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

澍雨（焉支游子）

　　一九六九年秋，我结束了在一团（黄花农场）二连的劳动锻炼，被调到一连做卫生员。一连是个天津知青连队，是个基建连队，也是全团唯一住在地窝子里的连队。连卫生室有卫生员，当时叫“赤脚医生”，知青们都亲切的称呼她“小大夫”，诚实认真，技术娴熟、全面，服务态度好。她把地窝子里的卫生室整理的井井有条，打扫的干干净净，知青们都喜欢找她看病。

　　我到连里以后，就住在卫生室里。不久，也就是十月底，连里接到了去四团（饮马农场）接收劳改犯撤离的任务。

　　那个时候由于反修，防修和战备的需要，把已经流放到边疆地区的犯人又要迁回内地。连里抽了几个人，因为要消毒就让我随队去了，全连都留给了小大夫。

军事化的兵团生活，打起背包就出发了。我们走了将近一天，傍晚才到了目的地。那是一个座落在戈壁滩上的小城堡，城堡外面有管教干部的大院子和解放军战士的营房。我们被安排在管教干部院子里住了下来，那天的晚饭吃的很香。据说厨师是一个在京城给大首长做饭的，因为有问题打成反革命被判刑来到了这里，后来就安排到管教人员的食堂里了。管教干部的家属们全在食堂吃饭。管教干部的办公室很大，除了几张办公桌还有一个很大的象棋棋盘，棋子直径足有七八公分。那个时候办公室里没有沙发，最舒服的就是帆布躺椅。走了一天路，我们躺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的很早，饭后犯人们就要撤离了。城堡边的路上停着一色的大卡车，有好几辆，上面搭着帆布顶蓬。戒备森严，城堡是不允许我们靠近的。只能远远的看着，犯人们都被采取了防范措施，每辆车上有三四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每个车头上架着一挺机枪，一是防范，二是震慑吧。十点多钟车队出发了，路上扬起的灰尘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撤走的时候，犯人们把城堡里打扫的干干净净，墙上有很多改造的口号，标语，房间里也有一些伟人语录贴在墙上。犯人睡的是火炕。屋子里除了火炕味，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我们按照需要把几个房间里的火炕砸了，隔墙拆了，忙了好几天。犯人撤走以后的管理站上还有一些刑满释放留用人员。那个时候管教干部到场部开会都是骑马去的，马就养在马号里，有刑满释放人员负责。马刷的干干净净，油光锃亮，干部回来时，马夫会跑步前去迎接。小城堡也叫“号子”。

几天以后全连的人都来了，继续砸炕拆墙收拾房间，小大夫也随连一起来了。尔后，就有了我们的卫生室，食堂，连部办公室，知青宿舍……一切归整停当以后，已经是初冬了。戈壁滩的冬天很冷，六九年的冬天格外冷。

十一月份又接到通知，让连队组织知青去四〇四工地，那是一项为国防单位供水的管道工程，兵团承担了其中几十公里的前期挖沟任务。我随知青去了四〇四，连队依然留给了小大夫。

工程是非常艰苦的，戈壁的冬天，地冻得像石头一样。我们住在一块帆布撑起的简易帐篷里，晚上戴着棉帽子才能入睡，一夜的沙尘被子上面铺了一层土。工期紧，任务重，受伤的知青不少，手被砸破了，脚被冻伤了，他们依然坚持着。

有一天，师参谋长视察工地，看见我时，他一脸严肃的说“听说你在一团表现的不错，怎么又无组织无纪律的跑到饮马（四团）来了，工程结束后马上回去”。我本以为连里让我去饮马是团里同意的，必须服从命令。我根本不知道团里不放我。就这样我莫名其妙的“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错误。但是参谋长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因为我们那批大学生分配到十一师时是有他接待的，并且参与了我们在师里的再分配，对我比较熟悉。

不久，工程就结束了，我和知青回到了那个小城堡。连里正在总结四〇四工程的时候，一团派人来“接”我了，我知道该来的总会来。我告别了连长，指导员，我亲爱的知青朋友和依依不舍的小大夫……

马车把我拉到一团十连时，已经是晚饭时分了。当时兵团是军管时期。我被叫到了军代表的办公室里，他劈头盖脸地一顿批评。那个年代他们对付一个臭老九有的是办法。勒令我第二天在全连大会做检查，并把我下放到马车班继续劳动改造。我没有做任何的解释，我知道那是无用的。后来和十连的知青熟悉了，有的说“我们听了你的检查好像没有什么错嘛！怎么还检查呢？”我无语了。我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和十连的知青们相识了。后来我又做了十连的卫生员……

几十年过去了，一连的知青朋友和小大夫都到了耄耋之年。如今，住宾馆，住酒店已经是非常平常的事了，又有多少人住过犯人的小城堡呢……

这就是我和我的知青朋友们永远难忘的一段人生经历。

澍雨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