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踢岁月（1）

南方

“袁大头，我操你祖宗！” 我对着车间主任咆哮。“你骂谁？”袁大头被激怒了，用手指着我，“你再骂一句？” 我用扳手猛敲面前的铁栏杆，金属撞击的声音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我操你祖宗！”我扬着扳手从二楼往下冲，作势要暴打他一顿。他赶紧往车间外逃去，阿祺抱住了我，阻止我去追打。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找我碴了。车间开早会后搞卫生，他看我横竖不顺眼，一直骂骂咧咧，说这样不行，那样不对，说我站在那里不干活。

第一次找碴是进厂不久，我分到淀粉车间开粉碎机，两人一班，白天黑夜两班倒，照看车间四台粉碎机，时不时地要调一下开关、冲一下水，倒一包玉米、接一袋淀粉。夜班不能睡觉。上了一周夜班之后，我实在挺不住了，就在交接班的记录本上练习书法，想起几句地摊文学上看来的话，稍作改编，写在记录本上。

上联：猪肉狗肉耗子肉通通吃

下联：白酒啤酒湘泉酒样样喝

横批：肉饱酒醉

第二天，我被请到了厂长办公室，四巨头对我进行了隆重接待。厂长仍然话少：“南方，你们大学生进厂有一年的实习期，你们要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接着就是书记苦口婆心的教育，说革命工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要端正态度，正确对待，不能在车间工作记录本上发表消极言论，那样会在人民群众中间产生恶劣影响，破坏大学生在工人阶级中的形象，有意见应该向组织提出来。工会主席在一旁帮腔，车间主任则一言不发。

二十分钟后会议闭幕了。与会者心照不宣，一致认为会议开得很成功，取得了重大成果。四巨头对我进行了深刻的再教育，打击了我的嚣张气焰，向我展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

第二次找碴是冬天，一个又冷又困的夜班，我们半夜里关了机器，躲在蒸汽苞旁边睡大觉，扯来一张牛皮纸盖住了身体。正在做美梦的时候，被人一脚踢醒。

是的，我“挨踢”了！为什么文章的标题叫“挨踢”岁月？就是从这儿来的。

我睁眼看见是厂长来查岗，赶忙爬起来开机。为了这件事情，袁大头在车间早会上骂了十分钟。

进厂以来，我慢慢感觉到工人阶级对我们态度的转变。

因为那一场风波，我们毕业后回到了原籍，我从上海回到湘西，到教育局报到，分配到湘泉酒厂工作。有史以来第一次，厂里进来十多个大学生，淀粉厂分了五个。厂里职工群众和家属老少象看西洋镜一样看我们：这就是大学生，都是国家干部，一进厂就比他们工资高。他们想知道我们到底学了些什么东西，为什么不去当老师或者医生，而是进工厂跟他们一样干活。

我虽然不乐意进工厂，但也没感到有多么失落。我在大学里学计算机，在这里开粉碎机，都是摆弄机器，专业对口。大概厂长就是这么想的吧，把我派到淀粉车间开机器，而不是派到酿酒车间打铲。我为自己找了一百个既来之则安之的理由。人生的道路很漫长，开粉碎机只是暂时的。国家培养了我，不会一辈子让我开粉碎机的。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号召知识分子到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去，我响应号召，顺应潮流，方向是正确的，道路是曲折的。

我就这样被命运牵着鼻子，开始了我挨踢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以国家干部的身份，进入淀粉厂开粉碎机，全然不知世道的艰难，根本不懂人情的冷暖，浑浑噩噩地开始了这漫长而又短暂的岁月。

惭惭地，工人群众对我们习以为常了：黔之驴。

带我到蒸汽苞旁睡觉的是阿祺，他顶父亲的班，在厂里工作四年了。顶班是国家政策，企业职工退休时，可以让一个子女顶替他的名额在企业里工作。阿祺跟我同一个班，是我的师傅，除了教我开机器打扫卫生偷懒睡觉外，还给我讲厂里的人情世故。

厂里职工多为初中文化，前年进来一个中专生，被奉若神明，担任质检员。我们这一届突然进来十多个大中专毕业生，让职工群众大开眼界。他们分不清本科大专中专的区别，只统称为大学生。

袁大头是个十来年的老职工，在厂里的时间比厂长书记还要长，在工人面前爱摆老资格。他看我百般不顺，对我千般挑剔，非要收拾我，要我对他俯首称臣，才肯罢休。

但我不是那样的人，他找错对象了。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我有必要扬刀立威，正好拿袁大头开刀祭旗。事实证明，我的声音是愤怒的，气势是凶猛的，表演是充满激情的，影响是巨大的。

很快，我的事迹传遍了工厂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家属区。写在记录本上的对联，演变成写在厂长办公室大门上的对联，对仗工整，书法一流。在蒸汽苞旁睡觉演变成了跟女人睡觉，被抓了现行。骂袁大头演变成将他打成重伤，住了半个月医院。

就这样，经过十多年寒窗苦读，我学成归来，当上了国家干部，开始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工作。然而这份工作却在我脚下布满了陷阱，随时可能将我呑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