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战斗 百折不挠 开国将军乔信明（连载十四）粟裕委重任 留守支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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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弱病残艰难北撤

1946年初，国共谈判后，苏中军区一度撤消，后勤部随之取消，乔信明离开苏中军区后勤部驻地江苏射阳镇，1946年4月到淮城，被安排到“华中军区休养。在那里住了几个月。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３日至８月３１日，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３万余人，在江苏中部地区同１２万国民党军展开激战，连续取得宣泰、如南、海安、李堡、丁林、邵伯、如黄路等７次战斗的胜利，歼敌５万余人。这就是我军历史上有名的苏中“七战七捷”。

此后，战局向华中转移，中央军委决定调动山东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大主力给进犯解放区的敌人以迎头痛击。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1946年9月华东野战军主动向山东北撤，诱敌。

已瘫痪四年的原苏中军区二分区副司令乔信明原准备随徐海东、张爱萍、刘炎等同志到大连休养。但一纵叶飞司令员深知乔信明由于在郭村、黄桥等一系列战斗中的功绩，在一纵队干部中有相当的威望，就把乔信明接到一纵队（叶飞纵队）后方留守处休养。叶飞司令员说，乔信明只要住在那里就行了，具体工作由顾复生负责。

一条军毯记载军民鱼水情

当时一纵队的后方留守处驻在沂蒙山区蒙阴县的北楼村，离孟良崮不远,在这里驻扎了三个月。据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有关临沂的网页称：1947年冬天（1946年末1947年初）时任苏中军区二分区副司令的乔信明在北楼村驻守三个月，新四军司令部设在魏家店，乔信明住在村后宋殿太家里。他们发动群众搞土地改革。当时还乡团活动猖獗，不时暗中盯梢，宋殿太就把他住的茅草屋改成两栏门。后边是暗门，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从暗门撤离。那年部队战士和乡亲们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

1947年2月莱芜战役胜利后，在一纵队举行的庆功会上，乔信明作为一纵队后方留守处的负责人被安排和叶飞司令员同桌。只是他还没能站起来，在大家起立举杯庆贺时，他只能坐着举杯祝贺。

由于节节失利，蒋介石被迫由全面进攻转变为重点进攻，开始向蒋家王朝所在地江苏的近邻——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蒙阴县一带即将成为战场，后方人员必须立即转移。后方人员奉令到渤海区，一纵队后方由乔信明负责带去。转移行军前，乔信明把一直舍不得盖的缴获来的军毯送给了房东。

2017年是孟良崮战役胜利七十周年，乔泰阳应邀参加了在临沂召开的纪念孟良崮战役胜利七十周年的大会。

在参加会议期间，乔泰阳根据乔信明将军纪念文集里记载的母亲的回忆寻找一纵队后方留守处的驻地北楼村。没想到还真找到了，而且没有改名。现在是临沂市蒙阴县旧寨乡北楼村。他不禁赞叹母亲的记忆力真好。接着他还找到了当年房东的儿子，老房东宋殿太是当年的党支部书记，他们家还一直保存着乔信明送给他们的军毯。他儿子还记得父亲告诉他乔信明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是苏中军区二分区副司令，留守处的同志都喊他乔司令。这个独特的称呼说明他所言非虚。

带病率领老弱病残行军

由于蒙阴县在沂蒙山区，转移时留守处全体人员走的都是山区的泥沙小路。汽车之类的现代化交通工具自然没有，马车也没有，甚至马匹都不多，只有几辆牛车拖着行李和妇女儿童，能行走的人员都徒步行军，有的孩子和行李由民工用独轮车推着，有的孩子分别放在两个篮子里，请民工挑着走。原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烈士的两个孩子就由粟裕交给乔信明照看，就是这样行军的。

乔信明因双脚瘫痪，只能骑马行军，上马下马都要警卫员抱上去。尽管自己病痛在身，他还不忘吩咐警卫员前后照顾有困难的同志。在准备过黄河的大路上他们突然遇到国民党飞机扫射，同志们立即散开。幸好只有行李车被打了几个洞，没有人员伤亡。当时黄河处于枯水期，战士们涉水就跨过了黄河，留守处即来到李庄。乔信明带领留守处的同志们参加了当地的土改，做了一些民运工作。

粟裕委重任，留守支前线

1947年春夏之交，到渤海几个月后，华野司令部也转移到渤海。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尚未结束，外线出击的新任务又开始了。一天，乔信明突然接到要他立即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谈工作的电报。他想，我不能打仗，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电报不会发错吧？他又仔细看了一遍，没有错，立即坐着担架前去。经过一天一晚到达了司令部驻地。粟裕司令员亲切地把他迎进指挥部。对他说：“我们主力已外线出击了，要打大仗，打恶仗，要和蒋介石进行决战。歼灭他的主力。司令部马上要走，这里留下一大摊后方机关，有几万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动员到前方去。现在各纵队和总部都有自己的后方，有的以师为单位，甚至还有以团为单位的。他们都各自为政，其中有小部分人员，思想也比较混乱：有的认为部队要开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去了；有的则认为又要二万五千里长征了；还有极少数人有保命思想，不愿上前线；南方人过不惯山东的艰苦生活，想回江南去。诸如此类思想的产生，都是由于缺乏统一领导造成的。同时要注意到，这里是新解放区，还有敌特活动，环境极不安定，要和地方配合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决定成立一个华东野战军后方总留守处，由你负责，当然还要给你配备一些干部的。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把分散在各地的后方机关迅速集中，整顿组织，整顿思想，减少前方后顾之忧。一段时期以后，还要办妇女大学，提高文化水平。我们华东的女同志，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她们原来都是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不搞学习，没有工作，她们会苦闷的，她们决不会愿意在后方坐等胜利。所以要办大学，为她们进入城市工作做准备。……”

乔信明以前一直战斗在第一线，打仗是内行，却从来没有搞过后方工作。开始他也担心自己挑不起这副庞大复杂的重担，但粟裕同志鼓励他说，前方各部队的负责人都是他的老战友，他管理后方不仅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能使他们放心。乔信明就象过去接受艰巨的战斗任务那样，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地开始了新的战斗。

1947年9月在渤海正式成立了华野总留守处。乔信明任留守处处长，资凤同志任政委。那时各个纵队都有自己的后方留守处。如：一、二、三、四、六、八、十及两广纵队，还有总部及野卫留守处共十个大单位，共有四万二千多人。各纵队留守处还有医院、仓库、教导团、炮兵团、荣归团等。

当时后方的情况的确很复杂，首先是敌情严重。正如乔信明在自传中回忆的那样：“我们的驻地所在地区是新解放区。驻地就有土匪特务活动。敌人占领小清河后，土匪特务封建帮会更大肆活动起来。后来我们就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联防，巩固后方，”（小清河位于现在的山东滨州市附近）。

其次是组织乱。各纵队后方各自为政，很分散。总留守处的领导机关成立仓促，没有基础。又限定了时间集中，因而既要忙着建立总留守处，又要了解各纵队的后方留守处情况，所以开始集中时是很混乱的。

在乔信明和总留守处其他领导同志的努力下，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将分散在渤海东南数县地区的各纵队后方机关全部向指定地点集中。总留守处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议，决定了当时总留守处的三个任务：

（1）整理各级组织，规定一律以纵队为单位组织留守处，每个纵队只有一个留守处，统一领导。把各纵队自己的医院、仓库、教导团、炮兵团、荣归团和以师为单位，甚至以团为单位的后方机构，统一重新组织整顿，形成以八个纵队为单位的后方留守处和华野直属机关后方和卫生部的后方医院等十大单位。

（2）清理登记各纵队仓库资财和各种弹药及其他物资。响应中央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号召。提出三个要求：第一，来路不明的经济收入还公；第二，贪污来的经济收入缴公；第三，刻苦节约下来的经济收入自愿献公。乔信明不仅自己带头捐献，还带领同志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有积蓄的同志捐献。最后小公家和私人经济收入及其他物资还公、缴公与献公的总和折算成本币为16255942268元即162.5亿多元。

（3）动员能去前方的指战员及事务人员去充实前方。总留守处提出了反对山头主义与本位主义，加强战争观念，一切为前方服务，尽量减少后方人员，减轻人民负担，充实前方。动员了大批同志到前方，到军大及随军学校学习，炮兵、教导团、医院、荣归团等全部到二梯队。结果，在三大方案结束时，总留守处全部人员从原来的数万人减少到还不到一万人（留下的只有女同志、小孩子、老弱残废三种人）。

更要命的是当时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一些人对战争形势认识不足，对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不理解。对由苏中撤退到山东，特别是由鲁中撤到渤海，不理解，发牢骚。说什么“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吃煎饼包大葱。”想念南方的大米。那时很多同志怕过黄河，以为一过黄河，就又要长征了，准备到东北去了。有个别女同志发生了悲观情绪，想脱离革命，准备去上海。男同志中有保命思想，怕到前方去。部分女同志怕丈夫在前方打死了，而拖后腿。

针对这种思想情况，乔信明和总留守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开展了“三查三整”的学习运动。“把妇女组织起来学习了。”在“三查三整“中对家属中的一些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学习。

张玉华同志，1939年7月参军，在梅嘉生、韦永义的三支队教导队学习。在留守处时，她在四纵队，据她回忆，当时有一、四、六三个纵队的家属。成立了一个上至司令员夫人下到营团家属的家属队。管这些人不容易。还有荣誉军人，医院。所以这个总留守处负责人要解决的问题的难度不亚于大军区司令。她说，老乔不是听汇报，而是亲自到下面去组织，没有魄力，是搞不起来的。

三查三整时斗争批判很激烈。推选教导员时，乔信明让张玉华当，她开始不肯干。后来召开全体人员大会，由群众选举，还是选了张玉华，她才当了。

经过三大方案和土改三查学习，改造和克服了许多不良思想以及对当前革命形势认识不清所发生的悲观失望情绪。不合理的随员按制度精简掉了，加强了劳动观念。后方人员开始集中在一起时，有些同志互相看不起，不团结，后来经过一年多学习，对过去的许多坏思想有了些认识，大家都开始要求进步，要求学习，要求工作了。有一次战斗中有五个团级干部不幸牺牲，这些同志的亲属一时情绪波动很大。

乔信明和总留守处同志做了细致的安慰工作，终于使她们情绪稳定下来，也使部分女同志改变了怕丈夫在前方打死了，而拖后腿的情况。

当时总留守处有一些解放过来的残废人员，自恃打仗负伤残废了，就寻衅闹事。乔信明得知后，坐着担架赶去制止。他说，你们这点残废有什么了不起，我都几年不能走路了，还照样工作，你们有什么资格闹事。闹事者一听，自知无理，便不敢再闹了。

兴教办学 培养儿童 教育妇女

当时后方有许多学龄儿童，尤其是两广纵队来了之后，有不少孩子都十二、三岁了，却因为没有学校，而无法受到正规的教育。而总留守处有许多可以当教员的女同志想工作，却没有合适的工作。乔信明夫人于玲看到这种情况，便向乔信明建议办一个子弟小学。乔信明到前线向陈毅和粟裕同志汇报工作时，便提出了这一想法，两位首长非常赞成，并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但当乔信明提议子弟学校用陈毅同志的名字命名时，陈毅同志却谦虚地拒绝了。后来总留守处又办起了幼儿园。在聊城段家店时，子弟学校买了十亩地，给学生种大白菜。既加强了劳动观念，又解决了部分生活问题。到曲阜后，子弟学校搬进了孔林，幼儿园搬进了孔府花园，条件大大改善，还为孩子们修建了秋千等娱乐设施。

那时，前方缴获的东西，凡是后方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适用的，就都送到后方来。这样就使我们后方的同志在吃小米、高粱、窝窝头的同时，还能吃到五磅一听的美制铁罐奶粉；孩子在穿土布衣服的同时，还能穿上美制童装和羊毛线衣。

接着，又遵照粟裕同志的指示，准备开办妇女大学。据张玉华回忆说：“办妇女大学，老乔功劳很大。他把一切都搞好了才走的（陈毅军长安排乔信明准备在上海解放后就去治疗瘫痪七年的双腿，所以乔信明离开总留守处时南京上海还没有解放）。

当时女同志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有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有1000多人，组成了文化大队。于是组织扫盲，高中生当老师。前方战斗很激烈，有时正上课，突然传来消息：某人的丈夫牺牲了，于是哭成了一片。为了办好妇女大学，还曾调了文学家黄源同志、数学家孙克定同志和会计学家顾准同志等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当教员。但由于其它工作的需要，他们来了不久，就因新的任务而离开了。但是从这些行动中却使我们看到了粟裕同志办妇女大学的决心和要求。妇女大学终于在一九四八年秋正式办起来了，章蕴同志担任校长。解放战争结束后，总留守处妇女大学改名为华东妇女干校。

后方办学，在战争年代是件新鲜事。前方的同志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妻子、儿女在这样紧张的战争环境里还能上学读书，进幼儿园。所以，每当战争胜利的间隙，根据粟裕同志的指示，让他们夫妻儿女在驻地“会合”时，前方的同志看着提高了文化的妻子；拉着会唱会跳的孩子，抱着白白胖胖、逗人喜爱的小婴儿，无不深深地感到党组织的温暖和领导的关怀，在前方艰苦作战的辛劳，一下子都消散了。同志们把对组织的一片感激之情，化作了与敌人拼死决战的勇气和力量，又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之中。

华东野战军后方总留守处就这样在另一条战线上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