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出走 参加抗日

移山

听爸妈讲参加抗日的故事

摘自闵自强回忆录《自强岁月》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离家出走前的思想斗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响了，日军开始侵略中国，很快汉口街上出现了不少宣传抗日的队伍。学生都走上街头，号召人们起来抗日救国，报纸上大篇刊登号召人们起来参加救亡工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文章。

1937年武汉市民抗日救国集会

有一天哥哥说中山公园有集会，并带我一同去公园。到公园时，见人群拥挤，人声鼎沸，多数是青年人，学生更多，女生也不少，还有不少人唱悲愤的流亡歌曲。哥哥讲，那些唱歌的都是东北来的流亡学生。当时我被这些情景所激动，看到那么多的男女青年学生在讲台上演讲，号召人们起来救亡抗日。 自看到在公园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后，心想像我这样总被关在家里，什么也不能参加，又不能上学，实在窝囊。只有一个办法，偷跑出家才能参加救亡活动。

坐落于武汉中山公园的

孙中山、宋庆龄立像

那时武汉每天有空袭警报，报上说战争已打到上海了，南京己成为上海前线的后方。我想应该向花木兰学习，呆在家里怎么能救国，应该下决心跑出家参加救亡工作，绝不能像哥哥那样出走拿了新衣和很多钱，结果还要家人将他接回家来，这多没出息呀！ 自从我家搬到华清里后，在三元里的好朋友夏三毛、宋巧云和圣加纳的同学都没有了来往。每天关在家里独自苦想，但平时还是有报纸看，可以知道局势的发展变化，虽没人可商量，当时自己有很多想法，我曾几次下决心准备偷跑出家。但也有不少的顾虑，怕一个大姑娘跑出家，—定名声不好，怕父亲责备母亲说她没有管教好女儿。想到父亲好不容易在和记洋行做事后不再和母亲打架了，特别是父母做了公公婆婆，岁数大了，两人感情反而好了，这种和睦来之不易，不能因为我破坏了这种关系。

闵自强(16岁)与夏三毛（右）合影

另外四、五弟、么妹都还小，需要母亲费心，二弟三弟每天要上学，如果我突然走了，这种平静生活就被破坏了。我的三叔父、我父亲，还有另一叔叔三人都在洋行做事，而且三叔在武汉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如果闵家唯一的大姑娘偷跑出家，那三叔的名声肯定受影响。 那时我很单纯，不了解社会的复杂性，没想到碰到坏人怎么办。受报纸的影响很大，觉得应像报上讲的要去救国不做亡国奴，有钱出钱无钱出力，要参加救亡运动。因为日本飞机每天飞武汉进行轰炸，激起我的愤怒，我以上的许多顾虑都打消了，反而一直想的是去前方还是去后方南京的问题。

闵佩贞（右）与二弟闵子超

武汉大空袭时，父亲带着我和哥哥弟弟们到法租界三叔父家躲避空袭。那时有空袭警报时，人们只好躲在家里听天由命。武汉没有人组织大家挖防空洞，但有戴红十字袖章的人在街上监视，不准人们在门外张望，必须躲在家里，这样可以防止汉奸给日本飞机发信号。

记得1937年秋天，武汉大空战*，听说日机不会炸法租界，还说有苏联飞机来帮助中国打日本飞机。我们大人小孩都站在三叔家门外看空战，看到有日机冒白烟在空中翻转—会儿掉到长江里，因为汉口各租界都是顺着长江边建造的，所以我们看得最清楚。父、叔、兄等都鼓掌，说是日本飞机被俄国飞机打下了。当时我就想俄国人真好。第二天报上也讲空战大胜利的好消息。那时父亲照常在和记洋行上班，二弟照样上学，但那时哥哥在做什么现在已不记得了，反正那时他已是当爸爸的大人了。

图画：武汉大空战

　* 1937年11月，上海、杭州相继陷落，中国守军被迫后撤，日军乘势直逼南京，华东地区的形势越来越对中国军队不利。此时，英、美等国不仅坐视不救，反而企图同 日本妥协。最后，还是社会主义的苏联首先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1937年10月，从苏联的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的航线通航。10月下旬，第一批苏联志愿航空队先后到华。第一批共有空、地勤人员254名，分别组成以基达林斯基领导的轰炸机大队和库尔丘莫夫为首的战斗机大队。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成员采取轮换形式，先后在华参战的有2000多人，像日加列夫、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波雷宁、特霍尔、赫留金、布拉戈维申斯基等著名空军将领都曾来华与日军作战。苏联的援助，对中国空军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当时，中国空军的飞机在淞沪会战中几乎拼光，急需补充。本来中国空军已向欧美国家订购了363架飞机，但到1938年4月仅得到85架，其中还有13架未装好。而在这关键时刻，苏联的大批飞机却源源不断运进中国。到1938年2月止，苏联出售给中国的飞机为232架，得到苏联援助的中国空军实力大增，到1938年2月，共有作战飞机390架。 中苏空军联袂作战，士气大振，使日本陆、海军飞机损失剧增，日本航空队被迫将基地后撤500公里。此后不久，中苏空军勇士在武汉上空并肩作战，给予日本侵略者迎头痛击，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

1938年4月29日，这一天，恰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日本人叫做“天长节”。日本海军航空兵团39架飞机，侵入武汉，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共67架战机，立即从汉口和孝感机场起飞，张开天罗地网，展开了著名的“429”大空战。

明信片：参加过武汉大空战的

前苏联空军主帅日加列夫

决定出走

一九三七年八、九月份的武汉还是个大热天，我的准备很简单，除身上穿的一件天蓝色阴丹斯林布旗袍外，还准备了两套防空用的黑色衣服，另外只偷了家里五块钱。我知道普通仓船票只要二块钱，我不想拿大人的钱，要比哥哥有志气。等吃完晚饭，洗完澡，装着坐在门口乘凉，趁母亲在屋里洗澡的时候，我拿着五块钱和一小包衣服很快走出里弄大门口。到了大街上叫了一辆人力车，拉到汉口招商局码头，买了一张去南京的船票。

三十年代武汉-南京-上海客轮

上了船，躲进了三等仓里，在硬板床上坐着等开船。从傍晚七时上船就独自一人坐在那既黑暗又闷热的床上，一动不动，蚊子臭虫又咬人，还怕家人找来，当时真是怕的要命，怕抓回家挨打，更怕偷跑不成不能实现救国理想，不能成为像花木兰一样的英雄。 终于等到开船，不知不觉天亮了，船也到南京的下关码头。下了船先买了一份报，然后找了一家名叫品芳客栈的小店，进店向柜台里人要一间小房住时，他要我登记姓名、年龄和籍贯。我当时都懵了，这是我从来没想到的事，接过笔不知如何写，我是偷跑出来的，不能写真实姓名，但突然想到母亲姓夏，那就换个姓叫夏佩贞吧。以前在报上看到很多上海人到南京逃难，我就填了从上海来的。结果客栈人讲你是上海来的难民吗? 为什么不去难民收容所呢? 这下可提醒了我。我不知难民收容所在哪里。那人讲：“你先住下，我明天派人送你去。” 让我先付房钱。于是我就住下了，并买了二份报纸看，同时还买了一大碗牛肉面充饥，就这样在客栈呆了一夜。心想好哉客栈人给我指了一条路，明天送我到难民收容所去，不然剩下的一点点钱也住不了客栈，吃不了饭。心刚放下，突然听到上楼梯的皮鞋声，不一会我的房门被踢开，进来两个人，一个穿得笔挺的黄制服盛气凌人的盯住我，另一个人是客栈站柜台的，他手里拿着登记本。穿制服的人开口问我姓名、何地人等，我吓得一句都没回答，都是客栈人看着登记本代我回答，还加了一句说：“明天送她去难民收容所”。幸好没有再多问，来人转身就走了。

1937年日军对南京大轰炸

到难民收容所 在客栈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客栈派了个小伙计送我到了离客栈不太远的难民收容所。收容所占了一个小学校，一进门就看到满屋满地都是躺着的男女老少，小伙计带我到办公室时，开始无人，因为我们去的太早了。我等到快为难民们开早饭时有一人进了办公室，那人看到我马上问；“这女孩坐在这里干什么?”我马上向他诉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家人走散了，昨夜我住在品芳客栈里，是客栈的人将我送来的”，同时我提出想当兵的要求，这位先生笑了笑说：“你还没有枪杆子高，小孩子当什么兵。”同时我又要求参加救亡工作，他很快决定叫我就在难民收容所里为难民分发饭菜吧，并说这就是救亡工作，你现在就去为难民们分发早饭。当时我特高兴，想不到马上就有事干了，这就是参加了救亡工作。他还交待说：“你将菜分完后，你也留一份和难民们一起吃。”

难民收容所的妇女儿童

在这所学校里住着上千难民，当分饭时，要排成几排很长的队领饭。我们分饭的一人管一桶饭，一人管一桶菜。后来了解到这些分饭的都是自愿来服务的一些大、中学生。 后来我知道这位办公室的先生姓金名又霖，他是主管这个难民所的。那时南京每天都有日机来空袭，所以金又霖先生又分给我一个任务，当有警报时让我在学校大门口守着，监视着不让难民出大门，以防汉奸给日机放信号。

五叔找到客栈

有—天早上，我正在吃早饭时，突然看到客栈那个小伙计，他用手指向我说：“她在里面。”一会儿进来一个人，是我五叔父，他进来就叫我的名字，当时我吓懵了！当时金先生也在办公室里，叔父的到来就彻底揭露了我并不是难民的真相，叔父问我为什么离家出走? 我说为什么家只让男孩子上学，不让我上学? 叔父说，你想上学为什么不早讲，我可以送你上学，……这时金先生已经知道我的基本情况了，同时也认识了我五叔，他还主动介绍了在场的另一位是南京新生活运动会的人，是金先生的姐夫，他叫余琪。 叔父要我马上回家．但我坚决不跟走。叔父是武汉大学的大学生，思想较开放，听我讲国难当头，我要参加救亡等等，叔叔当时笑了说你很有志气。这样叔父没有将我带回家，但他当面对余、金先生说：“反正现在日本鬼子正要侵华，到处轰炸，学校也很难上了，现在将这姑娘托付给你们照管，拜托了”等话，叔父又再对余、金两位先生说了一些客气话，同时还嘱咐我要听两位先生的话，好像他们成了好朋友似的。当晚五叔一人返回了汉口。

五叔所以能找到我，是由于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在品芳客栈住下后，考虑到我跑出后家里会发生的情况，我应写信告诉家中离家的理由。 为什么写信回家? 首先，吸取哥哥出家家里慌乱的教训，我要明确告诉家里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把地址很清楚的写在信里。 第二，劝父亲不要怪母亲，不要打她。 第三，要告诉家里我拿走五块钱付交通费和吃住用了，没有受坏人指使。 第四，怪父母亲不让我上学，重男轻女。 第五，日本鬼子侵华，我不愿当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花木兰等理由告诉家里，这是我出走的主要原因。 家里接到这封信后，就派五叔立即赶到南京来找我。 五叔离开南京后，余先生请金先生带我去余家住。余家有四个孩子，大女儿小我一岁，她叫我“姐姐”，要我和她同住一间房。余太太我叫她余婶婶，她人很和气、善良，看样子她像是个文化人，家有个女佣叫陈妈。余琪叔叔讲他过去也是参加革命的，还去过苏联，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是位进步人士。

1937年，闵自强在南京参加救护队，

冒着日军轰炸救护伤员

参加救护训练班

自住余家每天由金叔带我去难民收容所工作。不久日机天天来轰炸，从上海运来的伤兵和难民日益增多，救护人员不够，仅有的这些救护员都不懂急救和包扎伤口的技术，所以成立了个急救护理训练班(是抗敌后援会*举办的)。金先生叫我去参加训练，在那里受训的大都是自愿服务的男女青年学生，任务急，只训练了两周，就派到街上抢救被炸伤的人。有的派到车站去救护从上海运来的伤兵。

*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团体。1937年7月22日，何香凝领导上海各界妇女成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常务理事会主席何香凝，沈兹九、王孝英等21人为常务理事，宋庆龄、宋蔼龄、于凤至、陈淑英、周养浩、罗叔章等为理事。8月4日，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改组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慰劳分会）。原理事会改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22个妇女团体参加，主席何香凝。

何香凝

我们这些救护人员被编为五人一组，三男二女，每人都戴上红十字袖章和背上一个布口袋，口袋里只有—瓶红药水，一瓶酒精和一捆稀稀拉拉的沙布。担架不够用，多数男生抬着两块木板和几根麻绳。那时我们每个急救小组都是两个任务，一是抢救被炸伤的市民和上海运来的伤员，另一任务是要监视汉奸给敌机信号。当空袭紧张时我们经常只能吃两顿饭，发给我们的钱也很少，有时到小卖店吃一碗面，有时防空警报不解除，我们就只能饿着，根本买不到吃的。 我们到处去抢救人，危险性很大。记得有一次刚要上火车抬伤兵时，敌机又来了，因我走在前面很快扑倒在火车底下，后面和我一起工作的一男一女，来不及只好扒倒在我身上，结果他们俩人的腿都被炸伤了，还是我爬出来为他们包扎的，好在不太严重，他们还可以走路去救治伤兵。 那时南京没有防空洞，就是有我们也不能进去躲，因为我们还有监视汉奸和抢救伤员的任务。我们年纪小但都很勇敢，不晓得害怕，只有对日本人的恨，他们炸死炸伤太多的中国人了。

正式参加工作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后，上海沦陷，南京吃紧，南京各大机关、院校、团体都要撤退到武汉。我们这些抢救队伍还是照样紧张的进行抢救，因为空袭不断。有一天余先生不让我出去，要找我谈话，谈话时他家还来了一位客人。余先生对我说：“为你找了一份正式工作。” 并说这位客人是特别训练班的黄医生，他们医务所缺一名护士，并说这份工作很难得，你最好能同意。我当时表态这工作从来没做过，怕应付不来，黄医生讲不会没关系，可以向另一位女护士学。于是我就同意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黄医是生余先生的朋友，是革命志士黄烈文的弟弟。后来，一九四九年在北京准备南下时，我们在中组部招待所见过—面。

在九月份的一天，黄医生带我到南京孝陵卫他的医务所，这个医务训练班主要是把从日本回国的学生集中起来办的。 我到了这个训练班的医务所后，由那位护士教我注射、查体温和其它一些护理知识。我到医务所，还发给我几元钱，解决自己的基本生活，吃饭和买生活必需品。

庐山观景

日军侵占了更多中国土地，训练班不久迁移到江西庐山。在庐山，除了培训，学员还三五成群的爬山看风景。有时黄医生、张护士(黄的未婚夫人)及我一同去玩，另外一对从日本回来的男女同学也常找我和他们一起游山观景。庐山有名的地方我跟着他们都逛过了，但好景不长，训练班又要迁移了。

1938年，汉口老家附近“和记蛋厂”街口

路过家门

在庐山住了不久，训练班迁移到湖北荆州这个小古城。路经汉口，船要停一天—夜。这时我想回家看看，但又害怕父亲打我，不让我走。虽然黄医生给我假了，但我还是不敢下船。黄医生看出我想回家又害怕的心情，他和张护士主动提出要陪我回家，还有那一对从日本回来的恋人也要陪我回家。这下我的胆子就大了，我同意他们几人一起和我回家。他们都知道我是从家偷跑出来的，那个女留学生建议将我原名闵佩贞改一个字叫闵佩真。

父母热泪迎客

当我们五人突然进门时，父母高兴得直流泪，很热情的忙着招待客人。黄医生本来是不爱多说话的人，这时他主动在我父母面前夸了我一通。但没想到的是，同来的男留学生向我父母提出要我家出租一间房子给他父母住，说他父母在北平，想接到汉口，我父亲当然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又是头一次见面，家里太小，没有空得出来的房间，只好婉转加以拒绝。

船是第二天一早开，我完全可以在家住一晚，但怕大家一走，父亲会处罚我。晚上正要同大家回船上，父亲突然提出要我带二弟一起走，不知父母是怎么考虑的，可能因那时每天日机轰炸无法上学，可黄医生当时就同意了。到了荆州城后，二弟与黄医生他们住在一家民房里，而那些留学生都住在一个学校里，我们这个医务所也设在这民房里。战乱时就是这样经常要迁移，到处换地方住。一九三七年底到荆州后，我们医务所就开始门诊，没几天病人突然增多，破木板床都不够用了。医务所四位工作人员都忙的连气都喘不上来。

1938 汉口育贤女中学生闵佩真

还乡上学

我在医务所里干到新年过后，接到家里来信，说是三叔叫我回汉口上学，还说为我联系好了学校，这时那两位到过我家的留学生，也劝我回去上学，说我还小应该抓紧时间读书，黄医生也同意我回家，还叫消毒员帮我买了回汉口的船票。走前黄医生请我，医务所其他人员和那两位留学生到一家餐馆吃饭，算是给我送行，他们确实对我很好，给我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能上学也是来之不易的，是我用行动反对家里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成功，另外也实现了我要参加救亡工作的理想。

在荆州新年过后我回家了，由三叔父亲自送我上了汉口育贤女中，这个学校是基督教会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