004年该剧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演出25年，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为“中国舞剧之最”。

三年间我曾在湖滨会堂聆听过团中央书记高占祥的演讲，马季、赵炎表演的相声。此番经历收获满满。

　　在班里当战士，周日去柳巷、开化寺、五一广场，这是1980年在太原书店买的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定价5.40元，当时我每月津贴7元。

　　这是1979年4月份在五一路邮局买的《世界知识》半月刊，定价0.20元。当时这个杂志复刊不久，陆陆续续买了30多本，复员时没舍得扔掉，带回来保留至今。

　　在太原当兵时的照片。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营的生活虽然短暂，所有的经历却终身难忘。还有思思念念，魂牵梦绕的战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