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江湖》苏轼积极反变法（五4）

马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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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四年三月的某日，苏轼听说神宗于“青苗法”“有悔悟意”，大喜过望，心中祈祷，惟愿神宗洗清偏激，追还推行“青苗法”的使官，早“罢条例司”，天下幸甚！岂料，这是误传，神宗只是差人调查“青苗法”的“抑配”问题。非但不止，更将在西北三路试行。苏轼大怒，斥之 : 这与未悟，相差几何？将“青苗”诸法比之“毒药”，质问 : 西北三路的民众就不是陛下的赤子百姓，可用毒药试验？

青苗法，《苏东坡新传》著者李一冰说的最简洁，就是用政府籴常平谷的本钱，春散（贷）秋敛（还），借与农户，出息二分。还规定，“如遇灾伤”，允许延至下一次贷款到期时再还。政府不从中取利。立法用意概有三条 : 青黄不接时，救济农户困乏；“民既受贷”，就规避了富豪乘机放高利贷的敲诈而破产；让农户不误农时，不荒土地。

之前还有旧法，叫“常平法”，大抵始于战国之魏国，后朝沿用，北宋亦然。即政府遇丰年购粮储存，以免谷贱伤农；遇灾害饥馑之年，则以稍低于市价卖出。救济灾民，平抑物价。其弊端用王安石的话说就是，“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歉物贵然后粜，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执行中也出了问题 : 地方政府或挪库粮他用；或厌籴粜之烦，不作为；或与商人勾结，借籴粜之机谋己私利。“是以农夫粜谷止得贱价，官中籴谷止得贵价，厚利皆归蓄积之家”。

王安石释“青苗法” : “今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青苗法”保留了“常平法”之长处，还让政府储粮“流动”起来。“流动”，能“广蓄积”，能积极为农民服务。

苏轼斥“青苗法”概有四“罪”。

“罪”一，“二分息”就是向百姓放债取利。《拟进士对御试策》中指出，“事有决不可欺者，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认为“青苗法”“其实”是向老百姓谋利。言其“利好”百姓，就是名实两背，就是欺骗百姓。并斥之曰 : “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为恶，不自毁而人毁之。”如今天下人语汹汹，都言“二分息”是恶事。这与重臣韩琦、欧阳修、范镇责“青苗法”“二分息”取利之重，伤农之深完全一致。

“罪”二，“青苗法”与募役法、均输法一样，是政府与商贾争利。苏轼云 : “今陛下使农民举息，与商贾争利，岂理之哉？”与商贾争利，即是与民争利。苏轼骂“岂有此理”，当然是“为民请命”了。有人说苏先生，包括“旧党”之辈，是在为富绅豪强，或者干脆是为自己“代言”。当然也有人认为，王安石“青苗法”是借政府公权，打击自由经济。王安石云 : “青苗法”旨在济民困乏，抑豪绅兼并。

“罪”三，“青苗法”是祖先禁用的“恶法“，“恶法”会被坏人利用，坏皇上的名声。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说，《春秋》记载，“按田亩征收军赋”、“按田亩征收农业税”，都是给百姓带来祸患的事情。国家于青黄不接时发放青苗贷，这在昔时是有禁令的。如今陛下制定青苗贷正式法令，为每年固定施行政策，虽说不许“抑配”，然数世之后，若暴君污吏为政，陛下能保证此一法令不会变成陛下之忧？后若百姓痛恨此政，我朝国史则明载，青苗自陛下实行，这难道不太可惜了吗？苏轼是文学家，这一系列“假若”之关键一环，是“若暴君污吏为政”；而这种“假设”之重忧，是皇上，是心中皇上的万世之名。

“罪”四，是“青苗法”执行中的“抑配”之害，而不许“抑配”就是“一纸空文”。“抑配”就是强迫摊配。“抑配”会给百姓带来恶果。苏轼云 : “果不抑配，其间愿请（贷）人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类农户因官府催逼，会逃亡。欠之债务，即转嫁给担保民户，迫其破产。此乃苏轼之推测，推测之后果耸人听闻。推测的依据是今时“职司”执行朝廷政令的随心所欲。不能说这不是“依据”，只感觉，这条逻辑链有点“松散”。

“青苗法”明令，放贷“取民情愿”。抑配，是提举使（执行官）以多散（放）为功，订立各郡额度所致。所以苏轼认为，“抑配”之因一，便是王安石强制执行“青苗法”“激励”政策。所以在批判“青苗法”的同时，还谴责王安石霸道朝廷，独断专行，无视谏言，打击谏官，破坏了政府法度。

那么，若废“青苗法”何以代之？苏轼认为旧制度为宜。《上神宗皇帝书》说，“常平之为法，可谓完善。它管理简约，推行广泛。假使万家之城，备粮千斛，而谷贵之际，抛千斛入市，粮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个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宋时税吏）催逼债务之劳。”这幅景象太美好了！苏先生完全不知“常平法”之天然缺陷，更不知“职司”之随心所欲，已将常平法糟蹋得面目全非。元祐元年，已是中书舍人的苏轼为废“青苗”，依然坚持“常平”甚好，奏云，“今者已行常平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息，以买无穷怨？”苏先生显然功课做得不好。不独无视“常平法”之弊端，亦未有真正理解“青苗法”。苏轼坚守的“祖宗之法”政治伦理不可动摇。

关于“抑配”，苏轼《再上皇帝书》一改反对态度说，“陛下以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当禁也”。理由是，“若此钱放而不收，则州县官吏不免责罚。若不抑配，则愿请户之贷，后必难收索。前有禁止抑配法令，后有收不回而责罚的规定，这不是让官吏为难吗！故臣以为，既行青苗钱，则不当禁抑配。这是事情的必然道理。苏轼正话反说，欲陷“青苗法”于不仁不义之两难？

关于“二分息”，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说得很清楚，“有人说，收两分息不如收一分息，收一分息不如不收息，贷款不如白送。何以不白送而必须收两分息呢？目的就是能将此事继续办下去。若不能继续办下去，即是只讲恩惠，而不懂国策。所以，必须实行贷款之方式。而且，还有官吏的俸禄、运输费用、水旱灾年的拖欠、老鼠鸟雀的损耗，因此必须有所积累，准备饥荒到来时直接送给百姓。这样计算下来，没有两分息能行吗？而且，两分息也是常平仓的常规做法，怎么可以改变呢？王安石讲的是国家法令，不是一时的恩惠施舍；王安石研究的是经济规律。这一点，苏轼不懂。

百姓对“青苗法”的态度到底如何？新党获知的情况与旧党也截然不同。王安石《答曾公立书》说，“开始以为没有人愿意请贷，而实际上前来请贷的人堵也堵不住；后来又担心农户不能还贷，结果还贷的人多到几乎无法应付。”在《上五事札子》中又说，“过去，贫苦农民向富户豪强借债付息，如今，贫苦农民却向官府借债付息了。官府把利息定的很低，解救老百姓于困苦。”这是青苗法实施数年之后的成效。在《赐元丰敕令格式表》中还说，“开创新法于其他人之前，获得成功却在反对意见兴起之后。”这大概是王安石罢相后新法显现出来的效果。

此皆王安石说法，可以存疑。当时的河北转运司王广廉奏说，“老百姓都欢呼感念这个德政”。李定来京，首见推荐人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百姓对青苗法怎么看？”李定告诉他，“百姓感到很方便，没有不喜欢的。”李常说，“如今朝廷都在议论此事，你千万不要乱说啊！”李定说，“我只知按照真实情况发言，不知道京师的规矩。有人想封住别人的嘴巴，其实是不可能的。”有人以“丧母不奔”骂李定大逆不道，李定以“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回应，愿意默默做个“好官”。

结束语

朱熹《朱子语类》有一段话说苏轼 : “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此语涉及苏轼人品，如何理解？李一冰云，朱熹或有门户之见。李先生又言，“不过，争论当初，出言落笔，大过意气用事，却是事实。”

苏轼给老友的《与腾达道书》说，“某欲面见一言者，盖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缪，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学者多云，此是苏轼晚年对自己反新法的“忏悔”，以见其君子之风。

学者曾枣庄有不同观点，云，此文不写于晚年，而写于黄州期间，是与老友腾先生同处人生困境的惺惺相惜。也不是“忏悔”，而是在被贬期间，为不再性格行事避免再遭祸端的朋友腾达道以及自己的无奈“提醒”。其政治主张依然坚守（“变志易守，以求进去，固所不敢”），末了，也不忘反击“青苗法” : “宰相如若以青苗钱困我”！

有人称颂苏轼人品高洁，言其不随波逐流，熙宁间反对王安石霸道变法，元祐间反对司马光霸道俱废新法。元丰八年十二月，苏轼上《论给田募役状》，陈述免役法带来的便利 : “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免役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臣谓此法行之，盖有五利”。八个月后，再上《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猛烈抨击青苗法，且不惜拿“免役法”陪祭，云 : “右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币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苏轼骨子里，反对新法没有动摇。

元符三年苏轼已在儋州，在《唐允从论青苗》中，借一位七旬老者之口，道出对青苗法的“新认识” : “贫富之不齐，自古已然，虽天工不能齐也。子欲齐乎？民之有贫富，犹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动，而薄者先穴亦。”“官患民贫富不均，故为是法以均之”，道出了青苗法之初衷，而且上升到贫富差别之高度，已是难能可贵。

苏轼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苏轼考试好，诗赋好，其实就是一芥书生，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固执的认为祖宗的旧东西总好过时人新思想的儒家门下的文人。而且一生都没有忘记自己“旧党”的身份，以及“旧党”集团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