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的乡愁

好望角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我每每将季节与人生联系起来，那是因了早年农村插队知青的阅历。在农村当知青，最初的春天是闲适的，虽有播种育秧的农活，但不急不躁，从容自在。
过年后的整个正月二月，都是农闲时节，社员们并不急于做什么，虽然每天扛着锄头出门，也只是在田里消磨度日。农历二月初七，县城一年一度的农产品贸易集市——“柴头会”之后，人们才陆续开始修整农具，盘算下种。我所在的闽北山区，历来种的是单季稻，虽然产量不高，但谷子出米率很高，一百斤谷子可以加工70多斤米，而且很好吃，香喷喷，软而糯。从仓库里取出黄澄澄的“黄米仔”稻种，社员们盘算着哪丘田可以作秧田。秧田要肥，每年要轮换着。
时光不紧不慢，到了谷雨前后，社员才开始忙碌起来。
秧田里一派欢声笑语。绿油油的秧苗，在春天和煦的阳光照射下，像绿色的地毯一般。女人们在秧田里笑逐颜开，穿红着绿，两手机械般地拔秧，哗哗地洗秧，把田水搅动成一个个小漩涡。她们暗里较着劲，看谁拔的秧捆束得紧，形状好看，在闺房秘事的笑谈中，她们身后的水面上，留下了一捆捆像马尾巴的秧把。挑秧的男人们趟涉着泥水，进入秧田的女儿国中，总是成为女人们打趣的对象，冷不丁还会受到她们“性侵犯”的窘迫，男人也乐得受用一番。
水田里则是男人的世界。有的在犁田，有的在耙田，有的在插秧。这些都是男人的专利，女人是碰不得的。尤其是插秧，好像有什么禁忌，就像男人一早上山，如出门看见女人，那是万万要折回的。插秧的人，以半蹲的姿势，一面插秧一面目测一面后退，把握着间距把握着齐整。犁田耙田的吆喝着黄牛，一丘丘翻卷着的泥土变为被水面覆盖的稻田；插秧的不时唱着山歌，在水田上撒播着株株绿色。萧瑟已久的稻田顿时春意盎然。
可是好景不长，这种诗情画意的春天，很快被轰轰烈烈的春天所替代。
“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上级强制当地农民种双季稻，一年四季都在农忙之中。闲适的早春不在，忙碌的晚春充满了战斗性。两季的谷种、肥料、工时比单季稻翻一倍，两季产量只比单季多一点点，真是费力不讨好。而且双季稻出米率低，一百斤谷子只能加工出60斤米，做成的饭还很不好吃。农民很无奈，因为种不种双季稻，已被无限上纲，成为执行不执行革命路线的标志，县社干部督导着农民的每一生产工序。什么时候下种，下什么种子，什么时候插秧，等等，都被干部们强迫命令指挥着。老农们打趣说，现在当农民跟着干就行，什么事干部们都安排好了，不要动头脑。
农民总被冠以落后、保守，是产生“小资产阶级”的温床，这样，下乡知青就天然成为干部们的同盟军和依靠力量。1971年，我所在的大队被要求全面种植双季稻，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就此展开。“革命”是从早春的播种育秧开始的。要种双季稻，播种季节就得往前提，这对于地道的农民很难接受，他们无力反抗，可是他们的消极怠慢却让干部们头痛。少不更事的知青，于是成为“上头”冲锋陷阵的先锋队。
早春时节，我们在晒谷坪里用塑料薄膜育秧，一切按工作队的指令行事。初时没有经验，把塑料薄膜覆盖在秧畦上。春天毕竟是春天，一天中午，阳光不那么柔和，刺得人脸上热辣辣的，我掀开薄膜正要给秧苗喷水，刚冒出绿油油嫩芽的秧苗，却像被烧焦了一般，黄不啦叽，我一时被打蒙了。工作队紧急赶来，对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进行会诊。我力言没有阶级敌人破坏，最后才认定是正午的太阳太烈。弄清了“罪魁祸首”，干部向上级紧急通报“案情”，采取了新的办法，用竹片把塑料薄膜撑成拱形，让秧苗有空气呼吸。经过十几天的努力，晒谷坪上的薄膜育秧，终于长成绿油油的秧苗，被一块块挑走，又一丛丛走向犁耙过的稻田。

春种夏收，夏种秋收，社员们一年播种两次希望，收获的都是失望。没有农闲农忙之分，一年365天，天天都在为“以粮为纲”而劳作，可是贫困却像蚂蟥一样紧紧地盘吸着农民。
强制种双季稻的岁月终于结束了，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干部们潇洒自在，农民们也得以休养生息，农村经济开始日渐复苏。
离开农村生活已有40多年，有一年大概是9月下旬的一天，我又一次来到过去的生产队。田坂上农人很少，我觉得时光好像倒错，田野上的农民正在收割稻谷，这好像不是收割的季节呀！人们告诉我这是单季稻。哦，双季稻早已不被要求强制种植，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我好像又闻到了我们初到农村时单季稻“黄米仔”的香味。打谷机还是简易的打谷机，可是烂泥田里的农人却不再裸赤着双脚，出水两腿泥，他们现在穿的是长筒胶鞋。他们也不再在几寸宽的田埂上，挑着装满稻谷的箩筐，保持高度的平衡行走，而是用编织袋装灌着打下的稻谷，放置在摩托车后，潇洒地运往晒谷坪。晒谷坪上的晒谷风车依旧在发挥它的作用，这让我很吃惊，现代与传统竟如此相依相存，不离不弃。
又是春天来到时，我在床上倾听着啾啾鸟鸣，想念着当年插队村庄的农人，他们将开始播种什么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