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山水和亲人

苍穹之下

故乡的山水和亲人 固原县黑城人民公社杨河大队第一生产队，我的故乡，我的老家，母亲曾在这个集体里劳作了20年。生产队，大队，公社也是我最早知晓的管理机构，熟悉而又陌生。 公社最大，也最远，离家大约二十里路。九、十岁时知道公社在黑城，公社有书记，有会计，有干部，有"繁华"的街道，是我心目中很威严的地方。 公社所在地每逢农历一四七有集市，街上有门市部，门市部那煤油、香皂、糖果、香烟等气味混合成的特有味道很吸引人，会让人闻味无穷。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布匹、连环画书、各色皮球、饼干糖果、鞭炮等总让人留恋忘返。营业员时髦的穿戴和悠闲的工作及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的舒适环境令人生羡，不由得偷偷产生长大要当个营业员的想法。 街上还有比大队学校大的小学，更有大队没有的中学、医院、兽医站、粮库、戏台、馆子、理发馆、照像馆和其它不知名的单位。 二年级"六一"时，我代表学校在公社戏台上演过一次节目，用毛主席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题词编的舞蹈，男女五六个人边唱边跳，歌词和调子我现在仍记着(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舞蹈最后亮相是一位腰身揉软的同学在另俩同学身上形成一个半圆，意即仙人洞，几个人双手伸展出表示无限风光在险峰。演出效果老师很满意，编舞老师是从固原城到大队学校的赵世杰老师和爱人张老师俩口，后来听说他们在固原县第五小学工作。 医院里有两位大夫邱荣德和任启兴，因为我母亲经常有病(心口痛)，他们是我家常客，记得那时一直把母亲的病按心脏病治，后来医疗条件好了才诊断为胃疼，可怜母亲吃了多少冤枉药，经受了多少病痛折磨。 二年级时好像还到公社学校开过一次会，尽管公社的学校也是十分简陋且破旧的土坯房，但对我们在大队小学上学的学生来说还是高大上的，到学生宿舍一看几十个比我还土气的"洋"学生吃住在学校，感觉既新鲜又神秘，心情很是复杂，按现在的话说有点羡慕嫉妒恨和庆幸吧。 大队，农村基层政权的中间层，是最小的有公章、有办公室的地方，我不知道对它应归属怎样一个系列，现在叫村委会，所有领导都通过村民代表选举产生，当属村民自治组织。 大队五个官名比较好记，支部书记简称支书、大队长、会计、民兵营长和妇女主任。地方虽小但五脏俱全，管理职能健全，也很方便社员群众。 在大队这个组织存在的二十多年里，其他官员走马灯一样更换，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台，但支书一直是一人，任职时间之长以至在社员和公社干部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大队人最多，场地最大的是学校，先开始是小学，后来有了初中成一贯制学校，杨河大队教小学的老师教出来的一届初中毕业生质量很好，有四五个学生考上了固原顶尖高中固原一中，由此也说明一个问题，老师的敬业精神是做好教学的重要要素。 在杨河大队小学我读过两年书，那两年正值文革，学习极不认真，敷衍了事，除法好像就是学不会，也暴露了我数理逻辑智能先天不足的劣势，那时纸张和铅笔等学习用品十分匮乏，好一点的用文革的传单纸订作业本，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校园圈地，光脚弄出行，然后用从废电池取出的碳棒在上面写字组词，我坚信那是这世界上最大的和最豪横的作业，申请个吉尼斯世界记录可能会成功。 一起读过书且记忆深刻的同学是赵满军和宋建有，前者高考被宁夏大学法律系录取，后来在固原市党校工作，并从事律师工作，但三十刚出头就英年早逝。后者在家务农，五十岁左右患病不幸去世，悲哉！还有赵军勤，后来参军转业到自治区农业银行任办公室主任。另有一位石固平，是当时下放家属到杨河大队的石道儒县长的儿子，后来在海原县招待所工作，是学校的高干子弟！ 大队还有代销店、赤脚医生的诊所、拖拉机运输、机耕、磨面、碾米、粉草等为社员群众和生产小队提供服务的人和设备。另外还有一个百余亩地的苹果园，园内苹果品种有红元帅、红香蕉、国光等，一度产量很高，但苹果去向不大清楚，八成是做一些公益事情和弥补大队经费不足吧。 在医疗条件极为落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支庞大的中国特色的医疗队伍"赤脚医生"，他们边学边干，虽然出了一些医疗事故，如肌肉注射打到神经上致残，输液事故，药物过敏，莲霉素致儿童耳聋等，使有的人遭遇不幸，但对绝大多数人还是起到了治病救人的效果。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有利有弊。在医疗站干过的有好几位，但坚持下来且一生从事农村医疗工作的只有张青川大夫一人，土医生看病也有一些拿手的经验，对农村医疗发展的贡献应该是二八开吧。 七十年代，在杨河大队来了一支充满活力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男男女女近二十人，他们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朝气蓬勃。如今想想，十几岁初中或高中刚毕业，就离开父母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生活条件极度贫乏的地方生活劳动，父母有多么无奈和不舍，但那是时代的要求，祖国的召唤！ 那时我已在海原县城读书，对他们不甚了解，但寒暑假也见过几面，略知一二。杨河大队所有人对知青视为自己孩子，给他们安排了土木结构的集体宿舍，知青点，让他们住在一起不孤单，互相照应，并专门安排一名茶饭水平好，个人卫生干净的成年妇女为他们做饭，饭菜虽单调但却可口热呼。劳动也尽量安排在一起和其他社员同劳动，并把有的安排到学校当教师，这一切都反映了家乡人的淳朴和憨厚。知青们在大队的每一天和莫言等伤痕文学作者的作品情节大相径庭！ 农村改革开放初，知青还没有回城，这些有文化的知青和大队的土文艺工作者共同排演秦腔戏，使杨河大队的演戏达到空前绝后的水平，正月初三开始，知青们便离家回到大队演戏，以另一种形式最早开展文化下乡活动，如今想起来很是感人。 几十年后，他们相约来到生活和劳动过的地方，看望曾经帮助关心过他们的大队领导和乡亲，回忆并非如烟的往事，再续那难以忘却的一段情缘。 大队当属一级权力机构，记忆最深刻的是可以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六七十年代是唯家庭成分的时候，全大队也划了近十户地主和富农成分，记得过一段时间就开一场全体社员大会，大会开始时有人高喊一声，把地主富农押上来，就由一些荷枪实弹的武装基干民兵把一些灰头土脸，衣衫烂缕，满脸沮丧的人押到台前勾头站着，主持人再带领大家喊几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好像仅仅是应应景儿。最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听说也发生过一些过激做法，但那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怪不得谁。要怪只能怪自己祖上不应时。 杨河大队在八零年改革开放前，集体经济在这个贫困地方发展的很有规模了，如果当时把农村改革的形式能够再科学一点，估计会比今天发展的更好。我也是井底之蛙评天，不知天高地厚了！ 生产队，农村最小的基层政权单位，队长，妇女队长，会计，保管，记分员都是社员选，大队任命，他们的报筹可能就是不干其他体力活，记比较高的工分吧。 生产队直接关乎每一户社员家庭的吃喝拉撒睡，劳动量的大小，记工的多少，收入以及集体财产的无偿使用乃至出门请假都归生产队。 生产队是全体社员既同心同德，共同发展，又离心离德，各留一手的大集体，有成圈的骡马、驴、牛、羊、猪，狗，也有两挂马车和碾米磨面机械，库房里四季存放着应急的储备粮，饿的勒紧裤带也不能吃的粮。 每年除由队长安排种植小麦、糜谷、土豆、蔬菜、油籽(胡麻)外，还种数十亩香瓜或西瓜，既可以给社员分点瓜果也可卖出赚些收入。瓜果收入、购销粮收入、马车外出运输收入、土砖瓦窑收入、部分人外出务工收入及我们这样的劳力少的超支户上缴收入等，就是每个劳动日的产值，大部分收入就是生产队分配的粮油和其它农副产品了。 总体大家都很穷，男女老少基本没有穿新衣的，尽乎家家有土窑洞，住土木结构房子的寥寥无几，出行全靠两条腿，全队也只有我们家有辆自行车。当时一家做饭锅里放油大概半个队的人都能闻到油香味，过年宰肥猪的也没几家，除夕夜的鞭炮声更是零零星星。吃肉改善伙食就盼望端午节、中秋节队长能巧立名目宰几头猪和羊分给大家，拎着肉回家，男女老少脸上满是喜悦。 生产队有一个教学点，四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一二年级学生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一般是复式教学，就是老师先给二年级上课，然后二年级看书做作业，老师再给一年级上课。虽然是民办教师教学，但在教学点当过教师的三位都工作十分出色，没有辜负乡亲的期望，所教学生写一手好字，做一个好人，有的学生长大十分有出息。 教学点创始人，第一位老师赵元信老师后来升任大队学校校长；第二位我三哥宋满仁老师后来被评为全国先进教师，自治区劳模，五间土房里的育人事迹屡见报端；第三位赵元学老师退休前被评聘为副高级职称，他们都在家门口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令人敬佩！ 生产队，对我而言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曾经，论陌生是我在生产队没干过一天活，说熟悉我母亲在生产队辛苦劳作二十年，有数不尽的酸甜苦辣。 我们队上不论男女老少都安分守己，勤俭爱劳，这种美德不仅体现在家庭，也表现在集体生活中。 队上有专门的会计，可惜多年的老会计在车祸中不幸身亡，谨慎小心一辈子，在去三营赶集的路上被车撞，当时银平公路十几分钟也没一辆车，而且车速绝对超不过40迈，但事情总是那样偶然。 有专门喂马驴牛的，白天要铡草，晚上给牲口添料和分配推磨用驴，但四季有热炕睡。也有五六位专门放羊的，负责几百只羊的吃喝产羔。还有两位赶马车的专业人员，他们大多数是有点年纪的人，也有个别略微年轻的。我表姐由于家庭变故，常年养几十头大黑猪，那可是给队上积肥，给社员改善生活的重头之一，活不轻不重但责任重大。 为方便生产，生产队在山上建有一座羊圈，便于给山上农田积肥运肥。又在很远的王家庄山间建有生产基地，几孔窑洞方便农忙和收获季节劳作，山大、沟深、路窄、坡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洒播下的汗水多于收成，社员在这里真正能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含义。这条路二十多年辛苦了我的一代先人和兄嫂。 母亲那时人单力薄，但自強不息，用家中一辆人力车(架子车)常年参加各种妇女劳动，每天拉车步行两趟走40多里路向三营电场送过砖，也在黑城河筛过砂石，更在山高路陡的王家庄拉过粮食，性強的性格让自己吃了很多苦头，过了二十多年十分辛苦的生活。好在父亲在体制内工作，家中生活条件好，我们母子没有挨饿受冻。我小时候曾经傻到一直不明白别人为什么把小麦不弄成白面而要弄成麸面吃。 生产队的大集体人们往往同心不同力，说同心是大家都希望自己队比别人队发展的好发展的快，每年有个好收成，过上富裕的日子。不同力是在劳作时就表现出私心，出工不出力，投机磨滑，大家驴大家骑，做事不够上心不够专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十分复杂，但主要是刚从半封建社会转变到新中国时间不长，仅十余年，人的观念和思想境界还停留在私有制时代，另外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基础设施差，生产资料极其紧缺，加之农业税以公粮形式征收，还要带任务上交购粮养活城市等也是主要原因，特别是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办法不科学，管理者管理水平差，没有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考评机制，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副作用产生的严重影响使农村发展如蜗牛爬行。 说说而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话题是一个高深的社会科学，包产到户短平快的解决了农民的温饱，但也仅是权宜之计，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当时不要把孩子和脏水都泼掉，农村的集体经济、基础设施和正风正气可能会更好，更具有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性。 站着说话不腰疼，马后炮和事后诸葛亮好当，当时摸着石头过河，谁能那么有前瞻性呢。但经过近几十年探索基本形成了多种成熟的发展模式，农村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公社大队生产队说不上留恋和思念，但不论怎样是两代人经历的历史瞬间，尽管已物是人非或人是物非，但还是让人不由自主地深情回望。回望她那曾经的人欢马跃、鸡鸣狗叫和炊烟袅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