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洪忠：蜀鱼凫王朝对賨文化的影响

珞门文化（罗洪忠）

罗洪忠：蜀鱼凫王朝对賨文化的影响

本网讯 扬雄《蜀都赋》：“东有巴賨，绵亘百濮”。百濮支系繁盛，賨人与那支族群有关？罗洪忠结合先秦賨人世居地阆中有史籍明载的“彭池”和“慈凫”，认为商代鱼凫王朝属颛顼后裔，帝颛顼“居濮”，其后裔必为濮人，鱼凫濮人对賨文化是有影响的。

罗洪忠查阅史籍时看到，《汉书·地理志》巴郡阆中县下注云：“阆中，……彭道鱼池在西南。”彭道的西南边有鱼池，说明沿岸居住着以鱼为图腾的族群。《华阳国志·巴志》有载：“徙封阆中（范目）慈凫乡侯”，凫为野鸭，渔人以凫捕鱼为生，说明范目所在族群有可能以慈凫捕鱼为生。若将“鱼池”、“慈凫”两者结合起来，似乎与蜀之鱼凫王朝有某种联系。

有关鱼凫王，史籍时记载很是模糊。（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伯灌、鱼凫、蒲泽、开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云：“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宋）《太平御览》卷888也有相同的记载:“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游。”在古蜀史里，鱼凫是第三代，《蜀王本纪》中只有寥寥几句，（唐）李白在《蜀道难》发出慨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罗洪忠查阅史籍，（唐）卢求《成都记》说得更细一点:“鱼凫治在今导江县。尝猎前山，得道，乘虎而行。”导江县即今都江堰市导江铺，任乃强先生在《四川地名考释》中称:“今眉之彭山县北，东二里有鱼凫津。”（南宋）孙松寿《观古鱼凫城》：“野寺依修竹，鱼凫迹半存。高城归野垄，故国霭荒村。”其诗注:“在温江县北十五里，有小院。”1996年，考古学家果真在温江县万春镇直属村和报恩村之间，发现了史载的古城址。

神话学家主张剥开传说的外衣，找出历史的素地。不妨把鱼凫成仙、蜀民化去，解释成鱼凫失国,蜀民逃亡;而传说中的打猎，往往指的是战争;“神化不死”其实是壮烈牺牲。罗洪忠据此认为，传说中鱼凫一代可能常受外敌迫害，最终被驱出蜀境。

鱼凫王仙去，其后裔到底去哪里？他查阅《逸周书·王会篇》看到有关记载:周成王大会诸侯于成周(今洛阳),各方诸侯以其方物进献王室,“成周之会……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西晋）孔晁注:“鸟有文彩者。皋鸡似凫。”他非常赞同当代巴蜀史专家段渝先生的解读，所谓有文彩而似凫的皋鸡,实即鱼凫王朝的神物和标记。三星堆第三、四期出土的陶塑鸟头,头顶、颈部、眼眶及嘴部饰有云雷纹,就是这种有文彩的凫。

鱼凫王朝灭亡后，其后裔结局又是如何？史家和考古专家一直寻找答案，陕西宝鸡靠近周朝岐山的（弓鱼）国引起了他们的关注。1974-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的竹园沟、茹家庄、纸坊头，发掘了27座(弓鱼)伯及其家族墓葬，年代从武王至穆王时期。(弓鱼)出现在陕西(弓鱼)国遗址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盘上，可翻阅《汉语大字典》《辞海》，都查不到这个“(弓鱼)”字。(弓鱼)国晚在西周，比三星堆古国晚了数百年，周朝王室重臣井伯之女井姬下嫁(弓鱼)伯。再查青铜鼎、青铜盘记载，(弓鱼)国在夹缝中生存，靠婚姻维持它与周王朝以及临近的夨国、夌国的关系，最终被夨国所灭。

(弓鱼)国参与武王伐纣，(弓鱼)这个字的造型是左弓右鱼，让人想起三星堆的金杖，其上雕刻着一张弓箭，一条鱼，一只鸟，鱼被弓箭贯穿而入，同样的图案还出现在金沙的金带上。金是古代重器，古人将图案刻在金器上，一定意味着战争、盟誓、迁徙等大事。对一个西南民族而言，一张弓箭与一个鱼会蕴藏着的密码，也许暗含着与蜀之鱼凫王朝的某种联系。

罗洪忠从这些考古发掘中看到，(弓鱼)国礼器从形制和纹饰来看，有自己的特征，不完全同于典型周文化的器物。兵器有有戈、矛、剑、钺、板楯等，有些戈属于宝山类，有些戈装饰虎纹属早期蜀式戈;钺上装饰虎纹，由宝山钺发展而来;剑为柳叶形短剑，为战国巴式剑的雏形；板楯则新出，为以前所没有。当时许多专家认为，(弓鱼)国遗址为巴人的(弓鱼)氏所遗，即是参与武王伐纣的巴师，可这些器物与四川彭县竹瓦街所出颇为相似，特别是青铜兵器的形制与早期蜀文化颇为近似，同殷周之际的巴人谈不上直接的联系。考古专家林向先生认为:“弓鱼国文化中明显占有优势的早蜀文化因素是不能单用外部传播来解释的，必然是与蜀人实力直接抵达渭滨，蜀文化圈在此与周文化圈相重叠有关。”段渝先生也认为:“从各种文化现象分析，弓鱼氏文化是古蜀人沿嘉陵江向北发展的一支，是古蜀国在渭水上游的一个拓殖点”。

罗洪忠查阅《华阳国志·蜀志》也有明确记载:“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蟠。”商代,古蜀王国鱼凫王朝的势力强大，以成都平原西北部今四川广汉三星堆为都城,以成都平原中部为统治中心,以陕南汉中地区为北部屏障,以长江上游川江峡区的夔门、巫山地区为东部前哨,以西南夷地区为战略后方。

在周原甲骨的第十一号窖穴68号卜甲刻文曰:“兹口伐蜀”，是周文王时伐蜀的记录。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就有十多条伐“蜀方”的记录，讲的是征伐蜀，并征调蜀的射手和御者。殷人能征伐位于川西地区的蜀国，显然是不可能的，必是蜀人向外扩张，向东发展到川东、鄂西一带，向北发展到陕南、甚至秦岭以北地带，才引起殷人、周人的征伐。罗洪忠敏感地意识到，蜀鱼凫王被蜀杜宇王所灭，进入宝鸡一带参与武王伐纣，参加了成周诸侯大会而献凫给周成王,这无疑是杜宇开国年代的极好佐证,三星堆二期至四期文化的主人，就是古史传说中的鱼凫氏。

罗洪忠还注意到，廪君巴人以白虎为图腾，从巴地多处出土带虎纹兵器、虎钮錞于和柳叶剑，认为这必是巴人所使用的器物。成都平原东周时期的青铜兵器上同样铸有各式各样的虎纹，早在商代的古蜀三星堆祭祀坑内就出土黄金和青铜制作的虎，在成都市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石虎；（弓鱼）国出土有西周时期的虎形车軏，柱形軏正面为一高浮雕虎面，虎面宽阔，双目圆睁，巨口扩张作吞食状，额顶为卷云纹，虎面背后蹲伏一小人，作双手环抱虎面状；阆中古城南不远处的彭城坝文化遗址出土了商周礼器“虎纹铜钺”，身上多了一只老虎装饰图案，个头也较大，显得更加威风和凌厉，属于皇宫中的礼仪兵器；宣汉县罗家坝遗址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墓葬，里面也出现了存在着虎纹图案的青铜柳叶剑；重庆云阳县李家坝墓葬所出青铜兵器上铸刻的阴线或浅浮雕的虎纹；……这些均不能作为器主或墓主是廪君后代的直接证据，是否与《成都记》“鱼凫……得道，乘虎而行”有关，值得史家与考古专家关注。

罗洪忠还从史籍所载的古賨国都——渠县城坝遗址两个战国中期墓地发现端倪，两个墓地挨得很近，其中一个是主墓，一个是陪葬墓，虎和蛇两种图腾同时出在主墓和陪葬墓中。第一个墓跟蛇有关，没出现蛇虎混合的情况。第二个墓是蛇缠虎身，青铜戈上装饰着虎头人身的图像，编钟上有清晰的老虎图案，明显跟崇虎的族群有关。最让人奇怪的是第二个墓，虎钮錞于是蛇缠虎身，同涪陵巴王陵墓战国中晚期出土的纯张着大口的虎钮錞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虎形象，文化内含也应该不一样。城坝遗址以前出土的虎钮錞于，顶部虎钮尾残，虎站立于中心，虎身铸刻有虎斑纹。顶部两侧均铸刻有巴蜀符号，其中一侧饰有鱼纹，另一侧饰有鸟纹，这个鸟是否暗含为“凫”，意味着就是“乘虎而行”的鱼凫王后裔，是值得史家关注的。

罗洪忠大量查找巴地与虎纹相关的兵器，从发掘装饰有虎纹的巴蜀式戈、矛和钺来看，城固发现的最早，阆中、宝鸡的次之，而在鄂西、重庆与湖南境内更晚，而宣汉县罗家坝发现的虎纹青铜器、虎钮錞于则更晚。他非常同意巴蜀史专家段渝先生的分析，虎是自然界的猛兽，因其威武和勇猛等特点受到人们的敬畏和赞赏。人们用各种材料制作成虎形和虎纹，特别是在兵器上铸刻虎纹，是为了借助虎的威力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在他看来，殷卜辞的“虎方”，周成王时铜器《中齎》铭文提到“唯王令南宫乏(伐)反虎方之年”，《孟子·膝文公下》记载“（武王）驱虎”，春秋时江淮之间的“夷虎”，还有三星堆、(弓鱼)国墓葬、阆中彭城坝、宣汉罗家坝、渠县城坝、云阳李家坝等地均出土了带虎纹的青铜器物，板楯蛮以射杀白虎著称于世，不能将其同崇拜白虎的廪君巴人相混淆。

罗洪忠没有止步，投入到鱼凫王的族源的探索中。《史记索隐》：“皇甫谧云：‘……（黄帝）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国语·晋语四》:“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 夷鼓，彤鱼氏之甥也。韦昭注:‘彤鱼，国名’。”（北宋）刘恕《通鉴外纪》记载:“黄帝……三妃彤鱼氏之女曰邛,生挥及夷彭。”《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氏族总部》：“挥造弧矢，封于张。”远古以女性氏族有关，彤鱼氏之女邛氏生挥发明了弓箭，夷彭即夷鼓是否与鼓有关也同样值得关注。《华阳国志》所记载的商代“濮人冢”，即是邛都夷所遗，还有蜀郡临邛县有布濮水，似乎与彤鱼氏之女邛有些关联。若查阅历史，彤鱼氏系炎帝后裔，初居虞山（今甘肃陇县），尧舜时东迁至彤城（今陕西华县西南），其先民主要生活在距今7000-5500年间甘肃大地湾、陕西半坡和姜寨、豫北山地、伊洛大河村一带。从某种角度来看，鱼凫王崇拜弓箭，以其射鱼便成为可能，这也许是三星堆金杖上雕刻着一个弓箭和一条鱼的原因。

罗洪忠查阅史籍还看到，鱼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氏族，商代甲骨文卜辞中就已有“子渔”的记载，春秋时期就已立国于江汉地区。（唐）杜佑《迪曲·州郡》载：“夔州（今奉节县）春秋时为鱼国，后属楚。”周成王之际，鱼人参加了洛邑盛会。《逸周书·王会》载：“其西，鱼复(凫)钟鼓、钟牛。”鱼复为春秋时庸国(在今房县、竹山一带)之鱼邑。《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师伐庸，……鱼人逐楚师。”《巴志》载：“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而分其地。巴得鱼国邑。”《水经·夷水注》：“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捍关是汉代巴郡鱼腹县，楚国为巩固后方基地，多次出兵驱赶荆蛮。

鱼凫王族与哪个族群有关？罗洪忠从《山海经》找到几条线索，证实黄帝之孙颛顼与蜀鱼凫国的关系。《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鱼妇为颛顼所化，死而复苏，即言鱼妇为颛顼后代。妇、凫一声之转，人们自然联想到鱼妇应是蜀王鱼凫氏来源的又一传说。三星堆出土金杖图案上的人、鱼、鸟刻纹，也正表现出“颛顼死即复苏”、“是为鱼妇（凫）”这样一种上古人类与动物相互转化的观念和族系分化的概念。有关蛇为鱼，《山海经·海外南经》曰：“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大荒西经》又曰：“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蛇乃化为鱼。”

帝颛顼与鱼凫有关，罗洪忠还找到更多史籍。鱼凫王朝是否与颛顼有关，从颛顼死后的葬地也能看出些端倪。《山海经·海外北经》：《山海经·海内东经》：“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山海经·大荒北经》：“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颛顼的葬地有鲋鱼、务隅、附禺，实为同名异音。鲋鱼在多种史籍均有记载，《通典》：“顿丘有鲋鱼山，颛顼所葬之处，今名广阳山。”《水经·洪水注》：“淇水历广阳里，迳颛顼冢西。”《史记集解》皇览：“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帝颛顼葬地在古顿丘县，今濮阳市清丰县固城乡，鱼凫、鱼妇与鲋鱼，均与帝颛顼有关，他相信史家也能从中看出些端倪来。

罗洪忠还看到，在中华五帝之中，颛顼帝名列第二，紧随黄帝之后。《竹书纪年》“帝颛顼，高阳氏，元年，帝即位，居濮。”王国维疏证，此濮故曰帝丘，即今河南濮阳，在濮水北岸。西水坡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印证了古文献关于颛顼帝的记载。颛顼居地名“濮”，其后裔走到哪里将迁徙地称其为“濮”，故商代蜀之鱼凫王朝为濮人。

谈到这里，罗洪忠便作出了大胆判断，蜀之鱼凫王朝灭亡后，其后裔首先进入了白龙江，一支在商代末期迁徙北上，自城固、洋县、陈县、徽县、凤县，到达宝鸡秦岭北麓扎根，商代末期建立了(弓鱼)国参与武王伐纣，正是《尚书·牧誓》记载的西土八国蜀伐纣的一支；另一支经白龙江而下进入嘉陵江到达阆中，与当地土著融合演变为賨人，属于颛顼后裔，这正印证了《蜀都赋》所提到的賨为百濮的历史记载。（弓鱼）国灭亡后，一支进入庸国成为鱼邑，参加洛邑盛会献钟鼓说明其为夷鼓（彭）后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