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我的班（一）

林国立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长春市第二十九中学度过的。长春第二十九中学（以下简称二十九中）座落在长春市二道区。当时二道区称二道河子区。这个区的名字听上去就不那么高大上。确实，二道区当年是一个工业区，也可以说是近郊区。二道区当年没有什么大的商店，人们要买衣服或日用品什么的，都说是“去市里”或“上街(读gai)里”。公交车1路和无轨电车1路的终点站就在离二十九中不远的乐群街。住在市中心的居民也常常把二十九中那一带称为“街（读“该”）边子。” 座落在这样的地方，就不大可能是现在意义上的“重点”中学了吧。二十九中的“生源”，大都是附近居民和长春拖拉机制造厂、长春发电设备制造厂的子弟。我读中学的时候，长春拖拉机厂只有一所子弟小学，还没有子弟中学，又因为是在“文革”期间，取消了“小升初”考试，所以我就自然入读了我的中学——长春第二十九中学。二十九中虽然不是所谓的“重点”中学，在当时也不算是条件和生源太差的学校，附近还有一个九十三中和民办中学，条件更差些。 二十九中当时有一座教学楼，两层，座北朝南。楼房的东边有一溜儿平房，平房和楼房成“L”型排列。中间是一个非标准的大操场，大操场的北边有一个篮球场和一个排球场。楼房后边还有几间平房，是为开水房和一个小小的“校办工厂”，说是“工厂”，实际上只有两三间平房。楼房和平房之间有一条过道，从这条过道出去，就是拖拉机厂的正门了。 入读中学，我被分到了一年三班。当时分班大概是以居住地区为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我应该分配在一班。一班大多数是拖拉机厂的子弟而三班大多是发电设备厂的子弟，还有几个同学住在离学校比较远一点八道街和东站（长春火车东站）一带。（因此，我的中学同学大多不是住在我家所在的拖拉机厂宿舍，住的离我家很远，现在也都没能联系上。）印象比较深的同学有班长扈奎军、体育委员于洪斌（篮球打得很好）、团支部书记王淑娟（女生、工作非常负责，名字记不清了）、马洪河、袁洪奎、李维克（身体很好，也是班干部，对同班同学很好，在外边打架很厉害，我很佩服他）、王亚军（毕业的时候参军了，去了西藏，给我来信，我没回，欠了他的信债至今未还）、李宝瑾（我的同桌，经常戴一顶很漂亮的军帽，当时令人羡慕）、还有白冰（个子不高，很聪明，学习好，毕业时参军））、石磊，我们班的帅哥。 班主任是一个年轻的老师，名字叫马有平，教数学，写得一手好字，板书十分工整，篮球打得也不错。马老师非常敬业，对工作很负责任。还有一位女老师，也姓马，教我们俄语课。我可能学习比较认真吧，她对我很好，经常在课堂上表扬我。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马老师组织我们班搞了一次大活动———组织全班同学去了一趟吉林市和松花湖。在我的记忆中，那可是一个大事件。不知道马老师通过什么关系联系到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大卡车就是货车，车厢连护栏都没有，三十几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女孩就那么或坐或蹲或迎风站在车厢前面的护栏后面。那时候从长春到吉林还没有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柏油路面，一百多公里跑了大半天吧，下车以后个个都是灰头土脸，可是那时候大家兴致都很高，没有一个叫苦叫累。记得每个同学还带了行李被褥，晚上就住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桌子椅子一拼，就当床了。白天老师带着我们游览了吉林北山和松花湖。吉林之行，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旅游”。 我的中学时代六八年到七零年正是文革期间。中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工，我们班学工是在长春拖拉机制造厂的总装车间。我和一位叫李秀珍的女同学（个子不高，很漂亮、很文静）在同一个工位，装配拖拉机的离合器。也就是那次学工，让我对汽车拖拉机的基本构造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作为“装配钳工”的学徒，学到了很多技能，受益终身！ 说说“学农”的事儿。读中学的三年中，学农大概有两三次吧。时间是五、六天，一周左右。我们去的是长春周边的几个朝鲜族生产队，都是春天，水稻插秧的农忙季节。自带行李，住在老乡家，住在哪家就在那家吃饭，因为是水稻之乡，又是农忙季节，每天有大米饭吃（那个年代主要吃高粱米和玉米面，大米是细粮，限量供应，在家里不是总能吃到）。虽然插秧的活很累，但是觉得很快乐。记得我还说过一句“老乡们对我们不错，每天给我们吃大米饭，我们得好好干活，不然对不起人家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