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票据上的历史——票号发源于重庆吗？（汪海/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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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号又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是由商业资本转化而来主要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从清道光初年到民国早期这一百多年间，票号与钱庄、当铺是中国传统金融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票号最早为山西人开设，所以通常被称为“山票票号”或“西号”。

　　有关票号起源的说法历来不一。

关于票号起源的时间，传说有隋末唐初说，明中叶说和明末清初说，但由于缺乏史实，都只能当作学理上的假设。按主营汇兑专业机构的定义，人们普遍认同的是票号发源于清道光初年。

关于票号发源地问题，金融史学界有票号发源于“天津说”，“北京说”，“汉口说”“平遥说”等等。重庆学界不少人认为票号起源于重庆。具体又有三种 表述：（1）山西票号发源于重庆。并称“1831年重庆日升昌便由颜料铺改为了专营汇兑的票号。自日升昌改营票号业务后，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以及云南、浙江等地兴起一大批票号.......”。（2）重庆是山西商号最早经营汇业的地方。（3）山西票号的产生与重庆有关。

　　近读民国二十六年（1937）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陈其田先生著《山西票庄考略》一书。这是一本至今仍被史学界公认的票号史权威著作。陈其田先生在详细梳理票号起源问题各种资料信息后给出这样结论性论述：

“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

天津日升昌经理，山西平遥人雷履泰改颜料铺为票号，主营汇兑，为该业创始人，是票汇行业和学界历来都没多少争议的共识。通读陈其田先生《山西票庄考略》等相关文章，结合到目前为止重庆已发掘的经济、金融史料看，关于票号是否发源于重庆，我们只能得出如下认识：

一是票号起源的背景的确与重庆有关。清初的时候，山西商人经商网络已遍布全国。因业务上的需要，各地商人银银往来转运频繁。后来因商业发达，银钱转运不便，清中期后遂产生票汇业务和票号。几乎所有关于票号起源引用资料的源头都指向，雷履泰领同乡李姓之资本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到重庆设分号采办四川出产的一种颜料——铜绿，运往汉、平、津、沈阳等处销售，感于道路遥远，大量银钱转运不易，联想借用来川售货商家之汇兑，遂发明汇票。

二是日升昌由单纯的颜料铺，到兼办汇兑，最后改为票号主营汇兑业务是一过程。资料表明，1831年最早更名为票号的是北京日升昌而非重庆。

所以我同意“山西票号产生与重庆有关”的说法。重庆应该是办理票汇业务较早地方。而票号发源于重庆的说法缺乏严谨的论据。

　　日升昌是重庆最早的票号。在1936年《经济杂志》（一卷第四期）登载的汪粟甫《重庆金融市场考略》中有“票号来渝惟日升昌最早，其初售西绿兼办汇兑，所以日升昌在票帮最发达时代，仍有西绿局之牌名。”票号最初发展的40年间，全由山西商人（主要集中于平遥、祁县、太谷）投资和经营，故名山西票号或“西帮票号”了。

山西票号的业务主要是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同时还开办代办捐献、借垫，发行“期票”、“小票”及“存条”等其他业务。他们早期从经营个人和商号埠际间的款项拨兑起家，后来逐渐发展到包揽官府下拨军款、上输的赋税以及地方士绅捐款等银钱调剂等等银钱业务，几乎无所不包。晚清社会动荡，官款的解交也发生困难，几乎全靠票号周转。又由于山西票号的分支机构不仅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甚至远及海外，所以当时有“西帮票号汇通天下”和“一纸之信遥传，百万之款立集，全国财政赖以灌输”之说。清末日本人绪方南溟所著《中国工商业考》一书中在“重庆港”一节里，有“此地无银行，唯有中国票号及钱铺数十家，然此等皆为银行所业之一半”之说，可见那时外国人已把票号视同银行。

重庆为西南主要商埠，历来商贸繁旺，在周边西南地区有商品集散和幅射作用。票号兴起后，认定重庆为汇业的收交重地，因此大都在重庆设置分号。重庆开埠时，据海关调查报告有票号16家。开埠后重庆工商业迅速发展，所以清同、光年间也是重庆票号最兴盛的时期，最多时有28家。其中25家为西帮票号。有影响的有日升昌、蔚盛长、蔚丰厚（平遥帮），大德通、大德存、三晋源（祁县帮）等等。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营业活动区域大体上呈分合演进状况，太谷帮主要在“广东和长江中下游”，所以在重庆分号鲜见。

西帮票号经营最主要有两个特点：（1）在收交重地设立分号。所谓“收交重地”是指当时国内重要商埠和交流发达的地方。卫聚贤著《山西票号史》称：“......其聚集之纲领为收交、储蓄，虽由各省分庄（即分号）任其事，而必以天津、上海、汉口、沙市、长沙、重庆、西安、兰州为收交重地。”从中也可以看到重庆之区域金融中心地位。（2）依附地方政府及官员并为其服务，官商勾结，从中揽活营利。这种利益相交，融为一体，使票号具有了官方垄断性金融机构的性质。

除西帮票号外，重庆还有南帮票号。南帮票号是浙江人和云南商人开设的票号。他们起步较晚，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后，但家数不多。据相关资料记载，南帮票号在重庆只有三家，即浙江商人开办的源丰润，云南人开办的兴顺合和天顺祥。天顺祥为重庆票号中后起之秀，业务上能与西帮几等而上下。特别是天顺祥的后任管事李辉庭远见卓识，为人精明干练，长袖善舞，三十年苦心经营，使天顺祥业务发展迅速，最盛时期不仅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成都、贵阳、沪州等大中城市设有分号，且业务远 及香港、海防等海外。光绪30年重庆商务总会成立成时，李耀庭一个云南人当选为首任会长，成为重庆商界领袖人物，可见其影响。

到19世纪末，随着交通的变革，火车和轮船通行各商埠，加之邮电等通讯技术的加入，缩短了各地距离，给商人往来交易和现银（元）结算带来了极大方便。票号赖以生存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使仅有100多年历史的票号走向衰落。随着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票号失去官府的依附，丧失了生存主要条件；在与钱庄和新兴银行竞争中又明显处于劣势；加之票号人物和制度自身的局限，错过变革时机，终于走向没路。宣统三年（1911年）天顺祥票号歇业，1916年，重庆的日升昌等14家全部停业。至此，票号结束了在重庆的金融使命，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