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全国的“蜗牛事件”

成振

你是哪一年看上国产彩色电视机的？肯定不早于1980年。因为中国第一条彩色电视生产线是 1979 年才从日本引进的。

实际上，1954 年美国 RCA 公司就生产出第一台家用彩色电视机。我国也在1973 年就派出工作组，洽谈引进事宜。可为什么整整 6 年都没办成这事儿呢？

荒唐至极，竟然因为一只小小的蜗牛。

1972 年，国务院批准四机部（即后来的电子工业部）以 1000 万美元价格引进一条装配彩色显像管的生产线。后来才知道，只有装配线还不够，至少还要玻璃壳、荫罩和荧光粉 3 条线。这样算下来，总预算提高到了 8000 万美元。

彼时，尼克松刚刚访华不久，中美关系破冰，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表现出浓厚兴趣。技术最先进、最齐全的RCA 公司最初报价 1.3 亿美元，经过谈判降到 7300 万美元，双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973 年 11 月，四机部派出工作组到美国，实地考察相关厂家，为最终签合同做准备。这一趟下来，见识了 RCA 公司的雄厚技术实力，坚定了中方合作信心。考察组还顺道考察了玻璃壳生产厂家，美国康宁公司。

大家都知道，康宁现在仍然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厂家，我们用的手机屏幕，多数都用了康宁公司的大猩猩系列防划玻璃。

考察结束时，康宁公司为了表示诚意，送给每位成员 一只该公司生产的玻璃蜗牛工艺品。

谁也想不到，这几只不起眼的玻璃蜗牛，惹起了轩然大波。

1974 年 2 月 2 日，四机部第十研究院政治宣传干事许文彬，不知是出于政治敏感，还是投机心理作祟，他认为事关“国家荣誉”，非同小可，于是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信上说，考察团这次出国，引进是走的“爬行主义”路线，因此美国人别有用心地送给他们每人一只蜗牛，就是在讽刺我们国家，在科技上如同蜗牛一样地爬行。

这还了得，堂堂大国，岂能容美帝国主义如此侮辱？接信后的江青“一夜未眠”，认为“事关国格”，兹事体大……

翌日，1974年2月10日，春节放假的最后一天，突然三辆“大红旗”驶进了四机部机关大院，从车上钻出脸色铁青的江青！她点名要见许文彬。由于事发突然，谁都没有预料到江青要找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江青竟然当场给许文彬写回信：

许文彬同志：我很欣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已经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决不接受任何帝国主义的屈辱……

江青抓住此事不放，一口咬定美国公司送蜗牛给中国人，是侮辱中国人，指示“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他的了”。她还下令把蜗牛礼品送到美国驻华代办处去，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轰动全国的“蜗牛事件”就此开始。

根据江青的指示，四机部发简报，全国普查，这几年各部委、各省市、各单位，都收到什么礼品了？有没有类似蜗牛一样污蔑中国的东西？结果，查出日本人送给我们乌龟饰品，表面上是说乌龟长寿，实际是讽刺我们发展慢；查出有的国家送了黄牛工艺品，是骂我们“老牛拉破车”……此是后话。

1974年2月12日下午3时，四机部部长兼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诤将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准时赶到国务院会议室。

王诤进门一看，里面早已坐着国务院及各部的几位领导，他们是华国锋、李先念、方毅、余秋里、谷牧、康世恩、韩念龙等，一个个表情严肃，立即觉得今天的会议气氛有些不对劲儿。不像过去会议前相互聊天，询问各自的工作情况。

会议由主管业务的副总理李先念主持。李先念开口就说，没有办法，今天只得请各位来开这个会。

李先念接着说，一只蜗牛弄得我整整忙了一天半。这件事情发生在四机部，闹得人没法工作了，现在正波及其他几个部，要是这么一闹，我们国务院各部还工作不？

恢复工作不久的王诤，没有想到刚“出山”就踩着了蜗牛。这只蜗牛不但大闹京城，而且全国各个行业都被它搞得乱哄哄的，如同地雷引起了连环“爆炸”。

那时连国务院副总理出国也是很少的，更不用说各位部长了。一个紧急会议开了近两个小时，也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来。

李先念看再开下去也没作用，提议在座的人立刻去外交部，找一下姬鹏飞部长，看看美国人对蜗牛到底是什么看法。

根据李先念的意思，部长们马不停蹄赶到外交部。下午5时，外交部召开会议，听了关于“蜗牛事件”的汇报。

会议由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主持，外交部各司司长、局长以及部分重要司局的处长也都到会。

特别是礼宾司，更是派出了除司长之外的，一些对于国外礼宾习俗都很有研究的“专家”。

会议一开始，两种意见就交上了“火”。

一部分人认为江青说得对，如此讽刺中国人的蜗牛，为什么四机部的人还要拿回来？必须立刻退回去，以体现中华民族之精神和气节。

另一部分人认为，一只玻璃蜗牛不值钱，这东西也许是西方人习惯，他们喜欢这个动物，如果退了，还会被别人耻笑。

姬鹏飞见争不出个结果，就让美洲大洋洲司司长林平发言，想听听他的意见。

林平认为，美国商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其目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搞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匆忙地将蜗牛退回去，恐怕有些不妥。

姬鹏飞听林平这么一说，认为有道理，于是强调说，现在不能马上退呀，先要把情况搞清楚。如果别人是好意，是想跟我们做生意，那退回去就闹笑话了。

同样感到压力的外交部，在这个紧急时刻，突然想出一个办法，通过中共中央联络部，对国际友人柯夫兰和艾德罗进行了专访。

两位国际友人说，别人送你们礼品，自然是表示友好的，不然为什么要送你们呢？至于蜗牛，中西方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们认为这是一种行动迟缓、背着沉重“包袱”的弱小动物，而西方人却很喜欢这种动物。这种动物在美国是表示幸福吉祥的意思，朋友相送，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并不存在什么讽刺挖苦。

基于这个意见，外交部报送了《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的报告》，建议不必退回蜗牛或进一步外交交涉。周恩来当日就作出批示：

外交部这一分析和所提意见较为正确，拟同意外交部这一报告，即呈毛主席批示。

毛主席亲自圈阅了这份报告，表示同意。

至此，这场暗流汹涌的闹剧才告一段落。江青把号称要“办展览”的工艺品送了回来，把当时写给举报人许文彬的亲笔信也要了回去。

许文彬是什么结局？

据一些资料记载，这个年纪轻轻的无名之辈，因此投机举动，被委派到南京 741 工厂（华东电子管厂）搞科研突击，号称要做中国人的“争气管”，但最终一事无成。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被查出先后 13 次给江青写信表忠心，于是被责令反省，又写了 70 多份检讨材料，经审查后被开除党籍。

还有一个让人痛心的事实。

原本 7300 万美元就能办成、让中国人早6 年看上彩色电视的好项目，被无端卷入风波，最终告吹。直到 1979 年，我们才从日本引进了彩电生产线，花了多少钱？整整1.6 亿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