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挚爱亲人永不忘

堂人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李国佑

父亲在家中

父亲在家中

父亲在儿童公园

父亲在儿童公园

父亲和姑母及堂兄的合影

我们和父亲在儿童公园的合影

我们和父母的合影照

我的父亲李国佑，排行老三，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九岁时爷爷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不幸去世。因生活所迫当年只有十二岁的他就到镇上一个店铺当小伙计。他起早贪黑的照看店里的生意，给老板烧火、做饭、引小孩……，这种小伙计的苦力活他整整干了两年。离开店铺后他进鄂西煤矿当了挖煤工。几年后经在矿上当“大师父”的伯父推荐，到坑口学开铰车。有一次，因人手不够，他刚下夜班又被安排上白班，因身体太乏一不小心出了大错：已经升井的车厢没能及时停下，直接向铰车前的水泥柱撞去，水泥柱撞断了，铰车撞坏了，矿井也因此停产了，他被吓瘫了。经伯父再三解释，矿主才以加班引起疲劳出错而从轻处理：不再开铰车，仍回井下挖煤。

人们常说：在井下挖煤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透水、塌方和瓦斯爆炸随时都会发生。为了自身性命安全，几年后父亲离开了煤矿，到川江当桡工去了。从此他长年风里走、浪里行，受尽了世上的磨乱，尝尽了人间的辛酸。

父亲十七岁那年受母亲之命结了婚。婚后，因生活所迫，他仍然在外漂荡、给老板打工。一直到家乡解放前夕，他才回到家中与母亲一起经营一个小小的熟食店。

不甘穷苦的父亲借高利贷雇用了几个工人，自已开了一个小煤窑。没想到的是，这次他跌了一个大斤头：等他把挖的煤炭运到宜昌去卖的时候，一时竟找不到买家。很巧的是，在宜昌的一间茶馆里，碰到了一个一只眼睛有点斜、浑名叫“洋斜眼”的香溪老乡，他样似诚恳地对父亲说：“李老板，我给你找买主，不出三天，我把煤炭钱给你送来，我只要百分之二的佣金就行”。父亲听信了，将一船煤炭交给他去推销，满怀希望的在旅店里等“洋斜眼”的好消息。三天、五天，十天都过去了，不仅没人送钱来，而且“洋斜眼”也不见了。直到这时，父亲才知道自已被骗了。雇来的人要工钱，租来的船要运费，开煤窑的材料都是赊来的……，一时间，家里挤满了要钱的债主。债主们见要不到钱，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拿走了。还有一位债主，见要不到钱，竟把一个衣衫烂褛、披头散发绰号叫“端阳佛”的女叫花子弄来坐到桌子上发疯、撒泼……，这样，母亲的熟食店只好关门了。父亲被逼无奈，硬着头皮对母亲说：“家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你让我走吧”。母亲含泪默默地点头答应。这样父亲被迫远走他乡，又上船当桡工去了，狠心留下个乱摊子让我母亲这个妇道人家去顶。

在得知母亲的熟食店用两年时间还清欠债后父亲回了家，重新和母亲一起操持熟食店，起早贪黑的整日忙碌，维持着全家的一日三餐。

1954年公私合营时，镇上的饮食服务行业由私营归并到国营，并将我家三间房中的一楼一底改造充公了。紧接着到了1955年，轰轰烈烈的走合作化道路将个体的熟食店统统撤消，重新建了一个集饮食、住宿于一体的饭店。这样父母亲都自然成了饮食服务公司的员工。

1958年，大跃进的号角吹遍了全国。有一天，镇领导对我父亲说：“你有多年挖煤的经验，让你去开一个煤窑，要争取早出煤、多出煤。”领导的意图很明显：要放一颗“煤炭卫星”！这样我父亲又重操旧业，他选定在镇西边的木桥附近开挖，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出了煤，过了不久，这个煤窑连续破了镇上日出煤的记录。镇领导带着一大帮人敲锣打鼓前来祝贺。受到鼓午后他干劲冲天，没日没夜地在煤窑里和工人们一起拼命干。

红红火火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多，到了1960年，全国性的自然灾害来临了：大面积的干旱造成全国粮食减产，虚报浮夸风的人祸召来了大饥荒。这时镇上的小煤窑也因缺资金办不下去了。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亲自开办的小煤厂，到吴家沟国营煤矿当矿工去了。

那时候人们吃不饱饭，我们兄妹几个饿得面黄饥瘦。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头。这时他每餐少吃一点，将省下的饭带回来给我们吃。

有一次在井下的木头支架上他偶然发现了几朵白木耳，他想这可是好东西！便悄悄地摘下带了出来，回家洗净后用小火慢慢煨，这一小碗白木耳汤父母亲舍不得喝，让我们兄妹一人喝两口，那时候我也很懂事，自已喝一口后便再也不喝了，硬要父母亲喝。这种无糖无油、清淡无味的白木耳汤我至今记忆在心，父母的爱子之心使我永生难忘。

1961年父亲由吴家沟调到刘草坡煤矿，最初仍然下矿井挖煤。后来，由于伙房需要炊事员，矿领导知道他在饭店干过，便调他去当炊事员。从那时起，他便在伙房干起了他的老本行。

1962年，国家建设需要木材，开发神龙架成为湖北当时的一项大工程。刘草坡的一大批工人都被调到林区，父亲被安排在神龙架林区兴山指挥部当炊事员。

开发神龙架，首先要修通由兴山城关到林区的公路。与在丛山峻岭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筑路工人相比，父亲在指挥部当炊事员还是比较轻松的一份工作。

父亲在刘草坡煤矿和兴山林区指挥部工作期间我曾去过几次。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高二暑假期间，我去刘草坡煤矿看望父亲。有一天，我独自一人来到煤矿的后山上，在灿烂的阳光下，我躺在松软的草地上，望着天上的蓝天白云、背后的青山绿树和山下弯弯流淌的香溪河，见层层梯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蝉儿鸣、小鸟唱，好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受

课文《石钟山记》、《小石潭记》等游记的影响，我仰望着深邃的蓝天，幻想着把这里的美景写下来。回校后有一天恰好语文老师布置了一次自由命题作文，我想这是一次好机会。一番思考后我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刘草坡游记”，满以为能得到老师的好评。谁知道，老师仅给了我65分。评语是：“语言尚通顺，但内容杂乱，文章中心不够突出。”眼高手低的我，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自这之后我才知道：不好好学习，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社会阅历是不可能写出什么好文章的。从此后我再也不敢冒然写什么“游记”之类的东西了。

另一次是我上大学后的暑假期间，我到兴山去看望父亲。他很高兴，亲切地问长问短。有一天晚饭后，我和他一起上街散步，我们边走边谈、显得十分亲密。不过我暗暗发觉，父亲的脸色不大好看。回到住所后，他果然发话了，满脸严肃的对我说：“刚才在街上你怎么把双手都插在裤口袋里，一扭一扭的象什么话！”父亲的了了数语，象支支钢针，剌得我满脸通红！时至今日，每当我不自觉的把双手伸进裤口时，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把双手缩回来！

父亲在兴山指挥部伙房工作期间，由于他红、白案都在行，早餐馒头、包子、油条、面条轮流换；中晚餐荤、素搭配花样不断，加上他为人正派、待人诚恳，因此领导和群众都很敬重他，文革期间，造反派在指挥部“造反”时，也没有找他什么麻烦。

1969年，省林业厅在武汉办神龙架林区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父亲作为学习班的炊事员也去了武汉。当时我正在沉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父亲曾两次到沉湖看我。武汉学习班办了大约两个多月，由于双方分岐较大，没弄出什么结果便宣布结束。回去后又在木鱼坪接着办学习班，父亲跟着去了木鱼坪，为两派参加学习的人员服务。

1970年1月，林区在离香溪镇不远的向家店建了一个机修厂，为运送木材的车辆搞维修保养。为了离家近一些，父亲便申请调到了机修厂，继续干他的炊事员本行，四年后、也就是1974年他光荣退休了。

父亲的哥哥李国甫，十七、八岁时到“鄂西矿务局”当了矿工。由于他精明能干，很受上司的赏识，几年后就被提拔到坑口开铰车，再后来竟当上了“大师付”，成了煤矿里很有权势的小头目。

我这位伯父脾气大、十分傲气。他只顾自已吃喝玩乐，不仅不顾家，而且还把老实的伯母当出气筒，出口就骂、动手就打。我这位可怜的伯母，因长年挨打受骂，刚过中年就患病吐血而亡。

解放后，因鄂西煤矿下马，失去了工作的伯父回到老家务农。从小很少干过农活的他一下子要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里劳作，还要自已做饭洗衣……一年到头的辛苦忙碌，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

后来他和一个家住新滩被称为“地主婆”的寡妇结了婚。中年丧妻的伯父，对这位“地主婆婆”倒是疼爱有加。但子女们却不喜欢位后妈。他们说，伯父要是用对待后妈十分之一的心肠对待他们的母亲，那妈妈就不会过早的吐血而亡。后来，伯父渐渐衰老了，已经无力在田里劳作了。这时堂兄尽管自已也是家大口阔，但还是念及父子之情，每月给他一些生活费。在伯父去世以后，堂兄不计前嫌，仍然按月给继母生活费，一直到她后来病故。

父亲的妹妹李秀英，很小就被嫁到屈家山，婚后夫妻俩以种田为生。我的这位姑母先后生了五个女儿，直到四十一岁时才生了个宝贝儿子，取小名叫“四一”。姑母如今已年过九旬，但耳不聋、眼不花，能吃能睡，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在我的眼中，父亲是一位能干的人。他好象样样都会，下矿井，他会看煤炭的走向，挖煤、装箱（用木料在巷道中支井架）样样在行；在船上，摇撸、掌舵门门都会；饮食业中的红、白案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平时在家中，几样普通小菜经他的手便会有滋有味。

在我的眼中，父亲是个全才。他话语不多，很少言传，却做事认真，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处处用身教影响着我们。

在我眼中，父亲是一位仁慈的长者。他对人宽厚善良，总是十分慷慨地帮助他人。那怕是人家欺骗了他、伤害了他，他也不以牙还牙。他经常对我们说：“为人处事要讲良心，好心是会有好报的。”

在我眼中，父亲更是一位严父。他从未动手打我，但他为人正派，不怒自威。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只要一见到父亲那一双威严的眼睛，就非常害怕，就知道自已犯错了。

有这样一位父亲，我感到十分庆幸。父亲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他老人家永远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