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

张爱维

前段时间打开电视看国际新闻，阿拉伯地区硝烟四起战火纷飞，叙利亚内战难民潮涌。而现在发生在乌克兰国家内的俄乌战争，也是乌云密布，爆炸声枪炮声此起彼伏……。看到这些不禁引起我的联想，总是疑问，上苍为什么总要让这个世界不安宁啊？为什么宗教对立、民族和国家矛盾总是被人利用，上升到仇杀和战争？老百姓的背井离乡，轰轰炮声，房屋建筑的爆炸倒塌，冒着烟的残垣断壁的画面，震撼全球，牵动着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心。

一次次看到战争的惨状，一次次转头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世界，深感我们在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富裕平稳的和平年代是多么幸福。在感叹庆幸的同时，电视画面也勾起了我一段幼年时期逃难经历的回忆，那真是没齿难忘，记忆犹新啊。

时间回到1967年8月。

当时我们家住在南岸黄桷垭的重庆五中（现广益中学）家属区二村，父母都是学校的教师，天天担惊受怕。

“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又急又重的敲门声传来。

“不准闹！”爸爸以为又是我们几个小不点午睡时间在调皮捣蛋。我们面面相觑，没有闹腾啊，无辜地看着爸爸再看看门。

“咚、咚、咚、咚！”

这哪里是用手在敲，分明是用什么重物在打门。爸爸知道冤枉我们了，赶紧起身过去，我们也好奇地跟在后面。

刚把门打开，一个乌黑的枪头就对准爸爸。

“你们的房子我们要用了，限你们一周内搬走！”

拿枪的是个大概十七八岁的学生，不过此时学生特有的充满畅想好奇的眼神已荡然无存，满脸是好斗和杀气，他凶狠地对爸爸说道。

“能不能多给我们点时间，我们这一大家子一时半会也不好找去处啊。”爸爸知道在那特殊时期不可能和他们讲什么道理，只能恳求多给些时间。

“不行不行，你们的房子我们要做司令部了。”

后面的几个人嚷着，根本不由分说的霸道。我们小姊妹睁大眼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满眼惊恐，这都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强迫我们离开自己的家?

我根本不知道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我还读着小学三年级。记得有一天，学校来了些大哥哥大姐姐，对我们讲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复杂，我也听不懂，只晓得要和她们一起不读书离开学校去造反。我觉得好玩，居然有一次还懵里懵懂跟着他们去区委静坐示威要油印机。回来听隔壁刘老师说可把我妈妈吓坏了，后来妈妈嘱咐我以后再不要出去跟着瞎闹。

不久，又看到五中的几个老师被关在我们住房一侧的柴房，时而又被学生拉出来叫他们低头认罪或是一顿乱揍，有时还在他们的饭碗里吐痰。还听说有的女老师还被剃光半边头发游街。早上我去食堂买早点时，看到外面站着一排身体弯曲90度的老师，身上挂着写有名字打着大叉的牌牌，一边嘴里还说着什么自己有罪，突然一个学生冲上去没头没脑地对一个老师拳打脚踢，我看到他在流血，另一个老师头上半凝固的血块往下落，我又难受又害怕又恐惧，赶快走开，想不通有些学生为啥那么对待曾经教过他们的老师。回家问妈妈，妈妈一声叹息不说话。

后来妈妈找出来好多书，我们一起把它们塞进楼板洞中藏匿，妈妈一边藏书一边叹气。

还记得一次，外婆从杨家坪我姨妈那儿回来，被一个拿枪的人拦着搜查并不准过路，外婆说我身上就只有几元钱啊，钱被一把抓走后才放外婆走路。

我恐怖极了，这个世界怎么了?往后等着我们的是什么？这不，我们有家不能住了。我们被迫要去成都大伯家逃难。

菜园坝火车站，人山人海，呼儿唤女。我们一家六口人好不容易挤到火车边，哪里还上得去啊，车厢门口完全是几层人墙，车厢里人挨人。我们家上有70多岁的小脚外婆下有七岁的三妹，眼看着能挤进去的多半是年轻人啊。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只听有人喊:王老师王老师，这边来。原来是妈妈的学生在车厢窗口喊。于是，下面的学生又抱又推，上面的学生又拉又拽，连爸爸这个标准的文弱书生也突然力气倍增，托起妹妹和我们往车厢里塞，最后我们一家老少硬是从火车窗口狼狈不堪地钻进车厢。

“妈妈，我好难受。”妈妈努力给我挤出点缝隙，说再忍忍吧，火车开了就会好些。

车厢内，人叠人，有时连呼吸都感觉困难，好难熬啊。

火车终于动了，居然慢慢地把拥挤的人们抖松了点，后来好不容易腾出一个可以往地上坐一坐的空间，赶紧叫外婆坐坐。

这一路上饿肚子，喝沿途农民卖的青蛙游泳的田间水，吃点带一股浓浓的肥皂味的番茄都不值一提了。

好不容易煎熬到内江站。

“啪、啪、啪！”几声枪响，只见窗外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年轻人，个个凶神恶煞。

“下车下车，通通下车！”有人在吼叫。全车人在两边持枪人的押送下下了火车，下车后我们被分成了两堆，一边全是年轻人，一边就是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少人群。几个年轻人扛着机关枪跑到竹林处，趴在那儿用乌黑的枪口对着大家，我们吓得瑟瑟发抖。虽然都被枪比着，但拿枪人明显对那帮青年更是严阵以待。那情景现在让我想起电影里德国人押送犹太人或日本鬼子进村的场面。

妈妈带有哭腔地说到“一家人在家里没死，却到这儿死啊。”听了这句话，我也觉得天要塌了，再也回不到家了，再也不能喂我的鸡蝈蝈了。可一看被分开的那帮年轻人，他们倒好，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轻松表情，不知是他们在学电影里的革命先烈模样还是知道对方是虚张声势。

我们诚惶诚恐地站着，看着他们在搜查什么，大概看到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查到我们这儿，外婆把带的一小罐猪油递上，他们也就不了了之。一个“匪徒”哇啦哇啦不知吼了些什么，僵持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然后不知为啥竟然又说让大家回车厢。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大难不死的感觉啊。

难民们争先恐后地蜂拥而上，而我们一家老小还是最后挤回了车厢，据说那帮年轻人也被放回来了的。

就这样从重庆，老火车载着连一只苍蝇都不能再装的满满一火车人，经过整整一天一夜24小时的慢摇慢晃，终于喘着粗气摇到了成都。

拖着肿胀的腿，搀扶着小脚肿得像馒头的外婆，我们又困又饿又渴地下了火车，只要妈妈说原地休息，我会立马躺在亲爱的地球上。

经过这一路的挣扎和惊吓，让人欣慰的是一家人都活着安全到了成都。估计是半夜吧，正打不着方向，突然听到有人在喊：“王邦玉！王邦玉！”啊，有人在叫妈妈。“哎！我们在这儿。”全家人都往那个方向看去。原来是妈妈的一个熟人，大概妈妈用什么方法通知过他我们乘这班火车到成都吧，他居然来接我们了，我们大喜过望。

由于是半夜，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军区大院。一个当兵的对我们说，天一亮你们就得马上离开哟。他带我们进了招待所，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只铺有草垫的床，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说，一头栽倒在草垫上，立马什么时间什么世界都不存在了，根本无梦。

“起来了，起来了，你们得马上离开了。”

我艰难地睁开眼，刚想跟妈妈撒娇赖床，突然懂事地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是奇怪我们才刚躺下啊，怎么就喊我们起来了啊。

“天已经亮了，快走快走！”当兵的不由分说，估计他让我们睡觉都是违规操作怕被人告发吧。

大伯家在一个叫红墙巷的地方，我不记得是怎么到达的，就记得我们到了一个大院门口，妈妈说这就是大伯的家了，怀着激动得救的心情敲门。

三哥“吱嘎”一声把门开了，当看到我们一家人的模样，那定格石化的表情，那吃惊迷惑同情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我们疲惫不堪、蓬头垢面和衣衫不整的狼狈形象，哪里是现在电视剧里化妆能化出的效果啊。

“怎么了，你们?”

三哥半天回才过神来，连忙招呼我们进屋。

我们一家在大伯家度过了一段安稳舒心的日子：宽大安全的大院，大伯妈慷慨好客，尽管物资匮，还是千方百计给我们弄许多可口的饭菜；大伯幽默风趣，天南地北的故事常令我们开怀大笑；还有大伯家三个大哥哥的庇护，很快让我们走出了恐怖的阴影，差点叫我们几个小孩乐不思渝。但大人们的考虑不同，罗马虽好，毕竟不是久留之地，我们一家六口人给大伯家增添的麻烦够多的了。重庆朋友来信说可以回家后，父母才又拖娃带老地一家人乘火车乘汽车回到黄桷垭。

奇怪的是，家里并没有成为什么“司令部”。我们虽然结束了逃难回到家，但还是很少看到爸妈的眉头真正地舒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