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战斗 百折不挠 开国将军乔信明（连载十五）踏上新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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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踏上新的征程

陈毅司令员一直把乔信明瘫痪的双腿放在心上，上海还没有解放，他就考虑到上海解放后要再送乔信明去治疗，早早做了安排。所以乔信明早早离开了华野总留守处，跟随着渡江大军直接从山东到了南京。上海一解放陈毅司令员就指示崔义田安排乔信明的治疗问题。经过了几个医院的检查后，决定在中美医院（现在的长征医院）开刀。请了最好的骨科医生屠开元，给乔信明开刀。开刀后，仅两个月乔信明就站起来了，七年不能跑路的乔信明现在又能行动了。从此乔信明开始了新的里程。

　　同年十月,当时任南京军管会主任的粟裕司令当即安排乔信明到南京市军管会房产管理处工作。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完全不同于部队的管理工作，工作的复杂性、政策性极强，南京又是国民党的首府，其难度可想而知。他回忆道：“我对这个工作十分生疏。我过去是在部队工作的，而做这一工作要同市民打交道。特别是解放后不久，大部分房产是‘敌产’，因此在工作中碰到了很多困难。经过了一个时期的调查研究，我们把所有的‘敌产’的情况搞清楚了，知道了哪些是托管的，哪些是接收的，对它们分别进行了处理，对旧人员进行了审查教育，改造后留用了他们，这半年的工作使我个人的工作能力，政策水平都有了提高，完成了上级交给我的任务。”

在房产管理处工作不到半年，乔信明走上了他光辉一生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空军后勤。

这个工作是张震参谋长给他安排的：“张震参谋长说，军区党委决定让你（乔信明）在两个工作中挑选一个，一个是军区后勤营房部长，一个是航空后勤部政委。你（乔信明）愿干哪个，就干哪个。后来张凯主任找我谈话，决定我到空后工作。”

一九五零年三月份乔信明奉令调华东军区航空后勤部工作。

　　他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遇到了第三个初创工作。第一个是他在二分区初创地方武装，接手的是没有正规部队、没有工作人员的司令部；第二个是初创总留守处，接手的是几万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的后方人员。现在他又开始了新的创业工作，和刚到二分区，刚建总留守处的情景很相似，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思想混乱，环境不稳定。不同的是总留守处的人太多，多的是老弱病残。现在是人太少，少的是业务人才。

他回忆起空军后勤初创时的艰难时写道：“我到空后时，人员很少，各种组织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当时只有卫生处、政治处、供给处。人员都是四面八方调来的，思想上很混乱。五零年四月十二日上海遭到了敌人的轰炸，为了保卫大上海，组成了防空司令部。我们就同上海防空司令部合并了，担负起防空作战的供应任务。这时，我们人民空军第一支部队（混四旅）成立了。

一九五一年一月，我们又同上海防司分开。回到南京组建华东军区空军，于‘八一’建军节正式成立了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我们人民空军发展了，而后勤工作也随着部队的发展而扩大起来。”

右起蒋天然、王德贵、乔信明。

1950年春，王德贵任华东军区航空处政治部主

　　正如乔信明所回忆的那样，刚建国，许多组织建设还在尝试之中，机构变动频繁。华东航空后勤部刚刚组建就绪，又奉命于华东防空军合并，并很快移防上海。在上海工作刚展开，又奉命与防空军分开，又迁回南京。就在华东空军后勤部全面展开工作之际，又奉命组建中朝人民空军轰炸机指挥部后勤部。于是又要进行组织机构、调配干部、理顺供应关系、研究生活保障、进行人员教育等工作。当时的一系列政策、规章、制度要研究、要制定、要贯彻，一系列繁杂琐碎的事务要关心、要安排、要解决。频繁的机构变动给乔信明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但他迎难而上。

组建华东空军后勤部，他又遇到人员少，还缺乏有空军后勤工作经验的人才的困难。于是，他立即抓紧组织建设和干部培养工作。他说：“没有大批优秀的、精通业务的干部，是不能把空军后勤工作搞好的。”为了培养干部，他除积极组织干部短期业务集训外，特别抓紧了干部的在职学习。虽然他身患疾病，但经常亲自给干部做报告，提高干部认识，使干部团结一致，搞好工作。

根据上级指示，乔信明从华东军区各部队抽调人员，接受国民党部分遗留人员，吸收青年知识分子，成立后勤部机关各部、处机构。之后，他又率领机关工作人员，在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上海市等省市有关领导的协助下，勘探地形，选择场地，组建工程兵部队、医院、疗养院、仓库和勤务分队等单位。

国民党溃逃南京时，破坏了飞行保障设施，留下的是满目苍夷。为了使空军第一架飞机飞向蓝天，乔信明同志要求工程技术人员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对国民党弃守的机场进行修复。

五十年代初期，四五四医院在乔信明的指导下组建起来了，但到医院报到的，只有一部分干部懂医。乔信明一见，生气地说：“不会治病的人，怎么能当医生？”他亲自到南京市军管会找首长，要求在南京各大医院选人才，充实到四五四医院各科室。有关领导同意后，乔信明亲自带着机关卫生部工作人员到地方医院选拔人才。潘惠生是南京鼓楼外科医生，也是南京地区“三把刀”之一。乔信明得知这一信息后，主动找潘惠生谈话，希望他到部队来工作。潘惠生的思想工作做通后，乔信明又到其它医院选人，乔信明亲自到南京市军管会找首长，要求在南京各大医院选人才，充实到南京空军四五四医院各科室。有关领导同意后，乔信明亲自带着机关卫生部工作人员到地方医院选拔人才。在他的努力下，南京空军的四五四医院外科、眼科、肺科等10多个部门，终于拥有了南京市一流的科室主任。

　　为了摸索出适应我国国情和军情的一套飞行后勤保障经验，后勤部党委常委决定组织工作组到场站调研，总结后勤保障经验。乔信明要副参谋长朱国成和政治部副主任曾海涛带领机关与外场供应保障的有关处长组成工作组，到全区驻飞行部队的场站调研，摸索飞行后勤保障经验。他们根据乔信明的指示，到大校场、硕方、向塘、江湾、衢州等场站调研，历时一个多月。回来后，乔信明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并和他们一道，加班加点修改材料，终于完成了《空军后勤飞行保障四个阶段》一稿。这年年底，朱国成在召开空军后勤工作会议期间，介绍了这个经验，会后空军又向所属部队转发了这篇材料，《后勤》杂志分两期刊登了这篇文章。这对场站组织飞行后勤保障，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直到今天它还在空军后勤保障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

　　他只有自学的小学文化程度，却努力学习干这个陌生的科技要求较高的工作。他谦虚地说，他在“业务上虽然学了一点东西，但由于文化理论水平的限制，工作中存在事务主义的工作作风，所以业务上没能提高得很多。但由于上级正确的领导，加之个人主观的努力，在后勤工作方面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对后勤工作摸到了门，但还不是内行。”

就这样，他抱着一颗忠于党忠于革命的红心，在短短七年里，和同志们一起，在党中央和空军党委的领导下，从无到有地创建了华东空军后勤部，为华东空军后勤工作打下了基础：修建了各种专用仓库，油库、医院、疗养院，从选点到基建到人员器材配备都亲自抓。还为飞行员设置专门的营养灶。

为了让飞行员有个好的疗养场所，在选择疗养院院址时，乔信明带着工作人员，拖着一双病腿，拄着拐杖，到处选址。当乔信明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西子湖畔看到一块有山有水的“宝地”时，欣喜万分，连忙找到他的老首长——浙江省省委书记谭启龙，请求帮助解决。在谭启龙书记的亲自过问下，浙江省有关部门同意将那块地无偿支援部队，使空军杭州疗养院顺利地组建了起来

在自传中，他总结到华东空军后勤部后的情况时说，“我华东空军后勤部成立快三年了。在这三年中经过了各种运动的学习，使我们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土改’、‘镇反’、‘三反’学习运动对我个人教育很大。整个部队的政治觉悟也有了很大提高。过去很多人不愿做后勤工作，认为后勤工作低人一等。经过了这些学习与志愿军出国作战时对空军后勤工作的需要都证明了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大家认识到空军是高级科学兵种，后勤工作是很重要的。大部分同志是安心了。我个人也下定决心长期干下去，准备干到死。”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据南京空军后勤部长李果同志回忆：“在他的病情逐渐加重以后，开始时，他仍坚持按时上班，突击任务来了，就和大家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通宵不眠。大家劝他多注意休息，他总是不肯。在病重无法坚持工作以后，他也念念不忘工作，有时还常常回机关，问问部队的工作情况，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提出自己对工作的意见。”

在工作中，他保持了党的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传统作风，对待同志热情诚恳，善于帮助人。因此，同志们都愿意接近他，有了什么思想问题都愿找他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乔信明同志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护了一些同志。

有人揭发说，某人家有一个银箱子，还说她家4口人是4只“大老虎”（贪污分子），乔信明知道这件事后，找她谈话，问她家有没有贪污一个银箱子。她说，没有，家里只有一只刚买的铁皮箱子。乔信明让她将铁皮箱子带到机关来，让所有机关干部看看，揭穿这种诬告的把戏。第二天，机关召开大会，她带着箱子和发票，上台展示给大家看，说明她家是被人家诬告的。乔信明也在会上为她家做了解释。如果不是乔信明的实事求是态度，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她家就要遭受不白之冤，甚至有坐牢的危险，她说：“是乔政救了我全家”。

在对干部处理上，乔信明同志采取的就是这种政治上既严格要求又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同志他总是关怀爱护、热诚相助、治病救人，使人既受到教育，又感到党的温暖，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他很重视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和部队的作风建设。他虽然是工农干部，但从不以工农成分自傲。而是一贯积极团结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干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其才能，团结其共事。他非常重视开展文化学习运动。以后勤部党委的名义颁发指示文件，号召动员广大干部积极参加文化学习，以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业务素质，以适应建设革命化、现代化空军的需要。他自己也勤奋学习，积极参加文化学习运动，学习写文章，学习算术，只要不懂，无论是谁，他都能放下架子，虚心请教。对上级文件，他认真学习，领会精神，贯彻执行。开会做报告前，总是认真准备。

　　同时，他还十分注意教育大家认真贯彻勤俭建军原则，并且自己身体力行。他常说：“我们后勤部门是管钱管物的，我们开支的每一分钱都是人民用艰苦劳动换来的，必须把它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决不能乱花一分钱。”对于每一项开支，他总是研究来研究去，再三斟酌，直到认为用得得当时才批准。他还常教育后勤部门的同志在生活上要克勤克俭，而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他身为将军毫无官气，经常到机关澡堂在大池中与战士、职工同浴，在当时的首长中是绝无仅有的，深受群众赞扬。

他提倡推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三八作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组织干部战士观看梅兰芳的京剧演出，以及苏联和我军的革命战争影片，请抗美援朝回国的二十军文工团给后勤部机关部队公演，以激发干部战士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进行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教育。

原政治部组织干事张文斋回忆说，1950年部队成立了团工委，成立初期，因为没有经验，不知道团工委是干什么的。所以，也就没人管这项工作。一天，乔政委到我们办公室来，问我：“你准备怎样抓共青团工作？”我一头雾水，不知道怎样回答是好。乔政委告诉我，团工委就是经常组织团员青年学习，积极参加部队组织的各项活动，定期向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也就是说，要把团员青年培养成各项工作的积极分子。后来，乔政委亲自给团员青年讲课，组织他们唱歌、跳舞和参加各项活动。我记得年底乔政委还组织机关团员青年参加了南京市组织的爬紫金山活动。

平时他积极支持开展业余的文体活动。如在后勤部机关组织营以上干部篮球队同军区政治部球队比赛时，他也抽空观看，鼓励加油。致使后勤部篮球队也小有名气。后勤部的唱歌跳舞等群众文化活动也比较活跃，为后勤部的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活力。

他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中，勤俭持家，崇尚简朴。只要是因私交往，无论客人地位高低，他都不动用公款招待自己的客人。家乡亲友有困难，他拿出有限的薪金寄给亲友补贴生活。对亲友想进城找工作的要求，他总是耐心说服他们安心在农村搞好生产。

对身边的警卫员、保姆和司机以及他们来探亲的家属子女都是同吃一锅饭，共饮一壶水，平等相处，温馨和睦，如同一家人。对大龄的未婚干部和患病住院、生活有困难的人，他总是惦记在心，热忱关怀相助。

因为乔信明身体不好，为了靠近空军454医院，组织上安排他住到白下区申家巷18号。这是一座造型别致、环境优美的花园洋房。乔信明因为腿不好住在楼下，楼上两间最好的房间他没让家里人住，而是给后勤部的同志们作为过渡房。

原政治部宣传干事赵佃荣含泪回忆说 ：1954年春天，乔政委到宣传科来串门，他劈头就问我：“你年龄这么大，为什么还不结婚？”我说：“有对象了，就是没有房子。”乔政委一听，急了，说：“我就不信，这么大一个机关，就找不到一间房子结婚？”说完，就到司令部管理科帮我要房子去了。那时，由于后勤部刚组建不久，许多干部是从其他部队调来的，房子十分紧张。乔政委问了一圈，没找着房子，又到宣传科，对我说：“在我家结婚，住我家。”当时，乔政委住在南京市申家巷18号，是个二层小楼。为了让我结婚，乔政委让爱人于玲将二楼腾了出来，一家人挤在一楼生活。结婚那天，乔政委非常高兴，不顾自己患哮喘病，拖着一双残腿，亲自爬上二楼，向我们夫妻俩表示祝贺，还送给我们一本像册。结婚后，我妻子上大夜班，回来得很迟。乔政委的房子是木地板、木楼梯，一走路就“吧嗒吧嗒”地响。乔政委患有失眠症，一旦被吵醒，就整夜睡不着觉，但老首长一家从来没有埋怨过我们。乔政委待我们夫妻的恩情，我一世也不会忘记。50年了，我只要一有空，就拿出像册看看，回忆老首长对我的关心。

后来又有一位从外地调来的魏协理员全家住在这里。

一位老同志家里男孩多，粮食不够吃，乔信明就把过年分的一袋面一块肉各分一半送到他家。

乔信明对受到不公正处理的同志从来不另眼相看，反而对他们更加热情关怀。有位同志因受到不公正处理，经济困难，精神压抑，到南京申诉时曾到过乔信明家，乔信明一如既往热情招待，一碗红烧肉使他至死不忘。他每年过年时都要来给乔信明拜年。

他去世时留下的皮带是战争时期用两节皮带接成的，他唯一一张藤椅的腿都是用木棍加固的。但他对战友、对部下、对烈属和一些失意的人却是诚心相待，倾其所有。他家的饭桌上经常是客人不断，从省长、省军区司令、政委到四方战友、孤儿寡母，都被他热情款待，还是像战争年代一样为他们打牙祭。他还常常资助有困难的人，以至于他去世时家里没有一点余钱。

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人民空军事业时，他那被敌人折磨过，伤病缠身的身体经不住多年紧张的工作，又垮下来了。心脏病、胃病、高血压迫使他只得退下来休养。他在休养期间，在和新的病魔进行战斗的同时，仍然是每日报纸不离手，关心着国家的大事。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时，他躺在病床上还天天看报，关心事态的发展。他对党发动的各次政治运动都非常关注，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63年9月4日乔信明因病与世长辞，享年仅54岁。

难忘的时刻

乔信明去世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日报》、《人民前线》、《空军报》都刊登了消息。

　　徐特立同志、钟期光凌奔等众多同志发来唁电，慰问信。

这是保留下来的部分唁电

乔春雷回忆说:“我被驾驶员接到爸爸的病房时，看到原来塞得满满当当的抢救设备都搬走了，只剩下一张孤零零的病床上躺着我亲爱的爸爸，身上盖着白被单，他的神态像睡觉一样，嘴还没有完全合拢，似乎还有话要说。他的老战友张藩伯伯站在他身旁挥泪大哭。”

也住在这个医院里的刘先胜伯伯，不相信乔信明已去世，一定要亲自去看看，医护人员怕他过分伤心，把他团团围住。

专程来宁并陪同乔信明家人一起吊唁的王于耕阿姨、彭克阿姨、吴友廉阿姨、史凌阿姨、季玲阿姨、沙路阿姨等在悼念时无不大放悲声

　　9月7日在南京军区后勤部礼堂（汉府街18号）举行公祭。公祭大会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空军中将主祭。空军副政治委员王辉球空军中将、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赖毅中将、军事学院院长张震中将、军事学院副院长张藩中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同志、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同志等陪祭。

　　公祭大会在上午八时开始，乐队奏哀乐以后，全场静默致哀。接着，主祭人聂凤智空军中将致悼词。母亲于玲代表我们全家讲话向父亲致哀。参加公祭大会的还有：南京军区领导机关、江苏省委和江苏省人委机关负责同志，以及南京军区各兵种部队首长等。

　　

　　乔信明同志灵堂内放着青松和鲜花。灵台上悬挂着“乔信明同志永垂不朽”的黑色横扁。遗像旁边安置着粟裕大将、刘亚楼空军上将、叶飞上将、钟期光上将、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同志、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书记处书记惠浴宇同志、刘先胜中将、王必成中将、陶勇海军中将、饶子健中将、刘飞中将、吴法宪中将、秦化龙少将和空军党委、南京军区党委、军事学院党委、江苏省委、江苏省人委等敬献的花圈，两侧的墙上挂满了挽联。

王延青同志在1977年重读14年前他给乔信明写的挽联，感觉不够精细，又重新修改，写信给乔信明夫人于玲告知，可见战友情深。

下面即是他修改后的挽联：

挽看信明同志联

湘赣昔同车，齐奔江南战场，卅载风尘，战友情深如手足。

太湖方养疾，遽闻金陵讣告，悲秋万籁，知交泪尽哭将军。

今日细看此联，方知王延青伯伯当年（1938年）是和乔信明一起从长沙八路军通信处到南昌的。乔信明他们去了华中局，他去了南昌新四军军部。为此我从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了王延青伯伯的回忆录《征程》。阅读了他写的当年和乔信明等同车去南昌的内容后，解开了一个谜团。原来当年和乔信明一起去南昌的只有八个人，和乔信明的难友赖荣光回忆的是一样的，而不是乔信明回忆的二十多人。

　公祭仪式结束以后，在哀乐声中起灵。乔信明同志的灵柩安葬在南京望江矶（现在叫功德园里的红星园）革命烈士公墓。

在送灵的时候，大车小车一辆接着一辆。第一辆大卡车上是乔信明的遗像和灵柩，大儿子乔晓阳和二儿子乔泰阳站在乔信明的遗像两旁，两侧是持枪守护的卫兵。

一路上，马路两边的人群纷纷停步注目，因为乔信明去世得早，才54岁。所以，当时在南京这样隆重的出殡仪式是很少见的。

（父亲去世时我还在苏联学习，未能参加父亲的葬礼）

　　军委空军党委、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和乔信明生前曾战斗过的部队陆军第二十军和他曾任团长的二十军一七二团都送来挽联。送来挽联的还有他的老战友们，这些挽联回顾了和乔信明一起战斗的一生，赞扬了乔信明不畏强暴屡克艰险英勇奋斗的一生。

在乔信明诞辰一百周年时我们给他做了一本画册，在封底上刊登了军委空军党委、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和二十军及二十军一七二团的挽联。

编者注：本文参考了原南京空军后勤部部长李果同志的《悼乔信明同志》、原华东空军后方勤务部部分离休干部座谈会片段《怀念老首长乔信明同志》、梁振泽同志的《深切怀念德高望重的乔信明政委》和原华东空军后勤部秘书刘泽远提供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