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吟（四）

作家鲁一夫

鲁一夫

小学红领巾时代在老天津体育馆前

　　我的童年不都是龌龊还有真实，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就不再像是一个彪形的北方老汉。几天前，我捻着寂寞的髪梢在故里旧址来回踟蹰，寻觅自己曾经留在深夜路灯下的影像和少年的背影。

我们终究斗不过时光，后来只在回忆里感伤。像看电影一样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晚霞夕阳。终是有些人忘不掉，有些事放不下，想的太多常常失眠于床榻，也许是最近疫情宅在家里…….。

在天津“五大道”地区有两座体育场所，一个是始建于解放前的民园体育场，一个则是解放后1954年建成的天津人民体育馆。前者离我大理道住所近在咫尺百米之距，后者从家里下楼出门往左拐上成都道，过第一个“大圆盘”就到了天津人民体育馆，目测也就200米。

这个占地近30000平方米，观众座席3462个的建筑，是当时天津市最大的公共体育場馆，堪称“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50多年前，体育馆门前荷花池雕塑前和母亲小弟留念

　　这所建筑留给我太多的记忆，小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小弟，在门前的那座荷花绽放的雕塑旁照的相至今珍藏在我的相册里。人就是怪，有时候太想忘掉的东西，却偏偏常常想起，记忆深刻。

童年及少年时代的业余生活，我当然离不开体育馆这个平台。捉迷藏，玩打仗，跳绳，骑马砸骆驼，逮蟋蟀，粘“老鹤”抓“叽了”，那个年代学生所能玩的我都能玩出了花样儿。

红色风暴席卷天津十年，尘埃挥之不去，除去建筑本身惨遭厄运，我家与这座建筑有关的故事也大都渲染着悲剧的色彩。

　　其实从母亲那论我也算半个中医世家子弟。我的姥爷薛泽珊和大姥爷薛润珊，这老哥俩都是中国现代四大名医之施今墨先生的弟子，一个是入门弟子，一个是真传弟子。老哥俩一辈子悬壶济世，普度苍生。后因主义及政见不同，阵营别样，后分崩离析，至死再没相见。

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我姥爷薛泽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被新政权逮捕法办，关押在陕西铜川战犯管理所20多年。于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争罪犯被特赦释放，没两年即病逝于西安。

这还要从1968年的一天下午说起........。

两位姥爷和中国四大名医施今墨先生一起

　　54年前年的那天，两个陕西公安便衣跟在一个70多岁，腿有点瘸的老人后面敲开了我家的门，母亲见到他后惊恐万分，呆呆的愣了一下后，怒火万丈，二目圆瞪，脸色难看的很，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母亲让我到另厢休息，这厢便不断传来哭泣，怒骂，责怪，忏悔的共鸣。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母亲推门给我穿上了外衣，跟着大人们来到体育馆门前，老人搂着我照了张合影后跟随着两位便衣警察消失在匆匆的人海之中。

“相见时难别亦难”，从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老人，体育馆的那次一面竟成永诀。1975年的一天，母亲接到了一个电报后带着我到民园邮局打长途电话，记得电话两头痛哭流涕，不断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直至嗓音嘶哑。

事后我才知道我是有姥爷的人，以前以为没有。

和母亲通话的就是1968年与我在体育馆合影的那个老头，而这个老人是母亲的亲身父亲，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父是国民党战犯，1949年被人民政府捕获镇压，关押在陕西铜川一个战犯管理所。那次来家里是和母亲分别19年后，因腿骨折来津看病，通过查户口找到了我们才得以和“红旗下长大”的我相见一面。1975年，经毛主席批准，政府特赦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县团以上国民党战犯，才有了母亲和外祖父之间的银线哭诉。因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生存环境的恶劣，战犯的子女暨我的姨舅一干人坚决不同意自己的父亲安置到天津，老人无奈落户在了西安，两年后客死他乡，体育馆见证了一切。

姥爷国军戎装照

当年报纸刊发的姥爷照片和逮捕他后配发的社论

　　悲剧远没有完，厄运在子女身边延续。

同样住在离体育馆不远处宜昌道的我一个当教师，画家的四姨两口子，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儿暨我姨表亲的表妹，1969年她正好10岁豆蔻年华。那天，体育馆有一场文艺演出，那时，看节目是免费的。那天，演出散场时一场暴雨将要来临，那时，谁会带雨具。那天，表妹恰恰和同学去的，那时，都不会要大人跟着。

门，只开了一道，雨，即将来临。散场的人如同开闸泄洪，拥挤冲撞向这唯一通道一泻千里。表妹弱小的身体和稚嫩的思维在拥挤中被彪悍凶猛的人流无情的撞倒，她无助凄惨的呼救如同蚊声，“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无数只脚在她身上踩踏翻过，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送到附近“一中心医院”医生已回天无术，表妹的生命定格在那个“火红的年代”。

由于意外事故引发及当时形势所迫，一个花季般的年龄，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对方仅仅是给予家属赠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和一个脸盆作为补偿。

  

　　天津市体育馆位置紧靠五大道区域的西南角，东临成都道，西沿岳阳道，西南隔着贵州路是土山公园，北面隔着天津市体委，运动员宿舍和云南路的原天津半导体研究所，更与我的母校体育馆小学一箭之遥。

半个世纪以来，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及国家的体育赛事基本都在这里举行，我们住在附近的人算是占了大光。NBA球星篮球天津站，中国乒乓球公开赛，天津第二届WBO拳击表演赛，天津中外职业拳击对抗赛， 中美超级女排对抗赛，亚洲-欧洲全明星乒乓球挑战赛， 第六届东亚运动会体育舞蹈项目比赛均是在这里举行。被天津女排称之为“魔鬼主场”的体育馆见证了天津女排屡次夺冠的成长与霸气。

几十年来，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体育赛事上，文艺汇演，明星演唱会，相声专场，诗歌朗诵会甚至公判大会也常常在这里举行。

就是这么一个天津人民喜爱熟知的场所，1973年5月5日夜间，被一场大火毁于一旦。

现在的天津人民体育馆

　　那天是劳动节刚过的一个周六，晚上9点，体育馆上空轰隆一声巨响腾起一个火球，随后天地樱红，馆顶棚盖垮塌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随后明火腾空而起，通红燃烧着的碎片随之在夜空炫舞。整个体育馆好似一具大火盆，猛烈燃烧起来。冲上天的大块燃烧物飞的很远，又很快噼里啪啦掉落下来，仔细一看都是些有机玻璃碎片。火势在微风吹拂下越发凶猛，風助火威，体育馆像敞开了怀抱的火焰山，墙体装饰材料边缘熔化成红通通的炭块，随风散布着火种。

时间不长，公安消防部门于21时09分接到报警后立即出警。先后派出12个中队、32部消防车、消防队员340名, 一辆辆救火车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警笛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消防员下车后用最快速度把水栓接上车上的水泵，再甩出两盘帆布水龙带，不一会，强劲的水流喷洒在来势凶猛的火龙上，抑制了火势的蔓延。在解放军、广大职工群众的协助下,体育馆的这场当年天津最大的火灾，于当晚23时20分扑灭。其间有11人英勇负伤,直接经济损失160余万元。

160万在当年损失可算是巨大的，更重要的事，几天后在天津市体育馆举行的“全国少年体操赛”泡汤了。

大火过后的早上，走出家门，远远看到伴着我长大，给过我童年快乐的体育馆残檐断壁，一片狼藉，袅袅青烟从废墟中氤氲升起，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我在想，是有人破坏？还是疏于防范？坊间给出的起火原因是：“乱扔烟头”造成的失火。原来体育馆做赛前检查时，有检修人员把未完全熄灭的烟蒂扔在了甘蔗板覆盖的大通风道上，先沤浓烟，再生明火，引发了这场毁灭性的大火。

过后，体育馆在原址上按照原貌图纸重建，建好后的体育馆虽然照猫画虎，如同孪生，但在我眼里总觉得有哪些地方不尽人意，看着别扭。

　　一样东西无论充满了多么贵重的回忆，它都不是回忆的本身。珍贵的东西是埋藏在心里的。

体育馆的悲剧最后变成喜剧，而我家本是喜剧的桥段却嬗变成了悲剧。

我的一个养尊处优的小舅，绝顶聪明，学习过人，家住在（也是我姥姥家）天津市中心的中心和平区劝业场地区，原法租界32号路。当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市一中，和北洋军阀领袖袁世凯的孙子同窗，后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系。

这个小舅在父母的溺爱中长大，高大白净，书生意气，一生中酷好读书学习。他精通四国语言，又拜苏阿芒为师，学习世界语。师大毕业后在天津一所中学当了一名人民教师。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对于我们这样成分很高且被镇压的家庭，理应不可抗拒的受到严厉的冲击，小舅失去了安逸的天堂，精神上不堪重负，疯了。

那天，体育馆大火过后，已经退职在家的他不知哪根神经搭上了电门，脆弱紧绷的那颗细细的神经线再次错乱，从劝业场家里连蹦带跳癫狂的来到位于成都道体育馆旁的他大姐家。

小舅一身奇装异服的装束穿的不伦不类，看着滑稽，在那年代一准儿是找抽欠揍的节奏。他爸爸的古董黑色油绸大褂儿着身，手拎着根儿文明棍儿，头戴巴拿马帽，法国依视路绅士眼镜架在鼻梁上。一进门儿就动手把我家家具挪动位置，成菱形角度。嘴里“滴里嘟噜”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和天津话夹杂在一起从牙缝儿里往外蹦，意思是：“大姐，告诉你别往外说啊，体育馆的大火是我烧的。我帮你把家具重新摆放一下，这样烧不着”。舅舅的精神举止已经病入膏肓，家人无奈，赶紧把他送到位于河西东风里的广济医院（天津神经病院）稍安勿躁，原本的喜剧演绎成了悲剧。

小舅在天津市一中上学时代

　　此后几十年，他一直处于神经兮兮状态，那年我在沈阳道珠宝市场见到他在马路边捡饮料瓶和打火机。我没有和他打招呼，因为我嫌栽面儿，他也肯定认不得我了。没工作，没收入，可怜大家庭出来的高材生小舅只能靠政府和亲友们救济苟活于世，2019年2月在那个阖家团圆的时辰，他孤独凄凉的死去，生命终止在69岁的英年…….。

 

翻过那些苍凉的扉页，回过头来，感觉曾经的岁月是一场游戏。 雨过的初春乍暖还寒，空气中有一抹淡淡的苦涩，被翻来覆去的疫情闹得心烦意乱，只能龟缩在家里敲打键盘。在字里行间中任凭泪水模糊视线，脑海里不断翻滚着人和物体的轮廓，当然也包括自己那不羁的童年…….。

2022年3月13日第四次核酸前

 

当年担任团委书记参加天津市团代会时在天津人民体育馆合影

50多年前和母亲在体育馆大圆盘照相的今昔对比

与体育馆近在咫尺的我家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