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胡思敬评传》

里文

笔者书斋中，收藏多本辛增明先生撰写的书籍，如《天啸》、《宜丰文化大观》、《宜丰文化古今谈》、《宜丰禅文化》、《习禅悟道》、《禅林成语》、《熊雄传》等等。先生原籍万载，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宜丰工作。改革开放初，先生投身宜丰地方史志研究，属宜丰较早的文史专家之一，先后参与或独力完成许多宜丰文史的编写，累积达200余万文字。四十余年过去了，在这批宜丰文史专家中，惟见先生笔耕不辍，常有著作面世，让人可敬可佩。笔者五年前辞去工作，专注宜丰文史，近年偶得文章数篇，幸得先生赏识，故之间的交流也多了起来。

图为《胡思敬评传》封面

不久前，笔者又购得先生新书《胡思敬评传》，细细品来，深感采摭颇丰、史料详实，书中对胡思敬的一生提出了独到的评价，加深了笔者对胡思敬的了解。笔者非常敬仰胡思敬，感叹其推辞编修清史和省志之邀，却耗费三年时间，独力为家乡编修《盐乘》，不仅充实了先前的历史，而且填补了自清同治庚午至民国初之间的空白，同时在他的著作、诗词、书信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宜丰历史信息。笔者在对宜丰文史探索时，常在《盐乘》、《退庐文集》、《退庐诗集》、《退庐笺牍》等典籍中寻找答案。

胡思敬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他收藏的典籍达40余万卷，其中有其生前自费编刻的《退庐疏稿》、《驴背集》、《豫章丛书》等，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宜丰名贤。

《胡思敬评传》分为上、下两编，即上编《生平心迹考叙》和下编《著述与丛书编校》。其中《生平心迹考叙》，读者可依详细的履历，对其一生作全面了解，而下篇《著述与丛书编校》，读者可依列出的书目，进一步挖掘其史料价值。品读《胡思敬评传》，每个人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切入，从中挖掘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来分析研究，这才是读书的乐趣所在，也是作者编书的初衷和目的。

通过品读《胡思敬评传》，笔者发现三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其一、胡思敬购书和编刻的资金从何来？

其二、胡思敬为什么没有留下一张清晰的历史照片？

其三、胡思敬去世后葬在宜丰哪里？

首先，胡思敬出生前，家道就已中落，又经历咸丰辛酉年新昌屠城事件，祖上积攒的基业几乎尽毁。《胡思敬评传》辑有数段胡思敬的自述，便可说明当时胡家的窘境：

“家母初入门，即缷妆，改荆布，尽鬻嫁时簪珥杂彩，筹画米盐。”

“吾母产四男三女，贫甚，莫知为计。”

“家君南游长沙，不得志，益淬厉响学，携思敬及亡弟思忠读书治阳家庙。严冬风雪股粟，三人共一檠，忍饥相对，漏鼓咚咚，与读书声相间勿绝。”

“淑人鬻嫁时奁衣，得廿余金，资予游学南昌。”

胡思敬自1870年出生至1895年出仕前，家庭生活挣扎在温饱线上，其游学南昌的费用还是由其妻子变卖嫁妆而来。其三弟胡思义十几岁时，就被送到糕点铺当学徒，后又改学裁缝。但是到了1898年之后，状况就发生转变，不仅能满足自己在京城生活和购书的开销，而且还可接济宜丰老家，并资助三弟胡思义捐一云南小官。到了1902年，胡思敬将母亲接到京城后，无意间透露出他的日常开支：

“壬寅就养来京，闻京寓月用六十金，大骇。徐训之曰：‘为官时暂，为百姓长，此何可继耶？’”

图为清翰林院遗迹

图为清翰林院遗迹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胡思敬在京城生活，仅每月开支就达六十两银子。笔者在与多位宜丰同仁谈到胡思敬藏书和编刻资金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胡家在宜丰经营纸槽。且不说胡思敬在京城时，又在宜丰经营纸槽的事找不到任何依据，单从胡思敬的父亲从事塾师职业和母亲惊骇每月六十金的花费等这些事上，对胡思敬在京城开销来源于宜丰纸槽的说法，笔者就无法苟同。这种说法可能出自胡思敬为解决开印典籍所需纸张，曾在宜丰乡间自办纸槽的经历，但这是辞官后发生的事。

查阅《胡思敬评传》中胡思敬在京城的任职经历为：自1895年考中进士起，任翰林院庶吉士三年，任吏部考功司主事七年，在吏部稽勋司五年，之后又补辽沈道监察御史，转广东道监察御史，一直到1911年辞官回乡，担任的都是六品左右的官职。

又查清朝官员俸禄资料，俸禄分为两部分：一是俸银；二是养廉银。外放官员的养廉银尤为多，比俸银要高出十几、几十甚至百倍。与此相比，京官的养廉银对于官员的职能、所属部门均有严格要求，较外放官员要少很多，翰林院与礼部干脆没有这一项待遇。故翰林院是有名的“清水衙门”，从七品官员，年俸仅有四十五两白银，禄米四十五斛；正七品至从五品，年俸八十两白银，禄米八十斛。因此，胡思敬在任翰林院庶吉士期间，年俸仅能维持在京城的日常生活。他在写给李瑞清的信中称：“盖自戊戍政变……予亦以贫故，留滞京师。”便是例证。

然而在1902年，胡思敬仅每月开销就达到六十两白银，这相当于他一年的俸银,收入与支出严重不匹配。此时胡思敬任吏部考功司主事职，属正六品，官级虽然不大，但主要负责考核各级官吏政绩，接着又在吏部稽勋司五年，又是管理文职官员的勋级、名籍、守制、终养。那么，笔者就有理由认为，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胡思敬在这十二年的任职期间，主要从事的是考核各级官员“肥差”，应存在不为人知的“灰色收入”，从而积累了购书和编刻等资金。如《胡思敬评传》叙述，胡思敬辞职前一年，就在南昌东湖边上的苏圃路购有一块地，建屋数间，名为“问影楼”。辞官后，又在问影楼的基础上扩建出七个大间，用于存放从京城带来的二十余万卷书籍，名为“退庐”。接着在退庐前面，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建造一座数楹的“新昌三君子祠”，可见其当时资金雄厚。1920年，在南昌退庐附近建“明季六忠祠”时，资金才开始捉襟见肘。

如果胡思敬真如人们说的秉公廉洁、严于律己，仅仅依靠微薄的俸禄，是不可能拥有辞官后的雄厚资金。如果说胡思敬刚正不讹，忠于职守，主要体现在上疏四五十次和弹劾各级官员等行为上，但多数发生在其任监察御史职期间，目的也是通过维护朝纲来自保。正是因为通过寒窗苦读到京城任职，才让一个“淑人鬻嫁时奁衣”的士子，蜕变成“老仆负囊从其后”的藏书家，他习惯了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活，不思改变，也反对改变。在他辞职后，从耗资修建许多先贤祠的行为看，又深受传统忠节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从而驱使他极力维护这种思想，宣示这种思想。所以，如何来正确评价胡思敬？是一件很难的事。尽管胡思敬京城任职时，有“以权谋私”的嫌疑，但他一生勤俭，不肆意挥霍，也成就了他辞职后又陆续增加藏书二十余万卷之壮举，至今仍在反哺社会。从以上分析看，笔者观点与《胡思敬评传》书中的评价有所不同。

图为被胡思敬上疏弹劾两次的两广总督袁树勋

《胡思敬评传》仅用一张模糊不清的胡思敬照片刊出，作为其专著却没有其历史照片，着实让人遗憾，也让笔者感到不可思议。

图为传闻的胡思敬惟一照片。

如果说胡思敬思想保守，没有留影，显然说不过去，至少也会请人去画张瓷板像。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照像技术就传入中国。胡思敬在京城任职时，清廷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就热衷于照像，进而在清廷达官贵人中风靡一时，目前还能看到许多当时的照片。另外，胡思敬的一些挚友也有照片存世，如陈三立、李瑞清、刘廷琛等人，而具有浓厚忠君意识胡思敬，在挚友的影响下，以当时的条件，也应有照片留存。

图为胡思敬挚友陈三立

图为胡思敬亲家李瑞清

胡思敬去世后，胡思义的名望开始如日中天，名下家财万贯，胡思敬的藏书和遗物应是以胡思义为首的胡氏家族在打理。胡思义通过三年的两江盐运使职，积攒了财富和名声，胡思敬去世时，他任南寻铁路总理之职。抗战期间，胡思敬的藏书被转移到宜丰胡氏私宅封存几年。1947年成立“江西私立退庐胡氏图书馆董事会”，胡思义出任董事长，胡思敬的藏书开始在城南“宜园”对外开放。笔者由此想起1927年发生在宜丰的一起事件：当时赋闲在家的胡思义与县长魏道襄捣毁乡农协，逮捕了农协骨干，并组成“公民请愿团”，赴省告状，乞求省政府派兵镇压农会。宜丰农会联系省农会和工人纠察队将“公民请愿团”成员全部逮捕。胡思义得此消息后，将宜丰农运指导员胡松从澄塘绑架到县城，打入监狱。5月上旬，高安农会派农民自卫军100多人到宜丰援助农民运动，胡思义见高安农民自卫军兵临城下时，连夜逃往上海。高安农民自卫军头领刘益铮占据胡家老宅十七天，并自封为宜丰县长。不久，省政府派工兵营到宜丰，将刘益铮赶走。县农协筹委会不仅没收胡思义的全部家产，还将胡家老宅改为筹委会的办公场所。胡思敬的个人私物极有可能在此次事件中遗失。当然这仅是笔者猜测而已。总之，胡思敬几乎没有照片存世，与他辞官后个人和家族的遭遇是紧密关联的。

胡思敬辞官后，整个中国社会随之进入动荡时期，为躲避战祸，经常往返于南昌和宜丰两地。据《胡思敬评传》所述，辛亥革命期间的1911年11月，胡思敬携家眷躲避在曹溪八个月之久，存放在南昌“退庐”的书籍损坏和遗失不少，“新昌三君子祠”也被蔡锐霆占据。1913年，在捐建好江西全省图书馆后，遂长居宜丰，专心编修《盐乘》，遍访乡里。期间，重修松庵遗迹、恢复宜丰慈仁医局等。1914年，修殷贤祠、冬青园、梅陶二公祠等。1917年，在梅陶二公祠侧建盐步书院。1918年，倡议重修县城东郊的陈节愍公祠。而今上述这些建筑早已荡然无存，犹如一切都没发生过。

尽管胡思敬在宜丰大兴土木和编修史乘，但其居所却门庭冷落。他自述道：“性僻，不谐于世，既避居斯园，或兼旬不见一客，或累月不一入城”又：“敬七月初由省返里，居北关外殷贤祠侧。除扫地灌园外，别无一事。除妻妾童仆三五人相随外，别无一友。冷趣如此，恶怀可知。”在宜丰，与胡思敬往来的好友屈指可数，应跟他的政治态度和遗老思想有关，不被时人理解。他去世时也是寂寞空庭，除至亲陪伴左右外，不为世人所知。

图为胡思敬挚友喻兆蕃

当时间迈入1920年，胡思敬的好友喻兆蕃、卢扶常相继病故，接着亲家李瑞清和女婿李纯侃父子双亡，在料理完丧后家事，将女儿和两个外孙接回宜丰老家。1921年，四弟胡思道又“呕血而亡”。此时胡思敬便感到：“孑然一身，了无生趣，曩欲于近城二十里内，觅一生圹，连年不获，猝遭变故，只好从咸彭遗则而已。”这年冬，胡思敬左肩膀生一疔疮，越肿越大，竟然出脓。第二年春，病情加重，在南昌交代完刻书之事后，匆匆赶回宜丰。1922年5月28日，病逝于宜丰冬青园，享年53岁。《胡思敬评传》没有提到胡思敬葬于宜丰何处？但以其生前“曩欲于近城二十里内，觅一生圹”遗言，应在县城周边。一百年过去了，不知有谁去祭扫过他？有谁去缅怀过他？又有谁去寻找过他？他在无声无息中消失，他留下的典籍则永远惠及后世。注：据龚汝富教授提供信息，陶德勋有祭扫胡思敬墓的诗，确认胡思敬葬在石市十都。可惜的是，陶德勋的诗是手写在其文集的空白页上。该文集现不知所踪，无法得知更详细的地址。

士季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在考证历史人物时，往往问题出在“圣贤”两字上，从内心里把历史人物当作“圣贤”，就会屏蔽其许多历史信息，从而在还原历史人物时出现偏差。人为血肉之躯，固然都有瑕瑜，放下有色眼镜，才是考证的正确之路。但凡对胡思敬生平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从《胡思敬评传》中较全面地了解胡思敬的生平履历、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从中品读出心目中不同的胡思敬形象。但可惜的是，时下能沉下心来细读一本书的人越来越少，面对超过1000字的文章时就产生厌读心理，而《胡思敬评传》的内容达37万余字之多，涵盖广泛，透露出的历史信息非常多，能品读其中奥妙的人又有多少？

辛增明先生利用三年时间来编写《胡思敬评传》，详查了宜丰治阳胡氏家谱，走访了治阳胡氏后裔和很多知情人士，勘察了胡氏旧居，翻印和购买了胡思敬曾经刊刻问世的文稿。经过一千个昼夜的伏案耕耘，为宜丰文史奉献了一部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胡思敬专著。在新书付梓时，又自费5万元，仅得新书1000本，按单价68元/本，如全部售罄也才6.8万元而已，这与撰书所付出的心血完全不成批例，何况还要赠送一些新书给相关的单位和个人，根本无一分利可言，完全是出于对宜丰历史文化的情怀，何尝不是一个新时代的“胡思敬”呢？

图为与《胡思敬评传》作者辛增明先生(左二)合影

笔者为一白丁，在这个学历、职称、职位等代替身份的时代，深感人微言轻，但专注宜丰文史研究，动力来自于对家乡的热爱，并为此而孜孜不倦。笔者赞赏辛增明先生的学养和勤奋，他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在亲人和朋友的支持下，不忘初心，长期耕耘在宜丰文史这块领域中，乃是笔者学习的榜样，从而也坚定自己继续探索宜丰文史的信心。

壬寅春日 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