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实地走四方，暮年回首也心安

刘文述

一 参军

　我叫马占凯，河北省顺平县东后兴村人，1928年农历二月初二生人。今天是我的生日，掐指一算，今年九十四周岁了。

1946年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我们村里经常住八路军，那时候在清淮叔叔家住的是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方国华，外院长山叔叔家住的是政治部主任李昌，我家住的是政治部的机要电台。

后来方国华搬到我家住了。他看起来很严肃，实际上很健谈，常问我家的情况，问我多大了，喜欢不喜欢当兵。那时我18岁，是村里的民兵，常看八路军战士们训练，他们列队、跑步、练各种姿势打枪、拼刺刀，我当时特别羡慕他们的大枪、刺刀、手榴弹，还有那身军装。电台设在我家时，我很快就与电台的台长混熟了，我说愿意参军，他说好呀，就来我们这当通讯员吧。

后来，台长说这还得有个正式手续。方国华住在我家时，谈到参军的事，他问我：“你认字吗？”我上过两年学，是西后兴村老硬儿先生来咱村教书时学的，我这名字还是他给我起的呢。我就说我认些字。他让我在纸上写我自己的名字，我歪歪扭扭地写了三个字，他看了说：“你先别跟我们当兵了，先去山里头学习吧，学好后当卫生员、当护士。现在前方部队很需要卫生人员。”

我记得很清楚，正月初六那天，也就是1947年的1月27日，我就带上政治部副主任方国华给我开的介绍信，背上我娘给我缝的褥子，一个人到唐县黑角村参军去了。我这算是个人自愿当兵的，不是政府下达任务应征入伍的。

　头一天晚上，我是按方国华的嘱咐，住在一个野战医院。第二天一出村，可巧就遇到几个女兵，其中一个是曲阳县的王秋芬，她们也是要到黑角村报到的，我们就搭伴一起走，又走了一天，才走到唐县黑角村。找到卫生训练队，将介绍信交给人家，领导上给我发了军装，我就算是参军了。

　

二 卫生训练队

训练队新兵很多，我编入第十班，第九班全是女兵。在这里，我和大家一起学习解剖学、拉丁文、生理学、药物学、急救等课程。在班上，数我文化水平最低，教员讲课时，好多人都能记笔记，我不行，记不下来，但我也是最努力学习的战士之一。学了三个月，就毕业了。别看我文化低，可考试成绩还不错。大概就是由于我的成绩好，毕业后，许多人都上了前线，我们十多个成绩好的，就留队继续学习调剂技术。这时，训练队合并到四纵队随营学校，为医务训练队，有护士队和调剂队。

在学习期间，跟我一屋住的副班长小声问我：“你在组织吗？”我不懂他说的组织是什么，就问：“什么叫在组织？”他说：“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是呀。他说那你怎么不转关系呀？我这才知道当党员还要转关系，我一直以为我是党员，到哪儿也是党员呢。这么说，我还须回村去转党员关系。

又过了两个月，我们训练队就搬到唐县大山外边来了。我们住的地方靠近平原，交通也方便些了，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爹就看我来了，还给我带来一只钢笔，他说是买的本村王海论的笔。那时候，谁要是有只钢笔，那可是挺神气挺得意的事。我告诉我爹，在部队上很好，不用为我担心。我们在部队上每天都是吃小米干饭，有白菜、菠菜，菜里还有肉片哩。我当了兵，穿上了新军装棉袄、棉裤，发了新棉被，觉得特别有精神，在部队这个大家庭真是好！

我们上课的课堂就是老百姓的一间屋子，屋子里没有生火，很冷，也没有桌椅，每人坐在一大块河光石上，把自己的膝盖当桌子，我用钢笔记笔记，也觉得很神气。

这次学习结束后，我就回村里开党员介绍信。记得那正是立夏庙的时候，赶庙会的人很多，卖什么的都有，男男女女，热闹的很啊，忽然炸庙了，说是国民党顽固军打来了，人们四下逃跑，我就赶快脱下军装，埋在土里，随大伙跑到南腰山道沟。后来没事了，顽固军其实也没有来，我才回来找到原来那个地方，刨出军装，再穿上。回村办了党的关系，再到县组织部，换了介绍信。此后，我的党的关系才转到了部队，过起了组织生活。

我入党是本村我的堂弟马占德介绍的，那是1946年的事，填了表，但不是我自己写的。当时也不进行什么共产主义教育，也不知入党干什么，只是说入了党，要保密，不能告诉别人，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

　

三 当护士

在调剂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四纵队（即后来的六十四军）补训团卫生所当调剂员。1948年初，调到军卫生部手术队当护士。我当护士打的第一仗是从河北省安国县出发到察哈尔尉县的察南战役。察南战役完了，渡过桑干河，部队经过什么地方，就解放什么地方。在向冀东进军时，解放了延庆，后又解放了香河，武清等地。在打臻子镇时，那可是一次硬仗，主要是打伙会，伙会就是逃亡地主组成的还乡团，比国民党顽固军还凶，打死也不投降，战斗打得很激烈，每天都接受很多伤员，进行扩创手术。我们一连好几天没睡觉，非常紧张，不停地煮器械，消毒，给伤员作手术，有的消毒包扎，有的就不得不将胳膊或腿锯掉。

后来我又调到卫生一连，参加了新保安、太原、甘肃、银川等战役。我一直是在卫生一连工作。我们那时候为伤员打针，输液用的药品，都是我们自己制的，我们自己做蒸馏水、配药，没有天平，也没有其它仪器，就是全凭自己的嘴尝，用自己的舌头品味道来判定配出的葡萄糖食盐水是不是合格。

宁夏那个地方，虽说是北方，可水稻田多，我记得我们住的地方叫吴忠堡，有的战士受了伤，本来不太重，可是在水稻田里一泡，就得了气性坏疽，受伤的那条腿很快就变黑了，非锯下来不可，有的还来不及锯就牺牲了，那情形很惨烈。

在宁夏，回民多，回民是忌讳吃猪肉的。上级要求注意民族政策。我们驻吴忠堡之前的那个村都是汉族人，司务长买了一头猪，还没来得及吃，就有任务，命令赶快转移。我们就用驮子驮着猪肉片来到吴忠堡。不巧，我们住在了一位回民阿訇家里，这是一家大财主。这怎么办？司务长想了个办法，就在半夜里煮猪肉，煮熟了叫大家赶快起床吃肉。吃完后，当时就在外院挖了个坑，将猪骨头埋了。为这事，后来检查群众纪律，指导员还做了检查，我们大家由于一下子吃下太多的猪肉，有的还头痛呢。

四 自学文化知识

全国解放后，我们又参加了修建天水至宝鸡的铁路，我那时候是在192师当司药。

1950年底，为准备抗美援朝，部队调到山东泰安整训，补充兵员。腊月三十那天，我们就开赴丹东，稍作整顿，就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停战后回国，先在丹东住下。这时开始营房建设，部队结束了多年的战争生活，住进了军营，开始正规训练。后来我师离开丹东市到了大东县营房驻地，直至1955年5月份，我们部队又到旅顺口市接替了苏联在中国的海防任务。那时候我是六十四军192师卫生营的药房主任。在工作中，我就非常喜爱学习，一边工作，一边自己学习文化知识，也很想去学校进修。

探亲回到村里，我就把本村我堂妹马秀芬的初中作业本借来，一题不落地做题，做完后再与她做的答案对照。我在齐齐哈尔上过解放军八十二速成中学，在沈阳工农兵速成中学进行过高中文化补习。

1958年，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部队也要抽调一批人去上大学。这是很多人都很向往的好事，选拔的条件，一是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或师级以上先进工作者，二是正连级以下的干部，三是30岁以下，四是家庭出身好，五是具备初中文化知识。经上级考察，我正好符合这五项条件，就把我抽上了。我们六十四军一共只选派了两个人，当时我真是特别高兴，遂了我多年的心愿。这事当时搞得还很神秘，战友们都不知道我要去干什么。

五 上大学

1959年，大学招生时，高教部规定，北京的十几所大学，除了北京大学不招收调干生外，我们这些人不用考试，想上哪个大学，都可以任自己挑选。我当时想，我当了十几年兵，对解放军有感情，最好学一些与军事有关的科学知识，毕业后还可以为军队、为国防建设服务，于是就选了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系，分配到遥测专业。

9月，我进了大学的校门，那时候已经31岁了，当时学校称我们是调干生。就凭我这只上过二年学的农村孩子，还能上大学，我感到非常高兴，心情也很激动，我想，这一方面是自己多年来不住地要求进步，打心眼里愿意多学点知识，总是自觉地刻苦学习，另一方面，是共产党对我的培养，没有党，就不会有我的今天。那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努力学习，一定要学好尖端的军事科学技术，来报答党对我的培养。

开始上课了，当接触到正规大学课程时，我才发现，我如今踏上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十分艰难的征程。

一门门系统的、严谨的学科摆在我面前。首先是高等数学，那抽象的思维，严谨的推导，深奥的求证，无穷的假设以及精细的计算，令我惊奇不已，眼花瞭乱，简直就像是步入迷宫，手足无措。再看班上其它同学，人家都是从小学、初中、高中按部就班上来的，大学课程对他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说不是什么负担。我可就不同了，虽然上过速成中学，高中三年的课程我是一年学完的。现在，一个个拦路虎常常阻止我前进。课堂上教师讲的我不能完全听懂，记笔记也记不完全，课下做作业也很困难。那时候常提的一个口号是向科学进军，攻克科学堡垒，我就想，既然进了大学门，困难有，但是退路没有。过去我们打仗时，攻堡垒是要下决心，要勇敢，要不怕牺牲，如今我要攻科学堡垒，也要付出代价的，只是这就不能只凭一时的热情了，要踏下心来，发奋读书才行。于是，我就用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去复习，做作业，不懂的就问老师问同学。晚上常常学到十一二点才睡觉。老师对我们调干生还特别照顾，常常辅导我们到深夜。第一次数学考试，别的同学早早交了巻，我一直在考场考了四五个小时，同学们把饭给我打到考场，我吃了饭继续答题。监考老师不但认真也很耐心，就在考场陪着我们几个调干生。

我们调干生的长处，就是成熟、老练、诚恳、谨慎、刻苦。从1948年起，我在单位上差不多总是担任党支部委员，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甘人后。上了大学，第二年当党支部书记，在班上确实当好了老大哥的角色，受到同学们的信任和拥护。

　　大学4年级的马占凯（1963年5月）



　 5年的时间，我与同学们一起学了40多门课程，不知熬了多少夜，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只记得我在北京那5年，星期日很少出去逛北京，平时没有几个晚上是按时就寝的。5年的刻苦努力使我克服了一个个障碍，成为新中国一个合格的大学毕业生。　

六 勤恳工作 一生节俭

大学毕业后，国家分配我到国家气象局工作。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是管天、管风、管雨的差事，能预见什么时候刮风下雨。没有重新回到我所热爱的国防科技和兵工战线，这使我多少有点遗憾。不过，我用所学的科学知识，在气象战线上，同样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做出了自己一点应有的贡献。在气象局，我多次变动工作，无论是在研究所，在工程处，在气象中心，在气象科学院科教处，无论是当技术员，当党支部书记，当科长，我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宽以待人，严以律己。

所幸我在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不管是在人前还是在人后，不管是管人、管财、管物，我没有失足，没有假公济私，没有损公肥私，没有拉帮结伙，对同事们一向开诚布公。我扪心自问，往小里说，我对得起我爹娘，他们一辈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都是本分的庄稼人，他们从小就教导我别做坏事。我也对得起我们东后兴村的乡亲们。往大里说，我一生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觉着我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我不敢说我有多高尚，我有多了不起，我只觉得我没有一天敢忘记我当年自愿当兵时最初的想法，就是我想让我们家过上好日子，也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想想我们村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石升岚烈士，想想我们村刘步真和刘振江烈士，他俩都是和我前后脚当兵的，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倒下了，为我们中华民族流了血，舍了命，他们的功劳比我大得多，可是他们却没有赶上过好日子，我算是幸运的，我是踏着他们的血迹走过来的，没有他们，哪有我的今天？想想他们，我有什么资格摆架子？有什么资格耍骄傲？有什么资格贪图享受？我觉得我要是贪污腐化，当贪官，那简直就是犯罪，老百姓怎么处置我都不为过。我只有一心一意勤勤恳恳地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才算对得起流血牺牲的烈士们，他们的血才没有白流。

1998年，我离休了，在家颐养天年。今年是2022年，我94岁了，每天吃得饱，睡得着，心里舒坦。光阴过得好快啊，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经着的事，不算少，说感想，也很多，简单地说，就是几句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

马占凯在东后兴村（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