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工作中的小故事 之四，美好的民间交流（唱歌）

张小冲

在涉外工作中有很多民间交流机会，能够和不同国家的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打交道，传递中国人民的友善，接受对方的友善，这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在古巴访问时，热情好客的东道主安排奔走考察了一周的中国朋友到巴拉德罗海滩旅游地休息两个晚上。2月14日晚餐之后，团长在房间里看书，让大家自由活动。

我换上一件红色体恤衫，到沙滩上散步。看到约有二、三百个游客围坐在沙滩上一个灯光明亮的舞台周围，参与自娱自乐的节目。我挑选了一个正对舞台但是距离较远的塑料小圆桌坐下来，点了一杯干白葡萄酒和一听雪碧，调制了当时在北京挺流行的“2号饮料”，边品尝，边观赏台上的节目，享受着加勒比海特色的异国风情。

舞台上的主持人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看上去很有经验，至少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英语和法语，很会调动游客的情绪和会场气氛。台上有四位被邀请上去的游客，主持人请每一个人唱一首歌，麦克和扩音器的音响效果还真不错。然后主持人再随机请上四位游客作裁判，每人发给一枝花，放在他认为唱得最好的“歌手”背后的椅子上。评选结果出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荣获第一名，得到了热烈掌声的祝贺。接下来，主持人请四位选手走下舞台，每人发给一张卡片，由他们自行去邀请下一轮的比赛选手。

我和大家一起欢笑着鼓掌，等着看下一轮的比赛者上台。我注意到获得第一名的姑娘微笑着向我这个方向走来，而且越走越近。我不知为什么心里咯噔一下，不由自主地向两边和身后扫了一眼。不会吧！我的座位在最外边的一圈，两边和身后再没有其他游客了。姑娘在我面前站住了，美丽的微笑十分迷人。“Please, gentleman!”她把卡片递给了我。我立刻站起身，尽管嗓子略微发干，还是微笑着回应说， “Thank you!”然后和她一起走回舞台。“这有什么的，不就是上台唱首歌吗。我在单位工会组织的联欢会上也表演过小合唱呢。”我这么想着，边走边给自己打气儿。

因为我们走的距离最长，所以当主持人用英文询问了我的名字和国别后，比赛就开始了。我猜想，登台面对两百多个观众唱歌的经历，对前面三位先生和女士似乎也是第一次，不过他们还是应付过来了，最起码也会唱一首生日祝福歌。当主持人递给我麦克时，问我要唱什么歌。我问他，现场观众来自很多国家，我应该唱中文歌还是英文歌呢？“当然是中文歌，大家没有听过的，就会更加感兴趣。”于是我清了一下嗓子，举起麦克，唱起了我比较熟悉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也许像我这样认真使用真嗓音唱歌的游客不多吧，唱到第二句的“马儿跑”的高音拖音时，台下掌声大作，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为了节约时间，我只唱了前两段，把“这是我的家乡”的“乡”字故意再拖长一些，表示歌曲结束了。台下的掌声明显地要热烈许多，我向游客观众们深深鞠躬，表示感谢。主持人询问歌曲的名字，我回答， “I love my homeland”。他说， “Yes， you do! ”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评选结果没有悬念，我获得了第一名。当我随着其他演唱者走向退场的扶梯时，主持人拦住了我，然后迅速地向观众们问话，西班牙语在前，英语在后，估计大意就是咱们常说的，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结果，我被观众们的热烈掌声留了下来，要再唱一支歌。这时我的信心增强了许多，告诉主持人和观众们，我再唱一首 love song，心里想的歌曲是“敖包相会”。为了尊重鼓励我的观众，我用几句英语介绍了歌词大意，The bright moon rose into the sky, no clouds beside it. I waited for my sweetheart. Why didn’t you come yet？比起刚上台时，这会儿我唱得放开了许多，还即兴加了几个“肢体语言”。显然，效果更好了。在热烈的掌声中，主持人向我致谢，并请一位身材高挑的姆拉塔（“混血姑娘”的西班牙语发音）托着一大杯红色的鸡尾酒（也许是奖品？）送我回到自己的座位。

正当我心满意足地吮吸着鸡尾酒，欣赏随后的节目时，一位 60多岁的健壮男士走到我身边。他自我介绍说，他叫Gus，是加拿大人。他说，他和他的家人诚挚地邀请我加入他们，共同享受今晚的时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前方二十多米处，四位女士围坐在两个桌子旁，向我微笑着。我略感意外，但是爽快地答应了，多好的民间交流机会啊！我拿起自调的2号饮料，Gus先生端着我那杯鸡尾酒，加入了一个加拿大人的大家庭。

经过一通介绍，我搞清楚了在座的四位女士的关系。Phyllis 是 Gus的夫人；Karen，一位二十多岁的美丽姑娘，我被安排坐在她旁边，是Gus和Phyllis 的儿子的女友；另外两位和蔼慈祥的女士是Karen的妈妈Julie和姨妈。Julie和Phyllis是52年的好朋友，他们两家人已经连续四年一起到巴拉德罗度假了。她们说，每年二月份是他们固定来古巴休假的时间。美国政府封锁古巴，美国老百姓不能到古巴旅游，但是加拿大人不受这种限制，他们从美国人头顶上飞过（活跃的 Phyllis伸出双臂比划着），到加勒比海上的明珠度过寒冬。 Karen一家现在住在首都渥太华，她告诉我，她正在攻读经济法硕士学位，硕士论文题目是关于Holms-Burton法案第三条的评论。我对此感到好奇，这可是当时非常热门的外交题目，因为直接涉及美国和加拿大在对古巴经贸关系上的矛盾。当时我们没有就这个题目聊下去，但是四个月后，她写信告诉我，她的论文答辩通过了。Gus曾经是曼尼托巴省一个中学棒球队的教练，他送给我一顶俱乐部的棒球帽。我也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和此行来古巴的工作。

当然，加拿大朋友们都向我祝贺，说我唱得非常好，并且还用饮料碰了个杯。Phyllis比较健谈，她说Gus早就想过去和我聊天，但是不知道我是否会说英语。后来看到我被请上舞台，不但会说英语，而且是个友善快乐的人（friendly and pleasant, 她这个评价我接受），就直接把我请过来了。我们就这样随意聊着，都很放松。中间我还跑回旅馆房间找了几个真丝手帕，作为送给女士们的小礼物。大约十点半了，我们互道晚安并且约定明天晚上还在海滩见面。

第二天早上，按照日程，考察团出发去螃蟹岛观光。车子刚开出去不久，上校阿米哥（“朋友”的西语发音）通过小王和乌主任说了几句话，乌主任笑着问大家，“昨天晚上你们谁唱歌了？有人说听到中国歌了”。我如实而简要地向乌主任汇报了昨晚民间交流的故事。乌主任问，“你唱了什么歌？”我回答，“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乌主任笑了，大家也都笑了。

在螃蟹岛的游船上，我和上校阿米哥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