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黄苗子逝世十周年记

芳嘉园过客

　　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父亲和祖光叔叔一起乘公共汽车，上车后，有年轻人给吴叔叔让座，而对父亲“视而不见”。论年齿，父亲是兄；论黑白，吴叔叔头发全白。于是祖光叔叔说父亲是“不白之冤”。这和相声《关公战秦琼》里的以黑胡子、白胡子论长幼有一拼。

最冤莫过“告密”案

　父亲在抗战前就和许多共产党人有交集，其中不少人成了终生的朋友。他曾为这些朋友帮了不少忙，对周恩来、邓颖超这样的高层领导更是敬佩有加。1949年，一有机会就从香港奔向北京。

可就这样一个人，就成了“向党疯狂进攻”的“右派”！你说冤不冤？。

“文革”中的不白之冤更是不胜枚数，大字报、“文革”小报上的“爆料”就不必说了，都是从“想当然”的出发，然后扣上各种帽子。因为江青说母亲是特务，父亲自然也不能幸免。当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黄苗子专案组的张金禄叔叔（后来由“群众专政”人员变成了朋友。父母入狱后，他一直想办法给我关心、照顾）就曾说过，为了找到黄苗子是国民党特务的证据，他们外调跑了半个中国也没找到一点根据。倒是从乔冠华同志那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们要了解黄苗子为国民党提供了什么情报，不该找我呀。我是“八办”的人，如果你们要了解他为共产党做了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或许就是因为外调，才让张金禄叔叔从心底里佩服父亲。

终于，这些不白之冤被扫除了。谁知，在“纠正一切冤假错案”三十余年后，父亲再次蒙受“不白之冤”。

2009年3月19日，《南方周末》发表了章诒和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与当年的大字报比，除了文笔好以外别无二致——“罪名”早就设计好了（他（谢泳）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凑材料（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当然是经过“排除”的，然后就可以“无限上纲”（正常人看过该文，怎么也找不到父亲告密的根据），鞭笞一番了。只要声势够大，什么准绳、依据都不重要。与当年不同的是，过去贴墙上的大字报全贴上了网络，口诛笔伐铺天盖地，各色人等全来蹭流量。

看罢章文，我很不理解，章诒和也是“过来人”，相煎何太急呀？！

1985年父母与吴祖冠叔叔同访聂伯伯时的速写，并题记。

　　聂绀弩伯伯是何等人物？依他的性格，如真有此事，他绝不会再与父亲来往。对此，章诒和心知肚明呀！为此她又编了一个故事：“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 ‘计较’呢？”“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为了圆谎，她非要给聂伯伯的夫人周颖阿姨按个“罪名”，所以聂伯伯才“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姚锡佩女士的文章《为周颖辨正——读章诒和文后》可以证明，章诒和擅长使用种种很过分的“诱导笔法”。

章诒和“诱导笔法”的确高——诱导读者误读，然后她还可以“一推六二五”。

“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紧随这段文字之后的，就是那份1962年的“告密材料”。一时间社会上普遍认为，黄苗子就是那个写“告密材料”的人，黄苗子就是把聂绀弩送进监狱的人，甚至孔夫子旧书网上有店铺拍卖伪造的“告密材料”，落款是黄苗子。人民文学出版社聂伯伯的某同事在《聂绀弩逸事》一文中也有这样的文字：“后来我才知道，我向公安部外调同志简介聂老的情况有一点是不准确的，把聂老送进大牢的不是红卫兵抄家抄出骂林彪、江青‘四人帮’的诗，是聂老的朋友、画家黄苗子揭发了聂绀弩的所谓‘恶攻’言论。”

连一位资深编辑朋友都质问，她章诒和凭什么把那份材料按到黄苗子头上？我告诉他，章可没这么说，下面她是这么写的：“‘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这段话放在了长长的一段文字的中间，很容易让人滑过去。至于她引用的三首诗没有一首是写给我父亲的，那就不重要了。

章诒和完全清楚，那材料与父亲无关。但看着汹汹而来的网上舆论，她不置一词，网上对她文章的质疑，她从不正面回答。

章诒和的文章需要“轰动”，父亲因为名气够大，于是就成了章诒和笔下“倒楣蛋”。

发表于《中国作家》的《聂绀弩刑事档案》。

被章诒和“排除”掉的《聂绀弩刑事档案》

　　《聂绀弩刑事档案》中有“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的文字，一个“疑问句”，到了章诒和的笔下就变成了“肯定句”——黄苗子是向公安机关提供聂诗的人。

司法机关的刑事档案中有给我父亲的诗，或者我父亲写的什么文字里提到聂伯伯，一点都不奇怪，且不说造反派查抄，1968年9月，我们的父母被捕入狱后，有中央专案组的军人持公安局的搜查令，对我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可以说一张纸片都不放过。当时在搜查令及取证物品清单上签字的就是我。同样，聂伯伯家也被抄搜过，自然也少不了我父亲写给他的东西。

前面说了，章诒和选的三首诗，没有一首是给我父亲的。聂绀弩伯伯写诗是要留底稿的，刑事档案中的诗究竟是出自他家还是出自别人家，或是有人主动上交，来龙去脉都不清楚，就说是“告密”。照此逻辑，章诒和当年被抄出的日记、札记等文字该算作“自首”，因为黑纸白字都是她写的呀！

聂绀弩档案中给我父亲的诗复印件。
记得当时父亲得到这些是很高兴，凡熟朋友，都要给他们看。

　　《聂绀弩刑事档案》中的大量重要的史料被章诒和“排除”了：

1967 年2 月18 日预审口供：

我写诗发过牢骚，这些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政协红卫兵抄去了，我也烧了一部分。主要是对自己的处境和别人的处境不满，指的是胡风、冯雪峰。

已经被红卫兵抄去的诗，聂伯伯自然得“交代清楚”才能“过关”。他自己都交代了，还用被人告吗？章诒和选的三首诗和《聂档》里选录的十首诗的解释，与聂伯伯的“口供”竟然那么一致，没有超出“主要是对自己的处境和别人的处境不满”这一内容。难道聂伯伯和解释诗的人商量好了？

1972 年12 月3 日审理公安局控告反革命犯聂绀弩一案的庭审记录中聂伯伯有这样的供词：

答：主要是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对被划为“右派”不满意，主要是对机关领导不满意就表现出来，对毛主席也有伤害的地方。

问：以什么形式表现的？

答：我做了些旧诗，诗中包含了对毛主席不敬重的地方，在下放到北大荒时我歌颂劳动，同时说明这么多劳动好的人都划为“右派”，认为毛主席有不民主的地方。

用今天的眼光看，聂伯伯的诗里还真没有攻击领袖的地方，聂伯伯为什么要承认无中生有的“污辱伟大领袖”罪名？经过那场浩劫的人都应该明白，“欲加之罪”一方“何患无辞”，被加罪一方不“老实坦白”后果不堪设想。那年月，集合迟到两分钟，经过几次“演绎推理”后，就“上纲上线”到了“破坏伟大战略部署”的地步。

　　从《聂档》所披露的材料，除了那份1962年的以外，大多数所谓“揭发”倒更像是日记或书信中的内容被整理过了，还有些纯属开玩笑，这对于不了解这些文人的人，很可能产生误解。就像父亲给吴祖光叔叔、吕恩阿姨的婚礼祝贺信一样，一般人会认为这不是贺信，而是仇人来挑事砸场子的。

应该在1979年，经人介绍，父母认识了王容芬（是最早在国内介绍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学者），那时她刚刚出狱不久，父母尤其是母亲，看到她这样的年轻人无辜坐牢就特别心疼。因为共同语言多，住的又近，就成了忘年交。王容芬大姐是因为反对搞“文革”入狱的。狱中为了受冤屈的狱友保密，被折腾得死去活来，表现得极其刚烈。

王容芬译《马克斯 韦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

　　王大姐在看过章诒和的文章后，曾发文驳斥章诒和：

章怡和本人“文革”中也坐过牢，应该知道内查外调是怎么回事。《聂档》里有1967 年5 月17 日预审时聂绀弩的口供：“我是1962 年回京的，以后有来往的有黄苗子、戴浩、向思赓、陈迩冬、钟敬文、萧军、王次青等人。”这可能是这些人被牵进聂绀弩档案的直接原因，由此引来的内查外调势必要他们写材料，交代与聂绀弩的来往。《聂档》中除了被章怡和用“排除法”栽在黄苗子名下的一份1962年9月12日交给公安机关的系统告密材料，其余都是应付文字，于己于人均无伤害。在当时，凭着这样的材料，既不能抓人，更不能治罪。在今天，这些材料只能映出那一代人的苦难和无奈。 章怡和称：“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没有证据，没有姓名，“语焉不详，含糊不清”地卖了个关子。这个关子抹黑了整整一代文化人，他们在一次次运动中被整，到了今天还要背上告密者的罪名。（摘自《黄苗子和一代中国文化人的人权》）

王大姐从1966年到1979年，坐了13年的牢，对当年定罪量刑的情况非常清楚。章诒和一直不敢正面与王容芬大姐交锋。

《聂绀弩刑事档案》里有一些预审口供记录到1967年 7 月13 日出现大段关于对领袖不满的“交代”、7 月17 日除了继续“交代”对领袖的不满，第一次“交代”出林彪、江青男女关系的问题。终于有了可以定“死罪”的“证据”了——“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摘自聂绀弩的判决书）

2012年11月，我们兄弟起诉章诒和侵犯我父亲名誉权，章诒和没有出庭，但被告方向法庭出示的“证据”还就是香港版《聂绀弩刑事档案》，依然没有可以证明父亲“告密”“出卖”的只言片语。

聂绀弩档案中给我父亲的诗复印件。

南：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郁达夫、聂绀弩三人的旧体诗都写得很好。

黄：最近，有一个研究聂绀弩的专家侯井天得到消息说，山西法院发现聂绀弩一批作品、手稿和衣物。他们找到一摞诗，其中有17首是写给我的。侯老就马上跑去山西，法院让他抄下来。当年，我去看望聂绀弩，他不在家，我就留诗在他的写字台上。他就用“台”、“才”字韵写了17首给我，觉得很过瘾，后来又写了几首给张友鸾，一共二十几首。很奇怪，我都没有收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抄家，关在山西，这些当初被当作调查证据，如今都成为研究资料。

——《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 》（第一辑 苗子、郁风篇）作者李怀宇

疏忽，还是故意忽略

　　1967年是个什么年份，连我这个当年不足十四岁是小屁孩都记得，一个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不会健忘吧？

那年的“一月风暴”揭开了全国“夺权”的序幕，随便网上查一下，就知道1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被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派学生和公安局的造反派夺了权，公安局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此时的斗争对象已变成的了“走资派”，像聂伯伯这种被“雪藏”多年的“老右”，连批斗陪绑的资格都不够。此时的公安局造反派，首先要抓的是“走资派”！然而，一周后， 1967年1月25日聂伯伯被捕。

母亲在半步桥监狱（父亲一直是单独关押），她同监房的都有罪名，她是例外。后来清楚了，父母被江青点了名说她是特务，就是觉得他们留在外面不放心。至于“罪证”，跑了半个中国也没找到。

聂伯伯被捕时，开始也不知道自己有何罪名。

《聂绀弩刑事档案》载有聂绀弩致邓小平同志的申诉信，关于案情是这样说的：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7 年1 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当时没有说明逮捕的理由。在北京市半步桥看守所关押5 个月后，才开始对我进行审问，要我交代有无攻击中央首长的言论。经过多次审问，最后审判员才明确地要我回答：“是否对江青和林彪说过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的话？”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被捕的原因。我承认曾听别人议论过，而我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我是因为对江青在30 年代的生活情况有所了解，同时对于她和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互相勾结、互相吹捧有所不满，所以听别人说他们有暧昧关系，我也相信，因而也说同样的话。

我承认了以后，就没有对我再进行审问。

章诒和《斯人寂寞》也有同样的描述，比聂伯伯自己写得更“生动”。而聂伯伯自己的陈述“1967 年1 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当时没有说明逮捕的理由”、“我承认了以后，就没有对我再进行审问”，则被“忽略”了。

今天我们说“嫌疑人”，是说在法院没有定罪前，就不是罪犯。当年的“某某嫌”就是怀疑对象，根本没有证据，但凡有了一点证据就“某某犯”。《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就有这样的记述：“从相关资料可知，‘恶攻’类案件涉及十余万人众。诸如写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唱错一句歌的‘现行反革命’比比皆是。”

我的父母的“罪名”到释放都不明确。听父亲说过，一开始聂伯伯是被关死牢的，手铐脚镣“伺候”。死牢关押是准备执行死刑的人犯的地方，但到几个月后才有“罪名”，直到1974年才判了“无期徒刑”。

1962年的那份材料，是1962年就在公安局的档案里，还是聂伯伯被捕后才搜来放进去的？为什么在公安机关1962年不抓，而等到1967年基本瘫痪的时候抓人？这些都不搞清楚，就说聂伯伯是被朋友“写进去的”，不就是有罪推断吗？

“文革”中，所有被冤枉的人，哪个不是先扣个“帽子”，然后凑“证据”的（断章取义地选证据，而相反的证据一概排除）？哪怕是“莫须有”的也不放过，甚至是编“罪名”逼人承认。聂伯伯的申诉信已经写得很明白了，五个月后凑到了“证据”，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关”了。而我父母关了七年也没有找到想要的“证据”，不是照样关着吗？

“文革”中，“旗手”江青为了掩盖，给母亲按上了“特务”罪名，三十几年后，“学者”章诒和为轰动，给父亲按了“出卖朋友”的罪名，都不需要真凭实据，真是殊途同归。

还有件事，如果章诒和真的和聂绀弩走得很近，就肯定知道。当年萧军（“文革”中也有八年牢狱之灾）因马蜂写文章辱骂自己，便要与之决斗，请聂绀弩作证人，而马蜂的证人则是狄克。我亲耳听聂伯伯说，约定的地点还因为晒了大粪，临时换地方决斗。结果是马蜂两次倒地。按他们的规矩，证人也可以下场，“单打独斗”可以改成打群架。然而，狄克见马蜂不敌，自己也不敢对阵高出一截的聂绀弩，赶紧拉着马蜂走人。聂伯伯一直没把狄克和红极一时的张春桥联系起来，直到张春桥被公开批判时才知道起自己和张春桥还有这样一次交集。

聂伯伯入狱是不是拜那个狄克所赐，这有待后人梳理了。我只知道，“文革”中公开说张春桥就是狄克的人，被整得很惨。

“遭人诽谤，不欲辩，亦无益”

　　章文发表后，我们兄弟一直想瞒着父亲，最终还是没能瞒住。但子女和朋友还是避免谈相关的话题。

大约是2009年夏天，父亲身体恢复得不错了。返回家中疗养，每周还要去医院做透析。我担心他看到铺天盖地的“网络大字报”，就把家里的网线断了。父亲有办法，直接找搞通讯的忘年交解决，那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大刚，我怎么办啊，老爷子天天给我打电话，我快扛不住了。”同时，父亲跟我说：“你找找小马，请他帮忙恢复网络，我不会看那些东西的，我要从网上搜明史的线索（指图书资料）。”我也不敢再坚持，于是小马解脱了，我总有点不安。

后来，从父亲请的秘书小何那里得知，父亲什么都看了。并且对他说，他们（儿孙）小看我了，这些东西就能把我打垮吗？这是父亲过世后，小何才告诉我。

如果说父亲不生气，那是自欺欺人。2009年10月就套用《木兰辞》写了几句诗：“唧唧复唧唧，老来医院息。不闻机杼声，唯闻刀剑戟。问你何所思，问你何所忆。昨夜见黑帖，妖风卷臭腥。罪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是卧底，阿爷害人精。阿爷陷好人，投之入死监……”有朋友愿意为他搜集资料，请他出面澄清，开始他也答应了。

到了2010年的春节后，叔叔去医院看父亲，父亲口占一首打油诗：“唧唧复唧唧，老头在休息。偶闻风雨声，何须去叹息。”看来，这时父亲就把这件事彻底放下了。所谓“放下”，不是当它没发生，而是“我不陪他玩”。这个“他”当然不是章诒和一个人。

病榻之上，父亲草就的诗稿，其时心情可见一斑。 大约章文见报一年多后，一天中午，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又像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没想到老了老了还碰到这样一件事。朋友们都知道，我从来都是帮朋友的，怎么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呢？”

张金禄叔叔曾对李辉说过，父亲在监狱里，当时有不同的人来回审问他，“有一个专案组来人拿着别人的交代，非要苗子交代一些问题。苗子被逼急了，只好承认。但等我们一来，他就写小条子给我们，要我们反映上去翻供。他从来就没检举过别人，那时我们就非常佩服他。”（见李辉著《黄苗子与郁风》，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亲还对我说：“她说我‘告密’没有证据，我要反驳现在也没证据。我现在没精神去找证据，不如画画写字。”

后来父亲给王观泉叔叔写信，信中说道：“某事遭人诽谤，不欲辩，亦无益。……事实是传媒敢言，应是难得之举，作为现代公民，涉及自己，应能忍受。”（《世纪》杂志2012年第6期）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真的做了最好的选择。

从整个过程看，铺天盖地而来的都是对父亲 “大批判”，继而一批受人尊重的文化人，也被人以“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啊”的手段、甚至编故事的手法“扒皮”。相反，所有反驳的声音却非常微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封杀这类声音。像王容芬大姐这样的人站出来为我父亲辩护时，她的文章，在香港的媒体都遭封杀，一个个还都信誓旦旦：经多方核实，黄苗子就是“告密”聂绀弩的人。这种人还真不少，包括我父亲在香港的所谓“朋友”。后来知道，所谓“核实”，不过是打电话问一问内地他们熟悉的人，他们也没有看到过实实在在的证据。香港一些媒体不是特别讲言论自由吗？为什么忽然拒绝发王大姐的稿件呢？

我们兄弟在打赢章诒和侵犯我父亲名誉权的官司后，发布的法院公告和律师函，只有朋友帮着转发，然后就石沉大海了。现在章诒和及其他诬蔑父亲的文章还在网上到处挂着，而想搜一搜王容芬的文章，已经很困难了。

这就像有一张大网，连着香港也连着内地。有人说这是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后面捣鬼，因为，章诒和早在2007年就拿了这里的奖金。一个小小的基金会能在中国掀起这么大的浪？恐怕没那么简单。

章诒和只是一颗棋子，她身后有着父亲个人无力抗衡的强大势力。与其做无用功，倒不如做点于人于己有益的事情——画画、写文章。

　　章诒和在《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这真是章诒和“肺腑之言”，她一直用阴暗心理看世情，她已经成为了“构陷”阴影的一部分了，并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2006年3月邵燕祥先生邀聚。左起：邵燕祥、章诒和、杨宪益、郁风、黄苗子。三年后，章诒和就把朋友的朋友、为她题写斋名的人构陷了。

　　2015底，经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做出如下判决：

一、本判决生效后，被告章诒和立即停止侵犯黄苗子名誉权的行为；

二、被告章诒和在《南方周末》发表声明，针对其发表的称黄苗子主动作为“卧底”进行“告密”，将聂绀弩送进监狱的系列文章向黄苗子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为黄苗子恢复名誉，同时向黄苗子家属致歉（该声明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送交刊登，其内容须交本院审核；如不履行上述义务，本院将在《南方周末》刊登判决书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章诒和承担）。

三、被告章诒和赔偿原告黄大雷、黄大刚精神损害抚慰金二万元及诉讼合理支出二万元，以上共计四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

打官司以及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是希望“文革”那种捕风捉影、莫须有加上深文周纳的恶行，不再重演（章诒和曾经深受其害，但用起当年的手段毫不逊色）。同时为章诒和点了名的如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父亲的朋友们正名，他们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都是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下相互帮助、相互保护的那一群人！这是我从父母和他们众多的朋友那里深深地感觉到的。

黄大刚原创（未完待续）

1980年代，聂绀弩伯伯写给父亲的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