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前和殉职后的那些往事

颂忠义

全 家 福

父亲生前和殉职后的那些往事

宋忠义

我的父亲宋存功，安东人，生于一九三O年五月十五日。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到本溪煤矿挂号，当了十四年的采煤工人，一九七O年因公殉职。

那年，我十五岁。半个多世纪以来深切缅怀，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一、颠沛流离

建国初期，父亲在安东一家私企银行工作，后因那家银行关门了而失业。

一九五六年夏，父亲随移民开荒团离开故土，携全家老小到沈阳北部的新民县谋生。那些日子，母亲挨了很多累，反倒是父亲没吃多少苦。队长见我父亲一股子书生气，人也长得单薄，又知道他会打算盘，就让他给生产队会计帮忙，地里的活基本没干着。

一九五六年冬，听说本溪煤矿招工，父亲几经辗转到本溪煤矿挂上号头。在大房子住独身宿舍，也算立住了脚吧。

一九五七年春，父亲给家里写信让母亲把家搬到本溪去。最大的姐姐七岁，我最小，一生日多。母亲把全部家当装进一对箱子和一个炕琴里在铁路托运，抱着我，领着四个姐姐离开新民县，历尽艰辛一路奔波来到本溪。

父亲在溪湖火车站接我们，一家人团聚了，矿领导把我们一家七口暂时安顿在会议室。白天如果有开会的，我们就到外面去，晚上把椅子拼接在一起睡觉。没地方做饭，就到小吃部买饭吃。不久，会议室改建成住宅，我们全家就地住进这栋用石头垒砌而成的平房，户藉地为本溪市溪湖区柳塘街道办事处柳东街十组。至此，总算有了固定的住所。

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父亲自然很高兴，乐乐呵呵地去安东老家把爷爷接到本溪来住。

有一天，父亲刚升井遇见爷爷喊了三声“爹”，开始时，爷爷没认出来。看到儿子的脸比锅底还黑，只露出两排白牙，吓了一跳，以为大白天遇见了鬼。

二、欢乐的童年

我有四个姐姐，后来身下又来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铺小炕九口之家，实在挤不下，父亲便和一个姓邢的工友兑换到较为偏远的耷拉腰子街六组的两居室平房。这地方的户藉地名叫“矿建街”，因每户都是两居室，其它街的人似有调侃地说:你们那旮旯的人家都是两个屋“打了腰了！”叫来叫去叫白了，便成了“耷拉腰子”。

儿时的快乐除了来自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外，更多的是来自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有好多地方和别人的父亲不一样。

父亲一有空就和我们一起玩，经常领我们到附近的山上。父亲抓昆虫是高手，出手快如闪电，不仅能抓住落在草上的蚂蚱、蝴蝶、蜻蜓等，还能抓住飞翔中的刀螂，抓蝈蝈更是手到擒来。

领我们去照像馆照全家福。

领我们到工源的花园山，我们认识了好多好多的动物。我们和小猴子学会了挠腮帮子，而小八哥却听不懂弟弟说的“八哥八哥你吭(吃)饭没。”父亲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父亲把细塑料管的一端插进水里，另一端用嘴吹气，水面的水泡就一直在冒，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我们憋得滿脸通红，腮帮子鼓得生疼，谁也没学会。

父亲两手拿着三张扑克牌，让我们盯住其中一张，然后不紧不慢地把牌扣在炕上，让我们找出盯住的那张，谁都找不准。

父亲用一块黑布兜着，把好多好多的鸡蛋倒进帽子里。馋得我们直流囗水，别说吃了，摸都不让我们摸一下。

父亲把三个杏核分别扣在三个碗里，让我们猜哪个碗里有几个或是没有。我们没猜对，揭开碗一看，是空的。再把那个碗扣上，用筷子一划说“过去”，揭开碗一看，杏核果然进到那个碗里了。

父亲打算盘的声音很好听，算盘珠上上下下，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父亲数钱特别快，数到最后一张总会“啪”的一声。

父亲让我们说四位以内的数，或加或减，无论说多少组数字，无论说的多么快，一说完，父亲立即报出结果。我们怀疑父亲是随便说个数字蒙我们，便费了大半天的工夫事先把十多张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有加有减算出结果，然后再念给父亲听，当我们念完，父亲报的数字和我们算的结果一模一样。

我散养了一只喜鹊，父亲也很喜欢这只聪明的大鸟，吃饭时唤它过来同桌共餐。给它打来半盆清水，那鸟便跳进去洗澡。因其有择高而栖的习性而总是落在镜框上边，父亲忍痛割爱，把喜鹊拿到黄旗沟放了，可那鸟自己能找回家。又先后拿到更远的蚂蚁城沟、豆房沟放生，还是能飞回家来。最后把它拿到三十多里外的沙会场后山辽阳地界放了。父亲累得气喘吁吁刚进屋，大喜鹊“扑啦啦”飞过来，落在肩上，在耳际依偎厮磨。好像是在感谢父亲又给了它一次锻炼飞翔的机会，又仿佛是在炫耀自己早早就到家了。父亲没办法，只好把镜框里的伟人像拿出来贴在墙上，喜鹊再也无法落上去。

父亲除了一本《新华字典》外，连一本藏书也没有，却特别爱看书，书上的文字变成了他口中的故事。父亲看书特别快，三天两头就到柳塘俱乐部图书馆借一本回来，邻居们还到处借书给父亲看，也好听父亲讲故事。

有一次父亲讲到:“现在戏匣子的人在里边说话，看不着人。以后戏匣子里的人会出来说话，我们就能看见人了”。又说:“现在的人说话声音太小，离远了就听不见了。以后的人说话时手里拿个四方块声音就大了，我在这说话你在山那边都能听见，隔多少座山都能听见。”这下糟了，我常常遭到小伙伴们奚落:“你爸是宋大白唬”。我也感觉挺没面子的。二十年后我才知道，能看见人的戏匣子是电视。三十年后我才知道，隔多少座山都能听见说话的小方块是手机。

三、快乐地成长

一九六O年，我国大部分省份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致使生活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却和工友们以互助组的形式筹款买回家一台戏匣子。在那个年代这可是极其昂贵的奢侈品，而对于我们这个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服、分饭吃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难以承担的巨款。母亲气得和父亲吵，而父亲却只是笑:“给孩子买的，给孩子买的……”父亲显得很兴奋，打开戏匣子，先把音频调好，然后把音量调到最大，震得耳朵直“嗡嗡”，滿大街都听得见。打那以后，无论男女老少都来我家听广播。屋里挤不下，父亲就把戏匣子搬到窗台上，屋里屋外都是人。我们这些小孩子最爱听“小喇叭”。柳东街唯一的一台戏匣子，不仅给街坊邻居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让孩子们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头脑。

我刚上小学二年级时，父亲就让我写日记。我写的日记很简单，也就两三行字吧，结尾都是“我就回家了”。父亲几乎每天都津津有味地看我的日记。有一次我写道:“今天下午，和小柱子玩打瓦，小柱子扔出去的瓦差不点砸在小六子的脑袋上。我吓坏了，不玩了，我就回家了。"父亲看了这个日记，夸我是好孩子。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玩过那种游戏。还有，打尜子更危险，因为当尜子弹起被木棍击中后，谁也！无法控制和预知尜子急速飞行的方向。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二狗子和大屁帘会我打尜子，我说不玩，我就回家了”。父亲夸我会“举一反三”，虽然不懂啥意思，但心里却美滋滋的。

一九六九年夏，我十四岁。放假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小伙伴们蹽到三十里外的梁家去玩，晚上九点多了还没回到家。大人们可急坏了，该不是这帮孩子们遇到了什么不测吧，站在岗梁焦急地向下张望。弟弟最小，实在走不动了，我陪在他身边，被落在了最后。走到水管子那趟房时，听到岗梁上先走上去的小伙伴们嗷嗷哭，不用问，都挨家长打了。父亲没看见他的两个儿子，慌了，急三火四地往坎下跑，一面跑一面喊我和弟弟的乳名。我心想:糟了，父亲是跑下来打我们的。但听到父亲的呼喊很异样，急促、颤抖、恐慌。我胆突突地回答:“我、我们在这。”父亲一个箭步冲过来，一只胳膊抱起弟弟，腾出一只手紧紧地攥着我的小手大步流星地往家走。我一溜小跑地跟在后边，穿过混乱的人群，身后是一片打骂声、哭喊声。我的心缩成一团:完了，父亲是要到家再打。平时挨打，最盼邻居们来拉一拉，可现在都在忙着打自家的孩子，谁还有功夫来拉呀。

　　进了院子，父亲先让我们洗脸，然后打来温水让我们洗脚。洗干净后，父亲让我们进屋。桌子上盛好的面条不凉不热，我和弟弟狼吞虎咽地把大半盆面条吃个精光。父亲很仔细地端详着我和弟弟好一会儿，笑着说:“睡觉吧。”

半个多月过去了，我总在想:“便宜了，没挨打，还饱吃一顿平时吃不着的面条。”我正庆幸躲过了一顿打，却被父亲突然叫回家。心想:“糟了，这顿打到底还是没躲过去。”谁知父亲却饶有兴趣地问起我另外一件事，我只好如实讲述发生在一个月前的一桩悬事。见父亲听得入神，我便眉飞色舞，添技加叶讲得十分起劲。

一个月前的一天，我们十多个小伙伴路过正在建设中的本溪水泥厂矿山，发现屋檐下两根电线之间有个鸟窝。四麻子顺着窗户上钉的木条往上爬要掏鸟窝，此刻我忽然想起父亲给我们讲过关于电的常识，便惊叫道:“别上！别上！！要是有电就完了！”我让他用一根铁丝搭在两根电线上试试有没有电，突然“砰”的一声，一团强光将其中一根电线击断耷拉到地上。我们本能地向后趴在地上，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漆黑。过了很长时间，隐隐约约看见四麻子趴在地上，完了，死了。我颤抖地爬过去喊他，他翻过身问我:“啊，我死没？”

看到父亲两只眼睛瞪得溜圆，我更来劲了，炫耀道:“要是没有我，四麻子肯定得电死。对了，耷拉到地上那根肯定是零线，要是火线就完了，我们十五个人都得给电死。对了，那可是三项高压交流电啊。对了，那天刚下完雨，地上全是水。”父亲的眼睛瞪得更圆了，急促地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我不无骄傲地回答:“听你给我们讲故事我就知道了呀。"父亲很仔细地端详我好一会儿，笑着说:“玩去吧。”

四、评选先进

父亲对待工作一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凡是在煤矿当过采煤工人的都知道，这个工种的劳动强度相当大，可以说达到了体能极限，因此，能够出滿勤的寥寥无几。而父亲从不歇工，经常揣着休养坚持工作，年年被评为先进。

记得有一年，父亲除了奖状外，还得了一条大围脖。这条大围脖，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我们姊妹几个轮番围着大围脖跑到冰天雪地里体验温暖。更多的时候还是矿领导敲锣打鼓地给我们家送喜报。送喜报的人们从后耷拉腰子绕一大圈再到我家，然后从前耷拉腰子回去。

父亲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却很会做思想工作。有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我们叫他常大爷，被群众贴大字报，感到恐慌，情绪低落。父亲动不动就把常大爷请到家里来，边吃边喝边唠嗑。按照父亲的说法，叫做“先交流感情后交流思想。”虽然有些深奥，但我能懂得意思是“朋友的话能听进去。”渐渐的，常大爷振作起来了。

那时候，我家很穷，而父亲却挺大方。有一天，我给兔子采草回来，发现一对心爱的兔子不见了，原来是父亲拿它交流感情去了。我知道那个工友叫什么名字，曾有一次看见他往洞口上边走。便和弟弟从洞口上边第一趟房开始打听，洞口上边那面坡一大片住宅和太平沟两大片住宅都打听遍了，足足打听了一个多礼拜也没打听到。最后在距离洞囗很远的四坑囗，终于找到他家，把兔子抱了回来。

单位指派父亲和一个落后青年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父亲还是先交流感情，把家里的白面、豆油送给他。那时候经常吃橡子面代食品，干燥，拉不下来屎，要用木棍往出抠。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白面馒头，豆油每人每月才三两。不仅仅是母亲心疼够呛，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很心疼。每次我和弟弟都像跟屁虫似的眼巴巴地跟在父亲身后。这里隐去其姓名，那个不爱上班、不爱干活的小青年的家住在矿里街铁道上边，每次送完白面、豆油从他家出来，父亲都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和弟弟，千万不能把东西要回来啊。从心里往外说，虽然不敢把东西要回来，但我挺恨那个人的:“咋地，不知道俺家穷的连饭都吃不饱呀？给你你就要啊？”而父亲却高兴，因为那个小青年学好了，进步了。

一九六九年未，父亲评选先进时，由于家庭历史问题而受到阻碍。先进事迹材料层层上报也定不下来，最后报到局里，局领导看完材料后说:“这样的同志不当先进谁当先进？”送喜报那天，除了奖状外，还有两个人抬着一个镶着油画的大镜框。父亲当场把大镜框挂在冲着门最显眼的墙上。这幅画很漂亮，毛主席手拿油纸伞，风尘仆仆一路走来，身后是滚滚的风云，下面是六个烫金大字:“毛主席去安源”。

父亲很喜欢这幅画，可是不久，一个富农成份邻居的孩子结婚，父亲把这幅画连同镜框当作礼物赠送给了那户人家。那年月随礼一般都是枕巾、洗脸盆、暖壶之类。实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把这么贵重而自己又特别喜欢的画像赠送给别人，也许是出于某种考虑吧。几天后，父亲又买来一张一模一样的画，没有镜框，直接贴在那面墙上。

家庭历史问题澄清后，矿务局的领导多次找父亲谈话，要提干，但因井上工作工资低，无法养活九口之家，所以父亲一直没有到干部科报道而是继续干着采煤的工作。

五、换饭与除夕之夜

“老三届”知识青年有一个响亮的囗号:“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春节”。

一九七零年旧历的岁尾，是我们这个九口之家最幸福的快乐时光。高兴的是，三姐从校门直接进了工厂，大姐和二姐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第一次都从农村回家过年。那年没有三十，腊月二十九便是除夕。

腊月二十八，也就是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早晨，父亲临上班前，吩咐我们干这干那说:“班长说了今天只干四个垛，中午就能下班到家，等我回来炒菜。”我们一听父亲要炒菜，乐坏了，这意味着我们家第一次要提前换饭了，能不高兴吗？

父亲做得一手好菜，煎炒烹炸样样精通。那个年代结婚都在家里操办，爸爸经常被街坊邻居和工友们找去帮忙当大厨。

那时候家家都穷，我家九囗人，父亲一个人上班，靠拉饥荒度日，更穷。吃饭是头等大事，邻居们一见面都会关切地互相寻问吃饭了没有？“吃饭没”这三个字成了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囗头语。平常日子里粗粮还要分着吃，只有到过年才有好饭好菜随便吃。过完年又开始喝稀粥、面糊糊。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换饭”。第一次换饭很诱人，第二次换饭很无奈。过年前后，小伙伴们一见面就互相问“你家换饭没？”每次我家姊妹都默默地走开。因为我家三十晚饭才换饭，初二早饭就又换饭了。

快到中午了，一想到父亲马上就要回家炒菜换饭了，馋虫都爬到了嗓子眼。七个孩子一次次轮番跑到房山头向耷拉腰子坎下张望。晌午了，下午了，傍晚了，天蒙蒙黑了，一直不见父亲下班的身影。母亲也出来张望。天干巴干巴地冷，母亲和姐姐、妹妹刚回家暖和暖和，我和弟弟看见一群黑影急匆匆来到岗梁，问:“老宋家在哪住？”“俺家就是。”叔叔们把小哥俩领回家。

来人说父亲受伤了，碰腿了，问题不大，在医院治疗呢，让我们去看看。坐着矿里的帆布蓬吉普车到了位于彩屯的矿务局总医院。又说碰腰了，有点重，让我们坐下等一会。过了很长时间又说碰胸了，很严重，正在抢救。又过了很长时间，又说碰脑袋了，很危险，恐怕……一直拖到晚上十点来钟，才告诉我们事情的真象。两个人搀扶着我们一个人到太平间，有个人把毛巾掀开一点点，我只看到父亲的一只耳朵，立刻就被拖开了。眼前一黑，什么也记不得了。

好像是第二天中午吧，家里来了很多人，出出进进，忙忙乎乎的。

按照贯例，处理公亡后事期间，都把家属安排在职工大食堂免费吃饭，而母亲执意不肯去，说“大过年的，就别麻烦食堂的人了”。矿里领导吩咐人从食堂拎了一袋面，拿了一块肉给我家。邻居们来帮忙，有包饺子的、有炒菜的。团圆饭做好了，端上桌，连一囗都没动。

听到外面鞭炮声，我下意思到，今天是大年三十啊，忽然，又迷迷糊糊的什么也记不清了。昏昏沉沉地到了下半夜，又恢复了记忆，白天那些人都走了。外面的喧闹声、鞭炮声渐渐地稀疏了、消失了。整个世界很静很静。

那个除夕之夜，很冷，很黑。家里所有的灯都一直亮着，母亲坐在炕沿边上，我们姊妹七个蜷缩在炕角。

六、抚恤金和救济金

父亲殉职后，工友们经常来我家看望我们，带来些从井下坑木上扒下来的桦树皮引火用。从工友们的囗中我们得知，出事那天，父亲自己的活早早就干完了，为了让大家都能早点一起下班回家，父亲就去帮别的工友干活，结果献出了年仅四十岁的宝贵生命。

公亡遗孀和末满十八周岁的子女，按最低生活费标准每人每月领取十二元的抚恤金。当时大姐和二姐是下乡知识青年，三姐已参加工作，均已超过十八岁。母亲和我们四个年龄尚小的孩子每月合计六十元的抚恤金。可是万没想到，母亲到本溪煤矿领取抚恤金时，却只拿到五十三元。母亲去问矿领导，理由是:“你家三女儿学徒工月工资十九元，超出最低生活费标准七元，应从抚恤金中扣除七元。”母亲跌跌撞撞地回到家，像疯了一样坐在窗台上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存功啊……老宋啊……啊……”

一九七二年，四姐下乡前已滿十八岁，抚恤金自然而然取消了。一九七四年我下乡时，因我上学早而未滿十八岁，抚恤金也取消了，理由是已有了生活来源，而事实上家里的生活更艰难了。

弟弟和妹妹下乡后，我家姊妹从此永远告别了血迹斑斑、泪痕斑斑的抚恤金。

关于救济金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五十一年了，而今，每当回想起母亲为了争取到每月五至十元的救济金而哭干了眼泪时，我心如刀绞。那更是一段痛彻心扉的往事，不堪再回首，不忍再诉说。

七、立碑

当年，父亲的追悼会在本溪煤矿柳塘俱乐部举行，坐无虚席，过道上都站滿了人，工友和邻居们自发地前来送父亲最后一程。大姐上台致悼词，台上泣不成声，台下哭声一片。

追悼会结束，大人们让我双手捧着父亲的遗像，从后大门出来往坡下走。地上有冰雪，很滑。我的眼睛里全是眼泪，又腾不出手去擦，根本看不见脚下的路。好几个父亲的工友轮流架着我的两只胳膊，嘴上不住地告诉我"慢点、慢点走"。事实上，我生命里的那一段最难走的路，不是我自己走过来的，而是叔叔们拎着我的两只胳膊把我拎过来的。

父亲的尸体火化后，寄存在本溪市殡仪馆，寄存费由公款支付。清明节，母亲不让我们去祭奠，怕我们悲伤。第二年清明，也是母亲独自一人去祭奠，馆方催交寄存费。母亲找到矿领导，又用公款支付续存一年。第三年清明节，母亲以为矿上已给再次续交了寄存款，依旧独自前去祭奠，结果却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了。问馆方，馆方说:“已当作无主骨灰处理了。”母亲魂不守舍地回到家，弟弟一听，借了辆自行车向沙漠岭飞奔而去。行至老水源地时，由于道路狭窄，加上脚闸踩刹车动作不习惯，险些辗进对面会车开过来的五路大客车轮下。有惊无险，继续飞奔到殡仪馆。管理员说:“已当作无主骨灰处理了。这样吧，我把西头大房子给打开，你进去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弟弟进大房子一看，乱七八糟地堆放着许多骨灰盒，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父亲的骨灰盒。向馆方借了根绳子，把骨灰盒绑在货架子上驮回了家。

父亲的骨灰盒在屋里的箱子上摆放了二年多，后来又在仓房里放了二年多。

父亲殉职那年我还小，什么都不懂，妈妈和姐姐、弟弟、妹妹也不懂。直到七年后才知道逝者的尸体或骨灰不能长期在地面以上存放，必须埋入地下。

一九七七年清明前夕，我和弟弟在月牙岭找了个地方，挖好坑，砌好穴，打了块预制板抬到墓地。清明那天，我和弟弟给父亲下葬，到墓地一看那块预制板丢了。只好把父亲的骨灰又捧回家，一个月后重新下葬。

一九七八年初，我被调到红阳二矿工作。清明，弟弟去给父亲上坟，一看，矿务局青年点修路还差两三步远就修到父亲的坟了。弟弟用锹把坟扒开，搬不动上盖，赶紧跑下山去借了一把稿，把水泥盖撬开，又把父亲的骨灰盒捧回了家。

既使是骨灰在地下潮湿的环境中，也会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因此没有在屋里摆放，而直接放在小仓房里。

一年后，即一九七九年清明，因我参加高考被录取在丹东上学。弟弟找任三子和青桔两个同学帮忙，在月牙岭重新找个地方把父亲的骨灰掩埋了。难以想像，或者说无人相信，一位因公殉职者，一位勤勤恳恳为了祖国的煤炭事业而殉职者的骨灰，九年之后才得以“入土为安”。

一九八一年夏我毕业回到本溪参加工作。

一九八二年清明前夕，我和弟弟一起用八号线做骨架，用木板做模板，用石子、沙子、洋灰打块石灰板，半干不干时用洋钉子刻上:"宋存功之墓"五个大字，左下角刻上小字:“儿忠义、忠臣立”。用瓷质小羹匙把毛边抹平，做成了一块墓碑。

清明那天，哥俩把墓碑立在父亲的坟前。谁肯相信，一位因公殉职者，一位滿腔热忱为了千家万户的温暖而殉职者，十二年之后才有了一块墓碑。

因不懂规格尺寸，碑做得很高大，和父亲的小坟骨朵很不相衬。 墓碑虽然高大，却没有墓志铭，与无名的小草很神似。

八、父亲的遗愿

听工友们说，父亲的头除了一只耳朵周围是完好的外，其余部分都是用棉花填充起来的。当时，父亲正在帮工友往刮板溜子里传煤，高速运行的刨煤机卡住一根木头顶在父亲的后脑勺上，把脸部顶在了货帮上。只听“啊——”的一声惨叫，没来得及留下半个字的遗言。但我能猜到九泉之下的父亲，唯一的遗愿是希望他的七个孩子都能长大成人。

我家姊妹七人，有六人经历过知青生涯，其中四人是父亲殉职后下乡的。回城后，有五人在煤矿工作。除了大姐在本溪煤矿柳塘医院工作外，其他四人都是一线产业工人。二姐和妹妹在洗煤厂当工人，弟弟在三区当采煤工人。我在二区，先前是掘进工人，后主动要求调到更艰苦的采煤队当采煤工人。

尽管曾被评为出席矿务局的先进个人，但我还是要坦诚地说，那时候我的内心很矛盾。工作再苦再累都能扛得住，而精神上的压力却难以承受。

我所在的本溪煤矿第二采煤区三二六采煤队正是父亲生前所在单位，我所工作的地方正是父亲生前干活的掌子面。工友们和领导都是我的叔叔、大爷辈，对我很呵护、很关怀。但越是这样我越能感觉到父亲就在我身后的黑影里，也能晃晃忽忽地听见父亲撵我“快回家、快回家”的说话声，也许是父亲高高兴兴去上班，却再也没有下班回到家的缘故吧。

当我下二班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刚进院，屋里的灯立刻亮了。我便责怪自己开门时弄出了声响，大半夜的吵醒了母亲。第二天，我轻轻的开门，屋里的灯又亮了。我责怪自己走路的脚步重了，又吵醒了母亲。第三天，还没走到坎上，我就放慢了脚步，当我蹑手蹑脚刚走进院子时，屋里的灯还是亮了。我怔怔地站在那，突然明白了:母亲根本就没睡。作为一个妻子，饱偿了失去丈夫的悲痛；作为一个母亲，日日夜夜因儿子的工作而担惊受怕。打那以后，我每次下二班都是满头大汗地跑回家，好让母亲早点睡上安稳觉。我不只一次地想过，倘若在煤矿和农村做二选一的话，那么，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本溪县偏岭公社三家子大队第一小队那片贫脊的土地。也好不让母亲的心灵再受煎熬。

2021年腊月二十九即大年三十，我们姊妹七个携爱人和儿孙，各自开着私家车来到公墓陵园。哽咽着、哭诉着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你的孩子们早已长大了，都能吃饱饭，也有新衣服穿了。而今已步入花甲、古稀之年，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爸爸啊爸爸，放心吧！安息吧！”

作者简介

作者:宋忠义，笔名颂忠义。

一九七四年中学毕业下乡务农，一九七六年本溪煤矿采煤工人，一九七八年在丹东读书，一九八一年本溪建行员工，二O一六年退休。业余爱好文学创作，草根学文学编辑，本溪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