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爱亲人不能忘

堂人

我的母亲屈先秀

我的父亲母亲

母亲和孙儿李祖群

我们和父母亲在一起

我的母亲

我母亲出生在香溪河畔一个贫苦的农户人家，排行老二，有一哥一妹。她父亲虽然一辈子务农，认不了几个字，但因为会推拿针炙，在缺医少药的乡下能弄点钱，因此一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下去。

母亲裹着一双尖尖的小脚,行走很不便。她说小时候我怕疼不愿裹脚,是妈硬将我的一双脚指折弯至脚心用长长的裹脚布紧紧地包裹起来，我撕心地叫、拼命地喊，却没有用。妈对我说：“女孩儿不裹脚人家会笑话，长大后会嫁不出去的。”我太小只知道哭，但妈却不管这些，她含着泪说：“你哭吧，喊吧，我不会心软的，因为女人只有这样的命。”一个只有三、四岁的孩子，一双脚就这样生生地被裹脚布缠住，动弹不得，因为只要下地走路，就会撕心裂肺地疼！就这样她的一双脚被裹成了三寸金莲。

大山里的女孩儿在那个年代几乎都没有上过学，从八、九岁开始母亲就随父母下地干活，因妹妹很小，所以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全落到了她头上，小小年纪就开始经受生活的磨乱。

十七岁那年她嫁给了我父亲。婚后，由于父亲长年在外，而婆婆很开明，很少管她，因此她经常往娘家跑，自由自在的和一些儿时的姐妹们在一起玩耍，那几年是她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

在我婆婆六十四岁那年，母亲生了我大哥，婆婆非常高兴，为他取了个小名叫“六四”。小“六四”机灵活泼，嘴又很甜，整天逗得婆婆乐喝喝的。

过了几年平稳安定的生活后，灾难降临了。婆婆一病不起，而外公因年事已高，也病倒在床。三个月后，这俩老人竟在几天之内一前一后去世了。

因为父亲不在家，母亲这边刚含泪安埋了婆婆，又泪流满面的急忙赶回娘家去张罗外公的丧事，几天几夜下来母亲累倒了。

婆婆去世后，只靠父亲在外挣钱远不够家庭开销。母亲想方设法借钱在镇上开了一个小茶馆并兼卖油条、麻花，从这时起，她走上了一条漫长的起五更、睡半夜的艰辛日子。过了几年，因为外边兵荒马乱，父亲回到了镇上，和母亲一起起早贪黑的炸油条、做熟食卖。这样的日子，虽然辛苦，但一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下去。可是不久后又一个灾难突然降临：有一天，等父母早上把生意忙过以后，发现“六四”还没起床，等去叫他的时候，发现孩子的身子早已冰凉。已满九岁、成天活蹦乱跳的孩子一下没了，母亲昏倒在地、悲痛欲绝。几年后，母亲虽然接连生两胎，但都不幸夭亡了。那几年母亲小病接大病﹑整天不吃不喝地躺在床上，感到天都快塌了，幸好有父亲没日没夜地照顾，不然她可能早就没命了。

母亲三十岁那年生了我。由于长年起五更、睡半夜，生下我后竟没有奶，想了很多法子都没能催出奶。连请几个奶妈，我竟不吃她们的奶。由于缺奶和生病，我瘦成了皮包骨。为了我，父母亲四处求医问药，还请端公来驱邪，但总不见效。这时有人说：“你接连几个都没有养活，这孩子已经病成这样了，他是个灾星，要乘他还有一口气，赶快将他扔进张家滩，不然你以后的孩子都保不住！”

儿是娘的心头肉。母亲对他们说，只要他有一口气，我就决不会放手。这样母亲一面继续请医生为我治病﹑一面到处请奶妈。后来听人说，小学后边的杨姐前不久丢了小孩，听说她奶水很好。母亲急忙把她请来，可能是缘份，我一头扎进她怀里没命地吸住奶头不放。从此，我把母亲叫“幺婶”，而喊她为“妈”。

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在我堂兄结婚的同一天，我妹妹降生了，父亲很高兴，为她取名“双喜”，说是得了一个酒坛子。我这个妹妹长大成人后，果然十分孝顺，经常给父亲送来一壶一壶的粮食酒，真是爸爸名符其实的酒坛子。

又过了两年，我的第二个妹妹降生了，她也缺奶吃，因此长得十分瘦小，但这个小女开口说话很早，人也长得秀气、聪明，经常一声妈一声爸、一声哥一声姐的叫得人心疼。

可是这个小女生不逢时。她出世不久，我父亲就因卖煤被骗而远走他乡，母亲起早贪黑独撑门面，根本没时间照看她。一天，她在楼梯口玩耍，不小心摔下了楼。当时只发现了一些皮外伤，经医生涂了点药后以为没什么事了。不料几天过后，她喊胸口疼，母亲背着她走了二十多里路到县城去看医生。当时县医院没有检查设备，医生根据母亲的口述开了一些药。回家后，虽然止住了一时的疼痛，但病情却慢慢加重了：她不停的咳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渐渐消瘦，而且后背也开始慢慢驼起。但到了这个时候，她反而不哭不闹，静静地侧身躺在那里。看到她那可怜的样子，一家人都泪流满面。

那时候，母亲仍然要忙碌生意上的事情，而且也根本没钱到宜昌大医院去为她治病。就这样拖着，小妹的病一天天加重，几个月后已不能进食，看着病得骨瘦如柴女儿，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毫无办法。不久，可怜的小妹妹便早早结束了她那幼小的生命。

我弟弟长得精明可爱、很逗人喜欢，因为属“堂”字辈，我便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明堂”，以后“明堂”、“明堂”的喊开了。后来父亲觉得学名叫“明堂 ”不雅，就给他重新取了个名字：“李斌”，意思是今后既能文又能武。在他报名读书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人们崇尚当兵，于是他的名字又变成了“李兵”。

母亲受了一辈子苦，为人心地善良，见亲朋好友的孩子受苦有难就心疼，凡是

能帮助时就尽量帮他们而从不计较付出，更不图人家的回报。

我有一个不顾家的伯父，他挣的钱只管自已吃喝玩乐，而伯母和几个孩子在家却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不仅不给钱，还动不动就欺侮打骂忠厚老实的伯母。我母亲见我堂兄可怜，就让他过来吃住，把他当自已的儿子一样对待。在我父母的关心下，他长大成人后参加了工作，入了党，当了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堂兄当作“当权派”整，整日里拳打脚踢的批斗。因为他平时喜欢喝点酒，造反派在批斗他时将一串酒瓶子挂在他脖子上游街……。残酷的折磨使他受到很大剌激，甚至想到了死。当母亲知道后便不顾一切的乘黑夜摸到他那里，给他送去酒和饭菜，鼓励他要顽强的活下去。在亲人的关照下，他终于渡过了道道难关，平安地活过来了。

母亲的一个远房侄女，家在乡下。想在镇上找个工作，母亲便收留了她。母亲说，人家有困难，我不收留，她住到哪里去？

母亲另一个远房侄女，很小妈就去世了，而她父亲又长年在船上当伙计，见她孤苦怜仃，母亲没多想便收留了她。后来她父亲在镇上当了别人的上门女婿，她就更没地方去了。当母亲张罗她出嫁时，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是我母亲在嫁姑娘呢！

我姑妈住在乡下高山上，那里没有学校。她请求将长女寄住我家，以便能在镇上念书。母亲二话没说也收留了她。后来，她中学毕业考上了卫校，参加工作后当了一名妇产科医生。母亲说，她出息了，我也为她高兴啊！

过去我们兄妹总是向母亲抱怨家中外人太多像个收容站似的，那时我们小，哪知母亲的心啊？母亲说，我们住在镇上，乡下的亲戚们有困难，我哪能不帮啊！

轻声慢语的母亲表面看起来十分赢弱，但受尽磨难的心却无比坚强。

母亲对我说，我们家在解放初期最艰难。那时父亲因被逼债远走他乡，家中一贫如洗并被封了店门。面对众多债主母亲不惜借加一、加二的高利贷，先还清几个蛮横的债主。一个多月后重开店门，继续起早贪黑地卖早点，卖茶，凑分分钱还账。

请走债主后母亲急匆匆的上秭归，下宜昌，四处寻找骗走煤炭钱的“杨斜眼”，希望能把钱要回来。

那一次，母亲在宜昌不仅没有寻找到“杨斜眼”，而且连回家的船钱都没有了。一咬牙她下决心翻山越岭走回去。一个矮小的小脚女人只身从城北的小路朔江而上，在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间艰难地向前走。过了黄柏河后，要翻上十五里、下十五里的天柱山。上天柱山根本没有路，母亲那时不是走上去的，而是手脚并用的从树林、草丛中攀爬上去的。下山的路更难，她双手拽住身旁的树丛、草蔸一步一步地往下梭。天黑了，手划破了，腿也肿起来了。正当她发愁这一夜如何度过的时候，一位好心人带她去借宿，并热情的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包谷糊糊……。

第二天清早再三感谢老乡后她继续向前走，虽然每走一步脚都钻心的疼痛，但还得走。从乱石成堆的河边穿过乐天溪、八河口，在太平溪的一户老乡家她又借宿了一晚。

第三天早上起来上路时，发现鞋磨穿了，双脚都磨出了大血泡。她找老乡要了一根木棍咬牙撑着继续往前走，当她一步三瘸的走到庙河时，峡里刮起了上风，一艘艘扬帆的上水船呼啸而上。这时她不顾一切的大声呼喊赶船，一位船主见一个小脚妇女在岸边呼喊，便停船寻问，当得知她因无钱买船票从宜昌翻山越岭走了两天才到庙河时，船老板感动了，破例免费让她上船，这时她急忙连声感谢，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倒在了船舱里。

回家后母亲经过两年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炸油条麻花、开茶馆挣钱，终于还清了冤枉债。这时“杨斜眼”露面了，但他早已花光了骗来的钱，又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了。面对这可耻的无赖，母亲哭笑不得！

公私合营后，母亲成了饭店的一名服务员，跟几位大妈一起卖早点、开旅社，每月35元的工资，一干就是十多年。由于长年累月在油锅旁劳作，吃饭早一顿、晚一顿的，使母亲的胃受到了很大伤害，经常胃不舒服。有时候疼得怄吐不止才去看医生。

1967年，领导派母亲去一个离家二十多里远的农村饮食店上班，因为正在上小学的弟弟无人照料，母亲请求领导给予照顾，那位领导却说：“你不去，我不去，那里的工作还要不要人搞”？没办法，她只有辞职，领了90元的辞职费，提前离开了工作十多年的单位。

母亲被迫辞职后家中一下减少了35元的收入，当时我还在上大学，每月需要10元伙食费，母亲只好在家种菜、养猪，用卖猪肉的钱来弥补全家的开支。

母亲辞职后的近十年间，一直住在香溪老家，中间有两年去木鱼坪照看刚出生的小外孙。1977年初，因我妻子怀孕，父母亲才离开香溪老家，到宜昌和我们一起生活、照料孙儿。

自1982年起，母亲的身体愈来愈差，因胃不好，常常吃不下饭，但老人家从不提自已的病情，病疼加重了，才要我去买几片胃药，后来请中医师为母亲诊治，吃了一段时间药，还很有效。但两年后，母亲的病严重了。

1984年10月，正当我刚刚搭建起市工普办的班子、开始搞工业普查的时候，母亲病重住进了医院。那段时间，我单位、医院两头跑，白天在单位忙工业普查的准备工作、晚上在病房里照料已卧床不起的老母亲。

十一月，母亲已连续几天不能进食

她自知病情很重，担心病逝后在宜昌火化，坚持要我送她回去。为了依从老人的意愿，我匆匆请假，用躺椅抬着她上了“屈原轮”，将她送回了香溪老家，在镇医院安顿好母亲后，因惦记着普查办的工作，第二天我狠心把照料母亲的事托付给了年迈的父亲，含泪向病床上的母亲告别，匆匆返回宜昌。

不料第二天上午父亲打来电话，说母亲病危已经昏迷。我只好又急忙赶回香溪，当我来到母亲床边时，房内已挤满了前来探视的人群，在我呼天天不应的痛哭声中，母亲与世长辞了！为了把我扶养成人，母亲含辛茹苦、劳累奔波，在我刚刚自立、经济条件稍稍好转的时候，老人家却撒手人寰、离我而去。我泪流满面的跪在母亲灵前自责没有照料好她，亲朋的安慰更使我于心有愧。守灵两天后我带着深深的愧疚，长跪在母亲的坟头向老人家告别！

母亲，一辈子在苦海里劳累奔波，数不清的波折和煎熬都没有压倒她瘦弱的肩膀，面对苦难她十分坚强；而对家庭、子女和亲朋，她却非常宽厚、善良。母亲很少对我说教，但她的言行确无形地影响着我，我爱我的母亲。

母亲1985年1 月14 日去世（父亲1988年11 月4 日去世）后，每年清明节前，我都要抽一个工休天，去香溪万古寺老家父母亲的坟前跪拜，烧几张纸钱、插几枝清明吊，以此寄托我对父母亲无限的思念。父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