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战士 人民公仆

秋之雁

党的战士 人民公仆

——怀念父亲李超然

素秋 素霞

编者按：原中共山东省顾委委员，中共济宁地委顾问李超然同志，于1990年3月10日不幸逝世。李超然同志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勤奋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生前，他长期战斗工作在济宁地区，曾任中共济宁地委副书记兼专员、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是济宁市德高望重的领导干部。为了纪念、学习他，我们特约了一篇回忆他生前事迹的文章献给读者。该文虽仅记述了李超然同志生前工作、生活中的片断，但通过这些片断，我们不难看出李超然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

“为祖国求真理捐家跟党投笔从戎转战湖西留伟绩，抓革命搞建设治水改山呕心尽瘁拓开枣济粮煤仓。”这是我市经济战线老同志刘汉为父亲李超然所写的巨幅挽联，这幅挽联概括了父亲的一生。父亲在五十四年的革命生涯里，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毕生的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非我们的笔力所能及，在此我们仅将我们所知的事迹记录下来，以作纪念。

追求真理 投身抗日洪流

父亲原名李正宇，1911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沛县斗虎店村。1928年入沛县中学读书。在校时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蒋光慈、郭沫若等革命作家的文学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浅学，从而接受了进步思想，认识到封建统治的腐朽反动性，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叛逆思想。有一次，父亲在宿舍阅读革命书籍，因上厕所未及掩好，被校监发现，遂遭搜捕，父亲被迫逃往亲戚家，幸免于难。

1934年，父亲到北京读大学。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并加入了马列主义读书会，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反帝反封建的立场更加坚定，积极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父亲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5月，经史坚同志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经常参加野外演习、讲演会、短期训练班、示威游行等救亡活动。“七·七”事变后，父亲离京到河南大学借读，在此与平津流亡同学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分会，继续发动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秋，父亲遵照救亡领导和机关的指示，与几个同学回到家乡，在当地组织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从事动员支前工作。不久，经苗宗藩、郝中士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父亲便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他“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到底”的誓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倾家舍业 旨为革命成功

1939年初，父亲被沛县三工作团调出工作，从此离开家乡，转战湖西。他不畏艰险，出生入死，顽强战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宣传、发动、组织群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47年，羊山战役结束不久的一天，担任我党沛县副县长的父亲和警卫员朱恒明在巨野境内与国民党新五军之部遭遇，被敌人发现追击。在击退敌人两次迫近、打死打伤二三十名敌人之后，父亲问朱恒明：“还有几颗子弹？”朱答：“三颗。”父亲说：“别打光了。敌人再追上来，你先打死我，再打死你自己，决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决不能当俘虏！”（父亲用的是小手枪，怕一枪打不死自己）这时，敌人又第三次追近，父亲怕朱不从命，就要夺抢自尽。正在这危急时刻，我军老九团从敌后接火，敌军溃散，父亲才免于一死。

父亲参加革命后，又先后将我们的两个叔叔都带进革命队伍。二叔李正审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一员虎将，他经常卖家中田地买枪支弹药装备革命队伍，敌人对我们这家人恨之入骨。1946年初，处于敌占区的斗虎店村一片白色恐怖，一位革命家属被敌人活埋。一晚，我家屋后被写上一幅威胁性大字标语，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全家人连夜舍家出走，来到解放区。1946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向解放区进攻，湖西革命政府实行战略转移，我家又随军北撤。

当时我家四代十几口人，上有80多岁的老人，下有几个月的婴儿。我们起沛县、走鱼台、绕微山、转邹县、过宁阳、经东明、渡黄河、到阳谷，随军辗转千里，步行数月，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为了减轻组织的负担，奶奶带领我们的母亲、婶婶、姑姑等做军鞋、纺线卖钱，贴补家用，处境十分困难。由于贫病交加，父亲的三婶死在阳谷县的一个破庙内。素霞出生于北撤路上，母亲没奶，暂时寄放在老百姓家哺乳，由于敌情紧急，来不及带走，被留在了沛县城北的安国镇。还乡团得知素霞是共产党人的后代，欲杀害，是人民群众把她保护下来，一年后才被外祖母带回抚养。

我们离家后，敌人即到我家，烧毁了房屋，没收了土地，牵走了牲畜。解放后回到家乡，家园已是一片废墟。

呕心勤政 造福一方百姓

建国后，父亲一直担任地方党政机关领导。他牢记党的宗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尽职尽责，勤勤恳恳，竭尽全力做好各项工作。

1957年夏，济宁地区连降暴雨，出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据文献记载，当时“铁路以西湖河连成一片汪洋，金、微、嘉、济地区纵横百余里到处可以行船。”灾情非常严重。在开过地委紧急会议以后，担任济宁地区专署专员的父亲心急如焚，当天下午便与通信员杨明江同志带解放军一个团赴湖区考察灾情，转移灾民。到了石佛，因风雨过大不能前行，两人在路旁土屋过夜，睡在箔篮里。半夜听到掉土声，急忙往外跑，刚出门，房屋便倒塌了。第二天到了谷亭，到处一片汪洋，父亲趟着没膝的、有时深到脖子的水东奔西走，察看水情、灾情，联络各级政府，组织指挥转移灾民，联系为灾民调拨粮食，一连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当时父亲还发着高烧，同志们心疼他过度疲劳，强迫他休息，他一倒下便迷糊过去，两天没吃东西。醒来后，又继续蹚水奔波。父亲就这样在灾区待了二十多天，直至灾民全部转移。回家后，父亲带着一身的湿疹。直到去世，他双腿还留有当时落下的痼疾。

1964年夏季汛期到来之时，兖州洸漕河溃决，洪水泛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当时，父亲正在济宁电厂蹲点，闻讯立即赶到兖州，不顾当地干部、群众的劝阻，在不明水情的情况下，带着水利局的工程师和几位同志，乘小船深入被围困的村庄，指挥组织解救群众，同时作了小水系来龙去脉的调查，研究确定了治水方案。第二年根治了洸漕河，从此兖州未再发生洪涝灾害。

济宁是滨湖地区，1957年后湖西洪涝盐碱严重，年年受灾，群众生活非常困难。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法才能根治洪涝盐碱，这是济宁地区党政领导极为关注的问题。父亲带着这个问题长期在金乡李海蹲点，调查研究，最后确定了实行稻改，改盐治水，疏通河道的方案和在湖腰修筑二级坝，雨季蓄水，旱季放水，保证稻田水源的具体治水兴利途径。经过干部群众几年的奋斗，滨湖涝洼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实现了一麦一稻一年两季收成。如今的滨湖地区塘渠遍布，稻麦飘香，成为胜似江南的鱼米之乡。

作为一名党的工作者，父亲时刻不忘党的宗旨，时刻不忘肩上的责任，时刻不忘群众的企盼，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对于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父亲总是归功于党的领导、群众的努力。他这样讲：“咱们干的各项工作若不是有上级党的正确领导，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光咱个人什么事也是干不成的。咱们不过是沧海一粟，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廉洁奉公 一介人民公仆

为政清廉，两袖清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关心爱护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父亲正是这样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

父亲任专署专员期间，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吃住都在办公室。好多同志至今还记得，他经常自己拿碗到食堂排队买饭。1964年在济宁电厂蹲点，整整一年的时间他都与工人同吃同住，还交了不少工人朋友。在金乡李海蹲点时，他就住在老百姓家里。根据当年的秘书回忆，父亲每次到县乡出差，从不接受招待，吃饭据实结算付钱。父亲过去烟瘾很大，但经济上却一直不太宽裕。1963年秋，他到滕县史村检查工作，托村支书史振祥买了二斤烟叶，按市价付了一元二角钱。回到济宁后，他感到不妥，因为烟叶是国家统购物资。第二天，他就让人将烟叶退了回去。

父亲对家里人要求非常严格。母亲晚年多病，除病重病危时外，平常上医院都是我们用自行车或三轮车带她来回，很少用公家的车（那时公交车很少）。我们有兄妹三人，哥哥克华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国家正式干部，后来生病不能正常坚持工作。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不给组织添麻烦，1956年父亲主动提出让哥哥退职回家，自己供养他。没要国家一分退职金，没向组织提任何条件，就这样，父亲以自己有限的工资负担起了哥哥和他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用，直到孩子长大成人。哥哥文革中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病逝，欠了医院几百元医疗费，1969年底父亲重新出来工作，补发了工资时，主动跟医院联系，如数还上。“宁可亏着自己，也不能亏着国家。”父亲平时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对于一些老同志，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于老同志的遗属，父亲却是关怀备至。每年春节，父亲总要准备些东西，让我们代他去看望几位老同志的遗属。对于他们的实际困难，在政策许可范围内，父亲总是千方百计，四处联系，尽量帮助解决。一位已逝老同志的孩子含着泪说：“李伯伯处处为别人着想，想得那么周到，我们自己没想到的事，他都为我们想到了，安排好了。”

父亲在这个世上生活了80个年头。他热爱党，忠于党，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不愧是党的忠诚战士；他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愧是人民的优秀公仆。我们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骄傲，而自豪。我们要以父亲为榜样，并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向他那样，为祖国的振兴，为人民的幸福，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1990年末，济宁市史志办相其源主任找到我母亲李素秋，约一篇纪念爷爷李超然的稿件。家人非常重视，打算找水平高的专业人员帮助写作，但一时没有找到。交稿时间较急，母亲对我说：还是你写吧，我帮你搜集资料。母亲带我走访了一些爷爷当年的身边工作人员，到档案局查阅了有关材料，做好了充分准备。爷爷的高大形象在我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我要把爷爷的故事讲给世人听。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一鼓作气写出了《党的战士 人民公仆》，母亲很满意。经当时的济宁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曾经做过爷爷秘书的傅元秀叔叔与王汝楫叔叔审读后，文章署母亲和大姨的名字，发表于《济宁史志》1991年第1期，史志办加发编者按。

3月10日是爷爷的忌日，爷爷离开我们已经32年。我把这篇文章发出来，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