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皇后胡蝶 声音背后的那个人

至简

　　《胡蝶回忆录》（联经出版社，1986；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是世上唯一一本由胡蝶口述整理、记录了胡蝶从上海到温哥华一生踪迹的传记。距初版三十六年之后，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初推出新版，更名为《胡蝶口述自传》。此书作者刘慧琴，是我的长辈和挚友，所以我想写一写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刘慧琴全家30年代中期在上海留影，前右一为刘慧琴

　　壹

　　我和刘慧琴相识，算起来大约也有二十年了。最初我们是在一些海外华文作家的活动上相见，话题只限制在寒暄问候和匆匆道别上。真正与她相知，是在2007年，当时我在为华工历史小说《金山》作案头，曾去温哥华收集资料采访华工后代，刘慧琴也是我的受访者之一。那时我们只是熟人，并非深交，她却热情邀请我在她家落脚，并和她的几位文友一起，开车接送我。我并不是她唯一接待过的作家。几十年里，南来北往的作家学者如陈若曦、於梨华、陈建功、铁凝、严歌苓、陈骏涛、池莉、项小米、牛玉秋、吴泰昌、陈瑞琳、江岚等，都得到过她的盛情款待。

　　在她家里，我们有了几次深谈。她家客厅的灯光剪出一个小小的圆圈，世界的喧嚣被阻挡在外，我们终于能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安静地倾听彼此。刘慧琴给我讲了她的身世。她的外公是最早来到北美修铁路采矿的那一代华工，她的外婆是独在异乡的外公从旧金山买来的小妾，卑贱地尽心尽力地养育了十几个儿女，并和外公一起供养他在广东台山那头的家。刘慧琴的一位亲人，冒着整个家族的非议，娶了一位有印第安血统的女子为妻。这桩跨越了两个弱势族群的婚姻，却诞生了一个维系一生的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刘慧琴在加拿大出生的母亲，被叶落归根的外婆带回广东老家，却成为了台山女子师范的第一届毕业生；刘慧琴行医的父亲英年早逝，成为寡妇的母亲，以惊人的勇气在中年重启命运之帆，回到加拿大，组成一个关系复杂的新家庭。刘慧琴的舅舅们，是中国最早一代的海归，他们所属的那个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留学生圈子，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道前卫的特立独行的风景。

　　那几天我是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她的故事。我从未想到，那个在公众场合言行举止冷静克制、中规中矩的刘慧琴，竟有一个如此丰富、几乎可以用活色生香来形容的身世。她的倾诉选择了我的耳朵，彼此感觉相宜。客套如蛇皮蜕下，我们从熟人成为莫逆。我在书写《金山》的过程中，她的家族故事如脉搏，始终在我的字里行间隐隐跳动。从此无论世上有多少飞尘，我们始终看得清彼此，始终在最需要的那个时刻送与对方信任和支持。

　　也就是在那时，刘慧琴和我谈起了胡蝶。她口中的胡蝶，不是那个万众簇拥、高光之下的电影皇后，而是一个收紧了指头缝、小心翼翼地按着养老金的数目来筹划日子、连狭小公寓里的停车位也分租出去的老妇人潘宝娟。温哥华这样的老人成千上万，但这一个还是不同于那些个，因为这一个曾经站在山巅，看尽了人间繁华。胡蝶在从山巅走到平地的过程中，遭遇了她的英文教员刘慧琴。假若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当口，镁光灯下的胡蝶和清高自持的刘慧琴，会有对话的可能吗？我猜想不会。

　　幸好，她们在对的时间相遇，才有了三十六年前的《胡蝶回忆录》和今天的《胡蝶口述自传》。读这部传记，人各有所得。历史学家看到的是大动荡的时代剪影，电影人看到的是珍贵的银屏史料，设计师看到的是轮转的时尚风潮，小说家看到的是变迁中的人性。而我，身为刘慧琴的朋友，看到的却是静静地站在胡蝶身后、把潘宝娟的声音化成文字的那个人。

胡蝶与刘慧琴一对儿女

　　贰

　　胡蝶应算是我祖父那一辈人的话题。在遇到刘慧琴之前，我对胡蝶的认识是平面的，仅是记忆存储中的一个小角落，在是在的，却不会去轻易翻动。刘慧琴让我看见了胡蝶的节俭，胡蝶的小心矜持，胡蝶对丈夫潘有声的真实思念，胡蝶的蓝颜知己朱大哥对她几十年不渝的呵护体恤，胡蝶对这份情谊的珍重和不安……刘慧琴让胡蝶从山巅走下来，充满人间烟火气，我们有了对视的可能。

　　当她俩在温哥华相遇时，经历巨大生活落差的，不只是胡蝶一人。刘慧琴出生于上海，在一个经历过中西文化熏陶的家庭背景里长大，后来考上北大西语系，师从俞大洇朱光潜等名家，毕业后先后进入作协和社科院外文研究所，和杨绛冯宗璞沈宁（夏衍之女）成为同事朋友。她所经历的，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在尘埃落定之后，她才会醒悟：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里，她和许多人结下的患难友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个人史的剪影。她经历和见证的往事，多年之后依旧使她颤栗不安，心有余悸。但她毕竟在体制内供职，在故土过的是衣食无忧的日子。人到中年，她决定放弃所有，一如当年的母亲，到彼岸开始一段独自抚养三个儿女的艰难维生路程。基因的力量不可违逆。

　　当刘慧琴和胡蝶在温哥华的那个英文教室中以师生身份相遇时，她们都失去了熟悉的社会参照物，都有各自的生命巨变需要应对。胡蝶已是节衣缩食量入为出的家庭妇女潘宝娟，而外文研究所的学者和作家刘慧琴，则已成为在困顿挣扎中竭尽所能抚养儿女的普通母亲。她们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广东、海派和西洋文化的混杂熏陶。历经沧海阅人无数的胡蝶，一眼就看清了刘慧琴的体己。胡蝶对刘慧琴敞开心扉，是偶然，也是必然。

　　当我们的谈话深入到胡蝶的身世时，我未能免俗，也问了天底下所有人都会问的那个问题，刘慧琴告诉我胡蝶的回答是“清者自清。”半个多世纪以来，胡蝶的名字已经和某个军统名人紧紧地绑在一起。面对这个已成为她身份标签的事件，这样一个简短的回答，未免略显苍白贫瘠。那时《胡蝶回忆录》早已问世，胡蝶也已香消玉殒多年，面对我的疑惑，刘慧琴说如有机会再版，她将寻找更多的资料作为那个简单回答的佐证。多年之后，她终于兑现了她的诺言。

胡蝶亲赠刘慧琴的照片 摄于1968年，时年60岁

　　叁

　　这次在《胡蝶回忆录》基础上再版的《胡蝶口述自传》，除了文字的修订之外，还增加了许多历史背景知识和珍贵的历史照片。刘慧琴用大海捞针般的耐心，在史料中寻找线索，一一对照核实，列出了一个胡蝶大事年表，其中包括了抗战期间胡蝶在重庆的踪迹。根据刘慧琴的调研，胡蝶一家在烽火中抵达陪都重庆的时间，大约在1944年6月。胡蝶立即奔赴桂林投入了电影《建国之路》的拍摄，回到重庆时已是1944年年底。抗战胜利后，她立即安排和家人分批返沪。在重庆她至多生活了几个月的时间，且一直与母亲与继子住在一起，其间数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和媒体记录之中。这段时间里，在云南从商的潘有声时时往返于昆明和重庆之间，他们当时尚年幼的继子，至今对父亲的来访有着鲜明的记忆。刘慧琴梳理的时间线，使得那些言之凿凿的“霸占”说法，开始显示纰漏和疑云。

　　写这本书的过程里，另有一些故事，是刘慧琴不曾在序言和后记中提及的。当时刘慧琴的两个女儿在加拿大东部求学，但她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幼儿，需要她的时刻照拂。一个全职工作的母亲，只能抽周末的时间来到胡蝶家中采访。在胡蝶公寓中干坐的小儿，常常会在百无聊赖中央求母亲：“你什么时候能写完带我玩呢？”母亲的回答总是：“快了，快了。”孩子的可怜要求使她于心不忍，她会在采访告一段落时，让孩子和胡蝶一起到胡蝶住处附近的海滩用面包屑喂海鸥，而她自己，则坐在车里整理刚刚记录下来的采访笔记。刘慧琴至今保存着儿子和胡蝶的合影，这些照片把朝阳和夕阳相伴的瞬间，定格为永久的记忆。《胡蝶回忆录》的文字，就是这样在牙膏一样挤压出来的点滴时间里，聚沙成塔，渐渐成形。

1987年刘慧琴回国探亲，在杨绛钱锺书家中合影

　　刘慧琴身上有一股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典型的清高自好，在书写这本书时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她十分在意被人误会是在沾名人的光。三十六年前《胡蝶回忆录》出版时，诗人痖弦是玉成者。今年《胡蝶口述自传》出版后，痖弦也是最早的读者之一。痖公对此书的评价是“干净”，因为写作者始终把自己隐退在胡蝶的声音之后。而我，则觉得刘慧琴把自己撇得太清了。她私下里讲给我听的她和胡蝶之间的交往琐事，如果也能出现在书中，如同一部电影的拍摄侧记，将会是全书严谨的行文风格之外的一个活色生香的声部。我曾直言不讳地告诉过刘慧琴我的遗憾，但她笑而不语。这些年里我们经历了彼此生活中的许多磨难，我们早已跨过了那个察言观色的客套阶段。对于我的直言，她不一定同意，但她从不以为忤，她的宽容仁慈给了我偶尔“撒野”的勇气。

　　“在这个众说纷纭的世界里，我终于为胡蝶留下了她自己的声音。”这是刘慧琴多次对我说的话。她把自己静静地安放在“整理者”的定位上，甚至把初版的稿费全数留给了胡蝶。“她比我需要，”这是她的简单解释。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时代里，形容词不值钱。拿“高风亮节”来说她，也是俗套，但我一时也找不到更合宜的词，就暂且放在此处留用。

　　“还有一些重要记忆，我还没有时间梳理。”刘慧琴告诉我。我知道她的“一些”，是指她在现今听起来不可思议的复杂身世以及她在作协和外文所里所经历的种种往事，包括她大学刚刚毕业，即作为随团翻译派往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筹备会议的所见；她和杨绛钱锺书一家多年的相处，还有那件一度传得沸沸扬扬的邻里争执；她眼中的作家和同事冯宗璞；她和夏衍之女沈宁几十年里的相互扶持……对于她这样行事严谨，落笔需斟酌再三的人来说，她的故事太多，气力不够。每次看见她为还各样的人情债，做着这样那样耗费心神的杂事时，我总为她感觉心疼。我的脑子在此时分成两半，一半是作家，一半是朋友。作家心疼她的时间，朋友心疼她的身体。作家的那一半希望自己能更狠地“压榨”她，像挤牛奶一样地挤出她的记忆，让历史得以在文字中存留。而朋友的那一半则希望她放下手中的一切，让记忆、写作、人情世故统统见鬼，只愿她牵着孙儿的小手，在阳光海滩上行走，闻一闻海腥味。这两半常常吵得声嘶力竭，好在她知道我根底里的善意，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我词语上的尖利。

　　《胡蝶口述自传》从中国电影史和胡蝶个人史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本书。我非专业电影人，也非历史学家，甚至也不是文学评论家。这篇文章算不得是书评，我只想借此说几句私心话而已：我希望人们在聆听胡蝶生命中的最后声音时，不要忽略那个严实地隐退在胡蝶身后的码字者。这个人的存在，才给了这本书以灵魂。在我动笔之前，刘慧琴再三交代我要把重点放在胡蝶身上，不要过多写她自己。我当然没有听她的。胡蝶是半个世纪以来人人皆知的高光点，而刘慧琴不是。真正知道刘慧琴的人不多，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对于这本书的再版，我除了高兴之外，还有些小得意，因为我厚颜地自认为在其中也有小小的一份功劳。这几年我没少“压榨”刘慧琴，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求她放下琐事，逼她尽快完稿，劝她考虑这样那样的出版意向。她对我则是一贯的纵容仁慈，把我种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行径一律称做“鼓励。”我权且把她的好话当做红包收下，也在此祝她虎年生翼，耳聪目明地写下更多的往事。

胡蝶主演的第二部有声片《自由之花》剧照之一，郑正秋编导。

电影皇后胡蝶 声音背后的那个人

最后一部影片《塔里的女人》，胡蝶（饰黎薇的母亲）与汪玲（饰黎薇）剧照

最后一部影片《塔里的女人》，胡蝶（饰黎薇的母亲）与汪玲（饰黎薇）剧照

少女胡蝶，投考电影学校时的装扮

　　刘慧琴

　　祖籍广东台山，生于上海，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先后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世界文学》杂志。1980年移居加拿大，海外华文女作家。曾任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会长，现任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顾问、编委。与晚年胡蝶为至交，为其整理、撰写回忆录。

民国的“电影皇后”胡蝶，抖落了满身的“斑斓”与“尘土”飞去了

民国时期可谓是奇女子辈出，有才华卓越的诗人林徽因，有堪称传奇的张爱玲，更有光华四射的耀眼“影后”胡蝶。任何璀璨光华的背后，都有着暗淡的阴影，这一点，胡蝶也不能例外。

20世纪30年代，在借助现代科技而日渐发达的电影圈子里，胡蝶无疑是其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影星。在中国电影史，甚至在世界电影史上，胡蝶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在胡蝶的生命历程中，同样充满了数不清的悲苦和幽怨。它们跟胡蝶光芒万丈的声名一样，跟随着她，终生不去。因而，胡蝶的生命是美丽的，但同时也是哀愁的。

（一）一代影星的成名之路

1924年初，胡蝶16岁，进入上海中华电影学校第一期演员训练班，学习表演艺术。1925年，胡蝶结业后，进入了“大中华影片公司”。在那里，她参加了无声片《战功》和《白蛇传》的拍摄，但反响平平。

1928年胡蝶与阮玲玉合拍《白云塔》，票房成绩极佳，胡蝶因此走红。1933年后，又相继拍摄《啼笑因缘》，《空谷兰》等知名影片。在这期间还主演了中国第一部蜡盘配音片《歌女红牡丹》，把女主角刻画的入木三分。最值得一提的，自然要数她在有声片《姐妹花》的出色演出。上映之后，在国内打破了到上个世纪30年代为止国产影片有史以来上座率的最高纪录。后来，这部影片在欧洲和亚洲都产生很大反响。

1935年春，已经成为国际知名影星的胡蝶，作为中国第一个女演员，出席了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电影展。她携带着《姊妹花》和《渔光曲》两部经典名片，到伦敦、巴黎、罗马等地交流，深受各国电影爱好者的喜爱。

1960年，胡蝶以影片《后门》，一举获得了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乐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同年又获得了日本文部大臣特别最佳影片奖。

（二）人言可畏的“九·一八之夜”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军炮轰沈阳，东北三省相继沦陷，而与此同时，一则关于东北军将领、少帅张学良的不利消息也不胫而走。刹那间，谣言飞得满天都是，令卷入其中的张学良将军和同样无辜的胡蝶深受其辱。

1931年11月20日广西大学的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上，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哀沈阳·二首》矛头直指张学良和胡蝶。诗一经发表，立即就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各种新闻报纸纷纷转载给当事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压力。

“九·一八之夜”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据张学良的机要室主任洪钫、副官何世礼和代表胡若愚证实：“这中间属于误传，马君武据误传而成诗。”就是说，马君武是由于听信了谣传，出于一片爱国热情才写出了这首诗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由于得了感冒，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疗养。事变当夜，为了招待宋哲元等抗日将领，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到前门外的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也就在看戏的中途，才发生了“沈阳事变”。

沈阳事变发生的时候，胡蝶那时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后来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九一八’事变约一周，未料此行会引起一段莫须有公案。”。从时间上来看胡蝶和张学良根本没有任何交集。

谣言又是从何而起的呢？其实，这一切，都是日本人干出来。

在“九一八事变”前，为了能不战拿下东北，日本最初对张学良采取了绥靖政策，极力拉拢，结果遭到了张学良将军的严词拒绝。恼羞成怒的日本人，于是决定搞臭他的名声。

熟悉中国文化的日本特务知道，要使一个中国人名誉扫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其私生活上制造绯闻。影后胡蝶此时也正好去北京拍摄《自由之花》的外景。由于这部片子涉及到了袁世凯与日本无耻勾结的情节，日本人深为忌恨。于是，既为了打击张学良，也为了报复胡蝶，日本人经过精心策划，由日本通讯社散布了“九·一八之夜”的谣言。后来知道真相的马君武还上报澄清了此事，还了胡蝶一个清白。

（三） 险象环生的香港之旅

淞沪会战开始后，胡蝶与丈夫为了过上安稳的生活，开始避居香港。此时的香港还算太平，胡蝶与丈夫过上了一段时间的幸福日子。可惜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加紧了对香港的侵略。敌机没日没夜地轰炸，香港陷入了危机。

香港沦陷后，日本侵略军为了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极力拉拢香港文化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日本人找上胡蝶，想用她的影响力来鼓舞日军的士气，被胡蝶拒绝了。在日本人的威胁下，胡蝶找借口答应谎称有了身孕目前不适合拍电影，于是在此期间日本人开始监视胡蝶。

在杨惠敏和香港游击队的帮助下他们装扮成走亲戚的模样，随游击队的王大哥兵分两路，广东的惠阳会合，然后同赴曲江。 第二天清晨，香港大雾弥漫。趁着雾色，胡蝶一家人逃离了香港。

（四）饱尝红颜深锁之苦

胡蝶逃离了香港，没过多久就被迫成为了戴笠的情妇，深锁庭院，夫妻分离，让我们一起看看戴笠和胡蝶的爱恨情仇。

据说，戴笠刚到上海滩发展的时候，尽管有时吃饭都成问题，但只要有胡蝶参演的电影，他就是每场必看。在他当了复兴社的特务处长后，仍旧对胡蝶演的电影十分青睐。他曾多次对人说，胡蝶的举手投足和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不仅如此，在他心目中，胡蝶演技极佳，什么角色让她一演就活，可谓中国特有的艺术之花。戴笠这位超级“蝶迷”对胡蝶的喜爱，由来已久。只是，由于地位的悬殊和机缘不够，戴笠始终没有机会接近胡蝶。

胡蝶一家人安全到达广东的时候，箱子在广东水面被打劫，胡蝶找杜月笙帮忙。杜月笙便把此事转告给了当时已是军统局局长并兼任水陆交通统一稽查处处长的戴笠。

见胡蝶来找自己帮忙，戴笠当然十分开心。他让胡蝶把失窃的金银珠宝首饰包括她的戏服，开一个清单。拿了这个清单以后，戴笠马上派人到上海采购这些戏服，并重新买了一些金银首饰送到胡蝶面前。不仅如此，戴笠还发函邀请胡蝶夫妇来重庆，并腾出自己在中四路的公馆让他们居住。

1944年春季的一天，戴笠唆使警察逮捕了胡蝶的丈夫，后来胡蝶找戴笠帮忙才释放了丈夫，这一切都是戴笠在背后搞得鬼，胡蝶也是有所察觉的。

后来胡蝶生病，卧床不起，戴笠经常过来看望胡蝶，由于胡蝶的丈夫在，他嫌碍眼，直接找了个差事把他支到了云南去做生意，胡蝶的丈夫心知肚明，戴笠想要霸占自己的妻子，可惜戴笠权势太多无可奈何，只能去了云南，此后不消多说，戴笠如愿以偿霸占了他心心念念的胡蝶。

（五）蝴蝶解开双翅，重新拥抱自由

1946年，正当戴笠准备要在上海跟胡蝶结婚，一个好消息传来，戴笠乘座的专机在从北京飞往南京的途中失事，戴笠坠机身亡。

戴笠的死，彻底解脱了胡蝶一生的灾难。胡蝶终于结束了幽禁生活，回到了丈夫的身边。那之后，两人离开了曾给胡蝶带来无数耀眼光环，也带来了无尽忧愁的上海，双宿双飞，直到老去。

胡蝶临死前说了一句“蝴蝶要飞走了” ，民国影后胡蝶的一生，确实活得像一只美丽的蝴蝶，拥有夺目耀眼的光芒，经历了破茧成蝶之痛，几经曲折，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有了一个美满的结局，这对于众多的民国奇女子来讲确实是个不错的结局。

命运不曾亏待每一个人，无论在何时处于何地，胡蝶总能积极地面对现实，拥有一颗爱国之心，去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真的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女子，是当之无愧的“皇后”。

名媛丨民国电影皇后——胡蝶

胡蝶(1908-1989.4.23)，原名胡瑞华，生于上海，祖籍广东鹤山，中国早期著名女演员。是横跨中国默片时代和有声片时代的影星，早期与阮玲玉同为中国无声电影的代表性演员。

说到胡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可谓红极一时，她脸上那对招牌式的酒涡，成了美女的重要标志，而身上穿的旗袍，戴的首饰，都成为大众模仿的对象。

那时的胡蝶除了拍电影，还是宣传海报的模特儿，做肥皂香烟的广告时，画里的样子非常美。她与阮玲玉当年都是上海滩的红星，阮玲玉感性，胡蝶理性。阮玲玉对事业也肯吃苦，却没有像胡蝶那样刻意去追求。胡蝶为了拍好戏去北京拜梅兰芳学京剧，讲普通话。演戏配音的时候，她在录音室里一待就是七个小时。

胡蝶1931年主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上映后轰动全国，甚至吸引众多海外侨胞的目光1933年元旦，上海《明星日报》发起"电影皇后"评选活动，胡蝶以21334票的最高票数当选。1966年，胡蝶正式退出影坛。1975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89年4月23日，胡蝶因中风并发心脏病在温哥华病逝。遗言留下一句"蝴蝶(胡蝶)要飞走了。"

胡蝶是民国影坛的一座丰碑，她被誉为"中国的葛利泰· 嘉宝"，在世界影坛上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令洋人刮目相看。国难当头，她坚守民族气节，做个干干净净的中国人。她将六个"中国之最"集于一身：中国真正意义的第一个"电影皇后"；主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主演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第一个代表中国电影界出访外国的明星；被国人评为中国第一性感女性；中国第一个"亚洲影后"；2005年，国家邮电局借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邮票发行之际，特发行胡蝶纪念封1枚，极限明信片8枚，中国电影历史博物馆大堂第一个矗立的蜡像是胡蝶。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胡蝶主演的电影已在世界各地上演，深受外国人好评，其中电影《姐妹花》、《空谷兰》、《后门》在世界电影节参展获奖。梅兰芳大师在北京一次酒会上用"天下谁人不识君"来赞扬胡蝶，世界著名谐星卓别林曾当面称赞："胡蝶，你真正了不起！"这一系列事实足以证明胡蝶的影响力。

被誉为民国第一美女影后的胡蝶，也是个绯闻不断的焦点人物。她的每一段绯闻都搞的惊天动地：她和初恋情人林雪怀之间的"蝶雪解约案"、她和潘有声长达六年的爱情长跑、"九·一八"之夜她和张学良的"红颜祸国"跳舞事件绯闻、她和国民党特工王戴笠将军被迫同居三年的绯闻……每一段绯闻都被媒体渲染的有声有色，使这个民国第一美女的在人们心目中更加神秘，更加扑簌迷离。

她是女人的传奇，她早已不在了江湖，但江湖上持久地拥有她的传说。她登过人生的巅峰，也跌落过谷底，当一切荣华和屈辱都经历过，这只美丽的蝴蝶仍然努力震动翅膀，逆风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