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回忆

旭阳

我的青年时期

青春是美好的，但美好的青春永远属于那些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和力争上游的人们。

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于青年人寄予了殷切地希望，他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的我们，沐浴着毛泽东时代的阳光雨露，心中充满了美好的希望与远大的理想。

在《儿时的记忆》之后，本篇继续将我青少年时期的人生作以回忆。

我的少年时期

在湖河小学读书

1957年从杨垱搬回湖河后，我接着在湖小读二年级。那时的湖河小学比较正规，师资力量较强，校长是史长富，对学校管理有方，学校的校风也很严谨。在整个小学阶段，我对两位任课老师印象最深，一位是五年级刘修宪老师，天生具有教师的那种形象和气质，他的算术课讲的生动，很受学生欢迎。另一位就是带六年级毕业班的吕海天老师，他高大帅气，气质不凡，尤其是他那双传神的眼晴能摄人心魄，他的语文课讲得生动、幽默。他多才多艺、兴趣爱好广泛，他喜爱文学和文艺，每年春节他都组织班上的学生编排文艺节目，并走上街头进行宣传演出。

1962年春节，我和班上几名男女同学还参与了“跑旱船〞的表演，这是湖河小学每年春节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

吕老师还和张桂荣、靖增菊两位女老师表演过《刘海砍樵》，他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饰演李玉和，那形象与气质、唱腔和作派绝不亚于县剧团的专业演员。

他还喜欢书法，练就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吕体”，这种字的形体类似“魏碑”，但又不完全相同，尤其是“人”字的那一奈一撇形似一个人走路的两只脚，所以我们私下称这种“吕体”为“割脚刀”。正因为他有这个特长，还承担了学校和湖河镇上的文化宣传及标语书写任务。

小学六年在不知不觉中度过，那时没有感到学习上有压力，不象现在的孩子，光书包就有10多斤重，作业更是做个没完。

说明：下图照片是我小学六年级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吕海天老师。

这是我80年代回湖河时给吕老师拍照的。照片上的吕海天老师面带着自信的微笑，他神采奕奕，两眼烔炯有神，气宇轩昂，气质非凡，高大帅气。

他是当地教育界的名人和名师，也是湖河镇上公认的美男子！

湖河小学的前身

据老辈人讲：解放前，湖河镇有一所初级小学，校址设在南衙门大院内。

南衙门是清朝时期管理湖河镇的衙门，位于湖河镇南头寨墙附近，大门朝北，大院的东、南、西三面都是房屋。学校有四、五位老师，学生一百人左右，年龄参差不齐，桌椅学生自带。可能是因办学经费不足，第二学期就有两位老师辞职。

之后在湖河镇西门内的关帝庙院内又办起了一个小学校，是一个大地主傅岚亭办的。校长是傅岚亭的亲家，原来也是私塾先生。

傅岚亭在镇上开一杂货铺，同时还去汉口做生意（销售棉花）发了财，并由此结识了汉口一位老板名叫余春亭。这位余老板对关帝庙小学给予了一定的经费资助。所以学校正式名称为“私立春岚小学”（取二人名字中间一字为校名）该校请有外地五、六位老师。学习内容比南衙门小学更多样性。甚至有人称这所学校为“洋学堂”。经推算，“私立春岚小学”创建于1933年。

湖河镇自古以来设有集市，经商做生意的人众多，有文化的人也不在少数，所以对教育比较重视。在我的印象中，湖河小学的师资力量较强，教学比较正规，教育质量也不错，我们这些从湖小毕业的学生，对此是有亲身体会的。

（下图是现在的湖河小学东大门）

吃过公社大食堂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着幸福的家园。

1958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全国粮食和棉花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满地堆的都是棉花和红薯。这一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都相继办起了公共食堂，我们第四队的食堂就设在翻身院里，院子有几间大瓦房，房内支起几口大铁锅，这食堂就办起来了。

吃食堂的感觉还是挺好的，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在食堂可以随便吃，管饱，吃完嘴一抹走人。

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兴起极大地调动起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让人们真正享受到了人民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

当时有一首歌就是唱人民公社大食堂的，现在还记得前两句：“阳春三月唱食堂，唱得心里暖洋洋……”，后面的歌词都记不起来了。

经历三年自然灾害

在读小学期间，我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生活困苦时期。

时间进入1959年，全国农村大面积发生旱涝灾害导致农业歉收减产，加之农村浮夸风的出现，农村形势急转直下，人民公社食堂实行粮食定量，每人每月平均只有5斤粮食，每顿只能喝两小碗能照得出人影的稀饭，不到饭食肚子就咕咕直响，饿得头昏眼花。

当时的农村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

“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 我们第四生产队的事务长是张长明。当时当炊事员做饭是个好差事，至少能吃饱饭，不致于会饿死。

那一年，生产队把每个家庭的灶台都拆除了，锅碗瓢盆也都全都没收了，不准社员们家里冒烟做饭。

到了1960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单方撕毁了对中国的援建合同，撤走了在中国的援建专家，加上自然灾害影响，国家处于雪上加霜的困境。

1959-1961年为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这期间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持自力更生精神，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搞社会主义建设。

那些年，农民们在饥饿线上挣扎，因为没有粮食，家家以野菜拌糠面充饥，那些榆树皮、刺角芽、燕麦苗和长了蛆的坏红薯都是我们充饥的食物。

1960年，我亲眼目睹了我的小弟弟在出生三个月后被活活饿死。

1961年饥荒仍在继续，我和母亲到河南管庄我干娘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在村办食堂里每天还能吃到红薯干和窝头。

直到1962年，国家实施“调整充实、发展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了农村政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农民可以开荒种地，家家都分得了几分自留地，农村形势和农民生活逐步得到了扭转和改善。

在农业生产队那几年，湖河有“三缺〞，即缺粮、缺柴、缺水；我挖过草根，拾过牛粪，还曾去过新店街的獅子山上刮过青草担回来晒干当柴禾烧，早上起早走人，下午在太阳落山前赶回去，来回要走20多里路。

记得有一年，那是在我初中毕业后和弟弟健之一起拉架子车上东山捡柴，记得同去的还有郭敬书和郭敬生，还有其他人已记不起来了。

这次捡柴在山下住好几天，大家都带着锅和粮食在山下的沟沿上挖个土坑，然后架上锅自己做饭吃。

我们白天上山拾些干死的树木，晚上捆好后再背下山。

一天晚上，别人都把柴禾背下山了，还不见我们兄弟俩下山，夜晚山上漆黑一片，时常还有野兽出没，他们担心我们的安全，又上山去寻找我们。

木柴捡够车后，用绳子将木柴把车刹好后我们就一起下山返家。

在回家的路上，时常会遇到很陡的一段下坡路，我和弟弟前脚抓地，整个人都身子靠后，用尽全自力气阻止架子车缓缓下行，如有一步差错，车子和人都会快速滑下去，有可能会造生命危险，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后怕。

毛主席号召学雷锋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我们在校学生和全国人民一道迅速掀起了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热朝。

雷锋是沈阳军区某部汽车班的一名班长，他因公牺牲时年仅22岁，他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对待人民群众象春天般温暖 ；他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扶老携幼，助人为乐，扶老大娘过马路，到灾区慰问群众，他甘愿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毛主席的一个号召，净化了社会风气。一个雷锋倒下去，千万个雷锋站起来。如今，雷锋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楷模，他的英雄事迹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踏着雷锋的足迹前进。

升入枣阳五中

1963年秋小学毕业后，我顺利考入枣阳五中（杨垱中学），被编入初一五班。一年级设有五个班，那年我们湖河小学一共考上10名同学，其中有9名同学都来自湖河镇。

王守玉老师任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代数老师张秀卿，几何老师尹文超，付吉老师带化学，周焦云老师带物理，曹明昭老师带地理，历史老师姓郑（女），人黑瘦且精干，戴一幅金边眼镜，说一口地道的武汉话；常敬甫老师教政治，熊培荣老师带美术，那时的初中不设英语课。

在这些任课老师中，王守玉的语文课和尹文超的几何课都讲得很棒，尤其是几何课讲的深入浅出、风趣幽默。我清楚地记得尹老师在几何课上讲到“射线”时说，〝射线由一端点开始向另一端无限延长，长到无限远，远到可以把蓝天戳一个洞〞，尹老师讲课既形象又生动。

在我的印象中，枣五中整个师资力量较强，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全县位于前列。

熊培荣老师的美术字写得好，他除了教美术课外，还承担了学校的墙报和标语等宣传工作。

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熊老师背着画板、骑上自行车专程到湖河，他把郭氏贞洁牌坊用写生画完美地画了下来。

湖河离杨垱中学有18里路，我们在校食宿，每个星期天回家背一次粮食，到学校后兑换成饭票，大家带啥粮就吃啥饭。那时的粮食很环保，粗茶淡饭吃起来也格外香甜。

家居杨垱和太平以南的同学以大米居多，我们湖河街上的同学以麦面和粗粮居多，我经常吃的饭是馒头、高梁糁和豌豆面条。每餐吃啥饭需要提前3天预订，由各班生活委员负责订餐。

吃饭时以班为单位在饭堂前的空场地上站成两排，每班前面放有两个盛饭菜的大木盆，同学们按顺序打完饭后端回原地面对面相蹲而食。

那时学校还没有自来水，洗脸刷牙还要到校南门外西边的河塘里。后来学校在饭堂的西南角挖了一口堰塘，解决了学生们的洗碗问题。

那时我们的思想很单纯，学习条件也很艰苦，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从不乱花一分钱。每个星期天回家除了背些粮食外，还要拿一瓶大头菜（淹制的咸萝卜）带到学校里吃，可以省些菜钱。

为了保护视力，学校规定每天上午上课前做15分钟的眼力保健操，由卫生委员站在讲台上领着大家做，至到现在我还记得好几个动作，时不时地在眼部周围胡乱地按摩几下。

每天上午两节课后有20分钟是雷打不动的课间操，全校同学以班为单位排好队由体育委员带到学校操场的指定位置，大家“前后一臂、左右两臂〞自由散开后便跟着学校的大喇叭开始做“第五套广播体操”。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被打成“黑帮”分子，她因受不了造反派们的批斗，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上吊自杀了，瘦弱的付吉老师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脖子上用铁絲挂着一块黑板，地理老师曹明昭因在毛选的扉页上写有“有麝自来香、何必大风扬”也遭到了造反派的批斗。

一时间，枣五中校园内黑云压城，乌烟滾滾，出现了学生斗老师，老师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的混乱局面，搞的人人检讨，个个自卫。

那年，我们没有参加毕业升学考试，学校根据每个学生在校的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情况，学校采用推荐选拨的方法来确定每个学生的升学与去留。

进入襄阳财校学习

1967年春节过后，我收到了湖北襄阳财经干部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学校地址设在古城襄阳。

襄阳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我由农村乡镇来到了襄阳古城，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心想好好在这里读上三年书出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也算这10多年的书没有白念。

襄阳属于文化区，襄阳财校位于襄阳城市的中心，与襄阳军分区仅有一墙之隔，学校东边是襄樊四中，南边是襄樊七中，西北有农校和卫校，正西方向的烈士塔下有万里工业技校，北边是襄樊五中。

襄阳财校校长是廖永福，由部队转业下来，身着一套黄色尼子军服。我的老师叫鲍法柱，脸部腭骨外凸，眼睛外鼓，个头瘦而高，与我国喜剧演员王景愚有些象似。

那年和我一起上财校的还有杨垱中学一班的黄秀玲（家居太平蛮子营）、五班的高自生（家居三关庙）两位同学。

记得和我同班同学中有叫杨永忠、杨菊敏、罗光连等，还有一个长着窝窝嘴的男生，名字忘了，他家是随县两水镇的，其余都记不清了。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学校里有解放军工宣队驻守。我们入校后参与了襄阳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经常去襄阳城内去看大字报，襄阳城门洞两边和大街上到处都张贴着打倒王群（市委书记）、打倒毕希圣（地委书记）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揭露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1967年夏季的一天晚上，我与同班另一个同学结伴从襄阳火车站出发，登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当晚我们在火车行礼架上睡了一觉，第二天上午就到了武汉。一下车就迷失了方向，搞不清东西南北，错把南北向认为是东西向。

当时武汉的文革形势依然严峻，在7.20事件之后，“钢工总”和“百万雄师〞双方战火仍未平息，武汉上空不断传来凌乱的枪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浓浓的火药味，让我感到呆在武汉并不安全。

盛夏的武汉，焦灼的太阳把大地烤得滾烫，夜晚的武汉闷热得象个蒸笼，我和同伴疲惫地行走在街道上，昏暗的马路两旁坐满了穿着大裤衩子和短袖的大妈，还有那些趿拉着拖鞋、光着膀子的大爷，他们使劲地摇着蒲扇，驱赶着热气和蚊子。

我们身上没什么钱，住不起旅馆，就在大街上瞎逛，逛累了就到长江沿岸的草地上和衣而睡，早上醒来时身上被蚊子咬了好多小红包。

由于经济原因，我们在江城闲逛了两天之后便返回了学校。

返回襄阳之后，学校安排我们去商业单位实习，我和罗光连同学被安排到襄樊国营红卫旅社，每天就是就是打扫卫生、叠被子、送开水之类的活，工作单调且轻松。

这个国营旅社的主任姓宋，他有一个姑娘名叫宋世英，梦想一天能成为天下英雄，她当时在襄樊上初中，性格开朗大方，人也很善良。在旅社实习期间，她还帮我拆洗过十斤重的大棉被。

1967年6月17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那是一个阳光明睸的早晨，襄樊市街头到处敲锣打鼓，充满了欢乐喜庆的气氛，人们手里拿着“特大号外”的套红报纸，“欢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标题格外醒目。在红卫旅社的组织下，我也参加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庆祝游行，大家不断地振臂高呼“无产阶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返校复课闹革命

根据中央1967年《关于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有关指示精神，学校通知我们重新返回原校进行复课闹革命。

于是我便离开了襄阳财校，重新回到了杨垱中学。

1968年8月，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于是我又离开了枣五中，重新回乡参加生产劳动。

文革之后，社会上把我们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称为“老三届”。

在〝老三届”学生中，只有1966年毕业的初高中生在文革前学完了全部文化课，因而文化知识功底也比较扎实一些。

“老三届”学生最后全部下乡或回乡参加了生产劳动，包括1966年被选拨到高中、中专和技校的学生，这可能就是所谓“命运”的安排吧。

回乡参加劳动

1968回乡那年我刚满18岁，还处于长身体的青年时期，要做一个合格的农民，还要经受一段艰苦的劳动磨炼。

干农活我得从头学起，几年下来我学会了担粪、挖地、锄地、插秧、割草、割麦、拉架子车等一些简单农活，还干了一段技术员，在棉花田里喷洒农药，杀灭害虫。

那几年公社集体外出工程较多，主要是修路修水利，我曾住在寺庄肖毛村修过公路，在收工回来的路上还高兴地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一根扁担两个箩筐”的歌曲（把歌词更改了），我还去孙李庄打过炮眼、炸过石头，去鹿头枣庄村修过水库。那时干体力活虽然很累，但精神上没有压力，吃得香、睡得着。

通过几年的劳动实践，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农民真苦，农民真累，农村真穷。〞 不管干啥都比当农民强。

第一战役：焦枝铁路会战

当年，毛主席发表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和“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

那个年代，农村的农民是国家“三设建设”的主力军，在短短的三年时间我们南北转战，先后参加了“焦枝铁路、二汽建厂、江山修路”三个大型战役，为祖国的“三线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9年10月，我出征的第一个战役就是修焦枝铁路，当年湖北河南两省分别成立了铁路会战指挥部，枣阳县成立民兵师，各公社组成了民兵连，我们湖河民兵连由公社领导郝义道和周金锁带队，在襄阳县欧庙村驻扎，在农民家里打地铺，生活很苦，吃的是大锅菜和糙子米干饭，当时的劳动强度特别大，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出工，中午送饭到工地，晚上滿天星斗才收工，每天的活就是挖土、挑土，向铁路地基上垫土，一天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晚上睡觉时骨头像散了架，胳膊、腿、腰浑身都是疼的，超负荷的劳动强度让我吃不消，腰酸背痛，浑身骨头象散了架。不到一个月，我稚嫩的肩膀就被压的红肿出血。可我是第一次出工又不能当逃兵，我硬是咬牙坚持到工程竣工。

焦枝线于1969年11月开工到1970年7月建成仅用了8个月时间，创造了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

在修焦枝铁路期间，我曾用架子车徒步到襄阳拉水泥，我还专门拐到襄阳财校转了转，时过境迁，心中五味杂陈，感慨颇多。曾经上过的学校再也无缘进来了，真是今非昔比，当年想“端铁饭碗、拿国家工资”的想法化成了泡影。

第二战役：“二汽”建设

1970年9月，在参加完焦枝铁路会战之后，来不及休整，我又背起背包随枣阳民兵团湖河民兵连奔赴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参加“三线建设”大会战。

当时枣阳民兵团团长是黄钧輝，湖河民兵连指导员郝义道，连长高德勤，会计董天全；东园大队为民兵排，排长贾光修。

在二汽建设中，枣阳民兵团、湖河民兵连领导按照部队军人的作风对我们严格要求，按时上下班，按时作息，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形状摆放整齐，毛巾搭在铁絲上对折成一条线，行动要求军事化，纪律非常严明，不能单独外出，外出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完全按照部队军人的要求。在二汽，我们这群民兵被誉为“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二汽当时正处于建厂初期，我们湖河民兵连的任务是配合二汽102工程建设团修建厂房。为了加快建厂速度，厂房的围墙主要以“干打垒”居多。根据建厂需要，湖河连成立了混泥土班、抹灰班和扎钢筋班。混泥土班每天的生产任务就是用铁架子车将搅拌好的混泥土拉倒建筑工地，供建筑工人们砌墙用；抹灰班民兵给120工程团的抹灰工人打下手，拎灰桶，做好配合工作；扎钢筋班就是用细钢絲把横竖钢筋扎绑在一起。我们干的这些活没有啥技术含量，只要有力气就行。我被编入混泥土班，每天的工作就是拉混泥土，其劳动强度远远小于焦枝铁路大会战，因为我们那时还年轻，干活也不觉着太累。

后来我被抽到连部搞宣传工作，每天到工地上进行现场采访，然后将民兵们的大干场面写成广播稿送到广播站广播，为二汽建设做好宣传和鼓动工作。那时，大家幽默地叫我“郭编辑”，没想到，在18年之后，我真的就在西安《红旗报》社干上名副其实的记者和编辑。

为了练就民兵们的快速反映能力，培养其“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过硬本领，枣阳民兵团还在夜晚组织了一次紧急集合，大家摸黑打好背包去五堰花果山进行了一次远距离拉练活动。

枣阳草店有个女民兵排长叫高明兰，个子矮小且黑瘦，可她精明能干，口才好能量大。她在二汽建设中乐于吃苦、勇于奉献，带领全排民兵出色地完成了连部下达的各项任务，被团部树立为学毛选积极分子和“三八”红旗手，她到各民兵团巡迴做报告，交流施工经验，其先进事迹在《解放军报》上整版刋登，红遍了整个二汽，大家对这位了不起的民兵女排长刮目相看。

为了活跃民兵们的业余生活，枣阳民兵团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节目，到各工地为民兵慰问演出，受到了广大民兵们的欢迎。

在二汽建设中，枣阳民兵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流血流汗，拼搏大干，奉献出了青春，为二汽和三线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三战役：江山修路

在参加完“二汽”大会成之后，即1971年2月，我们又转向了第三大战役--到湖北江山机械厂修建公路。

国营江山机械厂位于湖北光化县付家集，是国家兵器工业部所属重点军工企业。

在江山修路的战役中，我们拼搏大干，挥汗如雨。“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是我们的工作写照；“刮风当电扇、下雨当流汗”是我们劳动的豪言壮语。那时，我们的精神生活极其单调和贫乏，但我们苦中有乐，苦中有甜，我们无怨无悔。

参加江山建设的青年民兵大多在20岁左右，他们是有理想、有志气、有抱负、有作为的一代青年。他们红心向党，将青春年华和满腔的热血奉献给了“三线”建设、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上图是湖河部分民兵与连部领导在江山时的合影

去西安上学

1971年我从江山械厂回到了湖河，这年10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委员，期间我又在生产队参加了两年劳动。

1973年秋，通过公社的推荐选抜我参加了当年的招生考试，并被西北工业大学录取，成为湖河公社文革期间的第一个大学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由一个普通农民去西安大城市里上学，这是多少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好事，从此圆了我的大学梦，实现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1973年9月入学后，我被分到西工大航空发动工艺专业学习，此专业被称作是“航空工程师的摇篮”。

大学期间，我牢记党和人民的希望与重托，努力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圆满完成了各科学习任务。

西北工业大学（简称西工大）坐落于陕西西安，是一所以发展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特色的多科性、研究型、开放式大学，是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学校1960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七五”“八五”均被国务院列为重点建设的全国15所大学之一，1995年首批进入“211工程”，2001年进入“985工程”，是“卓越大学联盟”成员高校，是“一带一路”航天创新联盟发起高校。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安一家大型军工企业，即现在的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从事工艺技术工作，在厂子弟中学任教8年，荣立过教学改革三等奖，1987年调至《红旗报》社任编辑记者，后任报社总编，并晋升为副编审，有多篇新闻稿件获奖，多次被评陕西省国防工业系统宣传工作先进个人，曾荣膺全国企业报第二届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2010年2月，在我年满60周岁正式退休，居家安享晚年。

照片说明：

1973年入学后，枣阳籍的西工大10名新生在学校大门前合影。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曾经历过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吃过大食堂、也饿过肚子，经历过反右和社教运动。1958年，国家号召全民大炼钢铁，提出了“赶英超美〞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街道房屋的墙壁上写着“人民公社是天堂，共产主义是桥梁”和“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万岁”褐红色的大字标语，突出了那个时代的宣传特色。1966年，我还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们这一代青年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重任，当年我们受过苦、挨过饿，吃过糠也下过乡，当过民兵扛过枪；我们上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成为教育革命的试验品；结了婚赶上了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参加工作后又赶上了“砸三铁”，不少人丢了铁饭碗自谋出路。

有人说我们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也是历经坎坷、饱受风霜和艰苦磨难的一代；可我们更是为新中国的建设流过血也流过汗、有过拼搏也有过奉献的一代。

磨难对人生来说是一种无形的精神财富，我们的光阴和青春没有虚度，我们有着青春似火的年代，也有着激情燃烧的岁月；对此我们无怨无悔，我们为拥有这样的青春岁月而感到自豪与骄傲。

请阅读美篇上篇《儿时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