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姐和二姐

谢文亮

我的大姐和二姐，五十年代出生在陕北农村，没有文化，通过政治夜校扫盲简单的认识几个字，能歪歪斜斜的写下自己的名字。两个姐姐中等身材，个子相差无几，性格却差异很大。大姐心直口快，急躁要强，二姐温和善良，贤淑勤劳。 　　母亲因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未年生孩子大出血，当时交通不便，医疗条件差，没来得及医治，33岁英年早逝，给父亲留下七个未成年的孩子，母亲去世时，大姐十三岁，二姐十二岁。母亲去世后，起初还有爷爷奶奶，可不到两年奶奶也离开了人世。 　　我们九口之家，两个姐姐成了“家庭主妇” ，大姐一日三餐帮父亲刷锅洗碗，还要跟父亲学做简单的饭菜。灶台高，她够不着锅，常常就踩着板凳进行。有时不注意，板凳踩不正，踏翻板凳就摔倒扭伤了脚，打坏了盆子和碗，父亲只好用麻编和猪血将盆碗粘合补对好再用。她的左手时常让菜刀割的旧伤未好，新伤又来。 　　二姐帮父亲照看未满两周岁的小妹。白天倒好说，晚上小妹时常哭闹，父亲劳作一天非常累了，只能两个姐姐轮流照看…… 　　不光是这样，两个姐姐还要学父亲、外婆和邻居的奶奶做针线活，用牛皮纸仿剪样品，回来自己琢磨，确保一家人有衣、有鞋穿。 　　后來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农业社大集体。实行按劳分配，按工分分粮。我家人口多，劳力少，父亲一人劳动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两个姐姐和大哥上不了学，大哥也成了主要的劳力。 　　大姐是“主妇，”二哥、三哥我和小妹上学。生产队将任务分派给各家各户：修路、打坝、农田会战。可这些公差任务只能让二姐去执行、去完成。那个时候讲阶级成份，我家成分不好，是富农。 　　爷爷经常是上批斗会的，父亲也受批判。成分压的爷爷和父亲喘不过气，挺不起腰，哥哥姐姐也受到歧视。大哥和大姐耿直要强，只要平日里有不公平的事，都要去争去辩，常常气愤不平…… 　　二姐贤淑勤劳善良，怕受牵连，在外修路打坝、农田会战，争着、抢着拼命干活。常常是受表扬的劳动模范。二姐喜欢唱歌，后来到了文艺宣传队成了歌唱队员。 　　随时间的推移，两个姐姐，由黄毛丫头变成黄花闺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们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给两个姐姐介绍对象的人很多，都认为两个姐姐能干，因为没妈的孩子早当家。 　　常言道：“苦豌豌，结下了苦蛋蛋”。最终和两个姐姐有姻缘的姐夫：大姐没公公，二姐没婆婆…… 　　大姐成家后，心里还装着老人和弟妹，夏天中午不休息忙于给我们做鞋，冬天利用刮风下雪的时间给我们缝补棉衣。那一针一线密密麻麻不知花了大姐多少心血？并把自己的嫁装让给弟妹穿…… 　　二姐成家后，起早贪黑，改变了姐夫贫穷的家境。二姐姐夫家境的变化，我总结两句话：“忆昔日，土窑洞不足20平米，光线黑暗。吃的粗茶淡饭，院内杂草丛生”。 　　“观今朝，平板房，砖窑洞，宽畅明亮。吃的美味佳肴。小卖部，铡草机，粉碎机，汽车停在院内”。这一前一后的对比，既有我姐夫的不辞劳苦，更有我二姐默默无闻的奉献。 　　大姐敢做敢说，并有经商的头脑。成家后卖猪卖鸡供三个孩子上学成家，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改革开放后，她从乡下来到县城，以炒卖瓜籽为生，做小买卖，年纯收入三四万，并在县城买了房子。 　　二姐和蔼可亲、不但吃苦耐劳，还是一个贤妻良母，热于帮助别人。若要姐夫有不顺心的事，他们家族、邻居有矛盾纠纷，都由二姐去调和解说。孤独的老公公和她生活了二十几年，一直到老。她从未和老人发生过争吵，生活上照顾的无微不至。 　　二姐针线好，茶饭好。村里村外，亲朋好友过红白事就请她当“主厨，”也是新娘新郎结婚嫁娶新衣、新鞋的设计者和主作者。 　　大姐和二姐，有耐心、能受下枉累。她们抚养大自己的子女和孙子。还在亲戚无助的情况下，帮助别人抚养孩子。小时候她们关照我们的小弟妹。成家后，她们分别又给我抚养了孩子。 　　现在子女成就了，二姐还养猪养鸡，牛羊满圈，种菜，栽果树。只要学生放暑假寒假，孙子回来十几个，一日三餐她包揽，还要给孙子洗衣，变花样给孙子做好吃的。杀个猪，宰个羊，给这家吃了，还要给那家子女送。给这家姐妹兄长吃了，还要给年迈的老父亲送。到了瓜果开园，二姐又忙于给进城的子女和姐妹捎，常常累的精疲力尽。　 　　二姐乐于奉献，曾被县妇联和乡妇联评选为“女能手和优秀模范党员。”　　现在两个姐姐都己到“花甲之年”，挺着驼背的身子，时刻不忘老父亲，只要父亲到她们家都照顾的无微不至。还以坚强的毅力不停的奔波。谁也阻挡不了，谁也说服不住，儿女都成就，人到中年，还怕光景过不到人前……　　常言道：“老嫂似母，老姐似母”。两个姐姐为我们操劳不少。为照顾老人弟妹，受了罪，也受了累。我没有什么好补偿的，只能用我一生所学的浅薄知识，把她们走过的艰难历程来个小结，把她们的功绩来赞扬。做为一种回忆，留传给后人，让他们欣赏，让他们学习。 　　这就是敢作敢说的两个姐姐，乐于奉献的姐姐。　　亲爱的姐姐：你们一生积劳成疾，现在该停下脚步歇息了，让我们少些牵挂，好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