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8）我当过民兵

大老王（王顺）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一些偶然发生的事情，就如我和张子被老队长捡漏，到了刺棵梁生产队。

我们村在朱巷公社属相对富裕村，我俩的小日子也过得不错。但不到一年时间，就陆续添了三口人。

首先是徐庆福，合肥知青，中等个头，老实憨厚。他来了之后，张子挑水就少多了，我在灶台上的活儿也少了。因他父亲是省供销社机关食堂的厨师，耳闻目睹，他的厨艺也不差。

徐庆福1976年招工进了合肥生物制药厂，后来工厂倒闭下岗，日子过得很艰难。

其次是黄建国，上海知青，1968年下乡在云南中缅边界的一个小村庄，苦熬六年无望，通过关系转到了这里。曾经到缅甸打过游击，经历坎坷。

黄建国1975年招工进了长丰县搬运社，整天拉板车，还不如村里自在。后又调至合肥黄山电扇厂，也是一个区办小厂。我曾托他买过一台牡丹牌台式电扇，后因漏电扔了。

黄建国是上海知青，按政策返沪，上海对当年的知青有欠缺之意，现在补贴不少。

最后是冯发斌，我的六中同学，原随合肥六中下放在长丰罗塘公社，因到我这里串门子玩，爱上这里，转了过来。

冯发斌1976年招工进了合肥市地质勘查队，后与合肥市规划设计院合并，属事业单位退休。小日子过得不错，我们偶尔在一起喝喝小酒叙叙旧。

知青的苦难命运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知青的不幸都是相同的，知青的快乐各有不同。

对我们来讲，总不该像当年那样的忆苦思甜，“不忘阶段苦，牢记血泪仇”吧。我的态度是：下乡三年苦，都付笑谈中。

1974年底农闲时节，我和张齐祥被选中去公社参加民兵集训，地点在朱巷中学，搞队列训练的叫迟晨光。他也是当年七中一起下放的，不知怎的当了朱巷中学的体育老师。

据说这个迟晨光在校很皮很淘，一般好孩子都不敢与他来往。回城后不知怎的就犯了事被判刑，再后来就因病去世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敌对国是苏联，尤其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全军全民进行了总动员。

培训有个内容是徒手炸坦克，在图片上找坦克的薄弱点，用炸药包点燃塞进履带。

回生产队后，我和张齐祥要对其他民兵进行再教学。为了示范，我俩别出心裁，根据苏T34图片，用泥巴堆了个坦克，大概是这样子。

最难完成的是炮筒，需要一根约四米长碗口粗的树干，刺棵梁树长不高，长一点的都留做房梁了，谁家都不愿贡献，只能勉强找了根二米多长的细树干插上当炮筒，使我们的雕塑作品大打折扣。坦克立马变成了装甲车，至今想起来，都遗憾不己。

模仿电影里的情节，用麻袋捆成炸药包，还插上一根棍子。教他们侧卧匍匐前进炸坦克，徒手格斗拼刺刀，玩笑中我俩完成了战备教学。

1975年初春，老队长向我们几个下达了指示，公假一周，全部回合肥，目的只有一个：找门路买化肥。

几个屁颠颠的跑回去。不到一周，又都垂头丧气的空手回来了。

那是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物质都是计划分配，有指标才能买到。普通老百姓到哪儿去弄呀？

第三天，冯发斌满载而归，带回了两吨化肥的指标。老队长高兴不得了，立马给冯发斌封了个民兵排长的头衔。

有人升官，当然要庆贺。一块钱买16个鸡蛋炒两盘，再加些其它什么的，晚上喝了二斤酒。

饭后，张齐祥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小短文《化肥与少尉》，调侃两件不相干的事儿如何有了联系。

那是我第一次看他写东西，感觉文笔流畅、语言生动、幽默风趣，很有文才。

一如现在，写文章更加老道，风采更胜当年。

我猜测，他小学和初中的语文老师是合肥人，喜欢用合肥话来写文章。我认为少了一点味道，合肥话说出来比写出来要俏皮、好玩。

虽然我也一口合肥话，但有许多能说出来而写不出的语言，影响了我们的书面表达。

1976年底，张齐祥应征入伍，后上了石家庄陆军步兵学院，官至正营转业，可授少校或大尉军衔。

若留部队，干个师长旅长的，也是很正常的事，可惜呀！

未完待续。

写于2022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