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半导体厂琐记

随缘

一 四十七年前，也就是上世纪的一九七五年，经过了长达一年多的待业煎熬，我和田洪生、居正伟、孙明、许宏、李林、张明、徐永明、范志萍、袁曼丽、蔡新华、杜丽娟、周淑兰等十三个来自市里不同学校的高中毕业生，终于在这个年末的最后一天，被分配到市仪表局下属的国营企业——徐州市半导体厂，满心欢喜地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分子。 下厂之前，仪表局先组织我们在云龙湖工地劳动了五天。集体下到二车间后，车间副主任陶基国又组织我们学习了两天，然后才开始分工序。我和田洪生被分到集成电路组的初测班，每天和示波器、探针台、显微镜打交道。班里两位师傅都姓王，而且都当过兵，大个子师傅叫王福义，性格十分开朗；小个子师傅叫王东，话不多，生性腼腆。没过两个月，车间又从整流器厂分来一批新学员，记得有蔺超书、郑士淳、郭克勤、曲明、刘申、张喜宁、吕建平、张普跃、袁士俊、刘苏滨、郑志强、赵徐州、刘宁华、拾景华、李敏、廖文华、赵琳琳、毕可燕、初燕等，其中拾景华和李敏也到了我们初测班。当时全厂只有三个车间，一车间生产单晶硅，二车间生产稳压管和集成电路，三车间是机修，又称大屋。有一种很小的“芝麻管”，据说全国只有我们厂能生产，被用在人造卫星和导弹上，国防科工委曾专门给我们厂发来过贺电和嘉奖令。刚去时恰逢厂里搬家，各车间正陆续从淮海西路101号老厂，往云龙湖西岸大山头（又叫珠山）新厂搬，那里依山傍湖，风景优美。 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日上午，李云栋书记和吴学宠厂长宣布仪表局的批复，正式批准我们集成电路组从二车间分离出来，单独成立第四车间，由马麟图师傅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林元贵师傅担任车间主任。四车间主要生产MOS电路和HTL电路，前者为单极型集成电路，其特点是集成度高，功耗低，但速度较慢。后者为高阈值双极型中、低速数字集成电路，特点是抗电噪声干扰能力强。 我们和二车间在新厂共用一幢坐北朝南、崭新漂亮的四层楼房，室内装有暖气、空调，楼下有专门的更衣室，上班一律穿白大褂、戴白手套和口罩。据说国家四机部（电子工业部）已拨款，还要再给我们厂建一座超净车间。新厂区不仅配备有一流的硬件设施，而且大力营造温馨、和谐、舒适的工作环境，特别是绿化景观设计理念超前，布局合理。厂区公园紧挨着半山坡上的果树林，园内石径、凉亭、假山、池沼个个造型优美，古朴典雅，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一天上午，在市文化局担任创作组副组长、主抓全市美术创作的贺成，骑自行车到云龙湖西岸采风写生，路过我们厂时，被这里的景色和优美环境所吸引，特地进来拍照。听说我在班上，贺成哥专门把我叫过去，就在这片果树林里，给我拍下了唯一一张在厂区内的照片，身后一簇簇梨花正蓬勃绽放。 二 当时全厂总共不过四百来号人，然而拥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凭的竟超过十分之一，远高于本市其他所有企业。尤其是建厂之初，从京、沪、广三地，以及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工委调来的二十余名工程师和技术员，个个出类拔萃，业务精湛。厂里不仅大学生多，复转军人多，干部子女多，青年工人多，党、团员多，而且俊男靓女也多，能人更多，吹拉弹唱、琴棋书画、十八般武艺几乎样样俱全；再加上生产效益好，产品利润高，可谓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前景一片光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该厂始终呈现出一派活力四射、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 四车间没划出之前，整个二车间共有五十四名团员，设七个团小组，团支部成员由五人组成，书记是周开建，副书记是袁昭华，组织委员是戴惠玲，我和张普跃作为新学员被增补进来，我担任宣传委员，张普跃担任文体委员。我们四车间成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仍与二车间同属一个党、团支部。 那年头，各类会议和各种活动名目繁多，不胜枚举。除了党、团员大会，还有报喜会、运动会、歌咏会、先代会、报告会、理论研讨会、批判会等，层出不穷；再加上五花八门的学习班，诸如“基层理论骨干学习班”、“贯彻鞍钢宪法学习班”、“批林批孔学习班”、“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等，不一而足，让工人们很难集中精力扑下身子搞生产。记得有一次，我到市团委参加为期九天的“基层理论骨干学习班”。回来后的第二天，早晨刚上班，大家正聚在车间走廊里开早会，马麟图书记突然叫我把在学习班里学习的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事先竟毫无准备，我只好语无伦次地硬着头皮讲，心想：“马书记，您的工作方式方法也太简单了吧？好歹给我留点时间让我整理一下学习笔记呀！” 还有一次，马麟图书记让我和蒸发工序的牟静代表四车间，去参加一车间举办的学习班。当时，王福义师傅被局里抽调去打篮球，田洪生到部队学吹号，李敏去市里参加游泳比赛，我再离开，组里就只剩下王东师傅和拾景华了。这让我有点莫名其妙，心想：“工人不正儿八经地搞生产，怎么净干些邪撇子的事？”现在想想，那时候大环境就是如此，社会动荡不稳，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别说工厂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这天上午，听了一车间主任黄尚地的报告，下午集中讨论。中间休息时，我与三车间来的王惠哲书记、还有葛效言、马然在一起闲聊。大家都对“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这道题目感到难以理解，认为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党不就改变性质了吗？当时国内政治斗争波谲云诡，上面究竟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我们这些肉眼凡胎的普通百姓很难分辨，只是大概听说中央高层有路线斗争，但一点也不清楚还有个“四人帮”正在兴妖作怪。 三 一九七六年，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厂里从四月初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听说“五一”那天全市要搞游行活动，“五四”厂里还要举办联欢会，各车间都在加紧排练节目。这天，三车间的汤克突然把我叫过去，说是厂里打算组织合唱队，他来负责挑选队员，让我唱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给他听听。谁知我刚开口还没唱上两句就被他叫停了，说：“好了，别唱了，你回去吧！”我小心翼翼地问：“怎么了？是不是我唱错了？”他倒是很爽快，也不给个台阶下，直接来了句：“你五音不全！”汤克虽然比我进厂早，但年龄跟我差不多大，人非常聪明，多才多艺，是厂里的文艺骨干。后来听说，他对足球的痴迷程度，更是非一般人所能及，曾经应邀在徐州电视台做过世界杯足球赛的解说嘉宾，其口才与原央视足球解说员黄健翔有一拼，不知真假。 俗话说，不蒸馒头争口气。你既然说我“唱”得不行，那我就“说”给你听。我就不信了，我唱不好难道还说不好吗？于是见缝插针，利用业余时间为厂里“五四”联欢会写了个相声，名字叫《搬家》，灵感来自于亲身体验。当时从市内坐班车去新厂上班，每天都要经过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湖中路，然后还要穿过大山头村和沟湾村两个生产队。大客车一路上不停地颠簸，感觉车上的人就跟跳集体舞似的，不论男女老少扭起来动作既统一又自然，关键还不用人指挥。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不算啥，但对那些岁数大的老师傅来说，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四月三十日下午四点，我们车间在老厂举行联欢会，共有十三个节目参演。我与工友王建平合说了我写的相声，头一回上台免不了洋相百出。晚上七点钟联欢会结束，厂工会主席姜淑云告诉我，明天下午厂里汇演，让我还说这段相声。这说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也让我心里宽慰了许多。只是很不凑巧，车间照相制板工序的母金萍师傅给我的全市庆“五一”联欢会的票，因为时间上有冲突，无奈只好推掉。 次日一早来到老厂，先参加全市组织的游行活动。谁知天公不作美，竟下起了小雨，游行一直推迟到九点多钟才开始。工人统一着工装，学生穿运动服，剧团扮戏装，民兵全副武装，有彩车，放鞭炮，经过彭城路口检阅台，到东站全程结束。下午两点钟，大家按时来到厂里准备参加汇演，不料突然被告知活动取消了。母金萍又把票给了我，我俩骑车子到市文化宫看了场电影《磐石湾》。时隔多年，有次我从部队回来探家，听说母金萍师傅已经调走了。自打离开工厂就再没见过她，她那美丽的容貌，优雅的气质和热情爽直的性格，当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四 “五一”假期刚过，我被抽调到厂政工科“批判组”帮忙。刘阳成科长安排我每天上午抄材料，下午刻蜡版、印简报，有时还跟着打杂。当时眼看我们四车间就要正式投产，而我据说还要在政工科呆上一段时间，心里不由得暗暗着急。没想到在科室比在车间还忙，有些材料经常要赶着印出来，往往手头上的活还没干完，突然又被叫去干别的活。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在班上几乎片刻也闲不住，加班加点更是常事。 有次跟科室人员一起到云龙湖工地挖土，工会主席姜淑云虽说是个女同志，而且膝盖还有毛病，却专拣重活干，就连身材瘦小的刘梅都硬咬着牙，坚持和我们男同胞一起抬大筐。相反有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却明显在躲滑，不仅拈轻怕重，干起活来也是磨磨蹭蹭，这种做派实在让人看不惯。有次周开建问我：“你将来是愿意在车间干，还是愿意进科室？”我说：“我当然愿意在车间干了，既然当工人就要做个彻头彻尾的工人，踏踏实实地学点技术，这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五月十三日下午，仪表局在市文化宫礼堂举办歌咏大会。听着台上别人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我才知道汤克没有说错，自己的确是五音不全。但谁又能想到，此后没过多长时间，当我参军来到部队，竟被指导员赋予一项重要任务：教全连干部战士唱歌！天哪！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在地方上五音不全的嗓子，到部队后居然派上了用场。好在部队对唱歌要求不高，也不讲究音准，只要唱得响亮就行，所以班、排、连之间比赛唱歌时，其实赛的不是歌，而是看谁的声音洪亮，看谁的气势足，一个个吼得脖子上青筋毕现，那叫一个爽！ 言归正传。歌咏大会刚结束，马上又要准备参加市里举办的第二届团干运动会，据说一九六四年曾举办过首届。局里决定：各厂代表队集中训练一周，每天早晨六点钟到体育场，上午训练，下午上班。五月二十二日运动会开幕，我只报了两项。十九日那天参加拔河比赛时不慎着凉了，引起扁桃体发炎，第二天又去新厂参加义务劳动，抱病干了一整天。二十三日早晨，我刚到体育场，姜主席叫我赶快去厂里刻蜡板、印材料、抄大字报。整整忙活了一上午，直到中午临下班前才将抄好的几张大字报贴出去。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大山头新厂参加团支部碰头会，商量成立学习小组、组建突击队、发展新团员等事宜。下午三点钟之前又赶回来参加四百米接力赛。晚上到体育馆看闭幕式演出，局里给每个参赛队员发了一张戏票。回到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了，感觉非常疲倦，浑身骨头就像散了架一样。 五 那个年代极左思潮泛滥，甚至青年工人谈恋爱组织上都要管。有一天傍晚下班后，我推着自行车刚出厂门，车间团支部书记周开建叫住我，说要和我一起走。路上她突然问我：“小贺，听说你谈对象了，是吗？”我不禁一愣，这是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我和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才刚谈恋爱，怎么这么快就传到厂里了？扪心自问，我还是做到了一心扑在工作上，并没有丝毫分心。再说和我前后脚一起进厂的工友，有的也正在谈恋爱，心想你怎么不去管呢？看我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样子，她开始语重心长地劝我不要过早考虑这个问题，要集中精力干好工作云云。直到多年以后我才得知，别说在处边谈恋爱了，仅在我们四车间内部，当时就有三对男女工友已经在悄悄编织爱的篇章了。这更让我忿忿不平，心想，周开建啊周开建，你身边那么多“卧底”的，你都发现不了，干嘛要对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盯住不放呢？这当然是玩笑话了，再说要怪也只能怪我保密工作没有做好。 同样的尴尬，我在政工科帮忙期间也遇到过。有次刻蜡版刻得头晕脑涨，见屋里没人，我从包里拿出一本刚买的《战地新歌》来看。突然，刘阳成科长从外面走了进来，我便随手将书扔进了抽屉里。本来是怕他说我偷懒，谁知他却说：“小贺，你是不是在看手抄本？”当时厂里确实有人在私底下传阅手抄本。我只好又将书拿出来，对他半开玩笑地说：“您看，这上面写着：由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编。”他说最近有人反映，厂里有些青年工人上班时间不务正业，偷看一些不健康的书籍，要我注意千万不要随大流，以免误入歧途。 六月十二日，刘科长通知我暂时先回车间，说是袁昭华出差，家里只有周开建一人主持团支部工作，而最近事情太多，她和戴惠玲两人感觉有点力不从心，都快招架不住了。刘科长让我回去后，先到各车间了解一下手抄本的情况，说近期要在新厂举办个学习班，加强对青年工人的思想教育。上午，我先找了三车间的崔经民主任、卞洪木师傅、杨汝亮师傅，以及仪表班的崔保仓简单聊了聊。下午，局工会又派了夏东洋过来，与厂团总支书记胡淑美、副书记曹长立、车间主任马麟图、团支部书记周开建（她把我也叫过去了）一起研究查抄手抄本的具体方案。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简直让人啼笑皆非。然而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它可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比青年工人“早恋”要严重得多。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非常感激周开建师傅和刘阳成科长当年对我的谆谆教诲。尤其是周开建，始终就像个大姐姐一样关心我、帮助我。遗憾的是二0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周开建师傅不幸因病去世，卒年五十八岁，让人不胜唏嘘！ 六 有天傍晚，我正在老厂小楼上向袁昭华师傅讨教稳压电源问题，随着楼梯口传来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二车间副主任陶基国突然走了进来。“哟，喂这么多金鱼！老林，能不能送给我几条？”他指着门口的金鱼缸问一旁的林元贵主任，然后一屁股坐在我和袁昭华对面的椅子上。还没等林师傅答话，他又朝我说道：“小贺还没走？我听说你满能写的啊！”说完，他那双活灵活现的大眼睛，又倏地望向了袁昭华。“哎，小袁，木料买了没有？买好了就抓紧打。你今年都二十五岁了吧？也该找对象了！”袁师傅嘿嘿一笑，说：“我爸爸来信也这么讲，可是我找不到呀！”“这事儿还不简单吗？交给我！我替你在厂里找一个怎么样？咱厂那么多漂亮姑娘，怎么会找不到呢？”袁师傅连忙岔开话题：“听说你刚打了个柜子挺漂亮的，啥时候我去看看？”“可以！我就说嘛，你现在真该考虑打点家具了，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的，岂不抓瞎？”温馨的谈话还在继续，我却坐不住了，便起身告辞。 陶主任两口子都是南京工学院（即后来的东南大学）本科毕业生，其夫人龚秀珠也在二车间，是技术员。当时二车间主任是贾志云，当兵出身。陶是搞技术的，又是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成为第九个改造对象，因此被称作“臭老九”，哪怕再有本事也当不了一把手，这在那个年代是普遍现象。直到“文革”结束，知识分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一个个开始大显身手，大展拳脚。果然，后来听说陶基国调到市人保公司，一九九六年中国保险行业实行“产寿分家”，他开始担任徐州人保公司总经理。翌年七月十七日，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淹没了半个徐州城，他亲自率人到重灾企业检查受损物资，第二天此消息便见诸报端。 七 新车间刚运行投产时，MOS接连出了几批都不太理想，HTL也不行，又生产了一批计数器还是不过关。眼看当月的生产任务难以完成，再这么下去势必要拖全厂生产计划的后腿，一向温文尔雅的林元贵主任也急眼了，他在会上宣布要大干四天，一定要确保上半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那几日，大伙每天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从早晨七点干到晚上七点，中午只留半小时吃饭时间。这种上下一心、发奋图强、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于是连夜给厂简报“七一专刊”写了篇稿件，题目叫《写在“七一”的早晨》。见车间有几个女同胞每天都争着打扫楼梯、走廊和厕所，还有人在班车上主动给老师傅让座，又激发了我的灵感。这天中午下班前，我一鼓作气写了篇板报稿《平凡与伟大》。别人都去吃饭了，我忘了时间还在写。拾景华吃完饭回来，一进门见我这副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我问她因何而笑？她指了指自己腕上的手表，我这才发现早已过了午饭时间，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竟浑然不觉。 为了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七月十三日，由厂领导和科室干部组成的六人工作组，下到我们车间搞“三同”活动。前一天刚包了场电影《金姬与银姬的命运》，车间许多女同胞都哭红了眼睛。工作组的到来，让那些还沉浸在影片故事情节里的女同胞们，稍微提振了一下精神。李云栋书记亲自带队，成员有厂团总支书记胡淑美、检验科科长时光、财务科科长马友幹、再加上两位总工程师袁作义和刘灯宝。看到李书记他们与车间工人打成一片，以及扩散和光刻两个工序奋战高温，事迹感人，马麟图书记让我给厂里写篇广播稿。不料广播设备出了故障，我只好将它抄在了黑板上。李云栋书记想让我们车间尽快单独成立团支部，车间也是这个意见，可是胡淑美书记坚决不同意，她主动提出要做李书记的工作，说是有些情况造成现在不便改选。但究竟是什么情况？她说当着大家的面不好讲。这个不大不小的谜团，直到年底我当兵走都没有解开。 八 提起我们车间的技术员倪怀宇师傅，有人总是摆出一副不屑的样子，甚至还有人就爱拿他开涮。倪师傅是老牌复旦大学毕业生，可谓真才实学。但不幸的家庭婚姻生活，使他后来的性格逐渐变得有些异样。我们作为倪师傅的同事，不去安慰、鼓励和帮助他，反而故意疏远和刺激一个精神上受过打击、心灵上受过伤害的老实人，敢问于心何忍？何况夫妻不睦、家庭不和这样大的创伤，倪师傅为了工作都能抛诸脑后，假如没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又谈何容易？有人说：“也许倪师傅这人太麻木，压根儿就感觉不到人生的痛苦。”但立刻就有人反驳道：“只有疯人院里的病人才会这样，而老倪跟你我一样是个精神正常的人，怎么会感觉不到痛苦呢？他只是埋在心里不说罢了！”是的，倪师傅身上的缺点需要批评指正，而心灵上的创伤则需要大家给予充分地理解和抚慰，其难能可贵的优点，更需要人们普遍认同和尊重。 有次老厂因为停水无法生产，厂里便借隔壁淮西小学二楼的几间教室组织大家政治学习。下午分组讨论，中间休息时，忽听外面走廊上响起一阵狂笑声并夹杂着喝彩声。出门一瞧，只见楼下有两个赤裸着上身的小男孩儿，不知何故正扭打成一团。在炎热的太阳地里，两个小生命之间的打斗，竟博得楼上几个摇扇人哈哈大笑！这立刻使我想起《斯巴达克》书里所描写的贵族观看奴隶角斗时的狂欢情形，不由得心生厌恶。但转念一想，似乎也没啥好奇怪的。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厂里那么多年轻人，自然是瑕瑜互见，良莠不齐，中间既有怀揣梦想、发奋图强的有为之士，也有不求上进、混沌度日的纨绔子弟。后来果然听说，有人因为盗窃而被厂里除名，也有人因为“破坏生产罪”而被判刑，甚至还有人吸毒弄得妻离子散、狼狈不堪。（注：有的是离开半导体厂以后发生的事情。）让我无法理解的是，这些人的家庭条件都很好，有的甚至还拥有人中龙凤的父母、高贵显达的门第，竟然做出如此龌龊的事情来，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九 我们车间的邢定钰师傅年龄比我大一旬，南方人，高高的个头，温文儒雅，待人十分宽厚和蔼。虽然岗位是在扩散工序，但他是技术员，而且又是全车间最棒的技术员，所以但凡生产上遇到问题，大伙都乐意向他讨教。后来我才知道，邢师傅是“文革”前南大物理系本科毕业的高材生，其夫人刘梅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也在我们厂担任技术员。一九七八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考，他俩先后考入母校读研，毕业后各自留校任教。二00七年，身为南大物理学院教授的邢定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足以让昔日的工友们引以为傲。 当年在我们厂，像邢定钰师傅这么优秀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可惜我在厂里的时间太短，多数名字都记不起来了。但两位德高望重的总工程师袁作义和刘灯宝，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袁工是建厂之初从北京调来的，是我国第一代半导体人才，其精湛的技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让大家心悦诚服，敬佩有加。刘工一九二六年出生于日本，祖籍江苏镇江，自小在日本长大，一九五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曾在日本通商省电气实验所、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实习。一九五二年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先后就职于中国电信工业局、电子部十一所，“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徐州半导体研究所。他整理出版的《新的质量管理》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现代质量管理的著作，因此他也被称为中国全面质量管理创始人之一。身为归侨，他给自己四个女儿起的名字分别叫宁华、京华、燕华、春华，一个“华”字蕴含了刘工深厚的爱国情怀。如今不知道袁工是否还健在？但我听说刘工身体还很好，老人家想必已近期颐之年，可喜可贺！ 袁家的大公子袁士俊和刘家的大千金刘宁华都在我们四车间。刘宁华一直在光刻工序，小姑娘文文静静的，从不张扬，话也不多，在那个轰轰烈烈、风风火火的年代里，未免显得有点特立独行，甚至格格不入，以至于连穿着打扮都和周围人有所不同，始终规规矩矩，板板正正，看上去就像旧时代的女学生。袁士俊在外延工序，小伙子一表人才，只是性格有点内向，不大合群，局“职工大”毕业后去了仪表班，后来调到市级机关公费医疗门诊部负责设备维修。我俩将近有三十年没见了，工友几次聚会也联系不上他。 十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社会正陷入风雨飘摇、动荡不堪的混乱局面。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公然刊登反对周总理的文章，遭到全国人民的严正声讨。四月四日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并迅速影响和波及到全国各地。七月六日朱德逝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鉴于局势越来越紧张，人心越来越不稳，社会治安形势愈发严峻，厂里于八月中旬果断成立了由退伍军人组成的武装民兵队伍，并在淮海西路老厂挂起了“武装民兵队部”的牌子。我没有当过兵，居然也被抽调去了。全队共六人，由一车间的程洪跃负责，除我之外，还有一车间的江建华和杨勇健，二车间的金红旗和李晓广。他们几个全是复员军人，均比我早进厂半年。程洪跃不愧是侦察兵出身，处事果断干练，像个当头儿的样子。江建华虽然是个急脾气，但粗中有细，说话做事干脆利落。金红旗文质彬彬，活脱脱一个白面书生，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杨勇健敦厚朴实，做事有条不紊，但脾气耿直，性子刚烈。李晓广高大俊秀，大背头梳得油光锃亮，言谈举止端的一派风流倜傥。晓广的父亲是部队转业干部，在市级机关公费医疗门诊部担任书记，母亲在第一人民医院工作。记得我们报到后的第二天，去他家帮忙盖防震棚，见他家三室一厅宽敞明亮，让人好生羡慕。 队里规定晚上不准回家，就在队部里睡觉,一天一夜值十二小时，然后休息一天。说是队部，其实是用铁架子、油毛毡和帆布搭建的一个简陋不堪的防震棚。里面靠东墙是一排离地面约九十公分高的大通铺，西边只有一扇窗户，南北两头开门。刚去那天，程洪跃召集大家开会，只见他慢条斯理地说：“当前社会上很乱，尤其是地震闹得人心惶惶，虽说各种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不可信，但又不能不防。再说厂里正在搬家，新厂在城乡结合部，周围环境复杂，加上咱厂女职工多，贵重仪器设备多，因此保卫工作十分重要，任务也非常艰巨。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切实增强责任感，确保一有敌情、险情能够迅速出动，争取圆满完成领导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当时我就想，不愧是当过兵的人，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广度就是不一样，无形中更加坚定了我要当兵的执念。 十一 这一年，注定是中华民族的大灾之年！周总理和朱老总相继去世后，想不到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竟也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九月九日下午三点多钟，我在家正准备动身去上班，忽听喇叭里说四点钟有重要广播，便停下了脚步。四点整——天哪！竟传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听着《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禁不住泪如雨下！当我骑车子急匆匆赶到厂里时，一进门就看见姜淑云和几个女同胞正在院子里泣不成声，几乎所有人都在呜呜地哭泣，整个厂子已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简直有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谁都不知道没有了毛主席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中国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共产党会不会从此改变颜色。此时此刻，偌大的厂区竟鸦雀无声，几乎听不到一个人说话，人们一边默默地流泪，一边拼命干活。显而易见，大家都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暗自揪心！ 晚上，我们六个值勤民兵跟胡淑美她们几个女同胞扎花圈，一直忙到深夜十二点。回去躺在防震棚里，我怎么也睡不着觉，脑子里一个劲地胡思乱想。下半夜该我站岗时，夜空中到处还在回响着低沉的哀乐声，不断撞击着我的心。想想这几年我们国家所经历的事情，真是太不平凡了！尤其是今年，上面的声音，包括一些运动，为什么总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和感情相违背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接下来一连好多天，无论做什么事情，我总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既打不起精神，又心乱如麻，甚至连饭量也明显减少了。一问，周围很多人都是如此。我在九月十六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现在是凌晨四点刚过，快该下岗了。静极中只听见周围一片虫鸣声，再就是厂门口马路上偶有汽车驶过的声音。出门望去，街上行人寥寥无几，路两旁的白桦树下，一个个防震棚依稀可辨。在马路对面的一个院落里，有间专为吊唁主席设的灵堂，幽暗的灯光照见一个硕大的花圈。瑟瑟的夜风催人寒意，正预示着深秋的到来。我裹紧了大衣，抬头看冷颤的一天星斗，心里有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滋味儿……” 十二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世界上悄然兴起，并迅速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但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风云动荡时期，加之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尤其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在一年之内相继去世，致使党和国家陷于危难之中，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亿万人民群众都在为祖国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特别是周总理逝世后，党内斗争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随着“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国家又再度陷入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有心思去考虑、去研究新兴科技发展前景和市场趋势？对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潮流、新领域、新特点、新思维根本无法做出预判，更无暇顾及，因而一再错失良机，这也为后来国内整个电子仪表行业的衰败和萧条埋下了伏笔。 值得庆幸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长达十年的“文革”至此结束，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中国社会从此开始步入正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也上去了，企业运行机制正逐步完善，厂里的生产秩序和管理制度得到全面提升，质量效益明显好转。十二月二十日，厂里组织人员去仪表局报喜。全局八个提前完成年度生产任务的报喜队，先在整流器厂集中预演了一遍，我们厂是锣鼓说唱。下午三点多钟报喜活动结束，我和金红旗又骑车子赶到六0五七部队靶场，与程洪跃他们汇合。后天要组织全厂民兵打靶，我们必须提前校枪，并规划好场地。打靶那天，我们六个武装民兵当教员，忙得中午连饭都没顾上吃。傍晚结束后，江建华又从部队借了把手枪，贾志云书记正好有盒子弹，每人又过了把枪瘾。晚上我和袁昭华、袁士俊一起去崔建考家，听说他明天就要当兵走了，我们代表车间团支部前去慰问并送行。 华主席号召要过好元旦和春节两大节日，姜淑云说：“咱们一定要好好策划组织一下！”看了部队战士高虹写的独幕话剧《雷雨之前》，我颇受启发，打算也写一个反映电子仪表行业工人生活的小剧，争取在春节前完稿。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吃几碗干饭，典型的眼高手低。再加上生就一颗不安分的心，总想做这做那，脑子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还不止一次地构思过，要在三十岁之前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十三 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我正在老厂值班，忽听旁边王福义师傅住的小楼上笑语喧哗。上去一看，原来是刘海滨、刘苏滨、张明、袁士俊、赵徐州他们几个人在相互开着玩笑。 赵徐州这人很有意思，一点脾气也没有，大家都喜欢跟他开玩笑，哪怕玩笑开过头了他也不生气，有时还故意做出滑稽的表情逗人捧腹。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别人欺负他，而实际上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古语云：“人能百忍则无忧。”见他整天嘻打哈笑，没个正形，我始终认为他是个乐天派，非常了不起，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即使天大的事也不过如此。但没想到二十年后，当我在市级机关公费医疗门诊部大院里再次见到他时，他变得又黑又瘦，显得疲惫不堪。我问他干什么来了？他支支吾吾地不肯明说。还是袁士俊悄悄告诉我，他其实是在这里烧锅炉，好像同时还在医学院锅炉房兼着另一份工。天哪！从前那个心宽体胖、幽默风趣的小伙子，想不到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最终还是现了原形。 当年，王福义师傅有两大爱好尽人皆知，一是喜欢打篮球（也打乒乓球），二是喜欢杯中物。我在老厂值勤期间，他曾多次邀我去他住的小楼上陪他喝酒，可惜我那时才二十岁出头，不谙世故，况且又从未沾过白酒，所以始终有违师傳的心意，后来每每念及于此，总是懊悔不已！王福义师傅毕竟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启蒙者，平常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闲聊时，他总是给我以兄长般的关心，让我处处感到温暖。前年王师傅病故时，我正在和几个老同学在外地旅游，看见微信工友群里杨金海师傅发的讣告，以及任昌耀师傅拟的挽联：“俊贤陨殁，碧落黄泉独含悲；福义化鹤，徐半工友皆蕴泪。”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感觉非常沉痛！尽管早已戒酒多年，但那天中午我不仅破例了，还把自己喝大了，同学们都很惊讶。 刘海滨和刘苏滨是亲哥俩，一个在二车间，一个在四车间，弟弟苏滨因为小儿麻痹症落下了腿疾。其父是时任徐州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刘昆，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战役时，担任营长的他仅用一个连的兵力就消灭了敌人一个团，尤其在攻打内城的战斗中，他率领全营首先突破成功，因此被授予“华东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可是在刘苏滨身上，却丝毫看不到他英雄父亲的影子，年纪轻轻就得了糖尿病，导致原本胖胖的身体到最后竟瘦脱了形。工厂破产后，他自己开饭店，经常天不亮就爬起来蹬着三轮车进货，听说没过几年便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去世了。 张明有点古灵精怪，落拓不羁，不管到哪儿都是个活跃分子。别看他个头小，却身手敏捷，尤其是乒乓球打得好。有次我俩打赌摔跤，我心想乒乓球打不过你，但摔跤就凭你那小矬个肯定不撑劲！谁知摔了半天，到最后把我累得呼哧呼哧直喘也没能分出个胜负来，让我好生郁闷。张明的父亲是我市著名骨科专家，为了子承父业，张明后来也调到某医院做了骨科大夫，以后又当上了科主任。据说他在那里也是好戏连连，精彩纷呈。每回只要有朋友去，不管是看骨科，还是看其他科，他总是热情相待，医院里上上下下没有他不熟悉的，里外都吃得开。 眼看夜色越来越浓，见他们还没有散场的意思，我向王师傅借了一套准备明天报喜演节目穿的戏服，先回防震棚睡觉去了。此时，冬夜的寒风正猛烈撕扯着顶棚上的油毛毡和帆布，并从四面八方的缝隙中“嗖嗖”地往里钻，把吊在半空中的电灯泡吹得摇来晃去。我坐在冰凉刺骨的被窝里正打算写日记，一抬头却发现，对面原先用纸卷塞的一个破洞被风吹开了，难怪这么冷！于是我赶紧下床，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干脆把枪柜上不知是谁的一条旧裤子拿来先堵上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被冻醒了，只见杨勇健和金红旗还在蒙头呼呼大睡。到底是当过兵的，不管夜里多冷，刮再大的风，人家照睡不误。我就做不到，再冷的天也不习惯蒙着头睡觉，所以夜里经常被冻醒。此时棚子里还很黑，我欠起身瞧瞧缝隙处，外面也只是朦朦胧胧的有点亮光，但附近的一个广播喇叭已经开始响了。我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下了床，从电线上揭下冻得硬邦邦的毛巾，先到外面不远处一个水龙头前洗脸刷牙，接着骑车子赶回家吃早饭。下午两点钟，“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三周年暨生产跃进报喜会”在徐州会堂隆重召开，有不少单位和企业在会堂前的广场上表演节目，盛况空前。 十四 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们六个武装民兵在一起摸爬滚打快四个月了。在程洪跃的带领下，大家朝夕相伴，亲如兄弟，相互之间就没红过脸。尽管值勤条件异常艰苦，一直住在简陋不堪的防震棚里，但哥几个从未报怨过，始终是其乐融融，而且趣事迭出。 记得有天晚上，李晓广请大家吃饭。到底是富家子弟出手不凡，竟摆了满满一桌子菜，有土豆烧牛肉、豆角炖猪肉、清炖鲤鱼、肉罐头、水果罐头、凉拌菜等，还有一瓶洋河酒和一暖壶啤酒。程洪跃、金红旗和杨勇健三人都很能喝，尤其是金红旗，别看平时文绉绉的，喝起酒来却很猛，白酒一口能喝下大半茶杯。我那两天有点感冒，本来不想喝的，李晓广说：“小贺，我知道你平时不喝酒，但今晚的酒一定要喝！今晚我请大家来，主要是为了庆贺洪跃哥升迁！从车间到科室，从工人到干事这只是第一步，将来的路还长着呢！来，让我们共同举杯，祝洪跃哥步步高升，前途无量！”除我之外他们全是复员军人，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以往各自在部队的经历。末了，金红旗大概喝多了，语不成调地反复念叨着同一句话：“一个人不论到了哪里，最重要的是谦虚和自知之明，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有多么强，别人如何不行！”我不清楚他是在借酒感慨自己，还是另有所指，但给我的触动不小，让我不得不反躬自省。我喝了两杯啤酒后到食堂买了二斤馒头回来，我先吃了，他们几个还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喝着、聊着。 还有一次是厂休日，天很冷，刮着大风，我们几个武装民兵到大山头新厂值夜班。值班室在女职工宿舍楼下紧西头一间大屋里。一到休息日没了夜班工人，偌大空旷的厂区只能靠我们几个轮流去守卫。晚上各自吃完自带的干粮，哥几个便围坐在火炉旁聊天取暖。到了下半夜困意袭来，一个个开始哈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感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但室内只有一张床，谁也不好意思去躺。这时候，突然有人说：“你们都把身上的钥匙给我，我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给咱哥几个找个睡觉的地方。”不一会儿，只见他兴冲冲地跑回来了：“弟兄们，快跟我走，有地方睡觉了！”大伙一听立刻来了精神，一个不剩全都屁颠屁颠地跟着去了。谁知到了楼上一瞧，竟然是女工宿舍！他忙解释道：“那怕啥？咱是来睡觉的又不干别的！再说咱们护厂有功，她们也该犒劳犒劳！”这话说得好像有点道理，还没等当头儿的发话，哥几个便一拥而入，纷纷开始抢占有利铺位。躺在舒适温暖的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一个个直乐得合不拢嘴，都说这主意真是太棒了，不然这漫漫长夜可怎么熬啊！那晚，窗外的风声刮得特别响，而我却睡得特别香。没过几天又是一个厂休值班夜，大家还想去重温旧梦。但很不凑巧，杨勇健去沈阳送病号（大老崔）不在家，没有他的钥匙怎么也打不开那把锁，弟兄们只好艰难困苦地熬了一整夜，谁也没有合眼。 十五 年底团支部改选，我主动要求担任文体委员。看到整流器厂“理论学习小组”写的广播稿件，我向周开建提议：“咱们支部是否也成立几个类似的小组，把有这方面爱好和专长的人组织起来，除了理论学习，还可以开展多种文体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周开建答应抽时间开个支部会，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和想法。眼看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感觉要做的事情太多，只恨分身无术。比如，打算为厂里春节联欢会写的小剧本，再不动笔时间就来不及了；进厂快一年了，入党申请书却迟迟未交，实在有点说不过去；离开车间这么久，业务书籍看得也少了，应该抽时间多补补课；元旦、春节快要到了，身为团支部文体委员，必须提前拟订好支部活动计划…… 正当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时候，不料一纸鲜红的《入伍通知书》，突然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也彻底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虽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当惊喜来临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点措手不及。仔细想想，人的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有时在不经意间，一个偶然就能改变人的一生，何况又是在那样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代，什么意外和奇迹都有可能发生。人生的奇妙之处，难道不就在于命运的无常吗？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上午，仪表局武装部干事肖宗源亲自带我到大山头新厂转团组织关系，我到车间跟师傅和工友们一一话别。最后在汽车喇叭的不断催促下，我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厂——这个曾经给过我无数欢乐和憧憬的地方。 十六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一转眼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初和我一起进厂的那批学员，现在都已年近古稀！回首往事，那一桩桩、一件件不知还能有多少人记得？说起来，我虽然在半导体厂当工人的时间很短，满打满算不过一年，却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珍贵的印记。每每忆起当年和工友们在一起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我总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曾经的我们是那么年轻，那么单纯，那么快乐；彼此又是那么熟悉，那么融洽，那么爱逗爱闹。如今，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往，岁月的沧桑更是无情地改变了我们的容颜。甚至就连原先那一栋栋错落有致、美观大方、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厂房，最后也是一屋不剩、一砖不留地全被夷为平地，从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更何况昔日厂里的繁华与辉煌早已灰飞烟灭，化为了时代的泡影。 但万幸的是，当初那个古朴典雅、造型别致的凉亭，以及我们车间门前那两排龙柏树，至今仍然矗立在珠山脚下。它们不仅成了珠山公园古柏广场的标志物，也是我回忆往事的最好见证。每次去那儿，我都要在亭子里面坐一坐，到龙柏树下走一走。尤其是亭子旁边那棵毛白杨，昔日的小树苗，现已长成了参天大树，整个树干全都皲裂成一块块像大片鱼鳞似的，看上去仿佛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在向人们无言地讲述着当年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