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江湖》苏轼积极反变法（五1）

马晓安

《上神宗皇帝书》是苏轼反王安石变法之代表作。梁启超说，《上神宗皇帝书》被“旧党”视为“圣经贤传”，说她像悬在天上的太阳、月亮一样，是不能更改的。连同他的《拟进士对御试策》、《议学校贡举状》、《再上皇上书》，构成了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思想。余兴之所至，图以《上神宗皇帝书》为主绳，延《策》《状》《书》三文及相关诗文、札子，梳理苏轼批判“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及“农田水利法”、“免役法”、“青苗法”诸法之理由、依据，一窥苏轼其人，其思想，及其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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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工作范围是“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实为一个最高国策企划机关。这个机关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统领，负责策划国家变法方针政策，变革旧有体制，发布并实施新法令，权力极大。旧党认为，这个议变法、定国策的机构，却以财经组织形态成立，则名不正言不顺，遂成为他们围剿炮击的首要目标。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之“结人心”篇指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一切祸端之源，必当废之。

苏轼愤言条例司之“非” : 今无故创立一司，号“制置三司条例司”，遣六七个少年日夜讲求财政利害，使四十余人分行各地，干预财政事务，声势宏大，民实惊疑；创立新法，吏皆惶惑。于是谣言四起，说皇上作为万乘之主而言利，执政大臣作为皇上的辅宰而治财，使天下商贾不行，物价腾踊。君子言义，小人言“利”。苏轼以为这是皇上和朝廷的耻辱。

王安石直言以怼，“国家大事就是理财，理财就是国家政治。一部《周礼》，讲如何理财就占了一半，难道周公是为了‘利’吗？”

当然，王安石这话不是说给苏轼的，是在《答曾公亮书》中说给曾公亮的。曾公亮、司马光、苏轼皆在“旧党”阵营，于攻击“制置三司条例司”问题上，三人同识。司马光身为“旧党”的反“变法”领袖，在其《与王介甫书》中道 : “立 ‘制置三司条例司’ ，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大讲财利之事。”王安石《答曾公亮书》要比反击司马光客气得多。有兴趣读读那篇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就能领略王氏之风采。

王安石在嘉佑四年写给仁宗的《言事书》中云 : “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益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把国家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其根源，看的清清楚楚。又给神宗上了一册《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云 : “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常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

苏轼年轻时也意气风发，纵论国家大事。于凤翔时作过一册《思治论》，指出世有三患，一曰宫室祠祷繁兴，钱币茶盐法坏，军费庞大，天下常患无财；二曰澶渊之盟后，辽、夏日骄，宋则战不胜，守不固，天下常患无兵；三曰选举法严，吏不重考工功，考铨之法坏，天下常患无吏。对北宋存在问题，苏轼比王氏分析得更为周详，认为政治之弊，症在无定国策，法弊而事无成。

仔细相较，二人其实多有共识。苏轼甚至提出治国三计，“万世之计”为“岁之所入，足用有余”，则国可太平；“一时之计”乃“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虽好，“而有急则不免于厚赋”；“不经月之计”是“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则国将不定。

然而，对于国以何“入”，苏轼没有给出办法，但求“省用”。而且对王氏“天下之人，方且穷思竭虚，以广求利之门”甚是鄙夷。认为，“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当然，对于王氏“节省开支是重要，而厚国之收入，以强国之实力，达至稳定社会和应对战争的目的，才更重要”之观念，苏轼更不支持。是不识此道，还是懒政？不知道。仁宗朝遗传下来的官员“懒政”风气，也是王、苏二人的共识。

继续看苏轼如何批判“制置三司条例司”。苏轼说 : 因条例司之“恶”，而致谣言四起 : 传言朝廷在议置监官，欲在夔路深山行酒禁，向僧尼征税，要消减兵吏俸给，甚至说朝廷要恢复肉刑。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朝廷只回复，“我无其事，又无其意”。苏轼斥之 : 人必贪财成性，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成性，而后人疑其淫。并“分析推理”道 : 未置条例司，则无此类诽谤谣言，岂去岁人皆忠厚？而今岁人都虚浮？一下子，让“谣言者”站在了道德高地之上；把“制置三司条例司”比作“盗”和“淫”，让“谣言者”的谴责有了正义的标签。

只不过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牵强？

依此逻辑，苏轼结论云 : “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给朝廷谋利机构；“六七个少年”与四十几个“使者”，就是替朝廷谋利的工具。直言 : 把鹰和狗赶入密林，与人言“我非猎也”；把网撒在江中，还给人说“我非渔也”。这不是把百姓当傻子欺骗吗？

苏轼告诉神宗，欲复人心以安国之根本，不如废掉条例司，把权力还给盐铁、支度、户部三司。苏轼又从决策程序否定“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非正当性，以及所出新法的不得人心，云 : 陛下希望革除积弊而建立新法度，有关问题要经宰相讨论定夺后施行。如果不经过中书宰相就执行，这是乱世的法度。圣君贤相难道会赞成这种做法！如果建立法度一定要经过中书，审议大事一定要宰相，那么条例司之设，就没有正当名义。因为条例司不合法，所以所出皆乱世法度，所以作为“圣君贤相”的反对者的反对，就是名正言顺之正义之举。“圣君贤相”是谁？圣君当然指神宗，贤相是指旧党的一帮老臣，欧阳修、富弼、韩琦诸辈。苏轼是在为自己的“旧党”集团说话。

苏轼还教导神宗，要树立正确的“功业观”，就是“贵于无迹”，就是“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苏轼举例说，汉之文、景二帝，《本纪》几无载功迹；唐之房、杜二臣，《传记》亦无记大功。然天下论治世，皆推文、景，天下颂贤能，尽列房、杜。“苏轼崇尚仁宗的“无为之治”。云，“考其功业，可谓无一成者。言用兵，十出而九败；言国库储备，仅足而无余。”如此，仁宗驾崩，“天下如丧考妣”。

末了，苏轼当然要说“结果”，“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不效，茫如捕风”。意思是，折腾了近一年，不见效果。

这倒不然。制置三司条例司研究、调研、制定、颁布的一系列新法，都被反对派斥为“恶法”，自不足为据，然制置三司条例司举“预算”之法，消减政府、军队、朝廷开资总计十分之四，这是历史有载的成绩，不能无视。国库羞涩，节流开支是朝野共识。神宗皇帝即位不久，就亲将此国是交与他信任的翰林学士司马光办理，给了人，给了机构，却没有结果。司马光还将“球”踢给了神宗，说此事体大，需要陛下跟两府大臣和三司官吏深思后，权定办法，经岁月打磨，或有成效。绝非我一朝一夕能够裁减得了的。说这话的时候，似嫌皇上处事太急，自己却没有一丝的愧疚。苏轼当然亦无视，以故，谴责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时候也毫不留情，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