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踢岁月（3）

南方

我早就说过，国家培养了我，绝不会让我开一辈子粉碎机，我一定会再开计算机的。两年之后的某一天，看到总厂通知，组建总厂微机室，在全厂大中专毕业生中招募电脑人员。

　　我感受到了国家的召唤！专业没有白学，舞台就在面前，我就要大显身手了。我到总厂办公室填了表，报了名，负责这个工作的老工程师非常满意，让我回去等通知。

然而过了几天，跟我一起报名的阿书已经接到通知上岗了，我的通知却还没到。我急忙跑去问老工程师，他告诉我，政审不合格，分厂不同意，不能要我！我一下子气傻了，问为什么政审不合格？为什么分厂不同意？老工程师说，分厂的意见是，我上班睡觉、吵架、发表错误言论，政治不成熟，建议继续留在车间锻炼。我差点气炸了，说这是打击报复，这是公报私仇，这是浪费人才，我要找他们算帐！

我立马赶回分厂，去办公室找厂长，他不在。我象疯子一样在办公室和车间里转了半天，并且扬言，谁想整我，我要跟他战斗到底。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湘泉酒，爬到后山上，学狼的叫声，还大声地唱齐秦的《北方的狼》。天空晴朗，月明星稀，触目是满地的银色月光。

一头母狼听到公狼的呼唤，走了过来。我远远地看见了她，燕子。厂里的合同工，经常跟我们玩。我闻过她脖子上的香味，还紧紧地抱过她。她的防守很严密，无法突破。我安静下来，没有再唱歌。在一个水池旁的草地上坐了下来。她问我嚎叫什么，我说了遇到的事，说我很气愤，想打架。她劝我别打架，会坐牢的。我说必须去微机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抱住了她，她没有反抗。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在那个月色如水的秋冬之交的夜晚，我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月亮躲到了山的后面。战斗结束后，她说她早就结婚了，她不想在厂里做了，想去香港街做生意，以后只能在那里找到她了。

我的气消了一些，但事情并未了结。随后的几天，我象一个冒着烟的炸药包在厂里移动，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远远地看着我，不敢靠近，生怕爆炸。特别是办公室里的那些人，他们的眼神里有些愧疚，也有些逃避。厂长和书记都出差没回来，谁都不好意思挑破这件事，但全厂都知道这件事，传播着我的战斗宣言，也期待着观看一场大戏，还生怕炸药包不冒烟了，相互嗦使着叫谁走近身看看，如果熄火了就再点燃一下。

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改革开放还在文件上，只有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身体，城里人，还在惯性作用下，牢牢地依附着单位，不敢稍有动弹。不象现在，得罪领导，分分钟叫你滚蛋，有无数办法让你难受。但在那时，厂长无权开除我，无法扣我工资，就算安排我扫地或看门，也不能少我一分钱，如果我要跟他硬杆，跟他战斗到底，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一周后，我终于逮住了厂长，要他给我一个说法。他说这是集体决定，让我找书记。书记不是赵刚，没有那样的政治水平，他就是一个垃圾桶，厂长不想管的事情，不好处理的问题，不敢惹的人，都往垃圾桶里一扔，书记都得接着。他从党的政策讲起，讲到国家干部深入基层锻炼，讲到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高屋建瓴地分析了我的问题，批评了我的错误思想，给我指出了改正的方向，要我从灵魂深处跟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他说，你可以谈恋爱，但不能乱搞男女关系，你的一切行为都会进干部档案的。

干部档案，这应当是杀手锏了。但是档案对我有什么用？我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上了四年大学变成了国家干部，我没有体会到好处，让我再变回农民，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好。我是正儿八经的贫下中农出身，根正苗红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你不能迫害贫下中农，不能打击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最大的政治。所以，我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我告诉书记，我是学计算机的，计算机需要我，我需要计算机，你们必须让我去。留我在这里开粉碎机，我还会睡觉，还会吵架，还会发表错误言论，这不但是我个人的损失，也是酒厂的损失，更是革命事业的损失。

书记自然不懂计算机，他认为能让我开粉碎机，也能让别人开计算机，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工作的需要，任何人都应当服从安排。他说服不了我，我跟他也是白费口舌。我在谈话结束的时候说，我会战斗到底。

往后的日子，我在摸鱼的状态下上班，阿祺也十分帮忙，大部分活儿都由他一个人包办了，我练练书法，唱着“让我一次爱个够”，或者睡睡觉，或者扫扫地。下班后，就纠集几个单身男女，关在家里通宵达旦地打麻将，房间里充满了浓烈的劣质烟味，掩盖了屁臭味和脚臭味，大家在钓鱼的状态下，迎来了第二天的阳光，打开房门，让早晨的清风吹一下头脑，打几个长长的哈欠，说不玩了，跑到厂门口小吃店里，赊了几个坨坨当早餐，于是倒头便睡，直到下午醒来。

既然已经撕下了面具，双方就没有必要客气。我没有犯大错，不该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虽然没有认识到人们自私自利的本性，也不能批判规章制度的不合理性，但我从善良的本性出发，从公道自在人心的认识出发，我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不欺压良善，不欺负弱小，也不惧怕强权与邪恶势力，还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和战斗到底的决心。我扛着这一面旗帜，自然就有了支持者和同盟军。他们给我提供情报，出谋划策，挟带了一些借刀杀人的私货，向我建议攻击目标。

围绕球场，三面都是平房，靠里面的一排住了职工，靠侧面一排是职工食堂和大礼堂兼工人俱乐部，靠外面的一排平房刚好在公路坎上，没人居住。但据说都已经分配。情报显示，其中一间被厂长占着，但他从来没住过。据我从窗户观察，里面只有一张条桌和一张木床，确实长期处于空置状态。

我找来工具，把门锁撬开，打扫干净，便从单身汉的集体宿舍里搬了出来，堂而皇之地住了进去，当晚就睡了一个美美的大觉，完全没有觉得窗外国道上奔跑的汽车声的干扰，反而觉得那些声音就象催眠曲一样美妙，以致多年后在我听不到汽车声音的夜里难以入眠。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工厂里显得特别安静，然而这种安静，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到来。观众们翘首以盼，就象那勇敢的海燕，呼唤暴风雨的到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已经拉开了架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发出了战斗的吼声，就象燕人张冀德单人独骑立在长板桥旁大叫：燕人张冀德在此，谁来与我决一死战！

我当然不会象张飞那样大喊大叫，我只是平静地说，我拿了一把菜刀站在门口，谁要是赶我出去，我要让他血溅三尺，流血五步。这句话显示了深厚的古文功底，携带了古代剑侠的力量，传播力很大，就象春雨润物无声，悄悄地迅速地传遍了全厂，传到了办公室，传到了它应该到达的耳朵里。

然而，让观众失望了，这声音就象泥牛入海，没有一丝反弹。厂长没有找我，书记没有找我，工会主席也没有找我。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工厂里又显得特别安静了。

人们只有奋起反抗，才能获得自由。我获得了居住单间的自由，以及在单间里开展秘密活动的自由。于是，那一排平房的许多房间都被撬开了，原来的主人把养在里面的猫狗牵走了，把存放在里面的杂物搬走了，住进来一批单身汉。

日子就在开机器、打麻将、打篮球和胡闹中一天天过去。阿书每天从总厂回来，报告着微机室的进展：正在搞装修，铺了防净电地板，买了空调，买了桌子，就是还没买电脑。

平静的日子空落落的，燕子飞走了，冬天到来了，我们走进当地一所大学的舞厅里跳舞取暖。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周末下午，在舞厅认识不久的欣儿带着她的几个同学莅临寒舍，参观指导工作。我们一起做饭炒菜，聊着一些傻里巴几的话题，假装天真，假装渊博，假装能干，假装娇气。在球场四周观众的偷窥下，愉快地吃完了晚餐，潇洒地送走了这一群特殊的客人。

工厂距学校不远，骑车只要十分钟。在女生楼下的大门口，随便请个同学进去叫一声，欣儿就下来了。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围着长长的围巾，抵御冬天的寒冷。但我们不怕，专门走在寒冷无人的地方，小心地聊着有关学术的话题。走得累了，找一个石凳坐下来，我用手搂着她，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就这样一动不动地保持了半个小时。站起身来的时候，脚麻了，手僵了，脖子也酸了。人总会傻一次的，之后想起来，感觉十分可笑。

冬天从此不再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