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老家欠耕夫一个道歉

耕夫



孤雁难鸣寸草心，

他乡不见故乡人。

黄昏忧看窗前雨，

夜半愁听瓦上音。

　 半年前，耕夫与一文坛旧友相遇，他得知耕夫十几年间出版新著10部，达三百多万字，问：“你是个写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吗？”耕夫摇了摇头，又问：“那么是浙江省作家协会的，啥时候加入的？”耕夫又摇了摇头。友人不解，说：“我是省文联的，可以介绍你进去，好吗？”耕夫苦笑，摇了摇头。

前些天，耕夫被人拉进一个写手聊天群，意外地发现那位朋友也在。闲聊中他重提这事，无奈，耕夫说：“我曾经是海宁作协会员，因为写了金庸，现在不是了，我不想参加！”他问为什么，耕夫丢下一句话：“因为海宁欠我一个道歉。”

　1982年海宁文联初创，耕夫是首批会员

耕夫从小爱读书作文，13岁开始写日记，14岁时将课文中的《白头翁的故事》改变成一则《雅鸟学歌》，被语文老师推荐，竟然发表在《中国少年报》上。念初中时，斗胆跟班主任刘春明老师同题赛诗。

1976年5月，耕夫在海宁文化馆油印刊物《海宁文艺》上发表叙事诗《一位红卫兵的回忆》。 1977年1月，耕夫应征入伍。5月17日是耕夫在新闻路上学步的纪念日——参加师部新闻报道员培训班，从此担任连队报道员。后来，耕夫曾在自己的新著上这样介绍自己：“我未必出类拔萃，但一定与众不同。”

也许，这个 “与众不同”造就了耕夫在新闻领域的无数个“第一”：

——第一则新闻作品，《新战士评上特等喷火手》（消息）刊登于《人民前线报》1978年10月9日。

——第一个打破本连队九年不见新闻的沉寂，破了掉换20多名新闻报道员的规矩，坐稳了连队新闻报道员的位子。1977年度因新闻工作成绩优异记三等功一次（83221部队师直队党委批准），1978年度因新闻工作成绩优异记三等功一次（83221部队政治部批准）。

　 ——第一个凭着两枚军功章可以在政府机关挑选岗位的退伍老兵（1981年初）。

——1982年7月，海宁文联成立，耕夫成为第一批会员。

——《海宁日报》的第一任新闻编辑。1983年4月，耕夫成为《海宁日报》前身的实际创办人之一。

——报道海宁皮革城商战的第一篇新闻通讯，耕夫采写的《展销会上的较量》（经济生活报1994年10月6日），为海宁皮革城的长久辉煌作了最早的舆论引导。

　　——第一个将目光瞄向“被鲁迅骂过的人”。耕夫采写的《世纪老人章克标回忆说“谈监狱风波”是一场误会》（新闻特稿），刊登于《中国文化报》1997年5.月9日。

　 ——宣扬金庸的第一篇力作，《文坛大侠再续少年师生缘》（新闻特稿）刊登于《浙江日报》1997年11月12日。 金庸读后让秘书代信给我，表示“深感欣慰”， “衷心感谢”。

　 ——耕夫与钱学森夫人蒋英的第一次通话。1997年3月初，海宁两会期间，在蒋百里亲属蒋祖康的帮助下，拨通了钱学森家里的电话，向蒋英女士电话采访。由后，耕夫写的《蒋百里和他的“五朵金花”》（新闻特稿）刊登于南京《周末》1997年12月19日第一版，《蒋百里将军和他的日本妻子》（新闻特稿）刊登于《团结报》1997年12.月31日。

　 ——第一个将笔触指向查徐联姻的细节。1998年4月1日，浙江日报刊登我的新鲜之作：《金庸与徐志摩：一对表兄弟》，紧接着《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等二十多家报纸刊登此文。

　　——第一个报道“爷爷考生”邹伟敏。《六月高考 海宁出了个“爷爷考生”（现场特写）刊登于《浙江日报》2003年6月13日，央视当日摘播，首创“爷爷考生”一词。于是，邹伟敏走进《新闻会客厅》，与白岩松访谈。

　——第一个用优美的文字描绘出海宁潮的“一潮三看”和“一潮四景”。2000年1月，由耕夫撰文、方炳华摄影的《天下奇观海宁潮》一文8000余字在《人民画报》刊登，将海宁潮推向世界。

　——第一个敢以新闻形式否定重大工程的新闻记者。2005年3月，正当钱江十桥的设计方案在报纸上公选时，耕夫访问上海专家，写了《钱江十桥选址引争议》的深度报道，发表于2005年3月30日《人民日报》，《钱江潮能否完好留给子孙》的深度报道发表于3月31日的《浙江工人日报》，然后，扩展成一整版篇幅的《莫让跨江大桥一“跨”成憾》（深度报道）刊登于同年4月20日《中国旅游报》。国家旅游局局长将此文批示给浙江省政府，由此“桥改隧”，没了十桥多了“钱江通道”。

　 ——第一个替五四时期的“卖国贼”洗刷罪名。《多面陆宗舆》（人物特稿）刊登于《名人传记》2010年第12期，《陆宗舆后人下落揭秘》（特稿）刊登于《名人传记》2010年第5期。2019年出版《这才是陆宗舆》一书，已经完成38万字的《陆宗舆传》。耕夫曾多次采访陆宗舆的女儿陆蕴玉、孙女儿陆秀芬和陆秀菁等后人。

　——第一个揭开建国初期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的自杀真相。《名人传记》2010年第8期刊登我的《大导演史东山自杀真相》一文，为采访史东山的女儿史大同、史大里姐妹所获新闻材料。

　　——第一个与儿子同学并获得浙江大学毕业证书的新闻记者。2005年，在捧得多项新闻奖之后，耕夫不甘心于自己的低学历身份，毅然走进全国成人高考的考场，先修经济管理专科，再完成浙江大学的汉语言文学课程。《浙大远程，我的新期待》获浙江大学“远程风采”征文比赛二等奖，《那个春天，我跟儿子同了学》获海宁电大30周年校庆征文比赛一等奖。

　　——第一个被誉为“两炮连发”的作家型记者。2014年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以版税费形式同时出版耕夫的新著《金庸和他的家人们》、《金庸和他的师友们》。

　　——在海宁，第一个获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荣誉证章(中国记协2015年11月颁发）。

……

　耕夫致信副市长：史东山故居是假的

如果耕夫没有写这封信，也许就没有后来的一系列事件。

2002年9月26日下午，正在海宁参加史东山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中国舞蹈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史大里，接受浙江青年艺术学校的聘书，担任该校名誉校长，耕夫在现场采访。时59岁的史大里是中国第一代电影艺术家史东山的女儿，也是中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从此，耕夫与史大里常有联络，同时结识了她的姐姐史大同夫妇。

2003年9月，史大同、史大里姊妹俩搀扶着93岁的妈妈华旦妮来到海宁。母女仨踏遍了老街上的一块块旧石板，看遍了一幢幢百年老屋，还是没有找到史东山的故居。老太太自言自语地说道：“他的老屋子怎么找不到了呢？他死得冤，死得不明不白啊！”这番话让耕夫惊诧不已，一个寻觅答案、揭示真相的强烈愿望由此而生。

没找到老屋，回到北京后，老太太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这桩遗憾事，姊妹俩便写信向耕夫求助。于是，耕夫在《浙江日报》的报道中讲述了华老太“替夫寻根”的事迹，故事感动了故乡人，许多人自发地帮助寻找“史家老屋”。

　2003年4月，史大里写信给耕夫，说她的母亲19岁时随史东山来过硖石，依稀记得故居离东山很近，开窗可见东山，屋后有条小路便是上山的路。门前很开阔，有个很大的廊棚。她肯定地说，西牛弄7号不是史东山故居。史大里要耕夫将她的话传递给市领导，继续寻找故居。

随后的一次旅游会上，耕夫说了史东山故居寻访线索，吴伟强副市长要耕夫写下来。于是，耕夫按照他的吩咐，写了《关于史东山故居的寻访线索》一文，一式两份，一份给了他，一份给了宣传部。史大里的信，究竟是给了吴副市长还是宣传部，耕夫记不得了。

　 耕夫的信如下：

关于史东山故居的寻访线索

从市委宣传部的一份工作表上得知，市里正在确认史东山故居。为此，我将所知道的一些线索提供给领导，以作参考。

去年9月观潮节期间，在纪念电影大师史东山百年诞辰的活动中，我与史东山的女儿史大同、史大里相识，闲聊中说起了大师的故居。10月份，我花一周的时间，在东山南路寻访知情者，梅雨涛、王海根、鲍有根等数位老人向我提供了一些线索，说横头街西牛弄7号可能是史东山的故居。于是，我以此为题写出报道《海宁人寻找电影大师史东山故居》，欲继续搜集线索，得到确认。11月28日，《浙江日报》刊登此文。

因为史东山离开老家时只有17岁，当在1919年前后，如果是亲眼所见，应是他的同龄人，现在起码也是90岁上下的老人，而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的知情者，当时所采访的几位老人都是70岁左右，他们说的，或是从已故的早年邻居处听来，或是依稀记得自己的父母所说，其情景都是模糊的，得进一步确证。

浙江日报报道以后，曾是西牛弄7号房东的史国金（海宁制革厂退休工人）的儿子找到我，他说，这房子是他母亲的陪嫁房，她母亲今年70多岁，是金粟英之女，他家虽然姓史，但与史东山没有亲缘关系，这房子不可能是史东山的故居。

由后，一位名叫吴一心、家住白漾里的女市民打来电话，她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她的父亲於志林（1918年生，离世已三四年），解放初期曾在三小、四小教书，当过校长，解放前在上海做事，与电影界许多人物相识，也跟史东山结交多年，还帮他办过事。吴女士曾见过史与於的合影，还听於说过，史的故居是在横头街，但不是西牛弄7 号，好象是在东边，一个叫“唐家厅”的里面，房子的建筑要比西牛弄7号好得多，几十年前，这里也有擀面铺和豆腐坊。

后来，一位读者也在电话里提供一个线索：市工商局有一位退休干部的父亲曾是史东山的朋友，早年是由史带到上海的，他可能从父亲的言谈中知道史东山的故居。

海宁日报记者 蒋连根 2003年4月17日

当年，吴副市长因病休假了，不知此信现存何处？

递信以后，工商局退休干部的女儿上门而来，耕夫看到了她的祖父与史东山的合影，便去“唐家厅”察看，觉得与照片上的环境对得上，确信“唐家厅”北侧的屋子才是史东山故居。

2004年11月4日，史东山故居开放，却是西牛弄7号。华旦妮和史大里母女来了。史大同没有来，然后打电话向耕夫要照片，问她为啥不来，她说，故居是假的，她不接受，不愿意来。史大里回京也打电话说：故居是假的，她和妈妈都不接受，她们来，是接受了史东山事迹展览，送一些遗物来，并且参加中国电影的百年庆典。她希望海宁修复真正的史东山故居。

　 这天，在观看展览时，史大里悄悄对耕夫说，史东山并不是暴病死的，而是自杀身亡。再问，她欲言又止。耕夫察言观色，她也许碍于母亲在场，不说了。

她们回北京后，耕夫给姊妹俩写信，寄去了中国电影百年盛典颁奖现场的几十幅照片，询问她父亲自杀的原因。史大里复信给耕夫，附了她姐姐的一则回忆《忆我的爸爸》，文中透露：史东山是在胡风事件中蒙受大冤，被江青逼死的。果然，姐妹俩害怕老母亲再受刺激而复发歇斯底里，才不愿意说出真相。

为此，史大里特地再来海宁，让耕夫看了史东山临终前写下的三张纸条，将父亲的自杀真相一锅儿端出，并让耕夫暂时保密。几年后，95岁的华旦妮去世。征得姐妹俩同意，耕夫撰写的《大导演史东山自杀真相》才得以在《名人传记》上发表，曾经震撼了文坛和史学界。

　 史大里曾邀耕夫撰写《史东山传》，耕夫答应了，史大同寄来了《史东山影存》一套。至今耕夫没写《史东山传》，一是因为华旦妮、史大里母女不幸病故，二是因为故居是假的，传记不可避免揭穿这个骗局，耕夫不敢。

　　写金庸，耕夫受压制

耕夫不知道，史东山故居的主持者是谁，更没有预料到他会成为耕夫的顶头上司即报社总编。在此后多年中，耕夫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压。

1994年1月海宁日报复刊，每周出一个副刊，一个整版。《海宁潮》新鲜出炉，宣扬的第一位海宁籍名人是金庸，连续4期刊登通讯员和本报记者合写的长篇专访《金庸的昨天和今天》。从此，本土名流成为我们紧追不舍的 “明星”。

在六年多的时间里，耕夫成了“两栖人”，出门是一线记者，游走在名人坊间，采写出一篇篇专访和随笔；进门是后方编辑，是《海宁潮》的主持人，坐下来将采访所得的零星线索拉长了，编织起通讯网，立刻邀约亲历者、知情人撰稿，组织版面，或者筹划下一步的采访。

此后，海宁的名人文化工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先是有关名人文化的国际和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在此召开，引来了许许多多海内外的学者和研究者，随之，当地的名人文化从宣传型提升到了学术研究的层次，各类名人研究团体应运而生。

　 1996年11月11日，金庸学术研究会在海宁成立，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等专家从北京而来，金庸也来了。作为文化记者和金庸学术研究会理事的双重身份，耕夫参加了成立大会。

学术交流时，严家炎教授对他说：“海宁是金庸先生的出生地，他从小生活在这里，留下足迹和故事，你是本地记者有这个优势，你可以写写他的故事，写写他的家里人嘛！”耕夫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开始寻找金庸的少年足迹和家庭隐事。

1999年9月，金庸旧居“赫山房”修复，金庸的大妹查良琇从临安归来，在落成仪式之后，耕夫特意前往她下榻的宾馆探望。这是一次十分珍贵的见面，她将家事亲情一古脑儿端给了我，还将兄妹们的家庭地址悉数告知。这样，耕夫打通了采访路径，花五六年时间一一拜访了在内地的金庸弟妹，将他们的生活和亲情故事全记录了下来。

此后，金庸多次回乡，耕夫有了直接听他聊家常的机会。采访多了，积累的素材丰富了，自然而然动起了出书的脑筋。

　 耕夫曾在致严家炎教授的信中这样写道：

金庸在小说中大肆渲染家庭（身世）对个人命运的重大影响，甚至是宿命的影响，因而安排了揭开身世之谜的一条条隐线，着重描写人的亲情关系，涉及个人家庭生活，才造就了一个个适合于英雄成长的环境，才使他们有了传奇的经历，造就了他们的英雄品质。由此可见，金庸在这个潜在的意义模式里包含着一个隐喻的世界观：血亲关系是世界秩序的基础，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家族是存在的基本形式，而家族的命运与整个民族国家都是相通的，由血缘而家，由家而族，由族而国，这种一致性秩序构成个人安身立命的存在之链，爱恨情仇，出生入死，均系于此。那么，金庸本人的家庭、亲情就不是用一句隐私就可以概括的了。通过金庸的家事、私事等生活环境，不是也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观照他的传奇人生，包括他丰富的个性和性格，从而找出他成长成才的渊源吗？作为金庸故乡的一名新闻记者，向大众提供他鲜为人知的家事，应该说是责无旁贷的。

　 2008年中秋，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王宏波老师突然来电，向耕夫约写书稿，也许他是读了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才主动找耕夫的。写书的遇上了出书的，也是一种缘分吧！

在耕夫写书过程中，他的儿子也成了记者，在杭城某报谋职。因为金庸常去杭州，他比耕夫更有机会接近金庸，他与金庸的合影一直挂在耕夫家的墙上，金庸脸上一副威严的神色，似乎每天在督促着耕夫写好这本书。

耕夫写金庸外传，边写边发，先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以引起金庸及其亲属的关注，从而得到更多的讯息资料。可是同时，也招来一些人嫉妒的目光，随之而来的是现代“焚书坑儒”事件的一次次上演。先是有人向出版社、报社、杂志社诬告，捏造事实，恶意中伤。

然后，报社总编张某某几次找他谈话，要他交出名人之后的信件，并借一次“未见报差错”对耕夫进行政治迫害。“未见报差错”：值班总编在审稿中发现，本期的“小记者作品”中出现一则上期已经见报的稿子，拿下，未曾见报。

　　遭污辱，耕夫欲跳楼

7月13日，耕夫在悲愤中想到了史东山之死，学他以死抗争，自证清白，推开窗户欲往下一跳……

随后，在停职检查十几天后，耕夫在妻子痛哭哀求之下，违心地向报社交了一份检查《对7.13事件的反思》。

　下面是耕夫的检查书，一字不改，原件存海宁日报社。

对7.13事件的反思

我的笔是用来写新闻的，所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不应该用来写检讨书，今天是人生第一篇，就以“反思”作为我个人的深刻检查吧。

“血口喷人”的批斗会（7月13日白天发生的事）

事发前一天上午，我向编辑中心主任王永铭提出不再编辑《校园》版的要求。王说：“先跟领导商量一下，这一期还是你编。”我答应了。随后，他让我写成书面报告说明理由交给领导。我写了，下午上班时交出。当日下午上班不久，吴少华副总编拿着一份5月6日《校园》版的清样给我看，“未见报差错”就出在这张清样上。当即，我查了一下发排文件夹，未曾见着那篇多出来的稿子。当时我觉得蹊跷：这篇半拉子的文章从哪儿来的？清样上怎么找不见一丁点我校对的痕迹。我猜测有几大可能，一是我有急事请假了，没有参与校对；二是送审清样时，将未确定的清样错拿了，或与其他版面的清样夹带给了领导；三是领导临时有事，等不及送审跳过了前道流程。

由于事隔两个多月，对当时情景我一时回忆不起来。在疑疑惑惑中，我找了袁青峰。我说“青峰，我觉得这个清样我不曾看过，如此低级的错误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怎么会躲过两双眼睛，我觉得奇怪。你是否帮助回忆一下，是否当天你有事（或开会什么的）提前看了清样。”说此话时吴少华副总编在场。我当时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出错的原因，避免今后重蹈覆辙，并不是想嫁祸于人。几小时后，吴少华总编再来，对我说，电脑室查过了，发排文件夹确实未见那篇稿子，可能是排版工错挨上去的。随即，我跟他去了电脑室，姚伟也对我这么说。此刻，我确证了原先的猜测，当场重复了一句话：“这个版面我一定没有看过。”至于原因，因为时间太久我一时回忆不起来，也就说不上来。

第二天即7月13日，下午刚上班，我按通知要求参加会议，会场除了所有编辑还有电脑室所有人员。会议开始，袁青峰一个人说话。他先表明自己对工作负责和认真的态度，然后指责我：“简直是……，血口喷人！”这时，在场者的眼光齐刷刷地瞄向了我，顿时，我有一种似乎在“文革”批斗会上挨整的感觉，尤其那句“血口喷人”的辱骂话激怒了我，我怒火中烧，站立起来，顺手将椅子一推，我问：“什么是血口喷人，我让你回忆一下有没有这事，错了吗？”我质问袁青峰：“我说过你不负责任的话吗？我说过你跟电脑室打电话拿版样的话吗？有问题为什么不是个别交谈搞清楚，而要用这种类似‘文革’批斗会的形式，这是整人！”在激烈的话语间，我下意识地用手指敲打着桌面，但并不是用手掌大力拍击，更没有出现一句骂人的话。

人走会散，我回到办公室做当天的两个版子，相安无事。

　从上门道歉到以死抗命（7月13日晚上发生的事）

晚上回家，在给老父洗澡时，年近八旬的母亲突然说：“5月5日，你父亲出院，你办的出院手续，送他回家，那天下午你说是请假了的。”我恍然大悟：85岁的父亲4月14日中风，住院治疗21天，出院那天恰是5月5日。上午姐姐从医院打电话给我，让我下午带老父出院回家，并安装好吸氧机。于是我请了半天假，将已编好的《校园》版稿子传给了电脑室，极有可能我关照过排版工，请她直接将大样送审。因而，当天两个版子的清样错过了我和部主任的两双眼睛。

此时，5月6日《校园》版“未见报差错”的原因已经明了，虽然我请假了，作为责任编辑，这个“未见报差错”的责任还该由我承担，对此，我心里是明白的。

晚7时许，我打电话给袁青峰，问他晚上是否当班，说要找他谈谈心。他答应了。我默默准备好了谈心的三个主题：一，我为什么要突然退出《校园》版？——我不愿意做 “小记者”骗局的设套人，不愿意误人子弟！不愿意成为“世界上最窝囊的编辑”。二，时事版编辑中的问题——随意冒用新华社消息十分危险！三，开拓健康版的新稿源以创收——提几个小建议。

晚8时许，我走进编委办公室，见桌面上送审的版面不是很多。我说：“青峰，我找你谈谈心，沟通一下，打扰的时间不会很多。”他没吭声。我诚恳地说：“白天的事，我向你道歉，我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接着，我说了因请假而漏看清样的事，再次表示歉意，承担责任。他还是一言不发。我不明白他是接受了还是反感。我说，十分厌恶白天的开会形式，领导先定调子，然后一个接一个发言，“炮弹”对准了一个人，像极了“文革”批斗会。

也许我在部队多年担任过战士支委的原因，十分推崇个别谈心的形式，我说：“我俩可以个别谈谈，交换一下意见。”他仍不理会我的话，突然拿出几页纸，向我宣读起开展“提质年”“提效年”之类的文件。我明确表示，大道理我全懂，没必要说。我主动说起《校园》版，欲将最近发现的有关“小记者”招收中“学校骗报社，老师骗家长”的事向他汇报。然而，我只说了一句“校园版我实在不能编了……”他开口说了一句令我十分恼火的话，他说：“倪卫青是在帮助你……”此时，往日受尽“夹板气”的许多往事一古脑儿出现在眼前，我怒气冲冲地说：“谁要她帮我了！”

他接着咬牙说：“这次要扣罚你，六月份（实际是7月8日《校园》版的‘未见报差错’）的一次重稿也要罚，狠狠地重罚！”我想起当初让我编辑《校园》版时的情景，一股上当受骗被捉弄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没想到，我的话还没转上正题，他突然将门打开，赶我出门。此时，一团火焰在我胸间燃烧，我克制自己，对他说：“青峰，别忘记了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意在提醒他：面前的道歉人与你的特殊关系，你不应该如此对待他；按照党的生活准则，无论你职位多高，在党内是一名普通党员，你的入党介绍人找你谈心，你有义务听从。

他脸色铁青，再次怒吼：“你马上给我出去！出去！”刹那间，“人弱被人欺”、“人老了遭人弃”等字眼，连同一件件往事涌上我的脑际，我感到冤屈，由悲生恨，恨自己一辈子被人欺，连最后三年也不能安稳度过，这一回欺我者竟然是年龄比我党龄还差一截的人，竟然是我昔日无私帮助过的人……悲愤中，我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只铁制茶杯往自己头上猛砸了七八下，以发泄堵塞在心头的一股恶气。没有一句劝导，没有一语安慰话，此刻，袁青峰竟然说出了一句丧尽天良的话：“好，你想死，你就死到自己家里去！”他将门完全打开，咬着牙说：“你死吧！回家去死！”

“死”、“死”、“死”……一个个“死”字，冲撞着我痛苦的心灵，让我想到了“以死抗命”、“以死证白”等一连串字眼。此时此刻，我头脑中一片模糊，除了怨恨还是怨恨，迸现出一个字——“死”，了结自己的生命以证清白，我搬起一把椅子，奔向窗口……

以上两节的事发经过是我在7月14日凌晨记录下的。回想当夜，我十分后怕，要不是扑向窗口的刹那间我发觉窗下有凉台，摔不死我，我犹豫了一下后被 人紧紧抱住拖下；假如是一幢毫无阻挡的高楼，我会毫不犹豫地一头栽下去的。

（以下“我的反思”内容，略）

检讨人： 蒋连根 2011年7月18日

其实当晚，耕夫打算将“假故居”的事全盘托出，劝他别做为虎作伥的小人。

“713事件”不仅摧毁了耕夫对海宁文坛的信任，对海宁日报社的期望，尤其严重损害了耕夫家庭的和睦和幸福。妻子经受惊吓，从此忧郁成疾，酿成不治之症而早早离世。

　“焚书坑儒”，耕夫心中永远的纠结

2011年10月25日，耕夫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签定《金庸的家事儿》（暂名）一书的出版合同。原定2012年8月出版销售。耕夫跟责任编辑王宏波说，九月份是海宁观潮节，将首发式放在海宁，作为观潮节的一项活动。王编辑同意，请示领导后让耕夫起草一份文函给海宁。

于是，2012年5 月耕夫起草了《关于<金庸的家事儿>拟在海宁首发的函》，由出版社寄给海宁市委宣传部和旅游局（如下图，原件存宣传部和旅游局）。同时，耕夫跟嘉兴市侨办约定，这本书的首发式在金庸旧居举行，届时由他们邀请金庸及其弟妹来参加，搞一个金庸签名赠书的仪式，然后在金庸旧居拍摄他们的全家福合影。

　 6月底，在没有看到书稿的情境下，海宁组织起“九人团”，对耕夫进行调查。7月5日，总编张某某强迫耕夫交出此书的电子文本和出版协议，威胁说：“明天你不拿出书稿和合同，就不要来上班了，作除名处理。”第二天，在妻子痛哭哀求之下，耕夫交出书稿和合同。

一日，市委宣传部孙副部长找耕夫谈话，要他停止出版此书。耕夫问为什么，他说经过“九人团”审查，这书不利于海宁与金庸的关系，不得出版。别人写金庸可以，你是海宁人就不能写金庸。

　 这时候，《金庸的家事儿》更名为《金庸跨不过查家桥》首批3万册正上机印刷，并且挂上了豆瓣读书网（见上图）销售。

耕夫的毁约给出版社造成很大损失。按照出版合同规定，单方面毁约，他得赔偿出版社30万元。耕夫问孙副部长，这笔钱谁承担，他说：“又没有人让你写，你自己要写的，当然是你自己承担。”在高压下，耕夫只得撤回书稿，打算卖房赔偿。（两年前耕夫为了儿子结婚贷款购房，已经掏空了积蓄。），儿子儿媳为此发生争执，最终儿媳离家出走，导致离婚。

得知撤稿， 王宏波编辑在电话里气愤地说：“一个县级政府，竟然干涉邻省的厅级部门，用行政命令干涉非隶属部门，用软暴力打压出版自由，是典型的侵犯人权。”

　 面对30万元的违约赔偿，无奈，耕夫听从王宏波编辑的指点：向北京大学严家炎求救。于是，耕夫致信严家炎教授，写道：

“我是金庸家乡浙江海宁的一名记者，我有幸曾经两次听过您所作关于金庸小说的演讲……我从事新闻采编已经30多年了，我打算在退休前的三年里，将我压在箱底的素材著成为书，于是我撰写了《金庸的家事儿》书稿，并与江苏文艺出版社商定了版税事宜，签订了出版合同。现在，这本书由编辑老师修改完毕，改名为《金庸跨不过查家桥》。按照编辑建议，我诚恳地邀请您，为我的这本书作序。目前，书号已经申请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急切地等待着您写的序言。”耕夫寄上了书稿。

终于，2014年1 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金庸和他的家人们》《金庸和他的师友们》两书。

　　2014年1月24日，周五，耕夫早早回到了杭州西城年华的家里，下午，耕夫和妻子备了一些水果和瓜子，在家等着，原浙大党委书记张浚生来访。二时多，张浚生来了，两位青年人相伴。落坐后，耕夫递上新著和几幅金庸的老照片，聊开了话题。张浚生说，他在香港新华社工作期间，与金庸交往颇多，有十三年吧。至今，耕夫还牢牢记住了张浚生的话：“你的书写了他的朋友，其实金庸的朋友圈很大，你还可以写续本，再写上两本三本，也不多。”谈了一个多钟点，两人才握手告别。

几天后，红旗出版社的徐澜总编找上了耕夫，说：“老书记邀你一块写金庸。”她转达了张浚生的话，邀请耕夫担任《金庸在浙江》一书的编辑，负责组稿和编辑。这时耕夫才明白，张浚生亲自上他家，是来物色审查他的。

又过了几天，张浚生在电话里对耕夫说，他可以安排耕夫赴香港拜访金庸，只要他担任这部书的编辑。最后，耕夫还是没有同意，因为刚刚经历过“焚书坑儒”事件，他心有余悸了。不过，耕夫向张浚生推荐了市委报道组的沈达，沈达推荐了原市长应忠良担任编辑。后来，张浚生主编的《乡踪侠影—-金庸的30个人生片段》出版，书中有耕夫提供的老照片和资料。

不多久，张浚生赴香港探望金庸，带上了耕夫的这两本书，作为寿礼赠以金庸。——《成都晚报》2014年3月10日报道：金庸九十大寿，海宁同乡蒋连根先生托人给金庸先生送去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由蒋连根著、人民日报出版社新出版的《金庸和他的家人们》《金庸和他的师友们》，以表达对金庸先生的尊敬之情。在这两本书上，蒋连根还写下了：“大侠乡愁，一半亲情，一半友情。敬贺查先生九旬之年健康快乐。同乡小记者蒋连根以书贺岁。”

　 继2014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耕夫的《金庸和他的家人们》《金庸和他的师友们》后，2019年9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他的《金庸自个儿的江湖》上下册，在台湾出版《金庸家族》和“金学丛书•蒋连根系列”7本。这些书占据图书市场高地，销售业绩特佳，出版社以版税率给耕夫计算稿酬。　

时至今日，海宁文坛对耕夫不仅没有说过半句歉意的话，还剥夺了他的文艺创作奖权利，将他逐出了作协队伍。殊不知，“九人小组”大都是耕夫的文学同道，笔耕挚友，他们的这一举动，在这位自尊又固执、自傲又倔强的军事记者出身的新闻人那里，于心灵和情感上会造成多么深的刺激和伤害。在这以后的岁月里，耕夫远离海宁文坛，基本与昔日文友断交。虽然耕夫在海峡三地有一定的声誉，有的是文坛挚友，但缺了故乡情，对他无疑是一桩十分痛苦的事。

耕夫与海宁文坛的纠葛，关联着金庸大侠，耕夫期望有武侠作家将他的故事写进小说里，因为这是一场独特的、富有戏剧意味的江湖恩怨。

伤秋冷气草枯黄，

夜里郊原寂静惶。

孤雁悲鸣难结队，

披衣踏月慢思乡。

港版《金庸家族》（2021年版）

中华商务进口原版 3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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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字竖排中文版，对内地读者来说，是一本书房珍藏佳本！

此书被金庸弟妹称之为“写金庸的书中，最实，最真”的一本书。

　　——感谢海宁市有关领导为我营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新闻逆境。

——感谢“九人团”让我活着体验到王国维、蒋百里、史东山等乡贤前辈的自杀心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因为“愤怒出诗人”，

因为“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的少年愿望：

有一间宽敞明亮的大书房。

我的晚年愿望：

手捧着我自己写的书，

寿终正寝，无痛而逝。

一本书房珍藏佳本！

———此书被金庸弟妹称之为“写金庸的书中，最实，最真”的一本书。

《金庸家族》（2021年版）

外图港版 2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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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字竖排中文版，对内地读者来说，是一本可以珍藏、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书房佳本！

爱读金庸小说的读者不可不读！

​ 金庸的前秘书、明报月刊前总编杨兴安评论说：写金庸最真最好的书，纠正了金庸传中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