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黄苗子逝世十周年记

芳嘉园过客

　七十交情九十翁，

君今飞去一条龙。

我是破车牛亦老，

粉丝亿万小丁聪！

　这是父亲悼念小丁叔叔诗。他们在1935年相识，直到2009年，长达74年。因为是悼诗，书写未红盖章。

有年轻朋友问我：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能有持续终生的交情？当时还真把我问住了。

父亲为小丁叔叔写悼诗。

相得益彰 相濡以沫

　　父亲在《<世说新篇>小记》中说：

　　古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十分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人总是有好有坏，老汉一生却是遇的好人多，坏人少。结识的师友，除极少数旧日似曾相识、今已避之三舍，或自称和老汉铁哥们儿而其实素昧平生者外，绝大多数都是有趣的人、有性格的人、有天分和有文采的人，都是好人、奇人、“酷”人、“绝”人。结交良友自然就讲道义，长学问，见温情，能互助，诉心曲。我这老头，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缘认识这一大帮哥们儿朋友。

朋友相交，首先是相互欣赏吧。父亲在《世说新篇》里记述了好多师友，不管笔法如何变换，父亲的欣赏、敬佩之情跃然纸上：

如山东大学的童书业教授，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老舍先生的风骨——自尊、刚正、仁爱和“民胞物与”之情；张正宇伯伯“狂”得可爱、刻苦用功；罗寄梅先生的学问修养，尤其是在1940年代与夫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拍摄数百张极其珍贵的敦煌莫高窟照片（这批照片已由国外一家出版公司出版）；王世襄伯伯家的老家人玉爷的为人，与王伯伯一家人的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我想起廖冰兄伯伯的一番话，那是1980年代，他获得了一个装帧设计的全国奖项，他却说：那有什么呀！我这都是从张光宇那里“偷”来的。

一个“偷”启发了我，想想父亲和他的朋友，哪个不是“偷”来“偷”去？人家的学问、品行、才华，总之他人之长，全都看在心里，记在心上，互欣赏更相互启发，不知什么时候或许就改造成了自己的东西，可谓相得益彰。

总之，父亲和他的师友绝不是“恨人有”，更不会“笑人无”。

左一：黄苗子，左二：王世襄，右二：曾祐和，右一启功。

　　大家都知道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蛐蛐罐、鸽子哨、蝈蝈葫芦到明式家具这些儿时玩意儿，后来被王伯伯“玩儿”成了“非遗”。王伯伯因莫须有的原因被故宫解职，原来的文物研究的优越条件没有了，转而研究没什么人关注的中国漆器工艺。记得听王世襄伯伯的公子敦煌说过：1958（我家刚刚搬进王伯伯的芳嘉园3号）、1959年（张光宇伯伯一家也搬进来了）有一段时间，咱院的大人都跟“疯”了似的，弄得来咱院的人也都“疯”了，我爸拿《髹饰录》（自己刻蜡版油印装订），逮谁送谁。这话太夸张，其实是很多朋友听说王伯伯要注释《髹饰录》这部中国古代漆器工艺的专著，都尽一己之力帮王伯伯，比如介绍可能帮上忙的人、自己手里或知道什么人那里有相关资料或实物。

　　如今这部《<髹饰录>解说》已被漆器专家和收藏家奉为圭臬。这背后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知道。

照片应为湖南凤凰当地人拍摄，并写说明文字。

　　1975年父母出狱后，沈从文爷爷“笑眯眯来到舍下，默默地喝一口茶轻声地说：‘你出来了，很好！坏事情总会过去的。’”他与父亲的交流他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研究出来的成果，涉及中国服饰史、马种马饰史、熊经鸟申——汉代健身术。沈爷爷曾对父亲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一个一个题目做下去，十辈子也做不完，我们都来干。” 沈爷爷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一波三折，前后十八年，资料被毁，手稿被焚毁，但他一次次重来。还有一段小插曲，两家国内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时都要与日本讲谈社合作，沈爷爷坚决撤稿，最后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系统化工程的开山之作，它为历史研究提出了以实论史的新方法……”（王亚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导读》），为中国服饰史研究铺平了道路。一次一位考古所的老兄对父亲说：看到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我们无地自容啊，本来该我们做的事情，却让一个文学家做出来……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结交良友自然就讲道义，长学问，见温情，能互助，诉心曲”，大约就是父亲的“交友秘诀”，与聂绀弩伯伯的“感到这些人懂得我的心情，说得到一起”可互为印证。

聂绀弩伯伯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

……

代请韩公（注：画家韩羽）赐画, 实获我心。尹公（注：画家尹瘦石）来, 说韩公画戏文极佳, 曾见其虹霓关云云。尹公亦云韩在保定, 不知其为青少中老, 我公其知之乎?

忽然想到, 韩画固神。若问: 何以不以之画社会主义革建, 而画封建落后之物, 其将何以为经济基础服务乎? 此事极关重要, 甚至是文艺界之致命问题, 未见人谈及, 自亦觉极难谈,因广大艰深难以开口也。我尝觉公、我、祖光、瘦（注：尹瘦石）、迩（注：陈迩冬）乃至永玉, 固均属落后分子, 但实皆高知, 并不反社, 有时抑可歌社而并不违心。且今之我国孰为歌社标本, 而歌社之作(不仅美术)似很少如韩画之动人者。又, 韩画似不大众化,而此欣赏之小众, 所见非错。想来想去, 不知如何是好。何时枉顾, 愿一倾之, 以求大教。

此颂 艺安

弟 驽 1977.10.10

此时，聂伯伯还是“戴罪之身”，每个月只有18元生活费，比我父母出狱时差多了。一周后的17日，他写了给邓小平同志的申诉信。转过头，玩笑照开，文思照旧，写此信应是对“文艺界之致命问题”已有想法，要对父亲一吐为快，相互启发。

每个人都有艰难时刻，无论多难多黑暗，这一方土地上的灿烂文化，是父亲和师友们心里的一盏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去探索追求，无论在暗夜里、乌云下、阴影中，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身上永远充满着阳光，所以，永远都不会成为阴影的一部分！朋友相濡以沫，则是那盏灯耗不尽的灯油。

韩羽叔叔做《傅青主听书图》，众多文人题诗。聂伯伯亦有题诗，信中“代请韩公赐画”，就是题诗后，便对韩画念念不忘。

百年旧梦 千古文章

1919年，作为战胜国，自己的领土却在凡尔赛宫被列强交易。
　　日寇入侵，更是让父亲饱尝国仇家恨——兄长黄祖雄（黄中坚）牺牲于太行山，我的外公郁曼陀被敌伪特务暗杀于如今的上海常熟路188弄家门口，三外公郁达夫在抗战胜利后，被日本宪兵杀害于印尼巴爷公务，我的曾外祖母不堪忍受日军欺凌，躲进山洞活活饿死。广州大轰炸后街头血肉横飞的惨景，重庆持续五年的大轰炸……
　　但是，父亲毕竟是同盟会员黄冷观之子，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伴随其长大，爷爷在香港这块英殖民地上创办的中学，起名“中华中学”……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德先生”、“赛先生”，在他们这一代文化人心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父亲模仿比亚兹莱的《魔》是在1929年8月发表在《上海漫画》上的。从香港到上海，都是华洋杂处、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民族情感没有让他排外，反而希望通过借鉴国外，能探一条新路。正如张光宇伯伯这年10月在《上海漫画》发文所称：“……无疑地把新的思想尽量灌输，无疑地把科学组织成的种种力量把他采取；而更其是把我们中国人一向停顿着的懒脑子来捣乱一番！也要叫他嚷出‘立体派’或者‘表现派’的建筑及用具一一速现呢？如其更野心一些连欧美或日本的‘工艺美术’的发达也超过了！要使他们震惊起我们并不是专靠唐、宋、元、明的古瓶，或商鼎、汉瓦来吹吹牛的工艺美术才是啊！”
　　正是这样的忧心和雄心，从1920年代睁大眼睛看世界到194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多数艺术家中形成了探索民族化之路的共识。
　　张乐平伯伯创作的《三毛流浪记》。 黄苗子画1930年代南京的“风花雪月”，都是大众的哀伤与无奈。原载《漫画界》创刊号（四月号）。 父亲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艺术家，他与叶浅予、张乐平伯伯一样，时刻关注“小人物”和社会底层，他的漫画里也有类似的内容。同时，父亲又在不断否定自己，在艺术之路上不断学习、探索、试新。虽有人将他归类到“贵族”一类，其实他并不“领情”，作为“德先生”、“赛先生”的拥趸，怎么能做高高在上的贵族呢？丁聪叔叔的《花街》、祖光叔叔的《风雪夜归人》，那个作品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看世情？
　　大约是1944年，看完祖光叔叔的《风雪夜归人》后，父亲填《念奴娇》词一首：
　　绕梁哀曲，叹灵珠婉转，才人词笔。落彩飘飘谁捡去？累汝殷勤寻觅。笑泣声残，悲欢梦渺，觅也无踪迹。氍毹人世，几人暗自悽咽。
　　从伊密誓惺惺，银河耿耿，会好何如别。涠絮莲泥相望苦，檀板黛眉愁绝。漫说明朝，可怜今夕，雪虐冬风急。云胡归去，江湖万里空阔。

这是为“下九流”人物鸣不平，也是对家国命运的忧愤与无奈。1982年5月，父亲重抄并记曰：“那时正是国土受日帝侵凌，大后方一片昏黑，语涉颓丧，也是写实。身在空阔江湖，回顾一下‘可怜今夕’历史痕迹，倍增感怀。”
那个战乱纷仍的时代，人们流离失所，被上下抛颠，不甘屈辱贫弱的这批文人的命运自然就连到一起。

父亲送挽联到夏公灵堂。右起：黄苗子、郁风、沈芸、郁隽民、沈宁、沈旦华。 1995年，夏衍先生仙逝，父亲书一六尺挽联：“国耻国难国魂百年旧梦，人道人权人性千古文章！”这是夏衍先生一生奋斗的写照，也是父亲和他的师友的理想，不是知己想不出来！

本非同根生，构陷何足奇

共产党人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憧憬。且不说廖承志、夏衍、乔冠华这些共产党人的人品学识，就说八路军不断收复失地，而且为保护赵城金藏，与日伪周旋，那些不认识几个字的战士，为了保卫中华文化瑰宝，竟有八人献出生命，这让他非常感动。渡江战役，解放军敢于炮击英国军舰，让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尤其是抗美援朝，做出了被普遍认为是不可能的奇迹——把美国人从鸭绿江边打回了三八线！百多年屈辱的民族，终于得以扬眉吐气。
　　父亲不是神仙，曾有许多的迷惑、犹疑、彷徨。因为他们太了解旧社会的种种丑恶，于是带着美好的憧憬奔向新社会，生怕不能跟上新气象，玷污了自己的憧憬。每每遇到迷惑，便先检讨自己，其实，他自己也搞不清自己究竟错在哪了。聂伯伯比父亲觉悟高，但也认为自己属于“落后分子”一群。
　　我清楚的记得，母亲出狱当天，我陪他到复兴医院看父亲。父亲释放前因做手术，还在住院，此时由监狱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二人见面，既没有抱头痛哭，也没有怨天尤人，只是很兴奋，毕竟从遥遥无期到一家人团聚。不过最让我意外的是，他们竟认为自己是“敌我矛盾”，我在旁边听了都想笑：真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敌我矛盾？谁把你们当敌人了？广大群众？您老太太刚一进院子，第一个专门看您的可是我发小建民的妈妈牛婶——真正的人民群众、街道积极分子，在我成为“孤儿”的时候，她家里有好吃的，先拿给我吃，可他们家月人均收入只有10块钱。
晚会新装 郁风草图 金梅生绘 1957年 如此“作践”自己，我当时还真理解不了。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了，那是他们预想的最坏结果。母亲已经想好了释放后的生活安排，这个新中国服装设计的开路者，想做个裁缝，而且是缝缝补补的裁缝。父亲可能更“理想化”一点，就想当个校对，点校古籍（书店开始卖部分二十四史，我买了《北齐书》转送到监狱，父亲看后发现句读和注释有错误）。
　　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没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在一次次遇到麻烦的时候，就想放弃或真放弃了，但是，因为对文化艺术、尤其是中国的文化艺术爱得太深，却不由自主地从另一块地方捡起来，并又从中得到一种享受，还把这种享受与朋友分享。
母亲郁风的妇女服装设计图，原载《美术》杂志1956年4月。 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前面的“相煎何太急”用得不对，因为父亲与章诒和虽都是“过来人”，却不“同根”：
　　父亲一生，多受磨难，但他心里有那盏灯，就永远有爱，有光明。所以，他喜欢盯着别人的长处学，为别人的成就点赞；所以，他可以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依然笑面人生；所以，他一次次“放弃”，又一次次重新开始；所以，父亲和母亲早早商定，将收藏和自己的创作拍卖，建立基金会，而不是留给子孙（黄苗子郁风慈善基金会成立至今已资助数百位美术院校贫困生以及多个文化项目）。
　　章诒和心心念念的是重做高高在上的“贵族”，而她笔下的人物不过是她要满足“贵族”虚荣而借来的陪衬和垫脚石，为此，她什么都可以出卖，只要能“高人一等”。所以，她栽赃我父亲，不奇怪。然而，“贵族”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所以，章诒和就发出了“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这种充满着戾气和怨毒的声音。
杨宪益伯伯告别仪式专给父亲留的位置。 右为杨敏如教授。本该是我去安慰老师，却变成老师安慰我。 罗雪村摄影 2009年11月29日，杨宪益伯伯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我代表父亲吊唁。遗体告别正厅的门口左侧，摆放的是各个团体单位送的花圈，右侧第一个花圈就是父亲落款的，而且单独的一个花圈，而下一个花圈是杨绛、冯其庸等几个人的挽带。无论从哪说起，父亲的花圈也不该摆在杨绛先生的花圈前面。显然，是专门就留给父亲的。
　　杨伯伯的妹妹杨敏如老师（我上过她的中国古典文学课），她拉着我的手就哭了说：我们都想你爸爸，我哥哥也一直惦记着他。他是好人，还有郁大姐，都是好人。我们家有好些他们的书，他们的字画。别听那些坏人瞎说。本来我是来吊唁的，可杨老师倒来安慰我了。
　　当晚，杨伯伯的小妹杨苡阿姨来电话：“我哥哥一直惦记着你爸爸，本来说起章诒和我们都气的不得了，可我哥哥只是一笑，黄苗子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相濡以沫的“过来人”，一语中的！
　　杨伯伯这样的朋友，父亲有一大群，章诒和没有！

黄大刚原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