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时忆往事一一郴州商校求学记（入学篇）

海之云

二 、重返课堂逾十年

前程难料未可期

篇头照片：郴州商校1976届财会二班第四组学生和财会专业课钟拂琴老师合影

郴州的苏仙岭是湖南省的省级风景名胜区，自古享有“天下十八福地＂的美称。岭上的“三绝碑”享誉盛名

1976年10月上旬，郴州地区商校新生开学。我先是乘坐长途客车，从地处东洞庭湖西部的钱粮湖农场到了岳阳，再乘坐火车到了郴州。当时的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只是车次少一点，车速慢一点，一路走来也花了十多个小时。

郴州街区

我们的学校座落在郴州地区所在地的郴县曹家坪。

来到学校，我掐指一算，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起，到如今重回课堂，已经十年有余。来到学校，我们面临一个新的环境，这么多素眛平生的同学相逢初识，大家的兴奋挂在脸上。来到学校，似乎每天都有新事情需要面对。高兴的事还好，碰到一些不顺心或烦恼的问题，对我们却是个考验。

苏仙岭风景照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摘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入学期间，我们遇到的最大一件事，就是粉碎了“王张江姚＂的反党集团。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峰为首的党中央将“四人帮＂抓捕起来。10月24日，首都百万军民大游行，拉开了全国人民欢庆活动的序幕。这一事件影响全国震惊世界，也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全国人民大声叫好。

入学之前，我对所学的财会专业还十分认可，供销社系统的会计工作也很受欢迎。到了学校，通过课堂学习和老师介绍（尤其是统计课老师），发现专业之间还有奥妙。财会专业与统计物价专业的地位和作用相比，落差很大。自己心里有了想法，能不能改变专业呢？于是我找到了学校的教务科，相关的负责人告诉我，这个事还要研究研究。

来到学校，我们还知道了一个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我们这一届学生都是采取“社来社去”。按照这个政策，我们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学生来学校学习，甚至于不需要迁移粮食户口关系，毕业以后也不享受相关待遇。这个消息，让我们重新回到课堂的兴奋之情，瞬间去了大半。

像我们几十个来自岳阳的学生，因为是工作单位送来委培的，到了学校才知道“社来社去”这码事，相比其他一百多个郴州本地的学生反应更大，突然之间还发生了有人退学的事情。

正所谓：

重回课堂逾十年，

“社来社去”摆面前。

入学本是新起点，

前程难料未可期。

　　（一）退学的人虽然不多

退学理由令人捉摸

作为郴州商校刚刚入学的新生，在校呆了没几天，就有人退学回了家。这个不大不小的插曲，说明我们求学之路从起步就不顺畅，如果想通过读书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肯定不行。

上图为郴州现在的行政区划图，1976年还要加上耒阳。耒阳当时还属于郴州地区，1983年划归衡阳。

郴州地区的“郴”，在字典里是个专用字，专属郴州。由于“郴”字不经常用，如果书写时字迹了草，很容易与柳州的“柳”相混，我们在学校期间，有的同学收到的信件就曾被错投到了柳州。

郴州地处湘粤交界处，从北往南，号称湖南的“南大门”，“北瞻衡岳之秀，南峙五岭之冲”，是古代中原进入岭南地区重要的陆路通道。由此向北，郴州又是广东的“北大门＂，“扼守楚粤之孔道”，被誉为“三湘之屏藩，两广之管钥＂。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的经济迅猛发展，郴州也被一些人称为广东的“后花园”。

郴州还被誉为“有色金属之乡＂。郴州矿产资源以品种繁多，储量巨大而蜚声世界。已发现的矿产达110种，已探明的储量有7类70多种。钨、铋储量排名世界第一，锡、锌分列全国第三、第四。

先来说说新生退学的事情。我们来到学校后，同学之间还不是十分熟悉。突然，我们班一个叫欧阳的女同学告诉我们，她不想读书了，准备退学回家。

欧阳来自岳阳地区湘阴县供销社系统，看样子比我们大一些，已经结婚生了小孩。听说她要退学，我们这些岳阳“老乡”，出自内心的想挽留她。有那么几天时间，我们几个天天呆在一起，希望她不要急着走，先读上一段时间再作决定。她没有听从我们的劝告，不几天就退学离开了学校。

欧阳退学的事情，确实是入学时不大不小的一个插曲。之所以说不大不小，对学校来说，当然不希望有人退学，相关的老师也对欧阳做了很多工作；对我们学生来说，影响还不是太大。有的人对她并不熟，走了就走了，可能都没发觉。我们几个熟悉她的人，并没有了解她退学的真实原因，所以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事。何况大家花了这么大的劲来读书，各有各的“小算盘”。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来回忆这个事，估计她退学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社来社去＂的招生政策。

据相关资料，“社来社去”招生政策是文革前后一段时期，对大中专毕业生进行分配方式的一种尝试，源于1965年1月。当时毛泽东主席在批示“同意照办”的卫生部党组报告中指出：“这样的学生可以从城市来，也可以从公社来，回公社去，拿公社工分，不由国家发薪＂。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招生模式，整个文革时期也没有普遍采用。我们这一届学生碰到了它，只能怪我们太不走运。

与“社来社去＂政策相对应的，是“统招统分”。所谓“统招统分”的招生政策，它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种常态化的人事管理制度，从1951年开始到1999年左右，长达几十年。按照这一政策，国家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统一派遣分配工作，并享受相应国家干部待遇等等。这个政策一直执行到1999年，此后国家对大中专学校的毕业生不再进行分配，所有毕业生自主就业。

由于实行“社来社去”，我们很多人的“小算盘”就不得不面临残酷的现实。此事所造成的影响，主要包括毕业的去向和毕业的待遇两个方面。

从毕业的去向看，“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除了我们这些来自岳阳地区的几十个委培生，其他人的“饭碗”（工作）似乎都没有着落。对于这样的前景，如同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不少人心里怀着各种小目标，无疑都打了水飘。当时的处境似乎有些尴尬。但是像欧阳这样退学，也不是大家所愿意的作法。就拿我自己来说，因为来校前就有较为充足的思想准备。既然回不了城，与其退学不如继续留下来，好歹也学个专业技能。至于郴州本地的学生，应该在招生时就知道了这个政策，他们反而平静得多。估计他们的想法不过是：既然愿意来读书，肯定就要读下去；与其退学，不如不来；多读书总比种地强。等等。

以上照片是我们财二班几个女生。前左李瑞良、前右潘新明、后为邓晓霞

这个政策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我们毕业以后的待遇。根据政策规定，“社来社去”的毕业生只承认学历，没有相关的待遇，具体来说就是不能转为国家干部。

国家干部是一个什么东东呢？它就是一个重要的身份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里非常吃香。有了这个身份，一旦有了机会，可以在体制内自由调动，甚至可以到国家机关等行政事业单位。在企业，可以安排到管理岗位。没有这个待遇，你在工作调动或者岗位安排时，可能就会让你难以如愿。

当时也因为我们缺乏社会经验，头脑过于简单。比如我，根本不知道读书可以转为国家干部这码事，读书之前的很多愿望中，就没有国家干部待遇这个诉求，至于拥有国家干部的好外更不清楚。一直到了1980年，我才知道国家干部这个身份的重要性。那年我通过好朋友帮忙，凭着中专学历会计专业的条件，准备从钱粮湖商店调回湘潭物资局下面的一家公司。本来一路绿灯顺畅得很，但到了市劳动局就被卡了。那个市劳动局调配科的女科长，就说我不是国家干部不予盖章。眼看好事就要泡汤，幸亏有我另一个好朋友出手帮忙，安排到了另外一个公司，才使我回到湘潭，

关于“社来社去”的话题，还要多说几句。它对我们最大的影响，还是在我们毕业若干年以后，我们每个人面对的处境。对于我们这些运气好的人，我们凭着中专的学历（也就是文凭），享受了久违的待遇，我把它称为“文凭红利”。大概在1981年左右，国家有关部门有专门的政策，将“社来社去”学历的毕业生等相类似的问题一併解决，我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转为国家干部。

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又将相关政策扩展延伸，一些较长时间管理岗位的“以工代干＂人员，也可以转为国家干部。如果以上的政策到位，我们这些同学都不会留有遗憾，甚至还可享受到随之而来的“文凭红利”（在1985年的国家机构改革浪潮中，大批拥有文凭的普通人被推上领导岗位）。

而对于那些运气不太好的同学而言，他们根本没有享受到“文凭红利＂的待遇。我上篇文章写完后，我把它在我们商校的同学群里转发，有的同学就反应强烈，因为他们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转为国家干部。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一个可能是政策不到位的原因。在那个年代，一些＂红头文件＂（相关部门的政策）的传达都要按照所谓“级别”，政策的透明度不高，如果相关的当事人不知道文件的内容，你就蒙在鼓里从而错过机会。（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利用我当时掌握的情况，告诉了我一个朋友转干的信息，他们夫妻俩据此找到单位，转为了国家干部）。

二个是人为因素。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某些人，利用掌握的权利，从中做手脚搞名堂，搞“暗箱操作＂，搞“偷梁换柱”，搞“权钱交易＂等等，致使有的同学应该享受的待遇被剝夺，造成终身遗憾，非常让人同情。

（二）我们的学校、老师和同学

我们这些同学是文革时期招生政策的特殊群体。我们的特点非常明显，年轻是我们的优势，文化基础差是我们共同的弱点。

这个资料提供的数据，是文革时期湖南省若干地区相关情况。郴州地区管辖11个县，岳阳地区管辖6个县。

郴州商校的全称是郴州地区商业学校，是一所年轻的中专学校，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拥有独特的办学优势。

虽然作为商校，它资历很浅。从1974年成立开始招生，我们是第二届学生。但是它办学时间较长，是一所老牌财贸系统干部学校。它的另一块牌子一一郴州地区财贸干校，成立于1964年，承担着郴州地区财贸系统干部的培训工作。至于财贸干校的前身一一郴州地区财贸干训班，资历更老。由于学校有了多年财贸干训的基础，培训过的学员遍及全地区各地，使得我们每年一次的专业实习更为便利，也成为了郴州商校办学的一个优势。

正因为有了长期的办学时间，学校里拥有一批较强的师资力量。比如说我们的财会专业课老师钟拂琴，从事教学多年，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他一头鹤发平易近人，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其他老师中也有一些能力非常突出的人。比如说蔡鲁伦老师，文革结束后担任了湖南省人民银行的行长。教商业经济的汪文愷老师后来任郴州行署的副专员。

以下照片是我们班的陈亚平（左）、李运凤（中）、邓菊兰（右）

再来说说我的同学。我们这届学生大约150来人，分为两个专业三个班。计物（统计物价）专业一个班。财会（财务会计）专业两个班。我所在的班为财会二班，46名同学。

我们这些同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三个来源。

一部分是岳阳地区供销社委培的职工，大约有30来人，基本上来自岳阳地区所属的基层供销社，分别来自岳阳、临湘、华容、汨罗、湘阴、平江和钱粮湖农场。其中，我们财二班有7人。

另外一部分就是郴州本地的同学，有120多。他们是来自郴州地区各县的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估计是一个县10来个名额。比如我的同桌唐振志来自资兴，他们资兴9个同学有8个都是回乡知青。

以上是来自资兴的老乡合影。我们财二班有2人，后右为唐振志，前左为王慧英

2018年10月，我和同班同学蔡德华（右二）、冯诗华（左二）、付新兰在岳阳会面，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招待。当年我们4人都是从岳阳去郴州的“老乡”，从1978年毕业以后，相隔40年的重聚，当年的青春年少已经不在，如今已是满花甲奔古稀的年龄。

至于说到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这两个群体，那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自从有了知青下乡运动，两个群体应运而生，两个群体各有优势。他们的交往、沟通、相处、共存和竞争，以及恋爱、婚姻、子女、家庭等等，有多少的事情发生，我的脑海里就有很多相关的故事。我在写下放钱粮湖农场回忆文章的时候，曾经收集了不少素材，由于某些原因没有把它们写出来。对于我们商校的同学而言，无论是下乡知青，还是回乡知靑，由于“社来社去”的存在，彼此之间没有利害关系，相互之间少了竞争，大家相安无事和睦相处。

当然如果存在利害关系，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也很正常。记得我们钱粮湖农场当时有一个这样的传言：农场王书记是从外面调进来的，每逢招生、招工、参军，他就优先安排下乡知青。而李副书记是土生土长的场领导，他的意思是多安排农场的本地青年。

我们这一届同学毕业后，也存在这样的冲突。据有的同学反映，她们毕业后，所在县对她们的工作安排和待遇处理上，就出现了很多不公正的事情。有的县只考虑本地知青的问题，对下乡知青另眼相看。本地知青全部转干，而下乡知青一个都没有转。有的下乡知青到了毕业后，原来的知青点被撤消，以至于落脚之处都成了问题。

要说到我们当时的素质，是优势和短板并存。

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普通存在学员年龄参差不齐的问题，我们这一届学生彼此相差不多。除了我们少数几个人满了25岁，绝大部分人都是20岁左右。除了少数几个人结了婚，其他人都是未婚。

按说这么多未婚男女处在一起，本应该会有些卿卿我我的“花边新闻”。据我所知，我们这一届学生因读书而结成姻缘的同学不是很多。闹成“花边新闻＂全校皆知的，还很少见闻。对于这种前程去向尚不明确的环境，大多数人居然没有这方面的热情？很难说。年轻人的世界，总要有渲泄的地方，我们一些爱打篮球的人，每天都聚在一起，挥洒着我们的荷尔蒙。

以上照片是我们班的段优美（左）、付喜佳（右）

要说到短板就是文化基础差。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基本上没有完成中学阶段课程的学习，很多人可能只有小学水平。就拿我自己为例，属于下乡知青中所谓的“老三届”，在文化学习方面相对来说受文革影响最小。其中的“六六届＂（即1966年应该毕业的学生），无论是高中或初中生，他们基本上都完成了高、初中全部课程的学习。特别是高中生，已经进入高考前的复习阶段。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很多人都顺利考上了大学，不少人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

我们是“六七届＂初中生，就比他们差了很多。文革开始后，初二学年还没结束就“停课闹革命＂，有的课（比如说化学课）还没开，很多知识根本没有接触。按时间算我们是初中毕业生，但初中的知识打了折扣，只是“半吊子”。以此来推测，“六八届”的情况更差。所以有人说，老三届是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人群，也是知识结构存在缺陷的群体。我们自己知道，所谓“知识青年”的知识两字要打个引号。

我们老三届情况如此，那么比我们小的这批人，文化课的学习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差。像我们这一届同学，大多数人小我四五岁，文革运动开始时只有十岁左右，小学阶段就没有好好的学。初中阶段的学习也好不了多少，整个国家大形势如此，所有的教育系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学生的文化素质肯定是“营养不良”。

我的同桌唐振志讲过他的一段往事。文革开始时他只有10岁，小学没有毕业就“停课闹革命”，以后虽说“复课闹革命”，重心仍是“闹”革命。由于学校缺乏老师，一些任课老师就是队里文化好一点的人临时凑合。课堂学习时停时续，到了时间自然毕业。他们的学习得不到保证，几兄妹的课本堆放在家里，被他老爸看中，抽“喇叭筒”（一种用纸包着烟丝的卷烟）时，撕张课本可以卷几枝烟。若干年后，他老爸开玩笑说：你们几兄妹的书都被他“吃＂到肚子里去了。他的这个往事正好印证了一个道理：书，只有读了才是知识；没读的话，它就是废纸。

回忆我们的同学，还有一个重要的角度，他们是文革时期特殊招生和分配政策的亲历者，是文革时期特殊的招生和分配政策的见证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取消了全国高考。1970年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时，是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办法，后来人们就把这些从工农兵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称为“工农兵学员”。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据统计，从1970年至1976年，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5万“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中的推荐来源，主要限于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对象，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和丰富的基层实践，初中学历生源成为“工农兵学员”的主体。我们不知道，95万的全国数据中是否包括我们这些中专生，同时也不清楚，全国当年有多少人是“社来社去”政策的毕业生。

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群体，我们这些人的特殊性更在于“社来社去”的毕业去向。当年的“工农兵学员＂绝大部分毕业以后，都得到了安排，有了稳定的工作，享受了相应待遇。而我们被“社来社去”的政策约束，毕业以后没有分配，前面的路不知何去何从。

　　（三）、庆祝粉碎“四人帮”，

全国人民笑哈哈

打倒“四人帮”的重要意义在于拨乱反正，“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被丢到垃圾桶里，知识和人才重新得到尊重。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将“王张江姚＂一举拿下。10月24日，北京天安门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大游行，这样的庆祝活动随即波及全国各地。“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成为当时的流行语。著名歌唱家李光義演唱的《祝酒歌》风靡一时，人人传唱。

美酒飘香歌声飞，

朋友请你干一杯。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

杯中洒满幸福泪。

…

十月里响春雷，

八亿神州举金杯。

舒心的酒浓又美，

千杯万杯也不醉。

这个小本子，是我在郴州商校学习时使用的摘抄本，这么多年我居然没有丢掉它。这个不经意留下来的小物件，没想到在回忆时派上了用场，唤醒了很多久远的记忆。

我们入学时，正值举国同庆的高峰，学校里贴满了喜庆的标语，师生中漾溢着欢乐的气氛。在开学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里把批判声讨“四人帮”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组织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文艺活动。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勇气，我是破天荒的拿起了笔，居然写出了有生以来的文学作品一一诗歌朗诵《胜利的歌》，长达130多行。我们班的同学们将它排练成节目，在学校的演出中，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九月九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

不幸离开了我们，

“四人帮＂寻机挑畔。

高空寒流急，

大地生冷风。

革命航船要搁浅，

全国人民都担心：

中国向何方，

毛主席的事业谁来继承？

在诗歌的写作中，肯定要倾注自己的感情。我这样写，既是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也是对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的走向表示担心。这也是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朴素情感和内心渴望的自然流露。

王张江姚“四人帮＂，

他们结成反革命联盟。

他们崇洋媚外，

是里通外国的投降派。

他们自成体系，

推行修正主义黑路线。

他们称王称霸，

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之上。

口里说是“战友＂“学生”，

那只是骗子的诡辩包藏祸心。

什么“一贯正确＂“文革功臣＂，

其实是罪大恶极害人精。

当时的写作条件也较为局促，除了几张报纸，我身边连一本字典都没有。好在每天的报纸上面批判的文章很多。像上面的这些词句，我主要就是从当时报纸文章中摘抄整理而成。

几十年后，党和国家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以上摘抄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四人帮＂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他们首先是利用把持的舆论工具掀风作浪，散布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错误言论，鼓吹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荒谬哲学，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下放劳动受到折磨。其次就是破坏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把学校搞乱。几乎所有的学校校长都被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替身，每个学校的校长挨批斗是文革中最常见的现象。我们这些学生，在人生最应该学知识学文化的关键时期，离开了课堂，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

以下照片应当是我们班部分女同学演出后的合影。前排从左到右：胡康平、邓继梅、付新兰；中排：王建辉（左）、周建中（右）；后排从左到右：廖爱华、陈爱艳、陈亚平

1966年，我正在湘潭师专附中读初二。湘潭师专是当时湘潭地区唯一的大专学校，模式就和郴州商校差不多，也是一个学校挂着两块牌子，是整个湘潭地区的教师进修学校。我们附中规模很小，只有两个年级四个班。由于依托湘潭师专的资源优势，学习条件优越，校园环境优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都被打乱。

湘潭师专是湘潭地区受文革影响的重灾区。5月份，在北京大学聂元梓事件以后，湘潭师专就中断了正常教学，整个学校就进入了动荡期。大学生情绪激昂，先是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校内贴满了煽情激烈的大字报，到处都是声讨攻击的标语。不久，随着北京批“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破四旧，打倒封资修，湘潭师专乱成一片。知识份子成了“臭老九＂，秦文兮、吴兴昂、周士一等一些师专老师成为批斗对象，校长唐士义成为主要攻击目标，最后导致他含冤自杀。

以下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照片

我们几个附中的同学旧地重游，偶遇原来的李斌老师。李老师年过八十，已经认不得我们。经过文革的动乱，我们附中停办。湘潭师专于1985年升格为本科湘潭师院，2003年，又和湘潭工学院合并组建为湖南科技大学。

现在的湖南科技大学南校区，仍然可以找到我们附中的教学楼，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依稀可见。

在文革开始的第一年，我们就是狂热的“红卫兵＂。在学校里，我们几个人成立了“千钧霹雳”战斗队，刻钢板印传单刷标语劲头十足。做过的最疯狂的一件事，就是在8月份，我们跟在师专大学生们后面，到了省会长沙去声援湖南大学学生的造反运动，并且在省委省政府门前示威游行，什么“强烈抗议＂，什么“镇压＂什么“罪行”等等。那个时候的交通很不方便，湘潭到长沙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坐轮船。那天晚上，我们这些学生伢子就挤坐在长沙的轮船码头过了一夜。早上起来，有人说晚上还遇到了流氓。

到了1967年，文革风潮蔓延到整个社会，很多城市都处入动乱之中。我们湘潭市也有两个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双方都说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卫士，指责对方为“保皇派＂。起初还比较斯文，只是静坐绝食。不久就开始武斗，从开始的棍棒挥舞，最后到了枪炮相击，你攻我守，兵工厂生产的坦克行走在城市的大街上。交战时，每天发布“战报＂，披露“战况”，公布着伤亡人数。

到了9月份，湘潭师专遭到另一个造反派组织的报复洗劫。所有教研器材被破坏，图书资料散落一地。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麻着胆子去了一趟学校。只见整个学校空空荡荡。教学楼的地上散落着一些人丢弃的器材。图书馆的书堆在地上任人踩踏。这个时期，“红卫兵”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我们只能作为旁观者看看热闹。也有胆子大的学生做出一些出格的事，低我们一届的杨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了炸药引信，用自来水管制造手榴弹，结果丢掉了自己的的性命。

在这个教学楼上，文革时期曾经遭到造反派洗劫。

要说文革时期印象最深的事情，就必须说说我们的北京之行。

1966年，毛主席先后八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了一千多万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学生。大概是9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我们师专附中分两批组织学生去北京参观。

11月，湖南省组织省内各地学生，自带被盖乘坐专列到北京参观。这一次，附中的老师带着我们二十来个同学，在北京参观游览20多天。一群14-15岁的人，从来没有出过远门，那是非常的兴奋。我们住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有解放军战士的陪同管理，每天都安排了活动，想去哪里都可以。除开当时尚未开放的故宫和长城，我们将好多的著名景点玩了个尽兴。

以下照片是我和附中八班同学刘清和的合影。1966年11月，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气温已经很低。我们两个手捧《毛主席语录》，左臂上套着“红卫兵”袖套，作古正经。

好像是11月25日，当年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我们早上吃过饭，揣上发给的中餐一一馒头、鸡蛋、火腿肠，到了西苑机场。整个机场人山人海，我们等了一整天，大家耐着性子，秩序井然，就等着毛主席到来的那一刻。直到下午5点左右，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坐吉普车，从我们人群中驶过。整个等候的人群突然爆发出极大的呼喊声：“毛主席万岁！”…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已经满足了我们的心愿。

说到“红卫兵”对毛主席的感情，我们的北京之行还有一些小小的花絮。9月份那次，我们的同班同学周友余在天安门参加接见。接见时人潮如涌，他在高度兴奋之后，突然发现自己一边的锁骨被挤得鼓起一砣，居然不觉得痛。事后在北京的医院检查，医生也说没有问题。从北京回来后，他还要我们去摸，大家也纷纷说：是有点奇怪！

我们去的那一次也有故事。我们在西苑机场一整天等候时，最麻烦的事就是上厕所。机场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几十万人上厕所就靠有限的临时设施当然不够。很多人只能跑很远的地方去，这样一来，就面临着挤不进来的问题。我们一起的一个男同学，为了满足近距离观看的愿望，情愿把小便屙在裤子里，也没有出去。幸亏我们住的地方有取暖的烤火炉，幸亏管理我们的解放军战士热心，趁着晚上睡觉，帮他把裤子烤干才解了他的难。

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记得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11月的北京，温度已经很低，道路旁边的水沟凝起冰凌，较低的房屋顶上可看到白霜，滿树挂着果子的柿树是随处可见的一道景观。那时的柿子价格便宜，但是鲜果涩口吃不得，我们也不懂。有天上午去玩，买了几个就放在口袋里，经过乘车排队的拥挤磨擦，下午回来时发现，硬梆梆的柿子居然变软不涩可以吃啦。

以下照片是我和刘清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合影。

到了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三个年头。按时间计算，文革时期应该毕业的初、高中学生正好是三届累积在一起，体量不小。其中的大部分学生整天无事可干，成了“逍遥派＂。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要不了很长时间，我们就成为了知青，离开城市下放到农村。

对于我来说，这一年也是充满了机会的年份，我本可以不下放农场，却因为家庭原因改变了人生轨迹。3月份，广州军区通讯团到湘潭招学生兵，我和同班同学张援利两个体检合格。张援利去了我却没有走成。当时我母亲身患重病情况非常糟糕，接兵的干部在老师的陪同下到了我家，体谅了我家的困难没有多宣传动员，我心甘情愿接受了这一事实。

虽然没有去当兵，5月，我被父亲单位招工当了工人。到了12月知青下放，我接到通知要求到学校参加毕业分配。短短几天时间，我就从工厂的工人变身为知青，随着同学们一窝蜂从城市到了钱粮湖农场。记得走的那一天，送我们的老师对我开玩笑：早晓得有这一天，何必当初。我听到耳里，心里却是酸酸的味道。

人生哪总是这样，它总让人留有遗憾！

在文革时期，我们有几年无所事事，成为所谓的“逍遥派”，（包括商校的寒暑假期间），幸亏我有一个地方可去，就是湘潭市体育馆，以上照片背景中的那个建筑物。当时的体育馆有一个灯光球场，比较简陋，就在雨湖公园旁边，离我家也不远。很多年轻人在这里看球打球，挥洒精力、打发时间，也让百无聊赖的生活多少有些快乐和阳光。

　　1976年的最后几个月，全国各地的庆祝活动仍在进行，对“四人帮”的声讨批判不断深入，正如我在诗歌中写的：

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

满街响鞭炮，到处欢庆声。

你看哪，

六旬大娘喜盈盈，

使劲敲起红腰鼓。

没牙大爷笑不停，

硬是扭起了秧歌舞。

只见啦，游行的队伍一一

笑语，欢歌，如潮涌。

欢腾的海洋一一

在城市，乡村，军营……

我们的校园内，教学秩序逐渐走上正轨。经过入学初期的高兴、亢奋，还有燥动、郁闷，我们的心态也慢慢平静。我们知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想实现自己的理想，眼前没有一蹴而就的途径。虽然前面的道路也很迷茫，但只要不失去方向，那就只能往前走。所谓：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句话说得好：

努力不一定会有收获，不努力一定不会有所收获。面对现实，我们唯一可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老老实实的学习，认认真真的读书。

本篇完。

写于 2022年3月6日

本篇部分照片来自郴州商校同学群，部分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