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轶事（三十四）

正本清源

2000年6 月，克林顿离任前最后一次访俄过程中，他曾告诫叶利钦：“你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真正的民主派人士和改革家。可我不知道普京是否和你一样。”

吴稚晖受孙中山请托给他的俩孙子教授国文，吴规定写作文必须用毛笔，俩孙子不肯，说用毛笔写文章是秘书干的事。吴稚晖很恼火，当即要他们抄写“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百遍，并让他们带回家去和孙中山一道体会刘禹锡这首诗的意思。

历史上我国的国土面积增增减减，到清朝初期曾经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

如果把中藩属国哈萨克汗国、布鲁特汗国、浩罕汗国、爱乌罕、巴达克山、乾竺特以及拉达克等国的面积加起来的话，足足有1500万平方公里。

1、沙俄和清廷于同治三年签订了《塔城界约》，丢失了沙渍达巴哈到葱岭的土地，约43万平方公里，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丢失土地；

2、沙俄于道光二十年又侵占了哈萨克部分土地，这部分土地面积大约100万平方公里，这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可以看出清朝的衰退；

3、再到咸丰十年，沙俄、不列颠帝国、法国和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丢掉了乌苏里江以东的部分土地，约43万平方公里，看着都让人揪心；

4、康熙二十七年，沙俄和清廷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丢掉了乌苏里江以东的部分土地，约43万平方公里；

5、雍正五年，沙俄和清廷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丢失了贝加尔湖之南以及西南的土地，约10万平方公里；

6、慈禧掌权之后，和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丢失了1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国接近1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这样被一步步蚕食，最后就只剩下了如今的960万平方公里，让人叹惋。

苏俄上一次准备用核武器实施打击另一个国家是在1969年，国家是中国。打击的城市包括北京沈阳还有青海核试验基地等等。阻止那次苏联疯狂举动的，是美国。背景是珍宝岛中苏之间的冲突。

1995年波黑战争，一位塞族母亲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参军失踪多年的儿子。但摆在她面前的只是一个头骨，当确认过儿子那独一无二的假牙后，这位母亲将头骨贴在自己的脸上失声痛哭。战争只不过是一群有权之人的利益游戏，但却让年轻人去送死！

1910年，19岁的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偶遇美国小学开学，他难抑好奇跑去旁听，内心受到极大震动。美国小学启蒙第一课只有一个内容，便是全体学生宣读誓词：“我保证善用我的思辨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独立的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独立判断。”

1956年10月23日苏联出兵匈牙利，武装干涉匈牙利内政，此事被称为匈牙利十月事件，又被叫做匈牙利事件或1956年匈牙利革命。历时13天的事件给匈牙利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据不完全统计，经济损失200亿福林，相当于匈牙利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4。1991年匈牙利当局公布了一份当年的绝密报告：事件中死亡人数共计2700人，其中体力劳动者1330 人，大专院校学生44名，中学生196人。约13000人受伤，另有约20余万匈牙利人成为难民。而苏联方面也付出了722人死亡、1251人受伤的惨重代价。

十多年前，拜登还是副总统的时候，他在莫斯科与普京见面时表现得相当直率。“我看着你的眼睛，觉得你没有灵魂，”普京报以微笑。“我们彼此了解，”他说。

拜登是与普京打交道的第五位美国总统，也是首位在上任之初就在对俄政策上拥有丰富经验的美国总统，他在担任参议员和副总统期间参与制定过对俄政策。他的顾问表示，与之前四位在不同程度上希望改善对俄关系的总统不同，拜登从未对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交朋友抱有幻想。

瑷珲之战是1900年庚子俄难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俄军兵力1万4000余人，清军兵力仅3000人。此次战役，俄军有1000余人战死，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激烈抵抗的俄军把怒火发泄到城中居民的身上。俄军纵火屠城，3000多名瑷珲人无一幸免，全部遇难，整个瑷珲城也被夷为平地。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理由称之为“满洲特殊权益论”：因为中国东北离日本很近，如果被俄国占领，会影响到日本的生存，所以日本必须要占有。日本外交史专家信夫淳平认为，大多数日本人的心中都将满洲看成是日本的接壤地，是关乎日本国防和经济命运的重大利害要地。在信夫看来，“我国在支那既往的特殊权益正在受到欧洲列强势力东渐的侵害，而支那自身无抵抗之力，因此，我国才不得已，亲自采取防卫的措施”。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蜡山正道说：中国“拒绝邻邦日本的提携，反而连苏容共，向西欧帝国主义国家求援，扰乱了东亚的秩序。”
东条英机在东京受审时为日本的侵略行为狡辩称：“日本的生存空间太小，不得已才选择扩张生存空间”。
《盛京时报》称：“近百年来，日本之忧常在北方。甲午之役，三国之干涉，日俄战争，其祸因为强俄。今日外蒙与新疆，悉为苏俄所掩有，则‘满洲国’不得不受直接威胁，而华北首当其冲。现在苏俄虽困于内讧，其赤化世界之雄图未曾放弃。殷鉴不远，请看西班牙！日本之争华北，未始非先发制人、未雨绸缪之计。一言以蔽之，尽于‘防共’二字而已。”。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盛京时报》称：“日本在东亚是大国，负有维持东亚和平治安的义务”。“为着东亚大同起见，无日不希望中国向上”，“无时不在尽力图谋日华亲善，日本对于中国那种亲切的热忱，好像父兄望自己的子弟学好一样恳切”，“老大中国不但毫无长进，而且每况愈下了，到了最近几年，反而倒行逆施，联俄容共，情甘赤化起来，以致日本几十年来的苦心，全都付诸流水，悲痛之余，未免转为切齿之恨了”。“为着维持东亚和平治安计，不得不用正义之剑，斩此害群之马”，“断然决然地大加膺惩”。
近卫文麿指责中国：“中国目前对日本的敌对和蔑视具有第三国际背景。”，宣称“问题的根本是日本、‘满洲国’和中国应合作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日本外交在安定东亚。所最重视者，在赤化势力之进出。华北治安，日本有重大关系，防止由外蒙进来之赤化势力，以谋东亚安定。”。近卫文麿在日军对北平发起总攻之日发表演讲：“中国领土之保全，在拯救邻邦，使其免欧美之侵略。今日之事态，若不幸延长，则无殊用亚东人之手，断亚东人之生机。余屡言中国方面须届时猛然反省，亟返亚东人本来之面目者，其意实在此焉。”
日本反复指责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接近苏联是“为着自己的地盘，想满足独裁独善的欲望，竟敢认贼作父，采取联俄容共的政策”，因此迫不得已，忍无可忍，只能断然发动全面战争以防止中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七七事变之夜下令攻打驻防卢沟桥的日本驻屯军第１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称：中国人“对于日本力主东洋和平而忍耐自重的态度，误认为日本软弱无力，只要有苏、英的援助，对付日本没有问题，所以他们高叫打倒日本，从而导致了目前的结果”。
中国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强大的反对声浪，出现了大量的反日抗日的宣传和行为。日本人因此说：七七事变“系中国多年来辛苦大胆经营之‘排日’运动与教育之自然结果”，中国“排日侮日”是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指责中国试图“驱除日本在华北的势力”“盛行军备之扩张”。日本指责华北“颇发抗日反满色彩浓厚之不法事件”，“中国对日暴状不下数百件”。　日本舆论当时声称：“中国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但不闭门思过，反躬自省，反而变本加厉，把所有的排外手段，集中于日本一国，对内施行排日、侮日、仇日的煽惑教育，对外用以夷制夷的卑劣手段，中伤或牵制日本。日本固然宽宏大量，由东亚大局上着想，隐忍自重。可是日本越隐忍，中国越狂；日本越退让，中国越自负，日积月累，由排日而侮日，由侮日而挑战。就是没有卢沟桥的冲突，也必有其他的冲突”。

杨绛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张爱玲说，她说： 她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

杨绛比张爱玲年长九岁，两个人貌似没有任何交集，杨绛为何如此刻薄的评价张爱玲呢？

有人说，这是女人之间的嫉妒，因为张爱玲远比杨绛有名气。

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年张爱玲走红上海时，杨绛也不示弱，凭借剧作《称心如意》、《弄假成真》，在上海滩文化界颇有名气。

所以，压根不存在嫉妒一说，杨绛的婚姻也很美满，她是很自信的女子。

杨绛之所以不太喜欢张爱玲，归根结底是人生观不同。

杨绛是大家闺秀，为人端庄、娴静，她从不争，只和丈夫安静地过日子。

张爱玲则不同，她出身在没落的贵族，自幼爹不疼，妈不爱，内心很孤独，所以她总是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喜欢吸引人眼球。

而且论出身，杨绛也是出身名门，父母恩爱有加，对她更是宠爱有加。

不过，二人之间的路子完全不同，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张爱玲本人确实喜欢张扬，归根结底是她缺爱，渴望被关注。

而且，张爱玲笔下的女子，大胆、开放，这也是杨绛不喜欢的原因。

杨绛只是从文人角度评价张爱玲，压根不存在人身攻击和嫉妒。

不管怎样，二位都是民国响当当的人物，都值得后世人尊敬！

1919年9月的一个晚上，徐志摩突然对张幼仪尖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才想离婚。”这是徐志摩第一次对张幼仪正面说话，也是第一次发这么大的脾气。

当时，张幼仪已经到沙士顿陪读快一年了。这一年里，徐志摩没有正眼看过张幼仪，她就像保姆，同时还是陪床女人。每天打扫做饭，因为伙食费不够，要到很远的地方买便宜的菜。

这天晚餐，家里第一次来客人，一位是名叫郭君的先生，另一位是来自上海，在爱丁堡大学读书的明小姐，不过她是位裹脚女人。

徐志摩送走客人回到客厅，向张幼仪问道：“你对明小姐有什么意见？”

张幼仪冲口而出：“这个，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

一直以来，徐志摩都把自己和张幼仪比喻成小脚和西服，是无爱的婚姻。

所以听了张幼仪的话，他烦躁地宣泄说：“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一周后，徐志摩不辞而别，杳无音信，留下3个月身孕的张幼仪只身在沙士顿租住的公寓里。

孤零零的张幼仪，曾想过与孩子一起了断性命，霎那间，她想起了《孝经》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正因为传统教育，张幼仪不敢轻生，要好好活下去，也是对父母的孝顺。

一个月后，张幼仪求助二哥，在他的帮助下，从沙士顿一路颠簸到法国，借住在刘文岛夫妇家养胎。

临近8个月身孕的时候，张幼仪再次随七弟来到了德国，从此一住就几年。

在法国几个月里，张幼仪想了很多，她看到刘太太在夜里苦读，就想到12岁在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自己，还有在徐家跟着家庭老师念书的情景，光耀门楣，自尊和志气深刻在她心中。

于是，张幼仪暗暗下定决心，要自立更生，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她想成为一名老师，即便徐志摩一定要离婚，她也能活下来，还有更好的方法教育孩子。

在刘太太推荐下，张幼仪开始学法语，也深深懊悔在沙士顿每天忙于家务，没有继续学好英语。

张幼仪的学习能力很强，几个月的时间，她的法语足以自由交流，在德国生孩子时，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她不得不用法语与德国医生交流。

出院当天，徐志摩便托人送来离婚协议，失联半年多的他终于出现，然而，却依旧不放弃要离婚。张幼仪无奈之下，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式协议离婚的女人。

离婚后，张幼仪在德国呆了3年，她用公公寄来的生活费，边照顾孩子，边读书，学到一口流利的德语，还获得幼稚园老师的一技之长。

回国后，她先在上海东吴大学教了一学期的德语，然后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临危受命出任上海女子银行副总经理。

凭借张幼仪踏实可靠、诚信务实的做事风格，在银行濒临破产时，她很快解决了银行的现金短缺问题，使银行度过难关。

在这个阶段里，张幼仪依旧保持每天一小时的中文家教课的学习。同时在不同领域的工作中，也是张幼仪学习和积累丰富经验的过程。

经过张幼仪全身心的努力，她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她不仅将上海梅格璐125号的“范园”购置为自己的新家，又在“范园”后的空地上，另外盖了间房子让公公婆婆自住，而且一住就住到养老送终。

马云40多岁的时候，曾经在媒体上公开说对钱没有兴趣。巴菲特一听到这个消息，立马过来找马云，说：你既然对钱不敢兴趣，要不然你也学我把钱全部捐掉！

当时马云一听这话就问了巴菲特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裸捐的？”

巴菲特答：80多岁。

而马云马上就说道：“如果我现在80多岁，我肯定也学你把所有的钱都捐掉，但是我现在才40多岁啊，我是说对钱没有兴趣，但是对于花钱，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啊！”

马云这话一说出来，巴菲特哑口无言了。

马云补充道，更重要的一点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才是中国和西方国家从事慈善事业最大的区别。目前中国国内很多地区的企业家非常罕见，所以这时候花钱比挣钱更难，作为商人，企业家要把财产进行投资，创造收益是首要任务，企业家有责任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利益，盲目将全部家当捐献出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帮助。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大成立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之后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的团员之一。1920年11月为了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5人入党。刚满21岁的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也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党员。1921年秋天，缪伯英与何孟雄结婚。他们在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的新家，也成了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1929年10月，缪伯英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辞世，时年30岁。缪伯英去世后不到一年半，1931年2月7日，何孟雄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33岁。何孟雄被捕后，何孟雄和缪伯英的两个孩子何重九和何小英也被关进龙华监狱，后转到上海孤儿院。1932年，日军进犯上海后，重九和小英失散于战乱中，至今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