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难忘知青岁月 —— 为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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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1972—2022，整整五十年！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间节点上，同学情谊、青春往事，青春记忆，激起了众多同学内心的波澜…… 五十年的各种纪念活动，同学情深、知青情浓、战友情长，充满深意，必将在同学的人生中留下永久回忆…… ——不一样的回忆；却又是相同的回忆…… 五十年，是对青春的回忆。那些还有着几分稚气的照片是我们一生的阳光。生动的脸上分明印着情和义。炼尽少年成白首，忆初相识到今朝。 五十年，是对纯真和激情的回忆。当纯真和激情遭遇繁重的劳作和难熬的日子，发酵出来的是终生都无法忘怀的点点滴滴。 五十年，是对成长的回忆。那是个不幸的时代，那是个幸运的时代，无论如何那都是铭心刻骨的时代。我们在那里涂画了厚重的人生的底色。自强、坚韧是最基本的底色。 五十年，是对生命本源的回忆。是对信念、坚守、顽强、负重的回忆…… ——记忆让生命充实！ 为纪念毕业暨上山下乡五十年，我将自己的回忆文章《山乡记事：1972—1975》制作成书是为纪念 书名改为《难忘知青岁月》—— 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 知青经历，以小见大，折射时代洪流，凸显峥嵘岁月。部分内容有所改动，在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之际，分享给同学们，唤起我们的共同记忆…… 序 谁都有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弥漫在生活的岁月中，常常被自己看得杂乱无章而又平淡无奇。但是，岁月流逝，当你在多少年后又回过头来看这些已经淡漠的往事时。你也许会突然发现，你早已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故事！ —摘自小说《晩霞消失的时候》 第一章：插队 1972年12月27日，是我上山下乡插队的日子…… 上山下乡，母亲巳经送走了两个姐姐。 这次让我下乡，母亲不愿意让我走，但又怕家里成份不好，犯了“国法”担不起罪名。同时，又为我以后的前途和命运担忧。没了户口的闲人，没有任何的“门路”，留在了家里又能怎么样呢？ 母爱、无助、不舍、担忧撕扯着母亲的心…… 父亲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解放干部”，但因出身不好，父亲本人在当时也正在经受工作单位（沈阳音乐学院）“清理阶级队伍”的考验，那样的政治环境下根本顾不上我…… 没有选择。我必须走，给自己一条成长和生存的出路…… 临别的早上，北风呼啸，寒冷异常，母亲强忍着泪水把我送出家门…… 学校操场。有很多家长来为孩子们送行，父母们在寒风中低声叮嘱着身边的孩子…！ 简单的仪式后，同学们就上车按照不同的方向出发了…… 12月份，是东北地区的寒冬季节。敞棚车行驶在路上，也许是兴奋或者是紧张，汽车开了近三个小时，我一点也没觉得冷。也不知道是往哪里开，走“国道”、下“乡道”，又走了将近一公里的“村道”，转的早已经不知东南西北了。 ——眼前是一条不宽的村路，往前走只看见岭岗上有栋平房（是大队部和村里的小买店），汽车上了岭岗看见了村子。近百户人家的村子座落在一个不太典型的丘陵盆地里，村里面几排房子坐北朝南一字排开，中间一条不太陡的土坡路，顺着马车压出的车辙通向村内各条街。高低起伏的土院墙内，是社员的房屋、柴火垛、苞米櫕子、猪圈、酱缸和农具。 冬季的田野又是一番景象。远处岭岗连接着天际线，大片农田被冬雪覆盖着，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村里不多的树木在风中摇曳，更带有一些寂静、凄凉。村里最低处有一口方形大水井，一条小溪穿过一个小桥向东流淌…… ——市郊东陵区古城子公社上泉水峪大队到了。 这就是我上山下乡插队的地方。 大队干部、老知青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但我的心里仍带着一丝丝凉意。因为，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唯成份论”的年代。区别于其他同学，我是背着“成份不好”的沉重包袱开始知青生活的… 第二章：青年点记事（之一） 泉水峪青年点，是我曾经和同学们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它给我留下了印象深刻的记忆和友情故事。 当年，我们青年点是由大队党支部统一组织管理的，是全公社的“先进青年点”。赵书记在我们刚刚到村里和在不同场合都说过“孩子们来到乡下不容易，帮助孩子、带好这些孩子是我们的责任”。这些话我一直记得。 当年，我们青年点是“人少好吃饭”。人不多，好管理。前两届分别是68届、71届的知青。68届3人，71届6人，加上我们72届这一批14人，是总共20多个人的青年点。大队派出一个“贫农代表”负责青年点的思想政治管理，另派一名大婶给我们做饭。政治上关心，生活上体贴。下乡有这么好的“家”，真是我们的福气。 青年点“铁中”的老青年基本都是铁路局的干部子弟，文化素质较高。热情帮助我们这些后来的同学适应新环境，让我们感觉到了温暖。68届的解维正大哥、71届的房丽伟、谭佩忱、郎杰、马巨成、吴秋林、吳旭华等对我都非常好。特别是解大哥象对亲弟弟一样关心照顾我，我在农村青年点入团，他是我入团介绍人。谭佩忱和我一个生产队，一起上工，夏天在一起看地，晚上躺在坟包上看星星，谈天说地，上小卖部买一斤饼干一瓶水果酒，跑到青纱帐里解馋；马巨成平时不多言多语，眼里总有干不完的活，是青年点的好管家，大队干部和社员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吳秋林是少年老成，比较沉稳。吳旭华家条件好，爱干净。还有路大哥虽然腿有伤残不常来，但每次来都给我们传授了很多下乡务农的经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给予我的所有帮助和爱护。 当年，我们青年点风气正。大家都热爱这个集体，拿青年点当“日子”过。有自己的“菜园子”，中午饭后或晚餐后，新老知青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待弄我们自己的“菜园子”，掏猪圏里的猪粪，给猪圈垫土，在老青年的带动下，我们干的都非常好。我记得73年夏季，全公社的干部及知青代表都到我们青年点参观考察学习过。直到我离开青年点回城，青年点各方面都是建立在团结、友爱、互助的良好氛围中。 1974年下半年，又来了一批新知青同学，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文官屯国家储运库和沈阳铜网厂的家属子弟，新老知青同学在一起传、帮、带，人多更显得有生机和活力了。 后来，青年点陆续来了更多新的同学，盖起了楼房，扩大了知青队伍，那些都是我回城后的事了。 第三章：回沈阳掏“马葫芦” 1973年初，在生产队劳动不长时间，我和宝奇就回城在鲁迅美术学院（宝奇家院里）掏（“马葫芦”）下水井里的粪便。（记忆中应该是宝奇想的主意，即可以挣工分又可以在家住）我们俩隔三差五地去鲁美校园和家属区掏“马葫芦”。攒够了一马车后，生产队就会来车把我们攒够的粪拉回去。干活中，宝奇比我有“道”又有劲，我基本上是“打下手”，当年，在我眼里宝奇是“大力士”级别的，所以，宝奇在干活方面也很照顾我。在鲁美院里干活期间，宝奇爸妈待我也很好。记得我们俩干到了春节前后。不知道是学院有关部门不让整了，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开春前，我们就又回到生产队干活了。当时我们俩都才刚刚十八岁…… 第四章：在生产队干活的日子 刨粪，是冬季里的主要农活。这个农活我的印象很深。寒冬腊月，凌晨四点左右，俗称“鬼嗤牙”的时辰。天还没亮就起床去队里的粪场干活，刨粪的活一开始不会干，使了不少“瞎劲”还不出活。后来慢慢地和社员学怎么“找䙜”下镐，怎么巧劲“起块”，找到了刨粪的一些“诀窍”，可谓是“事半功倍”，逐渐适应了这个体力活。 刨粪时，我还受过伤。记得有一天起“午更”干活，天还没大亮，视线不好。我在下坡铲粪，一个社员在上坡往下用铁锹送粪，一下子这铁锹就铲到我鼻梁上了，鲜血直流，把我吓坏了，赶紧找“赤脚医生”孙大哥给我包扎伤口，我还记得孙大哥说老弟这不能䙜针，弄不好留下疤痕，你就找不到媳妇了，可能因为年轻，伤口愈合的还算不错，没有留下太重的印记。 转过年，气候回暖，春天来到了…… 春天给大地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村里的树木开始吐绿，社员家庭院里的果树也都开了花，人在街上走仿佛置身于桃花园中，春光明媚，我的心情也好了很多…… 备耕时节。我和同学们一起在生产队里垏粪，刚开始也跑不过社员，前面的人净抢粪尖整，后来的紧划拉也弄不了多少，越整越慢，吃了不少亏，后来学会了手急眼快，手把也行了。 刨砟子，活也不轻。然后是人拉马车，一般是男壮劳力驾辕，女社员拉车，挨家挨户送砟子。走家窜户，看到了农民家的生活状态大不一样。有的家日子过得好，有些家庭比较破败，咱二队比较明显的就是送砟子到“四类分子”岳梦璋家，是沈阳来的下放户，那屋里亮堂的，窗明几净，院子里也是干净整洁，后来可能早就落实政策回城了…。到咱二队“打头的”家就没个看了，窗户纸净是窟窿，炕上地下全是干草、杂物也不收拾，当时就明显感觉，一样的人，但生活质量太不一样了…… 春耕时节。跟着队里的社员学种地、压地保墒，向社员学习农活中，我的体能比以前明显增强，干农活也不太吃力了…… 初夏，开始铲地了。一开始也是手忙脚乱不得要领，跟着社员学，慢慢地也行了。 夏季。顶着烈日铲地，一会儿就浑身是汗。干累了，手拄着锄头直直腰。站在高高的岭岗上，天晴时放眼向北望去，能清晰地看到沈阳市区，特别是“东工”的“九节楼”塔尖上飘的红旗都能看清楚。（当年东北工学院九层高楼是沈阳市区最高的楼）那心情，好像是收工后马上就能回家了一样…… 一阵阵高兴和惊喜过后，心里又是一阵阵的失落和酸楚…… 快铲二遍地的时候，也正是夏季天最长，活也最累的时候，大队进了几头小种猪，把我调去养猪了…… 第五章：当“猪倌儿” 当“猪倌儿”，没干过，只能在干中学。当“猪倌儿”不用下地干活了，是“俏活”。 现在我还记得，这猪和我以前看过的猪不一样。白色的，干净。耳朵特别大，身子骨也特别长，腿脚还不短，种猪特征明显。后来查资料明白了，这猪叫长白猪。原产于丹麦，现有英系、丹系、比利时等不同血统。长白猪头小清秀，颜面平直，耳向前倾平伸略下耷，大腿和整个后躯肌肉丰满，体躯长，前窄后宽呈流线型，全身被毛白色。在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下，达100公斤体重日龄为158天，平均日增重950克，饲料转化率为2.3-2.7:1，瘦肉率为66%，平均背膘厚低于13毫米。 当年，是大队受上级公社指示，改良优化农村养猪事业，大队牵头做些试验性工作，然后再推广到生产队及社员家。我担当起如此重任，心里还是比较忐忑的。 我还记得，大队把几只小猪临时安放在新盖的小学校靠西边的屋子里。我把门堵上不让猪跑出来，小学校就成了它们的“家”。我记得还有一张公社种畜站发的《配料表》，每天给小猪喂几遍配好的精饲料，小猪快活地和我一块成长…… 第六章：在“果园”干活的日子 1973年底，入冬前。小猪还没养大，大队又把我派到大队果园去干活了…… 大队果园，世外桃源。 大队果园座落在村东头的岭岗上。岭岗上下全是果树，中间隔着一个小河和到釆石场的路，果园由大队果树技术员负责管理。大果园里面有近十亩地的沙果树，小果园里有近两亩地的葡萄园和梨树。几个老社员，都是大队干部的亲戚在这里干活。（我只记得有大队赵书记的岳父李凤林和大队张会计的舅舅李东升）加我这个城里来的小青年。 大队果园的活不累，我在学校学习的文化知识还派上用场。记得跟技术员给果树剪枝，我就把在学校课堂上学到的剪枝理论“基部三组织，临近半圆形”用上了，上手还挺快。基本掌握了留什么样的枝条，剪掉什么的枝条有利于结更多的果实，学到了新的农业知识。 冬季。果园里的活是剪枝、护树、防虫。（给树干涂上药水配制的白色灰浆） 春季。是给葡萄浇水，给果树浇水、施肥、打药。 夏秋季是果熟后摘果、装车，把沙果、葡萄送到公社的供销合作社卖掉。 夏季的果园，生机盎然。两大排葡萄架上果实累累，小白梨压满枝头，远处的大片果树结满果实，每天早晨来到果园，看着带露珠的果实，让我觉得非常的舒心、快乐…… 在果园除了干活外，我们的老社员们也有一些“小动作”。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这“小动作”也是较比危险的。好在他们都是“干部家属”。夏天到邻近的生产队的地里去“弄点”青苞米回来烀着吃（邻近公社生产队种了一些“大马牙”白苞米好吃），原因是我们种的玉米都是新品种，黄苞米不好吃。秋天把自己果园种的黄豆“弄点”回来烧着吃，我也协助他们跟着“弄”，跟着吃。豆吃完了，满嘴全是黑的。洗干净再回青年点，怕人看出来。 记得有一次“动作”比较大，当年冬季“弄”了一条狗给杀了，在果园小屋里开烀。那个年代要是能吃上一顿香喷喷的狗肉，真是解馋。我记得很清楚，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锅里，没等烀熟就忍不住开吃了，由于肉没有烀烂，把我的牙花子都吃出血了，太狼狈了。那是我第一次吃狗肉。 我还记得在大队果园干活时，曾经失手打死过老百姓的一头小猪。原因是果园秋收的黄豆还没打场呢，这小猪总来我们果园拱豆垛。巧了，猪还在跑呢，我是一镰刀飞过去，“寸劲”打了个正着，猪带着镰刀跑了，猪是一队社员家的，人家顺着血印找到了果园，告到大队上了。大队张会计找我到大队问明情况，对我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的，说“下回猪来了撵走就行，别打，老百姓养一只猪也不容易”，当时我还真是后悔了一阵子…… 1974年秋收后，青年点的老青年陆续地抽调回城了，我就回青年点当伙食管理员去了。结束了在果园的“快乐劳动”。 第七章：给大队买水泥 记得是1974年夏天。大队搞什么建筑需要水泥，当年计划经济时期，水泥是国家建设所需的“生产资料”，不随便卖。我自报家门说我能办（当年我的大姐和姐夫都在沈阳房产水泥厂工作）。回家联系好，回来就套车和队里车老板一起回沈阳买水泥。 厂门口，大姐夫早就把购买水泥的批条办好等着我呢。交钱提货，顺利完成任务。姐姐还在工厂食堂招待了我们一顿饭，当天就返程回来了…… 第八章：青年点记事（之二） 青年点是一个大集体。在融入青年点这个集体的过程中，我和同学们友好相处、平等相待，不和任何人争吵，不攀比，不计得失，任何事情我都能主动去做。我是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的。 淸楚的记得，我来到青年点的第一天，下车后忙着安放行李，车要开走时，有社员问我说：你是送哥哥姐姐的吧？车要开了赶紧走吧！我说我就是来插队的知青。那时候我的体重不足90斤，身高才1.59米。 上山下乡，实际上是锻炼我成熟、成长的过程。刚开始学挑水，一担满满的水我是挑不起来的，那我就挑半担。上坡路一气上不来就歇歇脚再走，劳动锻炼了我的耐力和意志。我主动地分担青年点的公共劳动，一天干活下来，谁都很累，看到晚上大家把水缸里的水用的差不多了，我就主动去挑水，把水缸里的水添满，为第二天早上大家洗漱使用。主动帮厨，只要有空，我就帮大婶烧火、做饭；帮助伙房烧猪食、喂猪、起猪圈。也许是我的表现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大队和团支部在74年夏季推荐我作为代表，参加了全公社召开的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是我下乡后得到的第一份荣誉。 第九章：参加公社组织的农田基本建设 1974年初，冬季。 全公社开展了造梯田运动，成立了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在我们通往公社的乡道边搭起了席棚子，安上了大喇叭，每天播放各大队的进度和宣传口号及样板戏选段为社员鼓劲加油。京剧《杜鹃山》中的“家住安源”等唱段，我就是那个时候跟着大喇叭学会的。 艰苦的劳动也把我累倒了。每天背土、推车一干就是一身汗，回到青年点太累了，吃完饭脱了衣服倒头就睡觉，被汗水浸透了的棉裤一宿下来冻成了冰坨子，第二天早起来，不管不顾穿上就走，一下子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不能走路了，回到青年点在炕上躺了好几天，“赤脚医生”给我开了些药，我也没太在意，稍微好点就又上工地劳动了。这腿从此就落下毛病了，到现在我腿上的风湿病天气转凉后稍不注意就犯，而且还累及到了心脏。 1974年春节回城期间与小学老师和同学合影留念（魏伍胜同学“二排中”在青海格尔木当兵回沈探亲看望老师和同学） 在农村插队时期（1974）与铁中知青好友谭佩忱的合影照 在农村插队时期（1974） （1975年）知青同学们欢送带队干部合影留念 第十章：在青年点过春节 1975年2月4日晩上7点半左右，海城、营口县一带（东经122°50'，北纬40°41'）发生了里氏7.3级的强烈地震，震源深度为16－21公里。 那时候我已是青年点的伙食管理员了，记得当时大家晩上都到小学校学“小靳庄”背诗歌去了，我正在厨房和杨建荣同学在一起缝麻袋，准备第二天去公社买粮。不一会儿，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拖拉机从远处开过来的声音，这时候房子就开始了震动，“不好，是地震！”。我喊着和小杨一起往外跑，刚刚跑出去，屋里水缸就震碎了，天棚上的墙皮也震落下来了，好险没伤到我们俩。这时候，学“小靳庄”的同学也都跑回来了，有的女生吓得直哭。当时，也是快过年了，第二天大队就决定给大家放假回家过年。我当时选择了看青年点，内心里想的是自己“出身不好”要好好表现，多一些付出，为尽早回城“铺路”，别人都走而自己留下来才是最好的选择。 农村过年还是有气氛的。虽然生活艰难，年还是要象样过。家家都贴对联，杀年猪，孩子们穿上了新衣服，妇女们在厨房里紧忙，弄各种各样“年嚼货”，壮劳力们也都脱了长年干活的衣服，换上新的“行头”，把常年不好好洗的脸收拾的挺干净、立整，让人看着有点“楞”…… 大家走后，我找了两个吃饭的桌子放在了炕上防余震，防意外，真是有点抗震壮举的感觉。留下来是我甘愿奉献的精神体现，应了当时的一句时髦的话“一人苦换来万人甜”，这一年的春节，我是在青年点里过的。 第十一章：我的家庭成份改了 记得是74年7月份，正是夏季天热的时候，我父亲顶着大太阳，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我们青年点，给我送来了一个特大的好消息，我家的成份改了。原来，是国家当时发了一个文件，把全国解放后出生的这批人，将原来的地主、富农出身改过来，工人子女改成“革命工人”、军人子女改“革命军人”，我父亲是建国前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我的家庭出身改为“革命干部”。真是好事一件，爸爸关心我在农村的前途和发展，办理好相关政策手续就赶紧给我送过来了。见到爸爸心情可想而知，顿时我就感觉到我的身体轻松了很多很多，就像是移开了一座大山一样…… 当年下乡，虽然带着沉重的“家庭出身”的思想包袱，但我的运气在下乡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好的。总是能遇上好人、好事和好的结果。大队赵福来书记、张鸿钧会计、刘队长、解维正、谭佩忱、带队干部贾殿贵这些良师益友在政治上关心我，在生产劳动中爱护我，他们给予我的帮助令我终生难忘。 还有一件事，到今天也是一个谜…… 记得我下乡不久，某一天，六八届老知青解维正大哥一起同大队干部到区里开会回青年点后就问我：“你认识王良同志吗，我说不认识。”解大哥说：“王良同志是区委的领导干部，过问过你的情况，说他是早年解放战争时期与你父亲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这更让我一头雾水了。我的父亲母亲从来没有跟我讲过，我的记忆中也没有这么个人。传递来的消息，简单的对话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到今天我也𣎴知道那天在那个会上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人又说了什么话…… 到今天，一想起这些事，联想起我在泉水峪插队的日子里，总是能遇上好人相助、好事相伴和好的结果。是不是和那个叫“王良叔叔”的人有某些关联呢…… 我总是在心里默默地呼喊着：“王良叔叔，你在哪里……” “王良叔叔”的故事，一直到现在都是个谜…… 第十二章：琴声·心声 下乡，一把小提琴陪伴着我。拉琴是出自对音乐艺术的喜欢和热爱…… 学习音乐，源于我生长在音乐学院的环境。源于少年成长在“大院”里的耳濡目染，这把琴跟随我近十年，我舍不得离开它…… 如果说科学是理性的，那么艺术就是感性的。感性的质量是审美，是品质，是素质和文化的提升…… 下乡在农村，并不是每天都充满欢乐。更多的是艰辛、困难和苦闷。当累了的时候，当心情惆怅深感无助的时候，伴着夕阳，伴着夜色平静地拉起琴来，那时候会从美妙的音符中领悟无限的愉悦和丰富的想象…… 音乐是有生命的。艰苦的生活中，拉动手中的琴会激发我身上的潜能，它会变成一股力量和信念推着我一直向前走。 艰苦的环境下，是音乐艺术、是跃动的弦律带给我无限的希望与寄托…… 到今天，我还记得青年点的东仓房是我的“琴房”，仓房里苞米櫕子上的隔板就是天然的“谱台”。昏暗的灯光下，寒来署往，春夏秋冬，那里回荡着我的思念、憧憬，流淌着我的琴声、心声……… 第十三章：“认识”社员们 认识社员们，是从探求心路开始的。心路打开了，脚下的路就好走了！ 认识并了解社员是我在农村生存、生活、生产必须要学会掌握的问题。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虽说是经过土地改革、初级社、高级社直至建立人民公社，但农村、农民的生活还是延袭千百年来的农耕文明和生产方式，状况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农村生产什么样，农民生活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反映的非常真实和具体…。 我认识的社员中间，有党培养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有回乡务农的老知识青年，有身上带有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典型特征的老农民，有解放后长大的新社员。他们每个人的脾气、性格、举止言谈、家庭生活都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与他们“认识”，是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也是“认识”社会与人的过程…… 赵福来，大队书记，全村的“当家人”。赵书记给我的印象是个子不高很智慧，贯彻执行党的农村工作方针、领导全大队农业发展、落实党对知青的各项政策比较准，没有大的失误。一双锐智的眼睛给我印象深刻。一年开会的时间比较多，但没有会议时就主动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这在当时农村基层干部中还是很难得的。 张鸿钧，大队会计。我们大队的实力派，在赵书记身边左右支撑着大队常务工作。他不仅仅是会计，他还是书记身边的“智囊”。有文化，懂政策，有见解。在现在的农村基层组织中，像张会计这样的干部巳经不多了。 忠华大哥，姓李。但他和村里的李姓大户没有什么族群亲缘关系。忠华大哥是文革前老高中毕业。算得上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文化人”。忠华大哥看人看事都有独立思考，干任何事从来不冲动。理性和感性的思维能力都很强，但多年从不想当官。不知道是看透了这个社会的种种弊端，还是在村里族群间有什么不可调合的恩怨。忠华大哥和我一个生产队，常听他讲“以人为鉴知得失”，“以史为鉴知兴衰”的古今中外的历史、故事和民谣。在农村的日子里，在忠华大哥身上学到的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刘恩启，刘大队长。中等身材，很健壮，一脸裸腮胡子，苦出身，是干农活的“老把式”，为人善良，心眼好。在他身上看到的是翻身农民对党对土地的一遍赤诚的形象。他关心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小青年，文化不高但威望挺高。生产队里有他在，农业生产运行基本上是平安无事的。 李全林，治保主任，管知青的“贫农代表”。好人，但自己家的日子过得一般，生活负担挺重，可能与他爱喝酒有关系。他和铁中的同学接触的时候长，关系处理得也很好，但对我们后来的知青也挺好。 李东桓，（大桓子）曾任团支部书记，后来在大队当电工。当地青年与知青同学们的好朋友。 赵宝兰，我们赵书记的女儿。毕业后回到村里务农一段时间，当过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很精明的一个小女孩，为人处事像爸爸。我记得她也时常来青年点坐一坐，和房丽伟、朗杰她们都很熟。后来她被大队保送去读医学院留在沈阳工作了。 赵玉芝，我们二队的青年女社员，外号“沈阳造”。她生性活泼、开朗，和我们新老知青处的都挺好，是大队赵通讯员的女儿。在队里干活只要有她在就一定很热闹，有说有笑，有说不完的话题，无论冬夏爱上青年点来玩，我想她是愿意接触城市里的孩子，乐于学习、感受我们从城市带来的生活方式，感受城市青年身上的青春律动、乐趣和美妙。据说后来她嫁到了外公社，日子过的不是很幸福。 李德林，大队果园的老社员。下中农出身，勤快，会过日子。因为是下中农，新社会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基本没受到过大冲击。比较怀念解放前自给自足的生活。 记得在大队果园劳动“歇气”时，常给我讲解放前他的年轻时候的故事。“想当年，老中华民国的年代（张大帅时代），我进城卖材货，一车材货换二袋子面，非常实惠。一分钱买个大糖球，放嘴里都含不下……”。讲这些老故事时，他的脸上充满了对过往日子的怀念。非常新鲜、有趣，逗的我直乐……。（当年城市取暖、烧火、做饭都在用木材）还听他讲村里的过去。解放前，我们村里的土地基本上是不种粮食而是种蔬菜。种蔬菜的附加值远高于种粮食，那时候当地的农民并不是十分的贫困、艰辛。当年，沈阳也是大城市，商业社会发达，商品交换已经基本形成。村里距离沈阳三十多里地，做各种买卖很方便，（打材货、山货、主要是种各种蔬菜卖）各种商品交易使当地的农民收入并不低，而且大部分农民都受益，特别是象他这样的家庭，在当时有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车、马）再租一部分土地，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日子过得不错。解放后的集体劳动，客观上是对他的生活、生产的一种限制，不自由了。 老头年轻时有钱供孩子读书，两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在沈阳工作。按说不用太辛劳，但他还是勤俭生活，辛勤劳动，自家的自留地待弄的很好，但在生产队干活基本上是“出工不出力”。社员们都讲他的笑话，“老李头连屎都不拉在外边”，他真的就是那样的人。 我讲的这些，是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对农村和农民的观察与思考，是对我所处的生活环境与人的认识…… ——农村插队生活，让我长大了、成熟了。插队生活，教会了我在社会上如何辩别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 我曾经说过，我认识社会的第一天，是从下乡插队开始的…… 第十四章：抽调回城 1975年春节过后，青年点的大部分同学都基本回来了。 记得是3月下旬的一天，带队干部贾师傅去公社开会，带回来了有抽调知青回城上学的消息，我们大队分到了一个名额。 没几天，在小学校大队召开了全体知青大会，推荐回城上学人选。会上，当我被于丽华同学第一个提名的时候，我震撼了！因为她是74年下半年才来的新知青，我对她还一无所知，只是在一个生产队里劳动。但在当年、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她的提名是导向性的，对我非常有利。之后，与会的其他同学也都纷纷表态同意选调我回城上学，讲了很多肯定、赞同的话，这一刻让我深深地感动了。是大家把给每个人平等评选抽调回城的机会“让”给了我。 多么好的同学、多么珍贵的友情啊…… 到今天，我都十分感谢所有知青同学当年给予我的无私支持与深情厚爱，因为我深知，是你们大家把我“送”回城的。 于丽华同学的“壮举”在我的心底埋下了深深的印记…… 75年4月中下旬的一天，我接到了回城入学通知书。从此，我告别了青年点的同学，结束了在泉水峪二年半的知青生活，开始了我生命中新的征程…… 结束语： 时光荏苒，时间飞逝…… 转眼之间，50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充满活力、希望、激情的孩子，如今已是两鬓添霜年过花甲的老人…… 往事，一幕幕地在眼前呈现…… 泪水，任由在脸颊上慢慢流淌…… 那山、那水、那人…… ——泉水峪，留给我难以忘却的青春记忆；留给我太多太多的友谊、友情、友爱的故事…… ——泉水峪，留给我太多太多忘不了的乡音、乡思、乡情…… 泉水峪下乡插队的经历，将永远地印记在我的生命里……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知青同学、朋友，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徐凯 2022年6月29日改写于沈阳世茂·五里河家中 （篇中部分照片取自网络） 链接：记述我工作经历的美篇《窄窄的小巷》点击<a href="https://www.meipian.cn/2y1qjod6?first_share_to=copy_link&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3974630" rel="noopener noreferrer"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 18px;">网页链接</a>查看 退休后（2019）拍摄于越南“水上桂林”下龙湾 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个人简历：1972.12.沈阳市第九十九中学毕业，下乡插队（市郊东陵区古城子公社上泉水峪大队知青）1975.4.—1977.5.沈阳市饮食服务技工校（摄影专业）学习二年1977.5.—1980.10.沈阳市大东区大东照像馆工作（摄影师）1980.10.—1989.11.沈阳市生生高级照像馆工作（从事人像摄影、儿童摄影、工业产品广告摄影，（专业技术职称：二级摄影师）工作期间，其摄影作品《姐妹》获得《全国第四届人像摄影作品展》铜质奖（三等奖）、广告摄影作品《瞬间》入选沈阳市首届广告摄影作品大赛、摄影小说《窄窄的小巷》在《辽宁画报》上刊登发表。1989.11.—1994.10.辽宁省农垦局直属单位辽宁农垦大厦工作历任：办公室工作人员、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农垦大厦基建项目建设负责人等职务。1994.10.—2015.9.辽宁省文化厅直属单位辽宁省文化馆（辽宁省青年宫）工作（原辽宁省群众艺术馆）历任：产业办、文秘科工作人员、党办主任、办公室主任、辽宁省文化馆馆长助理、（兼任馆工会主席）等职务兼任社会群团组织：辽宁省艺术摄影学会理事、副秘书长等职务2015.9.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