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生涯(约稿)

刘恩祥

<p class="ql-block"> <span style="font-size:22px;">我 的 教 育 生 涯</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63年我毕业于原离石贺昌中学高中13班,当时已说好去孟门公社郝家塔小学任缺额代教,以缓解家庭困境。谁曾想到原不准备参加高考的我却被晋南师专录取了,尽管只是一个专科学校,但却是1962和1963两届8个高中毕业班中唯一一个文科达线生。当时,由于我的上学家庭已到资源匮乏、油尽灯枯的境地,本想当名缺额代教以解近忧,但经不住时任学校教导主任、我高一时的语文老师王滋桐老先生软硬兼施的劝导,终于动了上大学的心思。母亲在村里跑了4天借到4元钱,原准备就这4元钱到学校,不期来到柳林后时任未婚妻,今已过世的老伴又给了5元钱,开启了我的大学之路。当时我曾想,缺额代教也好,师范院校也罢,命里注定我是一位人民教师。</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入学的第二年学校就更名为山西师范学院,后来又改为山西师范大学,我们被定为师院的第一届本科生。谁料省人委的一纸便函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虽然在校五年多,但仍按专科待遇,尽管后来也给发了本科文凭,然而也只能作为安慰或慰籍罢了。 因文化大革命的原因,1968年我才被分配回原离石县成家庄中学。刚去时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因为我对不少乐器尚可摆弄一番,也还识谱,于是就安排我代理音乐老师。常记得我这人羞气重,动不动就面红耳赤,因此我把音乐课调在晚上上,以免同学们看到我脸红。1969年冬,其实是1970年1月份才招收了文革中的第一批初中生,我担任了初中15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那时只有课本,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全凭老师自己发挥,我虽然能力有限,但确实很认真,尽可能地翻阅参考资料,一篇课文曾讲到5个课时,有的老师只讲一个课时。我当时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煤气中毒,因为我亲眼目睹并共同救治过学校总务处两名员工煤气中毒事件,当时场景极为危险,患者一会清醒,一会昏迷,稍有不慎,大有被阎王带走的可能。前车之鉴,不得不防,一旦出事,责任重大,因此每天晚上查宿舍,宁可让学生受点冷冻,也一定要防止煤气中毒。第二年,即1971年1月份学校招收第一批高中生,我被安排为高中第一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这责任就更加重了,于是不惜反复查找资料,借助学校的有限的图书,甚至向其他老师请教,并借用他们的个人藏书来备课,竭尽全力讲好课,代好班,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我这人还有个特点,就是决不故弄玄虚、弄虚作假、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始终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原则,比如说有个别特殊问题,实在查找不到准确答案,我就向学生公开说,这个问题经过努力,实在查找不到准确答案,我个人的理解是怎么怎么,不一定准确,大家可以帮着查找答案,共同攻克难题。我还特别重视学生的写作问题,对于作文坚持篇篇认真批改,根据学生程度,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最起码不能出现错别字和病句,然后必须切题,主题思想明确,写作能力较强的则从另外角度进行引导。批改作文除了纠正错别字和病句外,还有眉批,总评,指出每篇作文的优点、缺点以及以后的努力方向,同时对少数同学有针对性地进行面批,因此自认为尽力了,也收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现在我曾经的学生能够写出社会公认的好文章来,我以为与我的认真教学不无关系。我还是学校兼职最多的老师,当时学校包括电工在内没有一个人会安装电棍,而我成为电棍安装的第一人。学校的所有墙壁标语均由我一人书写。学校出宣传车或校内广播,扩音设备也由我来操作。学校所有的文字材料,比如年初计划、年终总结以及个人或学校的典型材料也是由我来执笔。</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我这人不是才子,应该是庸才;说是庸才,又似乎像才子。好像绕口令,却又道出了我的真实一面。所谓“似乎是才子”,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本人看啥爱啥,学啥会啥,比如上小学时,看见人家拉胡琴,自己就想学,苦于家贫无钱购琴,于是自己动手,在母亲的帮助下做了一个最简陋的小胡琴,经过几天练习,很快就能拉成“东方红”。上高中时,我曾在离石县新建礼堂里为我班的文艺演出伴奏过晋胡,在成家庄中学文艺宣传队中独奏过二胡,自己也知道,那不是什么天籁之音,若是放到现在,恐怕要让人笑掉大牙,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文艺生活极度匮乏的时候,不仅聚集了黑压压的观众,而且还听到人们的掌声。再比如大一的时候,全校学生运动会上,我被评为全校唯一一名兰排球三级裁判员。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最先学会骑摩托、开汽车的。我还当过电工,搞过宣传车,放过幻灯和电影。我的摄影水平不是很高,但在使用胶卷拍照时,从拍照、冲胶卷、洗像、放大均可全流程完成。所谓“庸才”,其实又落入家乡歇后语“石狮子的屁眼,精不精,通不通”的窠臼,而且似有虎头蛇尾之嫌。</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我的写作水平不是很高,但却成了改变命运之依托。柳林县组建的第二年,亦即1972年,县里要搞全县教师暑期培训,我被提前一个月借回来搞文字材料。培训结束后,县局硬是把我调回县教革组工作。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位德高望重、正直无私、唯才是用、威震柳林的时任局领导薛恩清老先生。他不仅在教育部门有着崇高的威望,即使在县委大院如果有人说老薛是第二,绝对无人敢说自己是第一。当时我家有四位老人,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三个正在上学的弟妹,而这一切均有赖于我微薄的工资维系,成家庄中学地处深山,销费有限,加之学校种地,补贴老师生活,非常省钱,而县城花费就大了,因此不愿调迁,三番五次请求撤调,均未如愿,不得已来到柳林。几年后老薛又把我推荐到县卫生局工作,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公务员。写到这里让我想起王勃的一句名言:“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说的是司马相如倘若没有杨得意之引荐,虽有文才,也只能独自叹惋。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道理。有一个赏识你、愿意推荐你的人,是终身之幸事。我虽然不是千里马,奔腾万里,但也不是劣质马,三年不鸣。尽管自己因老实有余、权变不足、爱认死理、不善逢迎而失意于官场,然而却保住了道德底线,一生心安理得,问心无愧。</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强将手下无弱兵,在老薛的领导下,当时的教育系统肯定是强大的存在。就拿我们教革组来说,那时虽然只有六个人,但除财经、人事和教学工作外,教育系统的所有业务,诸如招生、教研、督导、培训、检查评比等均由我们来完成,而且在全区名列前茅。那时我们的工作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根本不懂得投机取巧、瞒天过海、得过且过、消极怠工是什么,领导安排的工作,布置的任务总是不讲价钱、圆满完成。我们骑着自己的自行车,跑遍全县各个公社,最少三四天、一礼拜,有时一呆就是半个月。常记得我在孟门公社整整呆了半个月,和时任指导员马丕义同志挨个跑学校,听课、看作业批改、和老师谈心、和学生座谈、走访重点家长,工作做得很细。记得一天课间休息时,小河沟小学的学生们跑到悬崖边看下面汽车过小溪,不幸将一位八岁小同学掉了下去,酿成大祸。我俩即时赶到该村,慰问和安抚了丧子家长,并召开了师生会议,重点强调了安全问题,相继又召开了全公社教师会议,又重点强调了安全问题。在培养典型方面我们也是竭尽全力,为了给模范教师书写典型材料,我不知在张定喜所在的下嵋芝小学、付廷玺所在的酸枣圪塔小学、刘玉玺所在的贺家岭小学、宋维周所在的郝岭梁小学、刘玉文所在的三关庙七年制学校、郭维成所在的龙花垣农业大学以及其他先进学校跑了多少次、住了多少天、写了多少材料。还记得有一次老薛布置让我们每人写一篇知识分子的典型材料,我认为和我曾经同在成家庄中学任教的赵保真老师,生在一马平川的平遥,深入山区执教十数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无怠惰、毫无怨言,其精神实在难能可贵。我把材料写好后,老薛看后认为不错。第二年老薛向我们征求意见,想调一位搞数学的教研员回教革组,于是我提到赵保真老师,老薛马上拍板定案。后来赵老师被任命为栁林二中副校长,直至退休。在这里我还想提到一位王文虎老师,他原是留誉中学的物理教师,是我大学时的同学,爱好并精于无线电专业。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从我们村一位援建坦赞铁路的工人手里以200元的价格为局里买到一部由中国出口到坦桑尼亚的海鸥牌照相机,加之形势发展,教学仪器也相继多了起来,急须一位专业人员。我向老薛推荐了王文虎,于是王文虎就被立即调回教革组,由于王文虎老师系专业人才,后又被地区仪器站调走。从此即可看出老薛任贤纳谏,唯才是用的用人之道,乃即当时柳林教育之所以兴隆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此后我在县卫生局、纪检委、宣传部工作和任职十数年,一九九三年冬调回县教委任第一副主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我的分工为内务、后勤、纪检、办公室等,另外还包八个乡镇(当时全县26个乡镇),县里的各种会议几乎由我一人承包。其间还在孟门镇岭上村定点下乡一年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筹资十多万元,为该村修建新学校一处,曾被评为全县模范,颁发奖状和银质奖牌。还记得有一年分给我们领导每人一个师范代培指标,当时社会价值三千元,一位认识的同事想让他女儿使用,我毫不犹豫就给了他。当年中秋节他曾拿一千元钱给我,再三谢绝无果,扔下就跑。过了些时我拿着那一千元钱到了他办公室,我说我是真心不要,你女儿代培款八千元,加上上学等费用,应该得花小一万元,咱们都是工薪阶层,一万块钱实在不是小数(当时),他也黙认了,后来用其他方式领过我的情。当时他的儿子在某中学任教,在学校曾说,“其他领导是不给还想要,刘主任是给也不要”,这是在该校任教的我的一位学生跟我说的。我以为,这句话比一万块钱都值钱,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98年秋我离岗,被任命为调研员,分配一间办公室,但我几乎没有使用,后被职改办借用。这其实也就是所谓“胜地不常,盛筵难再”的道理。离岗后我用两万多元钱买了一辆吉普车,有时单位让我带队下乡,给车加点油,我开着自己的车,既是领队,又兼司机。闲暇无事,看看书,写写文章,和邻居们玩玩扑克,倒也乐在其中。</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2002年退休后,自己仍不甘寂寞,记得有事曾在北京小住一月有余,每天在公园看一位郭姓老者地书,日久生情,郭老不仅教我书法常识,而且让我亲自书写,并且鼓励我,说我有底功,用不了几个月字写的一定会很好。自己也不负郭老的企盼与鼓励,回家后每天在家里水泥地板上地书,后来提桶拿笔在广场地书,一年多后又开始在纸上书写。2008年初我被任命为县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2009年7月办起了县老年书画培训学校,自己任校长兼书法教师。这是我县第一所全免费、有教无类(亦即不论年龄、不分男女、不说职务、不讲文化程度高低)的公益性培训机构。真所谓“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在县委、政府以及老干局的关心支持下,特别是得到地区老年书画家协会主席刘振华老领导的鼓舞与支持,我县老年书画工作风生水起,除每年举办一次老年书画作品展,先后出版《老年书画作品集》5册外,并且多次参加省地老年书画作品展,很快迈入全区前列,各种奖项接踵而至,2010年末,我县被评为全省老年书画先进县,2014年7月我被吕梁地委组织部、吕梁地委老干部局评为“五带头优秀党员”。常记得当时肯开现场会,比如省里召开的太原、朔州等地市现场会,我总是作为吕梁的县代表出席。</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我先后聘用过四位绘画教师为学员授课,学员的画作曾多次在省、市、县各种画展上展出过,有的曾经获奖。我一个画作创作的门外汉曾时任县美协副秘书长,现任美协顾问,其原因也在于此。当时县里绘画人才稀缺,这些人便成为每次展览的香饽饽,而任命我职务,为的就是便于驾驳这支队伍。</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我是一位不称职的书法教师,然而没牛着使驴,从2009年办学至今,我始终辛勤地耕耘着这块土地。十数年来为学员讲授过《圣教序》、《兰亭序》、小篆的书写以及其他书法家的书法作品,也讲过浅显易懂的书法理论。由于学员的文化层次不同,有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有的则小学都没有毕业,为了能够逐渐提高学员的文化素养,逐步夯实学员的文学功底,也为了給他们提供创作材料,每节书法课前我都要讲一首古典诗词,间或讲一篇短小精悍的经典古文。最近两三年,鉴于各种书画培训机构频出,学员学习和受教的机率倍增,加之为了老年学员的安全,教室从五楼会议室搬在一楼,面积不足上面的五分之一,桌子窄小而又拥挤,故此一般情况下以讲古文为主,目的仍然是为提高学员文化素养做铺垫。截止目前,相继讲授古文百十余篇次,诸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刘禹锡的《陋室铭》,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石钟山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等。当我讲过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和清代著名文人彭端淑的《为学一首示子侄》时,宋老先生的以自己在买书、求师不易的条件下,如何刻苦学习的亲身经历,劝勉当时的太学生不要辜负良好的学习条件,要努力学习。彭老先生以四川两个和尚朝南海的故事作比喻,生动而扼要地论述了难与易、聪敏与昏庸之间的辩证关系。难与易、聪敏与昏庸是可以转化的,转化的条件就是人们的主观努力。好学不倦,则天资不高之人也会突破昏庸而有所成就,反之即使天资很高也无济于事。这几节课引起较大的反响,有的年轻学员认为对她们在校的孩子也会有所教益,于是邀请我为在校的孩子们讲课。在征得所在学校班主任的同意后,我以自己书写的这两篇文章的条幅为蓝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为依据,结合宋彭二位老先生的论述,有针对性地、较为实在和贴切地为高中班和小学高年级班讲过课,以提高学生对读书和学习的认知与积极性。</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我和学员的关系也处的十分和谐融洽,十数年来从没和学员打过高腔,红过脸,而且不少成为忘年交,老来友。有的学员不时给我提来自己种的菜蔬,甚至几颗核桃都会给我拿来。我也对学员们很关心,也资助过几位贫困学员。培训班开办以后,古稀学员张生文住在三十华里以外的南寺沟村,不管天阴下雨,他从不旷课,而且把自己种的南瓜一袋一袋地用摩托驮来学校,分给学员享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花钱顾上牲口,把自己种的玉米在石磨上磨成窝窝面,再一小袋一小袋地分给学员食用,在班里有着很高的威望。几年前骑摩托不慎摔伤,我和学员们开了四辆车去二十里以外的住处(当时住在薛村女儿家)看望并慰问了他。在我们的《书苑雅集》出版后,学员们发现一位初始学员的作品未收录进去,当时这位学员正在脑梗恢复期,我生怕由于自己的“失误”而刺激她的病情,于是暂停发书,找了几个学员在我的办公室和教室里翻找其作品,多次寻找无果,而她本人说已交,甚至什么颜色的宣纸都能说得清楚。不得已我又打发人到她家里和她聊天,启发她在家里翻找,结果找到了。我估计是一贯细致入微的她当时已经发病而不自知,写时的情形记得清清楚楚,而交稿时就有所迷糊而未交。鉴于此,为了不让她受到刺激而影响病情,我只好委托出书方再搞两本,把她的作品放在最后,一本给她,一本留存。我想老师也好,学员也罢,常能换位思考,互为你我,师生关系一定能够和谐相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前些年县里还多少给点经费,近些年已经停拨。无奈只好将绘画教师解聘,而我自己却硬是坚持办学至今,除疫情干扰外,几乎没有随意缺过一节课,而且将此视为自己的事业,也是迟暮之年的乐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壬寅之暮春于惟德轩</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