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感怀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周年

绒绒熊（陈建华）

引 子

我写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篇文章不是故事，也不是小说，它是火红年代的一段儿真实历史，是那个年代仅有知青才会有的经历。

我们中国有这样一批四零、五零、六零后的热血青年，在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到矿山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炼红心、大有作为、很有必要！

3•18就要到了，五十年前的（1972～2022）三月十八日，是我们这批满怀革命热情，充满着革命激情和理想的一代“知青”，从这天起，我们这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热血青年，踏上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新征程！

我们这批不是开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者，也绝不是这场运动末期的后者，是正处在这股上山下乡洪流中期的参与者、跟潮者和弄潮人。1968和1969年是大批大中等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期。当时全国正在热火朝天地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大批的城市应届毕业生面临着就业难、生活难和城市负担过重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大问题。根据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伟大号召，大批应届毕业生积极响应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再教育并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锻炼。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批青年毕业学生，有的甚至还不满十八岁青少年就打起了行囊、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远离了兄弟姐妹，远离了父母的照顾，分配到了农村、农场、林区、矿区和生产建设兵团那些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了1978年以后，这代“知青”在中央落实知青政策的时候才陆续地返城。

我们是地方城镇的知青，也随着全国上山下乡运动的形势，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属的林场和农村。我们林业的生活条件和劳动环境虽然很苦，但要和那些去农村插队的知青相比，条件上还算稍好一点儿。国家每个月毕竟还给开三百二十大毛的青年工资，吃食堂、买牙膏、抽包烟、喝点儿酒不用再向父母伸手要钱了。可那些到农村插队的知青，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干就是一身汗，经济来源靠父母，自己两手攥空拳，他们在农村生活的艰难和精神上的痛苦那就别提有多难了。

我的五婶就是上海插队的一名知青，1968年她还不满十八岁，就随着大批的知青下乡来到了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逊克县，在她插队的生产队得到了我五叔的精心照料和帮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在今年金婚五十周年宴会的一番慷慨激词，畅想与当年一起下乡插队的插兄插妹们欢聚一堂、畅谈当年、流光溢彩、把酒言欢的喜悦心情，我真的为他们这对儿城乡结合的老夫妇拥有今天的幸福和美好感到高兴和祝福！

本文是笔者一部家庭版藏书《回眸》其中的一个章节。这段漫漫知青路的叙述，主要情节是主人公的亲身经历和与他一起享有共同经历的真实记录。本文采用了回忆真实过程的手法，记录了当年所涉及的真人实事儿。没有褒贬之意，也不伤害个人的利益和感情，更没有虚假和夸张的成份。把它奉献在知青五十周年纪念的日子里，主要是想把知青在上山下乡劳动、学习和生活的过程再次呈现给有过知青经历的荒友。力求保持回忆那段儿真实的过往，以保证回忆篇文的历史性、真实性和完整性。

这段历史现在的年轻孩子们无法理解，有的甚至还认为这就是天方夜谭。他们对这代人的认识有误区，认为同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人，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享受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既没经历过战争年代，也没有受过水深火热的旧中国苦难，怎么可能会有如此的艰苦经历和感慨？

但是你们别忘了，刚刚建国时那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状况，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接过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乱摊子。新中国在废墟里挺拔而起，一切都在百废待兴啊！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底子太薄了，身子太弱了，家业也太穷了！当时我们这代人正是在长身体也需要营养的时候；我们的学习也是非常优秀，有着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憧憬；我们用弱小身体却承担着社会巨大的压力。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父辈努力奋斗，我们承接了历史的重任，奋力发展到今天才会拥有现代的美好。那都是这代人辛勤的汗水浇灌才创造出来的。没有上代人和这代人的艰辛努力，哪有幸福美好的今天？

这篇美文希望与我有过共同经历的知青荒友们品读，以回忆自己当年走过的这段知青路为引子，揭示人生路上曾有过这么一段鲜为人知的成长历程。不知是否给您带来了回忆的伤痛还是幸福的甜蜜？敬请知青荒友、文朋墨友多多理解和包涵！

回忆人人有，经历各不同，不懂得回忆的人就等于忘记了过去，忘记了过去就等于背叛。因为我们这代人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无论是下过乡的还是留过城的或是当过兵的，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洗礼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虽然我们曾经有过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但在血与火、灵与肉的洗礼中理想已经破灭，可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却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们曾经为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基而贡献过，我们也曾为共和国的崛起挺起了坚硬的脊梁！我们奉献了青春、献子孙、最后为国献终身，这是中华传人的传统美德，我们应该为自己今生的奉献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漫漫知青路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这一天，春光明媚、风和日丽、冰雪消融、春回大地。龙镇公社的大院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德都县知青办分配的几百名的应届毕业生，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被分配到县林业局的各个林场。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近百名的青年男女将奔赴小兴安林场。

小兴安林场始建于一九六四年，位于小兴安岭北麓202国道167公里处。这里交通方便，距离黑河又近，是我理想的好去处。

我们龙镇青年仅有七人，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德都的小青年。我们背着包，扛着行李卷，期待着送我们上山下乡卡车的到来。在这些青年里，黑河青年却仅我一人。

那时我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愿意去一个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因此，妈妈找了龙镇知青办梁主任提出了照顾的要求。所以，我才被分配到小兴安林场。

噢！车来了。一辆辆崭新的大客车驶进了公社的大院，我们这些小青年开始了骚动，争先恐后地往前抢。这时，就听一个操着河北口音的人在喊：“喂！大家不要挤，按顺序排好队上车”。原来这位中年男子就是接我们去林场的领队，他是林场的一名干部叫苗九成，人称“大苗子”。他瘦高个儿，长挂脸儿，稍有驼背，说起话来一股河北“老坦儿”味儿娓娓动听。

车向前驶动了，一路上载着欢乐的歌声和青春的欢笑声，伴随着轰鸣的马达声，拉着这些时代的宠儿向着深山、向着广褒的林海快速驶去。

这时忽然有一名青年大声地嚷到：“大家看，陈建华还挺积极那，在车上也不放过学习”。原来，我正在细心地看一本上车前妈妈送给我的“红旗杂志”，这是妈妈对我在政治方面的关心和培养。妈妈一生中最大愿望就是希望她的儿女们在政治上的进步和成长。

她经常和我谈话交心，并给我讲述人生的前途和理想，教导我怎样做人和为人处事的方法，帮助我克服这样或那样的毛病，鼓励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进步。因此，我在那政治狂热的年代里，当然不会放弃狂热的政治追求和具有外在影响力的表现。

我刚下乡那会儿，热血沸腾，思想进步，抱着远大的理想和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责任，真的希望能在那广阔的天地里好好地锤炼自己。所以，遵照妈妈的教导努力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扎根山乡一辈子，愿把青春献给党。

记得在我的人生中，那是一段最狂热而最不稳定的青春时段。曾经立下过钢铁誓言和豪言壮语，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叹、可悲而又可笑。

那是在写给林场团支部的信中，自己为了表达那份炽热的心写下了一首激昂的诗词：

永远跟党走

革命志不丢

愿把青春洒热血

迎得幸福遍全球

永远跟党走

革命不停留

纵有海枯石可烂

志在中华万千秋

当时就是那么一种高昂的革命气概和大无畏的精神，与那个时代的要求和政治狂热性的表现极其吻合。还有一篇是参加林场学习园地时编作的一首散文诗，三十多年过去了，当重温那首散文诗的时候，心情又是那样的炽热和激动。

 散文诗

我站在高高的山峰，

心中想念着北京城，

目视着喷薄而出的太阳，

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啊！

是毛主席指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金光道，

是毛主席指引着新时代青年前进的航程，

在接受工农再教育的征途上，

我要勇敢地冲锋！冲锋！冲锋！

金训华、陈越久和杨淑云等七英雄，

是铁心务农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榜样，

是我们学习的标兵。

他们用自己豪迈的钢铁誓言，

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贡献了暂短的一生。

我们就是要创英雄的业绩，走英雄未走完的里程，

高举着英雄们的旗帜，

在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上斗志昂扬阔步行！

啊！

看到这迷恋的山峰，

使我的心胸更加宽广；

看到这碧绿的清河水，

使我的心情更加爽朗；

这祖国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是多么可爱，

喷放出峻山秀水的清香。

谁说林区不能干一辈子？

谁说上山下乡是镀金的想往？

我们就是要在这茫茫的林海里，

把我们的思想意志磨练的更加坚强！

只有通过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才能洗去资产阶级臭气换上革命新装，

扎根林区干革命的道路我走定了！

要一直奔向共产主义的前方！

这首情绪激昂的散文诗，是我当年对一些领导和部分青年同志，对我们黑河青年那种世俗偏见的驳斥，才写下了这首身居林海、热爱林区、扎根山乡、革命到底的情感诗篇。同时也表达了本人对黑河青年是“飞鸽”牌知青那种诽议的愤慨。因此，用时代感极强的豪迈语言去赞美林区，讴歌林海和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现在回想起来，那种虚无飘渺，信誓旦旦的豪言壮语，能有几多成为现实？

不知不觉汽车到了小兴安林场，在距场部约一里地以外停了下来。这时苗领队让我们下车排好队，高举红旗，高呼口号徒步进场。

此时，公路两旁站满了欢迎知青进场的人群，他们放起了鞭炮，敲起了锣鼓。那炮声、锣鼓声和人们的口号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震荡着山谷响彻云霄。

我们走进了这块陌生的土地，我们接受了那火热年代的战斗洗礼，使我们这代青年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转折和考验。

我记得最清楚是第一年的五•四青年节，这是个年轻人的节日。林场领导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小青年，只有我们才注入了林场的新鲜血液，只有我们才是林业生产的生力军。尤其是入场后迎来的第一个节日，领导们格外高兴，特意告诉食堂多搞几个菜来个大会餐，让我们好好地乐呵一下。

我们的青年连长是一位林业干部叫张孝春，辽宁赤峰人，嘴里经常叼着一个木斗式的烟袋锅，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烟袋”。开始时小青年们还不太熟，也不敢公开叫，后来时间一长了，关系也混熟了就直呼其称了。

青年节那天我特别高兴，十八年来我第一次离开了父母走向社会，开始了独立的生活，这标志着我们青年一代逐渐地走向成熟。我们一个个犹如脱缰的野马无人阻拦，加之又是知青进场后的第一个节日，领导允许喝酒。所以我的心情也格外好，头一回喝酒就没少喝，至少要有半斤多，觉得说话走路都有点忽忽悠悠的，初试的酒量感觉很好。

　　

那时社会有一种风气，就是人与人之间爱起绰号。我在林场个头儿最高，1.84米的身材、细细的个头儿，他们都管我叫“大个子”。开始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后来一想也没什么，你的个子高，人家给你个形象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代名词罢了，因此也就顺其自然了。

当时知青里有个叫杨英顺的小青年儿，是河北省昌黎县人，他投亲靠友来到林场。他人长的也比较瘦小，1.62米个头儿，说话一口地道的“老坦儿”味儿，无论是生活还是劳动他总是经常地跟我在一起，我们俩人的关系处的也不错。因为我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在一起就形成了一高一矮的明显反差，所以都叫他“小个子”。后来因为这小子油嘴滑舌心眼儿花，大家又改绰号叫他“杨老花”。这小子挺有趣儿，当时他虽然年龄不大，却早早地有了对象，是否结婚我们始终是个谜。有几次来信都被我和高学清、张国军（这俩人都不在了）给截获，偷看了人家的私信，内容当然是卿卿我我的一套情话，事后我们就糟尽他，把他气得不知如何是好。

那时上山下乡在一起，是一个特殊的生活群体，大家相处就如同亲兄弟姐妹一样，互相之间也没什么可戒备的，更不懂得私拆他人信件是一种违法现象。每天的生活、劳动都是那样的富有情趣，回想起那种集体生活的情景，恐怕今后永远也不会再找到的。

当时德都县林业局所属的林场有朝阳、引龙河、焦得布、三九六和小兴安林场，后来又新建了二龙山、原清山和沽东河林场。这些林场中属小兴安的条件最艰苦，仅有的一个小卖店成了这些知青的栖息地，大家没事儿就往小卖店一待，天南地北的在一起吹大牛侃大山，把一天的疲劳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们上山下乡时工资是三十二元的青年工资，加上林业津贴也就是三十八块多钱。每月饭伙要十七八块钱，剩余的除了买点儿日常生活用品和抽烟喝酒，几乎月月花不到头儿。好算林场的小卖店是为职工开的，店员侯大姐是个老知青，她很理解我们这些小青年儿，又是上山下乡的同壕战友，舍家撇业的一人在外不容易，就把小卖店当成自己家一样。缺啥少啥就到商店去拿，记上账、打个条、下月开支一起算。

食堂的饭菜基本是“老三样” 发糕、馒头、大楂粥；白菜、海菜、豆芽汤。一到冬天，食堂就把冻白菜象剁鸭食一样倒在锅里，扔上两把盐，浇上一勺荤油就出锅。有时管理员从山下买点儿猪肉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可是大师傅把什么板筋、肉皮、馕馕踹炒在菜里，好肉却留给食堂的几位大师傅自己享用。青年们气不过，经常偷偷地撬开食堂的门搞点儿豆油和面，自己改善一下伙食。

那个时候的集体生活是非常有趣儿的。有时候晚上饿了，几个要好的“小哥们儿”就串联搞点儿夜宵吃。搞夜宵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招呼隔壁女青年宿舍的侯大姐，从小卖店里买些酒和罐头，哥儿几个围上一圈边吃边喝边侃大山；另一种就是深更半夜的去林场职工家属的小菜园儿里搞点儿新鲜蔬菜回来做着吃。

我记得有一次也不知去了谁家的地割的韭菜，第二天早上就听家属区的老娘们儿骂声一片。我们明知道是在骂我们，一个个详装不知道还跟着起哄。有的老工人就劝解道：别骂了，不就自己种点儿菜吗，又不是别人偷吃了，都是些孩子出门在外的不容易。他们愿意吃就来摘吧！后来我们到谁家园里摘菜，非常注意不祸害人家园子，家属看见了就装看不见，时间长了关系搞的都挺好，那些家属还主动地让我们去家里摘菜吃。

知青那昝也不讲究什么卫生不卫生的。洗脸盆本来是用来洗脸、洗脚、洗腚的生活用具，可到了晚上就成了我们的做饭炊具。什么煮饺子、抻面片、扒拉疙瘩汤的，说起那个时候的感觉真不错，谁也不肯少吃一碗，而且感觉吃的非常香。

我们场的知青可能是这些林场中知青最多的一个场子，最多时（老知青）近一百二十人。两栋青年宿舍住的满满的，长长的地龙铺上一个儿挨着一个儿。男女宿舍仅隔一层木板墙，深夜里咬牙、放屁、嘎吧嘴，说梦话、打呼噜、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喊声，高低起伏响成一片，就象一支雄浑有力的交响曲在夜空中回响。

　

当时林场的知青大体上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六九年分配到林场的知青，我们把这部分知青叫做老青年；一部分是我们这批七二年进场知青，我们把这部分知青叫做新青年；还有一部分是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知青，其中有投亲靠友的、有早期毕业待业的、有下乡后返城二次择业的、还有家在林场的回乡青年等等，我们把这部分知青叫做社会青年。按照毛主席的号召，把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青年统称为“知识青年”，简称作“知青”。这就是时代造就的一个青年群体，也是时代创造出的历史产物。

记得当时在场的老青年已经所剩无几，大部分已经返城或调出林业，在我调走以后基本上老青年里就剩下了王青伟一人。我在与这些老青年的接触中，可以说在我心中比较佩服和占有位置的要数王青伟、王德明、王燕生、侯晓玲和王桂荣这几个人。他(她)们素以老大哥和老大姐的形象感染和激励着我，他(她)们以勤劳和智慧赢得了我们新青年的信赖和赞誉。

王青伟～1969年末上山下乡到小兴安林场，1984年以后曾经历任过莲花山林场副场长、小兴安林场副场长、场长等职，中共党员，2003年离岗休养。

在与这些老青年的交往中，我与老青(王青伟)和德明子(王德明)交往比较过密。这两个人虽然性格各有不同，但在我与之交往的过程中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青伟属兔长我三岁，是个性格十分稳重的人。他做事非常有心数却从不张扬，平时他的话语不是很多，但说出的话却比较有份量，在青年中威信比较高。他的品行很好，干工作任劳任怨，非常认真，敬业精神很强，对整个营林业务中的一系列工序他都非常精通。春夏季造林、抚育、打带、整地是个遭罪的活，蚊、蠓、小咬和苍蝇直扑脸，苦涩的汗水浸透了衣背，就是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也从来不唬弄。我们在一起同吃同住了好几年，他从不多事儿，并对我们这些刚刚涉世的新青年给予更多的是关心和爱护。后来我们都结婚以后又住了好几年的邻居，两家关系处的比较好。

王家大嫂是个憨厚朴实、能吃辛苦、老实厚道、持家能干的家庭妇女，也是一个典型地道的中国妇女的缩影。她和我的先妻(已过世)相处的很好，邻里之间互相往来、互相关照、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得到了王家大嫂的很多帮助。那时我们家的孩子小，一有事儿忙不过来时，就把孩子托付给王嫂照管，嫂子为我们也挨了不少累。

青伟外边活行，工作中是个脚踏实地的人，日常生活中挑水、劈柴、伺弄园子都是把好手。可他一进了屋门，就是个吃喝不管穿的主，当年嫂子不在家时，老青连疙瘩汤都不知怎么做。

这点我和他可不一样。我虽然结婚成了家，可是媳妇工作在农场，离林场还有五十多里地的距离，虽然近在咫尺，却恰似远在天涯。两地生活的艰苦，让我屋里外边都要干。下班进屋就是锅碗瓢盆叮当响，吃饱喝得望房梁。有时王嫂弄点儿小菜儿，老青就叫我去他家喝上两盅，天南地北的扯上一会儿消磨消磨时光。那时我年轻气盛，凡事好拔个犟眼子，有时争辩问题我俩吵的脸红脖子粗，当然我比他能犟，老青哥也只好让着我。过后我也感到自己有时候瞎犟一通，一笑了之谁也不把这些生活枝节当回事儿，我们哥俩的关系始终是相处的很好，两家的关系也相处的很和睦。

老青的橡棋下的很好，在林场众多的棋手里也是数得着的高手。当时林场的业余文化生活很匮乏，除了打打蓝球和玩玩扑克，就是几个橡棋爱好者凑到一起杀上两盘。要说林场的橡棋爱好者倒也不少，一有下棋的旁边总是少不了一大堆的臭棋篓子。你支他、他支我的七手八脚都上来了，也不知道是谁在和谁下象棋，棋局简直是乱成了一锅粥。我的棋艺与老青相比自然有一定的差距，但偶尔的时候也能赢上两盘。

后来我调回黑河，老青也提了场长，曾来黑河办过几次事。八十年代末期，我去林场找青伟弄了几捆架条，算是和老青见了一面，算来至今又有二十来年没见面，有时想起当年来还真是有些想念。

德明属龙的长我两岁，他很有经济头脑，能吃苦、能干活，为人友善、做人诚实，是个屋里屋外的多面手。他在七十年代中期就调回了青山苗圃，后来调出林业去了医药公司，再后来改开以后个人养起了大拖挂，他和两个儿子跑广州、跑江浙拉货，也成了当地一名下海经商的土豪金。德明子的父亲是德都有名的厨师，他可能传承了其父的特长，在美食方面较有建树。我有时和德明子一起上德都，他都把我领到他家或上他爸的饭店吃一顿。

七十年代的民风和社风与现在相比较大不一样。那时无论是什么行业管理水平普遍较差，人情味儿特浓，基本上是干啥吃啥，管啥吆喝啥，人熟为饱，走后门成风。德明子的父亲在饭店是有名望的大师傅，我们去吃饭自然手下有情，就是花钱吃饭菜码也比别人的大。

我们在林场是住的一条地龙铺(就是板铺底下用砖盘起来的烧火烟道，通过加热使住房和床铺变暖的一种较为原始的取暖方式。)，李滨我们几人铺挨铺，同吃同住同劳动，雪雨风霜伴君行，一干就是好几年，哥儿几个的关系处的非常好。

要说起林业这些活，德明子可以说那是轻车熟路，他干什么也不含糊。整地刨穴是个需要有耐力、有力气、并且会使窍劲儿的活。穴要一镐一镐的刨，如若遇上五花草地就省劲儿多了。但这样的地质条件现场员岂能轻松的让你完成定额？如若遇到榛柴岗的山地或是沟塘子的地质条件，除了树榨子就是石头，镐头下去直冒火星子。若是碰到沟塘子从那些形状怪异的塔头墩子中间穿过，软绵绵的植被根鬚，一镐下去弹出挺老高，一不小心镐头常常会碰到自己或伤着旁人。就是这样，德明子每天都坚持早去晚归，完成的定额总比别人多。因此，在青年中送给他一个雅号“小财东”也的确名副其实。

德明子好象走的挺早，大约在七五年左右就调回了县里。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德都办事还到苗圃去看过他，多年不见的患难兄弟，德明兄看到我显得格外亲，把我请到家里又是炒菜又是烫酒，忙的不亦乐乎。

前些年德明子领着儿子来黑河办事，通过联系找到了我，自然是多年的哥们儿相见分外亲热。那时“赵老小子”还活着，我们找到李滨开怀畅饮共叙友情。

王燕生在林场时是个比较有名望的老大哥，他好象同青伟的年龄差不多。我到林场后，好像没觉得他和我们这些小青年在一起干过什么体力活。林场总是分配他干点儿零散的工作或是跑个什么差事的，后来他调到了森警队驻守小兴安林场，再往后他就调出林业去了八0八广播电视台。

前些年我在岗下乡去五市石油公司时，在大连池风景区曾去看望过燕生大哥。岁月沧桑、感情依旧，当年的俊小伙儿皱纹已悄悄地爬上了眉梢，花白的银发略显岁月的沧桑已为儿女苍老。他不静心，为孩子们的成长他操尽了心，真的尽到了一个慈父的责任。

在女性中的老青年里，我们接触最多的是侯晓玲大姐。她个头儿不高，也就一米四十左右高的个儿，但人长的还算漂亮。她性情很好，温柔体贴、贤惠大方，做事有大姐姐样。因为她经营着林场唯一的一个商品流通场所～小卖店，那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栖息地，闲着没事儿时都在小卖店门前起腻。每天我们都要和小卖店打交道，买烟、买酒、买罐头和一些生活用品，这是林场小卖店最畅销的商品。侯大姐的人品和口碑在全场的干部、工人、青年和家属中却反映的非常好，因此，我也非常地敬重她。后来返城回到德都后，不知什么原因生命走到了尽头。真的为她感到惋惜。

王桂荣大姐是老青年中唯一的一个劳动在生产第一线的女性。其他的人都挠饬个好工作，有当教师的，有当大夫的，有的留在后勤干零活，而她却每天和大家一样，肩扛着刨穴镐，手握打带镰刀，冬天拎个弯把锯，出入在丛山密林和茫茫的林海之中。她那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不畏艰难的工作态度，使我对她肃然起敬。

　　

到了林场的第二年，在一次打山火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位山东水泊梁山的好汉刘万光。后来他成了我的练习武功的师傅。

那是一九七三年春季，德都境内的山林到处着火。我们接到县护林防火指挥部的命令，立即在小兴安林场成立扑火前线指挥部。县里各个机关单位和各大农场抽调大批人员组成扑火队伍，迅速赶到小兴安林场集结待命。我们林场职工因为熟悉山林情况，被“前指”留作“向导”使用。

我们青年宿舍挤满了来自县里各单位和农场的扑火人员。林场食堂也停了伙，就餐青年全部到前指后勤组领取饼干、面包之类的给养。

那时我们都很好奇，也很自私，每天都弄回很多的饼干装起来以备后用。箱子装不下了，索性就把裤子的两条裤腿扎起来装，积攒了很多很多饼干，等打完荒火时留给自己改善食堂的伙食。

一天，前指总指挥谢振忠（当时是德都的副县长，后来调黑河行署任副专员）把我叫了去，命令我给一支扑火队带路。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呵！小伙子，个头儿不矮呀？没想到咱们德都还有和我差不多高的。怎么样？能把队伍带到火场不？”

我坚定地回答道：“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可巧，就是我带的这支队伍里，就有了后来成为我师傅的刘万光。

夜是黑黑的，山风袭来顿觉一丝丝的凉意。山里没有路，拉大山抄近道儿直奔襄河农场九分场。在穿过茂密的树林时，一不小心将搬倒的树枝抽着了身后的刘万光。只听他“啊呀”的一声叫喊，然后就骂了起来。我当时并不示弱，因为我是知青，他们是林场雇来的合同工，所以我就同他吵了起来。

经过大家劝解，又是无意伤人，事情也就过去了。扑完火回到林场后，听说刘万光是山东郓城人，会武功，把式也不错，我就动了学练武艺的心。

那时的年轻人心气儿争强好盛，练武是那时比较时髦的一种体育锻炼。但小青年学武艺那可不是为了锻炼身体，主要是想练就一身本领日后不挨欺负。我费了很大的周折，再三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刘师傅最终答应收下了我这个不可驯服的徒弟。

说起练武这挡子事儿，还真的对我在生活、脾气秉性和身体健康等方面有所改变。首先，从性格方面能注意克制自己，提高了性格休养；其次，经过习武锻炼，我在上山下乡前曾有过二型结核全部钙化了。

那时候刚开始学练武艺时，就象做贼一样怕人看见。每天清晨三点钟左右起来，到小树林里开了一片场子，练拳练脚练器械。清晨的露水弄得浑身湿露露的，但越练越上瘾，精神状态却很饱满。

我学的是大洪拳，从二十四路弹腿基本功学起，学了一套伏虎拳，并学了刀、枪、棍、鞭等器械。这些器械里我最爱的是七节鞭。师傅在教我时，用一根麻绳栓一个料掰子(伐锯的工具)做鞭头来演示，怕使用钢鞭打着自己的脑袋。可我却感到十分的别扭，让师傅直接使用钢鞭来教我，师傅看到我的固执劲儿也就顺从了我。因此，我学的挺快，悟性也高，没有几天的功夫就把一套鞭法学会了。除了打单鞭，还学会了刀里加鞭，单刀、双刀、枪和棍等等。

可以说，七节鞭在这些器械中是使用最灵活的一种。它游韧有余、鞭法灵活、长短皆宜、上下翻飞，鞭出一条线，左右围身转。按当时练武那个劲头，虽然达不到蹬峰造极的境地，但和不会武功的人过手，三招两式对手就得摔倒在地。若是同半拉练家子动手，也分不出个上下高低。

可惜的是，我平生学到的这点儿功夫，连学带练才六年的时间，后来因到农村搞了一年路线教育，逐渐地放松了练功习武，一晃几十年的光景已经过去，把当年学的那点儿皮毛功夫忘的一干二净。

现在人到老年，看人家习武练功心里十分羡慕，悔不当初没有坚持下来，若不然现在不是一个武功大师，也是一个习武爱好者而桃李满天下。

我一生最爱抱打不平，对不公平的事和搅歪的人看不惯就想管，因为这，没少动手打架和伤了不少人。

记得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中秋节，大家吃完晚饭后都在自由活动，林场有部分知青和道班的几位知青在场部的篮球场扔篮球。也不知是谁碰了谁，道班有一叫李华的鸡西青年同林场老知青王燕生发生了口角。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把王燕生打倒在地，在场的三四十名林场知青竟没有一人上前拉架或帮助王燕生的人。

当我听说场部因玩儿篮球我们人让道班人给打了，这还了得？等我赶到时仗已经打完了，道班的几名青年趾高气扬、大摇大摆地走了。

我听了此事后，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喊到：“简直是欺负咱林场没人了！”说着，哗棱棱从腰里抽出七节鞭，就要找道班的人干仗去。这时，一大帮林场青年围上前来，一边劝解一边哄，才算暂时平息下来。

晚上，天色已黑，中秋的月儿又大又圆，皎洁的月光照射着大地，照亮着悠闲避静的小山村。在小兴安边防检查站的道边上，停着南来北往的运输车辆，看热闹的人群围坐在长条椅上观赏着十五的月亮。

这时我和几名要好的知青商议怎样去找道班青年出一出这口怨气。不巧，场医刘连贵的一个十来岁的小儿子在人群中晃来晃去，我担心一会儿打起来会碰着小孩，就用脚拨了他一下。不一会儿，孩子的爸爸来了，当面质问我为什么打了他的儿子，没等我解释的话音落地，只见一道白光扑面而来，一只手电筒重重地打在了我的前额上。这下我可火了，既然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劈胸一拳打在刘连贵的前胸上。周围的人一看这边打了起来，一大帮人簇拥着把我们俩人围在了中间，我和刘大夫你一拳我一脚的撕打了起来。

突然，憨壮如牛的刘大夫冷不丁抱住了我脑袋，一口死死地刁住了我的右耳，犬牙交错地狠狠地咬住了我的耳朵。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我无法恋战，嘴里不停地叫骂着刘大夫，警告他如果不松口就跟你没完。在大家的劝阻下，刘连贵终于松开了口。可这时，我感觉耳朵就象折了一样，随着人的晃动耳朵上下直煽呼。这下我可真的火了，哗啦一声从腰间抽出七节鞭，决心要打死这个王八糕子，可是在人们的簇拥下，刘连贵早已跑的无影无踪。

林场管理员邓心石抱着我边说边劝解，可我哪里有心听他说这些，想起遭到不明不白地袭击，而且耳朵都快要咬掉了，我就像疯了一样，此仇不报难解心头之恨。所以，谁劝也不好使，挣脱了老邓我撒腿就跑，可找了半天也不见老刘的影子，在知青们的劝阻下暂时回到了宿舍睡觉。

这一夜被咬的耳朵火燎燎的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大约清晨四点来钟，我就从床上爬了起来，手拎一只大木棍直扑刘连贵家。我手持木棒站在刘连贵家的大门口破口大骂，让他滚出来，非要打死他不可。

那时上山下乡的知青，国家还是有保护政策的。一般的说，打个架、斗个殴的领导批评教育一下也就算拉倒了。那里像现在这样，打架就由公安派出所介入，伤了人就得住院讹上几千几万的。当时我让人给咬伤了，耳伤的疼痛让我越想越来气，我如同撒缰的野马无阻挡，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况且又吃了这么大的亏，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什么都无所顾忌。

刘连贵六十多岁的父亲站在门口扑通的一声就给我跪下了。他口中不停地说：“小陈儿呀，你就饶了他吧，他拖家带口的，等他回来我一定让他给你赔不是去，行不行？”

“不行！”我大声地喊到。“今天谁说也不好使，非叫刘连贵这个王八糕子出来说话不可。”

这时，刘连贵正在坐月子的老婆也趴在窗户上焦急地往外看，刘大夫的老妈也过来给我下跪求情。

老太太说：孩子，你行行好，就看在他都这么大的年纪和儿媳妇生孩子怕吓着的份上饶过他吧！

我的心软了。刘大夫的父母都是快七十的人了，还给我跪下求饶。是他儿子惹的我，跟他父母有啥关系？我若是不依不饶的，他家还有个坐月子老婆。没办法，临走时告诉他的家人说：“这事儿不算完，等他回来告诉他，不向我认错非整死他不可！”

可以说，这件事儿在场子轰动非常大，领导也怕了起来，真要搞出人命来怎么办？连续几天我也没上班，就在场子里到处寻找刘连贵。

林场的政工干事老蔺找我谈话，劝我消消气儿，有什么事儿好好说，问题会解决的。我告诉老蔺说：“要想解决问题，把刘连贵找来说话，不向我赔理道歉，坚决不干。”老蔺一看有门儿，就吩咐别人去把刘连贵找来，并向他做了一番交待。

不一会儿，刘连贵果然来了。只见他耷拉个脑袋，紧皱着眉头，一副哭丧个脸进了屋来。我当时看见他分外眼红，真想冲上去狠狠地揍他一顿出一出我心头的恶气。可是已经答应领导的事儿不能反悔，只好忍着满腔怒火听他向我道歉。

此时的刘大夫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和尊严。过去把我们这些小青年都看作是孩子辈儿的，张口闭口“爷们儿长爷们儿短的”叫着，而今天他却一改常态，一口一个“哥们儿、哥们儿”地叫着和我称兄道弟了。

刘大夫诚恳地向我认了错，承认他当时听信了别人的传言，一时上火不分青红皂白就下了死口。并且承认对我的误工费等问题全部由他负责。

我听了刘大夫这番话心也软了下来，细想起来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爹妈都给我下了跪，老刘又向我道了歉，还能把人家怎么样？因此，这场风波也就算过去了。

后来听别人说，那天去刘大夫家告状的是德都来的知青王文杰。这小子想和他的大女儿搞对象，为了讨好刘大夫才造成了这场误会。

说起王文杰这个人，我打心眼儿往外烦他。他家是德都的，人没什么大张逞，但挺能嘚瑟，见着女青年就迈不动步，因此，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狗秧子”。也该着这小子命短，四十几岁时就一命呜呼，也算是报应吧！

事情没过几天，我和林场的座地户青年程德福去龙镇办事儿，回到家妈妈发现我的耳朵包着药布，忙追问是怎么搞的。我怕说出真相妈妈着急，所以撒了一个谎，说是在山上干活时不小心让树枝刮坏的，这才蒙混过了父母。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站在妈妈面前撒谎，心里感到非常的渐愧和难过。我小的时候妈妈经常给我讲撒谎不是个好孩子，教育我为人处事要诚实，不许撒谎和糊弄人。可今天为了不让母亲难过和伤心，只好用善意的谎言隐瞒了事实的真相。虽然这种行为不好，但也能感到一点点的自我安慰。

我的耳伤好了以后，事情也都平息了，我才将事情的真实经过告诉了妈妈。没想到，妈妈一听就急了，非要到林场或林业局找领导评理去。在我再三地劝解下，才平缓了妈妈心头的这股怨气，这次事件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一幕，也是我在上山下乡期间最惨烈的一幕。

　　我的婚恋史也是一波三折的。当时受环境影响，小青年儿时兴搞对象。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三、四月间，德都那块儿冒着土气的蒙古大屯，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四届人大以后就要实行晚婚晚育的说法儿。所以，青年男女实行搞对象和用突击结婚方法来了结人生的婚姻大事。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搞对象。主要是因为年龄太小、发育晚、成熟的也晚，浑身上下还带有孩子般的天真和稚气。无心考虑或根本也不懂什么是找对象？什么是结婚？每天的劳动累得精疲力尽，几个青年凑到一起喝的酩酊大醉，哪里还有心琢磨什么谈恋爱搞对象的问题。

林场谈对象结婚早的有史国军、李玉良、韩敬迁等人。七四年赵荣福、史国军和李玉良当兵体检，因为史国军和李玉良都有对象扯后腿，所以只走了赵荣福一个人。

在林场时我和高学清、史国军的关系处的始终是不错。因为史国军儿成家早比较方便，有时食堂的饭菜不好，我和学清两人也不管史国军爱人愿意不愿意，就跑到史国军家大嘴吗哈地“造”一顿。

史国军的爱人陈玉萍是绥化来的知青，她妈妈曾是绥化评剧团的演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玉萍可能传承了其母的戏曲天赋，唱得一腔韵味十足的评剧曲调。因为都姓陈生日又比我小，我素以本家哥哥相称，所以到国军儿家也很随便。

那时林场有一位叫王春玲的女知青，家住龙镇公社，其父是龙镇百货批发站的一个仓库保管员。她主动地和我接近并与我交往，使我对异性的接触渐渐地产生了好感。

她身高不到一米六十的个头儿，胖乎乎的脸上镶嵌着一对含情脉脉的小眼睛。她知道我能吃能喝，有一次吃完晚饭后，她把我悄悄地叫到宿舍门外，然后从兜里掏出了26 斤粮票和6元食堂钱票塞给了我。她的这一举动把我吓一跳，我哪里敢要这不明不白的钱，一个劲儿地往外推。她看我不接受她的礼物，就详装生气的样子，嘴里嘟嘟囔囔说个不停：人家不是怕你吃不饱吗，给你粮票钱票你还不要，白瞎了人家一片好心。我见状无法再推辞，只好道声谢谢装进兜里。后来老青年王燕生说：“这是人家春玲子看上你了，要和你搞对象，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处着看吧。”

可以说，老陈家我们这一枝儿的孩子成熟都比较晚、立事也晚，那时我已经是20岁的人了，对于搞对象和娶媳妇的概念是非常的模糊。

春玲子的主动接近，在我的感觉中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她人长的虽然不算美但很娇媚，嘴儿也很甜，一说一笑，给人一种很甜美的感觉。我从小到大男女生之间都不敢多看一眼，从来也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女性。现在每天都有女性陪拌在身边，有说有笑、虚寒问暖的，还经常地帮着洗衣、缝被，感觉又好玩儿也很新鲜。

我们在相处的那段日子里，互敬互助彼此相爱，经常出没于树林里、林荫小路与小河旁，倒也不乏浪漫人生的一段乐趣儿。

那年我回家探亲，她也闹着要跟我去黑河，没办法，只好带上她回家跟着走一趟。不巧，在孙吴打间时，遇到了从外地下乡回来的父母。春玲子一见面开口就叫“妈”，把我的父母全都吓惊呆了。我也被她这声“妈”吓得头皮发炸。

妈妈以为我们都已经结婚了，赶紧问明缘由，我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是新近谈的对象，还没结婚，爸妈听了这才松了一口气。

回到黑河后妈妈私下里向我了解了她的情况。妈妈的感觉这个女孩儿太大方、太奔放、太张扬，无论是从长相还是到个头儿妈妈都不是很称心。另外，我当时的年龄还太小，妈妈根本就不想让我过早地处对象。但当时我就象着了魔一样，只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并没有注意和了解到她有什么其他毛病和背景。经过再三地做妈妈的思想工作，妈妈才勉强答应了我。

既然事已至此，妈妈为了体现尊者的大度，也为儿子将来能有个好的归宿，领着这个未过门就叫妈的“儿媳妇”逛了一大圈商店，并给她购买了一双皮靴和一套很时兴的衣服。

我们相处的时间也就半年多，我就风言风语地听到一些人的议论。说她作风轻浮，扯着这个恋着那个，还经常到森警队的宿舍去找那些森警闲扯。听到这些议论后，我的心头蒙上一层阴影。注意观察了一段时间，果然发现她经常出没于森警队宿舍。这更使我对她产生了反感。在多次的接触中，每当谈到物质生活问题时，她总是提出一些关于物质利益方面的要求。什么买一块260的欧米茄表哇！什么要一台带锁边的缝纫机呀！什么买一套好家俱等等，她把眼光全部盯在了钱和物质利益上。

当我问她是看人搞对象还是看东西搞对象时，她竟大言不惭地说：“没东西谁和你搞对象！”

我闻此言勃然大怒，郑重地告诉她：“如果爱的是人就不应该谈什么物质条件，就是我穷死也能跟我过一辈子。如果爱的是物质利益，看中的是我家庭背景，追求的是物质享受，那你愿意找谁就去找谁吧！我是不会答应你提出的任何条件。”

我感到我和春玲子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感情所言，感情的基点不是建立在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和互相依恋的基础上。而她的真实目的是对物质利益的索取和对既得利益的追求。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志不同道不合，趣味儿不相投不宜往来。

感情的失恋使我第一次遭受了情感上的打击，情绪上产生了阵阵地浮燥和心烦意乱。一天，我喝的酩酊大醉，来到了女青年宿舍。她见状赶紧给我端上一碗凉水，我看到眼前的这个女人顿时怒火中烧。什么我的女友？什么我的对象？什么我的恋人？统统的是一片虚情假意！随手将一碗冰凉的水如同山泉的喷发，全部泼到了她的脸上。

事后侯晓玲大姐告诉我，由于我的鲁莽，春玲子正来“事儿”时受了冷水刺激，病了好多天。对此，我也感觉有些悔意。

从此，她感到了我对她的厌烦，我也不愿意再与她约会，我们的关系逐渐地疏远。我在闲暇之余写了一封长约20多页的信，戳穿了她的用心和目的，断绝了同她的来往。就这样，我的第一次婚恋宣告彻底失败。

　　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有一天晚上，大家吃完晚饭后正在宿舍里胡吹乱侃。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不好了，食堂着火了！”我闻讯穿上衣服撒腿就往食堂跑，到了后院往里一瞧，只见食堂的小后屋已经火苗子通红，大火已经烧着了纸棚。我们五、六名知青冲上前去，我用拳头打碎了玻璃，迅速钻进了火海中。

我们一边用水泼，一边用扫帚扑打，因火势太大，加之玻璃砸碎后里外通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眼看着房盖已窜起了火苗子。这时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场领导和知青以及家属几百号人上前救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我忽然觉得手里拿的镐把粘糊糊的，借火光一看，不知是哪里来的那么多血，同志们见状都劝我赶紧下房到卫生所去看看，我没同意，仍然坚持在救火第一线，一直到把火救灭我才去了卫生所。

当时林场的卫生员傅博也是个黑河青年，后来她与我们知青老大哥郝利民结了婚。她在给我包扎时，由于我失血较多，感到一阵阵的头晕，浑身直冒虚汗。原来，我在用拳头砸玻璃时将手背划破，至今在我的右手上还留有上山下乡时节留下的两道疤痕。

我在林场时好抱打不平是远近出名的。我为人处事讲究个“义”字当先，从来没有因为我个人的利益与别人争吵过，都是因为别人挨欺负我才大打出手帮忙干仗的。

记得有一次史国军同李见打了起来，在狭长的青年宿舍里，两人打的不可开交。这时，一名德都来的青年小魏子突然帮助李见出手打起史国军来，眼看着国军力见不支占了下风头儿。我是最看不起以多胜少的那种欺负人的打架，当时我一个健步蹿了上去，劈胸给了小魏子就一拳，随手我抄起一个洗脸盆狠狠地向李见的脑袋砸了过去，我们四人犹如翻江倒海的蛟龙混战在一起。后经大家的拉架总算结束了这场恶斗。

因为我爱仗义帮人，同本场青年或农场青年打了不少仗，领导对我的看法很不好，也反映到了林业局。

有一次，县林业局来了个副局长，人称外号“董二尿子”。他到林场下乡蹲点，就是要了解一下知青上山下乡的方方面面情况。因为我在林业局是挂了号的打架能手，所以也是重点了解和调查的对象。

凑巧，那天晚上我在火锯工地看木料，正坐在五四拖拉机里吸烟。这位局长大人见工地有吸烟的亮光，就凑合进了驾驶室同我攀谈起来。先是问了一些林场的情况，又问了一些知青的工作、学习情况，然后问我有关小青年儿陈建华的一些问题。

当时听董局长一说把我吓了一跳，不知他说的是什么用意。看来他也不认识我，我就顺着他问的话探一探虚实。

董局长说：“听说你们场那个叫陈建华的小青年儿专门爱打架，不服从领导，群众影响挺坏，你能谈一下他的情况吗？”

我一听，上级领导这是带着帽儿来的，我必须策略点儿对付他。我回答道：“那要看你想了解他哪些方面的事儿了。说他爱打架那不假，但要看是因为什么？有的人挨了欺负他帮助一下这算什么问题，又不是偷鸡摸狗打砸抢。至于服不服从领导，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知青，看看领导是不是做的都对，如果有错的地方还不允许小青年们说话？”

董局长说：“那么为什么领导都反映陈建华，怎么不反映别人呢？”我很不服气地说：“陈建华那小子爱提意见，看到不公平的事儿就出头说话，当然是对他没有好印象了。象你局长这样，听了人家的反映，就戴着帽儿下来了解问题，人家能服吗？”

我的这番话看起来起了一定的作用，董局长也就不多问了。他只好说：“这些事儿也是听到一些人的反映，是对是错还要看问题的本质。如果只是给领导提提意见，这对领导的工作也是支持嘛。至于打架斗殴的事今后是要引起注意的，你们这些小青年儿好头脑发热不计后果，一旦失手闹出了事儿来多不好。”我们当晚的随便谈话就结束了。

第二天晚上在召开职工大会的时候，董局长发现了我就是那个同他谈话的陈建华。他笑了，说我真会绕弯子钻空子，也没批评我。

自从参加林业工作以来，我什么活儿基本上都干到了，虽然不能说是林业的一个老把手，但对林业的这些工作我并不陌生。

春季是植树造林和抚育的季节；夏季是整地和打带的时段；秋季上山搞森林资源调查设计；冬季上山清林和采伐，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造林是指春季清明前后的一段时间，树苗刚刚萌冻，在上年已经刨穴的荒山地带进行植树造林，每年春季都要植树几十万株。

抚育是指春季造林结束后，对新栽的苗木进行透光、割草、扩穴和培土工作，使幼苗在良好的环境下生长。

打带是为了整地做准备。在荒山秃岭上打出行距、带宽1m×1m的整地带，在整地带里刨穴，为下一年栽树做准备。

整地是为春季造林做准备。在整地带里按照株距1m来刨穴。穴的直径为50cm、深度为25cm，造林时用刨穴镐将穴的中间刨开，苗根直插穴的底部，然后培土踩实。

调查是对林地面积的木材蓄积量进行调查设计。每公倾能出多少米木材，什么样的木材可采可不采，划出林班后为冬季采伐提供准确的数据。

清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对天然次生林所采取的一种透光、保养、清理林地藤条灌丛的保护措施。

有一年秋季上山搞森林调查，技术员乔殿才领着我们一行七、八个小青年，坐着拖拉机拉的大木爬犁去原清山搞林地调查。我们一路歌声一路笑，不知不觉地进了森山老林。

忽然，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看！那是什么东西。”我们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好家伙！象一朵白云镶嵌在一棵大柞树上。

老乔说：“那是一个‘大猴头儿’，快！谁去把它摘下来。”有个叫张生喜的小青年儿眼尖手快，一溜小跑就冲了上去。不一会儿，他捧着比脸盆还大的“猴头儿”跑了回来，大家都感到很稀奇，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猴头儿”。

晚上，我们在目的地安好营扎好寨，用猪肉把“猴头儿”炖上。还别说，肉炖“猴头儿”的滋味真鲜美，大家一口酒一口菜地饱餐了一顿，吃的那个香劲儿就甭提了。

秋季的山林是金色的收获，满山遍野尽是山珍野果。大家一边干活一边随手采集着野果在咀嚼。当翻过一道山梁越过一道小草塘沟时，就听前面的人大喊一声：“不好！有‘蜂子’”接着就听一片混乱声，前面的人抱头鼠窜到处乱跑。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也跟着往回跑,等停下来时互相一看,老乔的背上被马蜂蛰起了好几个大包。知青张生喜的嘴巴也被蛰肿了,自己还自言自语地说：“这可真是蜂子落在牛×上就这么蛰了”。 大家听了以后一阵哄堂大笑，至今还留着那段时节落下的笑柄。

每年一到冬季，我们林场就倾巢出动，在距省森工总局沾河林业局界边的原清山建立采伐点。

采伐时我是一名油锯副手，油锯师傅是现在市检查院反贪局的郝利民大哥(已过世)。他是老大哥，伐木的技术又好，而且我们又都是黑河老乡，所以他对我各方面都很照顾。

老郝是个火性脾气，他放树我砍楂，有时清理现场都跟不上他。当他看我做的不对或哪有点儿毛病时，提起嗓子就喊，每天我都要挨他的训。等我们回到住地吃饭时，他端起酒杯说：“兄弟，白天干活时说你别生气，放树是个危险的活儿，一不小心就会出事的”。是啊！老大哥经的多见的广，经验比较丰富，他是在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弟兄们，生怕在工作中发生意外事故。另外，油锯在工作时嗡嗡响，说话声小了谁也听不见。所以我也非常理解他。

在那些油锯手儿里，可以说老郝是最能干的一个。他技术全面、经验丰富、干活利落、动作麻利。我们一天最多时能放倒二百来棵树，最少时也能放倒一百六七十棵，到晚上收工时，一个个累的都不愿意动弹。用我们当时的话说：累的我们都拽着猫尾巴上炕。

　　

其次要数李玉良。说起李玉良我俩也算是前世有缘，这小子性格比较特，虽然人挺实在也很能干，但和一般人相处却很难合得来。他性格比较倔，有一股子山东人的犟脾气，在青年中不是个服人的主儿，我俩经常因抢开别人的汽车而造个半红脸儿。

有一年，李玉良和大程子干仗，两个人巴掌撇子你一拳我一脚的打的很激烈，旁边围观了很多知青都在看热闹。

那时候的小青年上山下乡打仗是常事，小青年儿吃饱了饭没事儿干，都好起个屁撩个骚的，说不上几句就动武把抄，闲着没事儿看看打仗的热闹也挺有意思的。正当两人打的火热，大程子的胞弟二程子突然从后面窜出，手拿一根六号钢筋粗细的铁条对着李玉良搂头就打。我见此状热血往上涌。一对一的打仗我们爱看热闹，俩打一那是欺负人。哥俩儿打一个未免有些说不过去，我蹭的一下冲到了前头，对着二程子伸手就是两个耳瓜子。当时二程子被我的举动给造懵了，在我的厉声震喝下，大程子也罢了手，这场双雄战一郎的激烈场面就这样草草地鸣金收兵了。

从那以后，我和玉良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近些年来，玉良没少来黑河办事，每次来他都给我打电话或到公司找我，不管怎么忙，我都要抽出时间来陪陪我这位患难之时的老知青、老朋友。那时“赵老小子”还在世，玉良的到来，我就把他找来共同陪着吃喝玩乐，一起消磨青春时未尽的余兴。

关于玉良和郝大哥他们俩多年的隔阂，我从中做了很多的调解工作，玉良每次来黑河我都要劝上他几句。关于年轻时节的往事烟云，应随着岁月的流失而逐渐地去淡忘和消融。他俩既是师与徒的关系，也是同行中的师兄弟儿关系，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无非都是因年轻气盛所造成。细想起来几十年都过去了，当年的小伙儿都已为人父母或当了爷爷、姥爷，还有什么可记恨或抱怨的事情要一直带到阴曹地府才能化解？

我的婚姻重组，给他们哥俩儿提供了弥补裂痕的契机。郝大哥的豁达大度和玉良的坦诚相见，使他们多年的隔阂烟消云散。这对儿当年驰骋在蓝球场上老搭檔，一对儿驾乘奔驰于千里运材线上的师兄弟儿终于又重归于好了。

　　韩“老疤”(韩敬安已故)，我俩是龙镇四中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我们龙镇的六七个人分到了一个林场，“老疤”和他的弟弟韩敬迁分到了一起。“老疤”将近一米八的个头儿，面色长的黑里透红的健康色，有着一副宽厚的臂膀，俨如一座黑铁塔，无论他干什么都显得有些笨拙。“老疤”的外号是根据他眼皮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而得名，李玉良、符洪福和“赵老小子”最能和他开玩笑。

“老疤”有着一身蛮力气，干什么都不服个人儿。我当时在林场个头儿虽然很高，但体重还不到130斤。“老疤”仗着身宽体胖，有一身的蛮力气，所以遇事总是和我拧着来。依我的脾气秉性岂能受他人驾驭？我们俩人也经常发生一些小的磨擦。

记得最清楚的一次，也是最有风趣儿的一次，我们两个发生的拳脚式争斗。因为什么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大概是因为互不服气而造成的吧。这次我俩的争斗可以说是从学校到林场多年积蓄的潜在危机又一次的战略升级。当时在林场的影响面也很大，男女青年站的满院子都是，我俩就象两只困斗的公鸡鵮架一样，在诺大的宿舍前面的操场上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我必竟学过点儿武术，加之我的身形和步伐比较轻便灵活，和“老疤”拳打脚踢，我是腾、跳、挪、闪身轻如燕，而“老疤”则是靠着蛮力气累的呼呼直喘。我用师傅教的“二龙吸珠”战法直奔“老疤”的面门出招，擣的“老疤”眼眶子发红。我的脚功和手法当时练就的技巧也算是出神入化，一会儿旁揣，一会儿点踢，加之手抄腿和立掌下劈动作，我俩忙乎的满头大汗。不知什么时候把“老疤”的裤腿扯开了四大扇，两片裤腿伴随着轻风像两面旗帜在飘荡。

后来我听说有人鼓捣他弟弟韩敬迁参战，可韩敬迁没象大程子、二程子哥俩打一个那样。他说：有能耐叫他俩打去呗，巴掌撇子的也打不坏，哥俩打一个算什么张逞。

我很佩服“老疤”弟弟的为人，他这是一种仗义，也是一种肚量，几十年的风霜雪雨我们非但没有成为仇人，相反我们的友谊更加牢固。

九十年代初，“老疤”来黑河倒腾黄豆，一住就是二十多天，我和“赵老小子”整天陪着他，到点儿就吃饭，顿顿都喝酒，一个月下来千十来元陪进去了，充分体现了当年同学和知青情的那份真挚感情。

小银子(李作银)是我们对他的一种爱称，因为他人长的小，故而这样称呼他。我们也是同班同学，我俩都是属马的，他的生日比我大几个月。此人家住龙镇，从小就在龙镇那块城不象城，农村不象农村的地片上长大，就象农村孩子一样顽皮。他成熟的比较早，下乡没两年，回了一趟山东老家就领了一个媳妇回来。当时我们一看被惊呆了，小银子的媳妇又高又膀，我们真的很担心日后会给小银子气受。几十年的生活经验证明：小银子真的是娶了个好媳妇，他们夫妻俩都是过日子好手。虽然小银子这么多年工作也没了，但他的日子过的很殷实。

小刘敏长我一岁，人是个老实巴交的性格，没那么多的毛病，为人处事既诚实又随和，对人热心肠，乐于帮助人，谁要有事求到他，只要他能办到的决不推拖。小刘敏平时爱鼓捣个收音机，无线电修理是他的拿手好戏。那个年月有个收音机听算是挺款式的主儿了。除了饭后打打蓝球和乒乓球，玩个扑克下个橡棋之类的活动，再就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听着收音机自享其乐。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文化生活真是枯燥乏味，不象现在什么都有，干什么都行，你想寂寞下来还得求人别打搅你，可见时代是进步了，社会也发展了，世界在变，环境在变，人也在变。所以，当大家收音机有毛病时，都找小刘敏给收拾，因此，他的口碑也赢得了全场职工干部的赞誉。

李兰英是家属青年中长的既美丽而又小巧玲珑的那种女性。她父亲李永和是个解放战争抗过枪，抗美援朝跨过江的老革命、老干部，连级干部转业到地方，在林场当个保管员，工作十分认真。我和兰英父亲的关系比较好，每天出工到仓库领取工具，天天和老人家打交道。他和我的父亲一样都是四七年参军的老兵，他为人随和、待人厚成。我有不对的地方他就把我叫到一边说我几句。我不在父母跟前，有个长辈经常地说我几句，我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感觉到老人家很亲切。

兰英是他家的长女，年龄好象与我差不多，当年在林场众多的姑娘中也是个佼佼者。有一些男青年垂暮兰英已久，都在背后悄悄地品头论足议论着，她能和谁搞对象？将来谁能娶了她等等。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小巧玲珑的场花却被黑河森警队的一名姓王的森警给娶走。后来听说，兰英这么多年过的也不算舒心，整天和一个醉酒的丈夫过日子，可想而知她婚后生活是多么的艰难和倍受折磨。

后来我调回黑河，好多当年的小青年都成熟提拔的挺快。兰英当了书记、工会主席，退休后又找了个对象是黑河气象局的干部，两个人的小日子过的很充实。他的弟弟李臣也当了场长，在山东石岛买了房子，我们俩经常地在一起聚会，哥们关系处的像亲兄弟一样。

德都青年张国军（已故）是个干活比较心细的人，小伙儿年轻时长的眉清目秀，平时话不是很多，一旦说起来却滔滔不绝。国军为人处事也很讲究，我们在一起生活劳动了好多年，后来被林场定为油锯手，一次在修理油锯时不小心引起了火灾，把自己的手烧成了重伤，回德都休养了很长时间，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找了对象结了婚，这才叫是因祸得福。

大刘敏(刘涛)是个老实厚道的人，他的原名也叫刘敏。因当时德都来的青年中有两个人叫刘敏，我们只好把现在的长的个头儿较高的刘涛叫做大刘敏,把长的稍瘦矮一点儿的叫小刘敏，后来大刘敏改名刘涛，我们一直叫他大刘。

刘涛的性格比较温和，无论干什么都非常有韧性，能吃苦耐劳，干工作比较踏实，我们两个曾在一个作业组搭档过。那时冬季采伐他是一个作业班的班长，我当副班长，一个班组十几个人，每天都和一搂多粗的参天大树打交道。放倒了树还要喊“下山倒！迎山倒！”有伐树的，有造材的，有打枝丫的，有堆枝丫的，最后一起山场归楞吊卯。

刘涛干活虽然能干，但我俩却不是一个类型的脾气和性格。他干啥都有个稳当劲儿，不紧不慢的性格急死个人。而我是撒欢撩蹶子就一阵儿。同样一天都放十几、二十几棵树，或是造十几米木材，他的弯把锯能响一天。我却急拉猛拽一阵，早早地完成任务一边歇着去了。

后来我调回了黑河，他在德都林业局提了副局长，工作很有建树。八十年代末期他也调入了黑河林业局在办公室工作，在我父亲病重时，他和德江（程德江）给了很大的方便，使我至今难忘。

冬季上山采伐主要有伐、打、造、集、通、吊、倒、运等八道工序。采伐时我们都是伐木工，到运材时我就是楞场的检尺员或木材检查站的检查员。

那时在山里采伐是林业最艰苦最遭罪的工作。在没有油锯时，我们使的都是弯把子锯。树座一米多粗，老师傅们教我们根据树的粗细可使用圆宝楂或是三角楂，决不能使用上下楂、对口楂或者叫牛x楂，否则树木打拌子会伤人的。

我们这支采伐的队伍每天清晨披星戴月去上工，人人头顶一个用柳条编的安全帽，腿上绑着一块膝盖垫，臀部挂块屁股垫，走起路来呼耷呼耷象个门帘子。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全班组的人围靠在大火堆旁，一边烤火，一边烤着干粮。到了晚上已是星辰满天的时候才收工回住地，青年工友们聚集在一起又是吃又是喝，把一天的疲劳都忘的一干二净。

山里住的全是地窨子，就是在山根儿底下挖洞穴，半地上半地下的屋子，盖儿顶用木杆儿和房苫草棚起来，然后再用土压上。睡的是草铺，四壁用塑料薄膜挡起来。室内取暖是用原始的大铁炉子烧木柈，不停火时炉子烤人烤的直冒汗，等一住火的时候屋子冰凉冻人。

那时我的饭量也真大，一顿饭最多时能吃一斤六七两的馒头或发糕，还要吃上六七个炒菜，喝上七八两六十度的老白干儿，晕晕忽忽的真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饭后，几个小青年儿围坐在一起打朴克赢烟卷，一盒烟卷赢来输去，打到最后没有输家和赢家，烟卷基本上都让看热闹的和打牌的给抽了。

那时候玩朴克动输赢和现在打麻将动输赢不一样儿，没有现在玩的大。我们主要是靠玩牌消磨时间和解除疲劳，赢烟卷、赢钱粮票的，属于“黄鼠狼子娶媳妇小打小闹”的玩儿法。不象现在成百上千的玩儿、耽误工作的玩儿、倾家荡产的玩儿，“麻风”到处流行，全国老少皆宜，风靡全球、走向世界。

　　

山上采完伐后便是到了木材运输阶段。领导分配我和刘涛、高学清到襄河九分场设立木材检查站,专门检查来往入山和下山的运材车辆。在那里我认识了一名叫韩行连的哈尔滨青年。老韩一天除了安排好食堂的饭菜，没啥事儿就到我们检查站去玩儿，有时候也帮助我们检查木材。一来二去年头多了，我们有唠不完的话题，性格、人品、处事方式都让我非常佩服，因此，我们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晃五十年了，感情依然如故，这在我的一生中是我异姓的亲哥哥。

一九九七年我去大庆市开会，专程领着爱人和孩子蹬门拜访，我们一下火车，一眼就看到阔别二十多年的韩大哥和晶芝嫂子。“哥们儿”离别二十来年不见，猛然相会格外亲热。在韩哥家小住了三天，两家人亲亲热热好不热闹，共叙了那段非常年代结下的非常友谊。大哥和嫂子都是个实在人，我每次去哈尔滨都要去大哥家做客，大哥大嫂好酒好菜的热情款待。而且每次回来嫂子都把事先准备好秋林红肠给我带上。嫂子知道我爱吃玉米，无论冬夏嫂子在冰箱里都给预备下玉米等我去吃，哈尔滨的黏大棒又香又甜。

在我先妻病重时，他们老两口天天守护在医院帮我照理，每天可口的饭菜都从家里送到医院。说心里话，人这一辈子什么叫真感情，平平常常只能说你好我好他也好，关键的时候兄弟之间不放弃，那才体现了什么是朋友！什么是兄弟！我的这位哥哥嫂子，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离我而去，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和真情面对。

我的开车技术，还是当年在检查站负责上山下山过往车辆检查的时候学会的。那时我没事儿就爱捅咕汽车玩儿，来往车辆让我开个够才放行，时间没多久我就学会了开车。那时候的汽车都是老解放，县运输公司和各大农场的汽车几乎让我摆弄个遍，所以，从那时起，我也练出了一手开车的好本领。

后来我返城后本应该考个票，那时候考张票才39块钱，怎奈管事儿的监理是我的发小，他说我不是开车的料，当好你的干部得了。得！他的一句话，我一生的爱好就这样放弃了。那个时候也看不出国家发展的趋势，要知道早晚有私家车盛行的时候，早考个票多好！

那时林场往山下运木材，林场就派我压运车，我同运材的师傅们关系搞得火热。经常的替司机开车、修车、加水、烤车等，师傅们也都很喜欢我。

我记得有一次开长庚大队的运材车，从龙镇往回跑已是下半夜两点多钟。张师傅睡觉我开车，当车走到离林场不远的二里桥时，我也困的有点儿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想停下来驱赶一下觉头，一想眼看就要到林场了，这功劲儿两眼瞪得滴溜圆，可大脑神经却不听使唤，眼瞅着车就往沟里钻去。我一愣神儿，忙把方向打了回来，好悬没出了大事儿。

那个时候我学开车在林场是最早的。就连郝利民和李玉良都是后学开车的。运材师傅看我勤快，主动向领导要我跟着压运车。所以我不管是空车、重车还是拉大木的炮车我都开过。

那时候开车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瘾，只要一上车就想叫师傅把车让给我，如果碰上个倔强的师傅不给我开车，我气得就像要和他干仗一样。

我的驾驶技术得到了师傅们的认可，他们对我也比较放心，一些老驾驶员对我的开车技术也很佩服。可惜啊！三十多年来没有考驾照，永远是一个无证的驾驶员。这在我的一生中是个比较大的遗憾。

现在我一年比一年老了，年轻时心盛的劲儿已经没有了。年轻时都没考票，现在又是个半残疾的人，哪里还会有考驾照的心情。这段儿历史将永远留在我人生美好的回忆中。

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冬季，林场领导班子调整，老领导走了，新的领导班子还没有到任，山上采伐点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

那时我在山上当现场员，因领导调走山上暂时无人管，所以，领导临走前把山上运材、卖木材和山场管理等事务全都交给了我暂时代管。

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我决心要把工作做好，干出个样儿来给大家看看，改变领导和群众过去对我的看法。就这一干，为我以后在政治前途中是一个铺垫，对我人生命运的改变起到了不可逆转的作用。

山上住着龙门农场、襄河农场、花园农场和引龙河农场等单位，每天都要和这些农场打交道。还别说，当了一段儿“座山雕”还真的有点儿成熟起来，也学会了处理一些繁杂的业务问题。那年别人都趁山里没有领导，少花钱往家里划啦点儿木材，我那个本份劲儿就甭提了。

别人拉走1－2M的木材只交了六元钱，是每立方木材的1/10价格。而我仅让农场农工打了个黄菠萝的小木箱就交了十五元，细想起来有些划不来。结果在我结婚的时候没有半寸木材，三年后花了一米木材的钱买了点儿板方材打了一套家俱。

　　一九七六年春天，县委从各林场抽调人员搞农村路线教育，我被抽调到双泉公社青石大队工作队下乡。这一干就是一年，和农民们起早贪黑、摸爬滚打 ，什么徊谷子、种玉米、割黄豆、铲趟地、手把粪、一腩双珠，农村的活几乎干个遍。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来开会，我和朝阳的小焦是常驻队员，一日三餐除了大豆腐还是大豆腐，偶尔的村书记让炊事员买几瓶罐头改善一下伙食。我和小焦经常地借进城请示工作的机会到饭店搓一顿。

那一年，天气变化比较大。气温高热、天气干旱、气候比较反常。五月时节突然天降鹅毛大雪，地里的庄稼受到冷冻的袭击几乎绝了产。六七两月天气高温干热，热的人都喘不过气来。我当时处在那个环境里，触景生情、即兴赋诗一首，记录了当年自然环境的情景。

有生以来遇今年，

气温冷热多则变；

五月尚有天寒冷，

六七两月高温旱。

温高禾苗枯黄死，

猪马牛羊皆发蔫；

面对旱情何所惧，

天旱定要人大干。

大寨能治乱石岗，

大寨精神天地撼；

无论恶旱风雨骤，

灾害定夺丰收年。

由于气温不正常，饮食也不卫生，我对农村的生活环境也不适应，染上了拉痢疾病。一天十几次，一拉就是一个月，吃什么药也不好使，人眼瞅着见瘦。丁队长看我实在顶不住了，同意让我回家看看，因此，我获得了一次探家的机会。回到黑河一见到爸妈，我就流下了眼泪。好几年没回家，真的有点想爸爸妈妈了。

第二天，爸爸领我去商业诊所找曾大夫看病，开了一包痢特灵，没几天的功夫病就好了。我掂记着青石大队的工作和依恋着那里的父老乡亲，我满怀深情地告别了父母和兄弟姊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家乡。

一九七六年的七·一，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我为此感到无尚的光荣和自豪。在写给妈妈的信里，热情洋溢地汇报了我在工作队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和所取得的成绩，并告诉妈妈不要为我的身体健康而担忧。我决心以陈越久为榜样，并赋诗一首以表慷慨激昂之决心。　

学习陈越久

革命阔步走

有病算什么

意志不可丢

生为革命生

死了有何愁　

为党为国为人民

青春壮丽死甘休

人啊！脱离不了时代造就人的环境，当时的思想进步就是一种狂热的政治追求。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凭想象、凭理想、凭追梦那种模式化的政治狂热性。几十年以后，回头再看看那个时代的一言一行，都脱离不了时代对人的束缚和影响。

一日，副书记邵国贵对我悄悄地说：最近中央可能要有大动作，“四人帮”要倒台子了。我一听他说这话吓了一跳，我问他听谁说的？他说是苏联台的华语广播。我劝他道：别瞎说，那是敌台，你一个共产党员的书记怎么能偷听敌台？可是没几天，县委召开会议传达“紧急会议精神”，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全国军民处在一片沸腾的欢呼中。随着“四人帮”被清除，“路线教育”工作也告一段落。我回到了林场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一九七七年初，我被林场党支部任命为团支部书记。由于我工作认真、积极肯干，经常组织团员和广大青年在一起学习，搞一些适合青年特点的文体活动如：篮球赛、乒乓球赛，还组织了一场职工体育运动会。受到了场领导和同志们的表扬。一时间，林场的政治空气非常活跃。我会拉二胡和小提琴，大柳子、钟建国、庞洪民、李洪印都会一些管、弦乐器，我们就组织了文艺宣传队，有时还能为场子职工演出节目。

七月二十日，地区林业局组织全林业系统开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热潮，各县(市)林业局抽调一人派往齐齐哈尔省林干校学习。我被县林业局推荐到地区林业局去齐市学习。

我们一行六人由区局一位叫袁玉祥的同志带队，在黑河统一集合奔赴齐市省林干校学习。

我大概的记得逊克的是一个叫矫义的政工干事；北安的是一位姓王的老同志；嫩江的是一位姓李的女教师；孙吴的是一位姓罗的年青人，在省林干校学习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那段学习的日子里，我非常地认真刻苦，把“毛选五卷”通读了一遍，重点文章反复地学，重点章节记笔记，尤其是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是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们逐章、逐节、逐段地学习和讨论。

毛主席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分析研究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和经济情况，总结了我国的历史经验，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我记了很多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后来回到林业局还专门为局机关的干部职工讲了学习“毛选五卷”的体会和有关著作的辅导课，又巡回到各林场去讲课，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欢迎。

在省林干校学习期间，正赶上纪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五周年，林干校组织了一台文艺晚会，我为黑河地区文艺节目创写了一首歌颂学习毛选五卷的群口词《五卷颂》。

领袖挥手宏图展，

亿万人民永向前；

党的号召行如令，

举国沸腾学五卷。

毛选五卷红宝书，

人人喜欢皆爱读；

革命真理入人心，

驱云破雾日礴出。

五卷贵为革命宝，

革命航程离不了；

篇篇著作指方向，

工作生产掀高潮。

红旗荡漾舞东风，

风吹云散蔚蓝空；

宇宙高歌谱新曲，

红歌高赞五卷颂。

东方日出太阳红，

光芒照射万里晴；

毛选五卷到咱手，

满怀激情放歌纵。

伟大文献杰人作，

篇篇论著指航程；

您的理论是真理，

您的思想比日明。

星月虽明日虽亮，

日月不比您在上；

只有您把乾坤转，

您的功德高万丈。

中国革命关键刻，

民族灾难落川河；

您挥巨手指航程，

扫云破雾建新国。

中华民族巍然立，

全国人民皆欢喜；

捷报凯歌喜频传，

雄鸡一唱高声啼。

无产阶级联合起，

奋起金戈反修帝；

世界革命风云涌，

五洲四海风雷击。

敬爱领袖辞与世，

恸地哀歌五洲泣；

悲痛化作力万斤，

团结战斗志不移。

牢记党的总路线，

领袖遗志后人继；

王张江姚谋未逞，

万人啐骂遭唾弃。

民心大快斗志昂，

工农上阵批黑帮，

肃清流毒肃影响；

革命生产打胜仗。

亿万军民紧跟党，

拨乱反正指航向；

工农生产大发展，

宝书五卷掌舵航；

手捧五卷心中喜，

学深学透眼明亮；

世世代代传下去，

革命红旗万年扬。

我记得我们这期班是林干校的第二十八期干训班。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进这么高等的学府学习，当时确实感到很新鲜和自豪。一个月的学习生活比较紧张和枯燥乏味。加之头一回到大城市来学习，一有空就想上街里玩儿一玩儿。

我的大姑家就住在齐市，姑姑和姑夫都在市农机公司上班。姑夫是公司的经理，姑姑是人事科的科长，我的表哥、表弟、表妹有当教师的，有当工人的，也有念书的。我去齐市没有看到大姑，听家人说大姑得了癌症去上海看病了。后来时间不久大姑就去世了，真的是感到有些遗憾！

有一天学校放假休息，我和几个同事出去逛街，不巧遇上了中学时一位叫于爱英的女同学。别看当年在学校时男女生连话都不说，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在异地他乡偶然相遇，自然觉得十分地热情。她邀我到她们齐师院作客，她的同学们还以为我是于爱英的对象，对我十分的热情，这倒使我显得十分地尴尬。好在当初我们都没有对象，只是同学相会的关系，解释一下也就算了，也没有更多的人嫉妒和计较。吃完饭我们去了一家叫群众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影片的名字是《大浪淘沙》，这在国内是首次上映。这场电影看的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有可能是世界电影史上观看时间最长的一部影片。我们从下午一点半一直看到晚上八点多钟，用了六个多小时的时间才算看完这场电影。其原故是中间停了两次电，来电后放映员又错把第四卷儿当作第三卷儿放了，人们看的稀里糊涂，没看明白咋回事就大结局了。当时场上一片混乱，叫骂声、口哨声响成一片，放映员无奈只好又重放一遍。

我和于爱英边看电影边唠嗑，从学生时代谈到上山下乡；从人生的经历谈到远大的理想。可能是由于我们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或许是突如其来的相会使我们都很难于启口？还可能是当时各自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不相匹配？所以我们的谈唠谁也没有涉及到自己的情感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对那瞬间的往事还隐隐约约地留有一丝的眷恋。

　　

一个月的学习结束了。八月下旬从省林干校回来后，好友高学清和史国军（这俩人都没了）张罗给我介绍对象。开始我没当回事儿，一是感觉到我的年纪还小；二是为先前的婚恋失败伤透了心，无意在林场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

后来在一次林场与龙门五分场篮球比赛的偶然机会，他们又串联着给我介绍对象。一种直觉让我敏感地察觉到，有个梳着长辫子的女青年有可能就是他们要给我介绍的对象。我心里不觉地一阵紧张、一阵发慌，两条腿就好象不是长在自己身上一样, 跑起来也特别的别扭。总觉得那双明亮的眼睛在窥视着我，使我不敢正视望她一眼，憋的我脸色通红浑身冒汗。

打完球后，高学清和史国军把我叫到一旁，告诉我一会儿到王调度家去一趟。我虽然没有爽快的答应他们，但就象脚步不听使唤一样，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王调度家。进屋后一眼就瞧见那个梳着大辨子的女青年。她是龙门农场招待所的服务员，是场基建队队长刘广惠的亲戚。人虽然说不上怎么样的美丽和漂亮，但人长的还算端庄秀丽，给人一种诚朴踏实的感觉。经过一番介绍彼此之间相互认识了，再加上几位介绍人和她的亲戚刘广恕、吕淑春两口你一言、他一语的说个不停，我真的是感觉手足无措。

我也不知道在屋里都说了些什么和做了些什么，就感觉到脑袋象柳灌斗子(是水井打水用来盛水的一种器皿)一样大，也不知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好，最后我还是表了态，能否与之达到婚恋的程度就先处着看看吧！

一天，她和一个叫贺敏杰的亲戚来到了林场找我，我热情地接待了她。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和我对坐在食堂的烛光下，互相谈唠着人生的经历和美好的想往。她是那样的纯朴，她是那样的善良，她没有那么多柔情似蜜的甜言蜜语，更没有那天崩地裂的海誓山盟，她很实在地介绍了她人生的坎坷和家庭的实际情况。她没有更高的要求，也没有任何的奢望。只是从心底里说出了一句话：爱的就是我这个人的品行和朴实大方。我被她的真诚所感动，我被她的秀丽所吸引，我为她的纯朴而倾倒。在相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两颗心紧紧地系在了一起，每一次的相聚都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是一九七八年春节的前夕，我们终于定下了人生的婚姻大事，我俩决定一起回她家海伦县长发公社七大队过春节。腊月二十八，我们踏上了南去的列车，几个小时后就到达了海伦站。我们拎着大包小裹走进了一家饭店，因为快要过年了，饭店里的食客稀少，我们随便要了几个小菜，喝了几两白酒，扒拉几口饭就徒着步赶奔娘家。

那年月儿不像现在出租车、三轮车公交车遍地都是，客运站的班车都是按点跑车，过了时间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我俩只能顶着凛冽的寒风艰难地向七大队徒步走去。

七大队座落在距海伦县城西北方向的一个小村落，离县城有八里多地，四周尽是广袤的田野，不时地能看见路上来往的牛马车，真是好一派典型的中国农村的景象。我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拔涉，终于踏进了这个未来熟悉的农民家庭。

她们家是一个大家族，全家共计十三口人，十一个子女中，六个儿子、五个姑娘。大儿子与我同龄，最小的女儿还抱在怀中。我一进门儿，未来的岳父岳母热情地把我让到屋里，这个帮我脱衣服，那个帮我脱棉鞋，倒上了滚烫的一杯茶水，紧喊着叫我回腿儿上炕。

我虽然是冻的够戗，可是被这一家人的热情所感动，心里一股暖流觉得热血在膨胀。按照农村的规矩，我二话没说回腿儿上了炕。这是一个典朴的农村家庭。从老到小都是那么的好客和热情。老人家直呼我“姑爷”，小孩子们则一口一个“大姐夫、大姐夫”地叫个不停。一会儿这个出去了，一会儿那个又进来了，谁大谁小很难让我辨认。

整个一个春节是在农村度过的，虽然比不上城里灯红酒绿、热闹非凡的场面，但是农村那些古朴典雅的民风，还真是让人大开了眼界。我不懂农村有什么说道儿和规矩，大年初一的清晨，我起的特别早，除了岳母起来做早饭以外，大家还都在睡梦中。我看到除夕夜院子里放过鞭炮的碎片, 随手拿起一把大扫帚就扫起院子来。这时就听有人喊我:“快回屋休息吧 !别扫了”，我抬头一看是岳母, 她接过我手中扫帚放在了一边。我感到非常地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我是做错了什么，木然地回到了屋里。事后才弄明白，原来农村有说道儿，除夕夜里接来的财神怕把财气扫跑了，故此, 宁可大年正月院儿里埋汰的下不去脚，也不愿意把进了家门的财气扫出去，这就是喜庆。

可以说, 在乡下过年的那些日子里人多热闹、气氛祥和，顿顿喝烧酒、天天宰小鸡儿，姑爷进了门小鸡儿却倒了霉。每天沉浸在幸福的欢乐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有的一种幸福感觉。

泰山老大人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平时少言寡语，喝上几两小酒儿后嗑儿连不断。他年轻时酒量就很大，60度的老白干儿一斤来酒儿没问题。我们结婚时他也就四十多岁儿，每次陪着姑爷喝酒都不甘示弱。

岳母是个勤劳朴实的农家妇女，一辈子生养了十一个儿女，艰苦度日、操劳一生。我们结婚二十多年，待我们始终如初。我们俩经过一年时间的相处，彼此之间已经获得了信任和了解，于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在黑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结婚那天，媳妇是从我家房西头一个商业局姓刘的老干部家接过来的，他同我父亲的关系比较好，又是刘姓家族，所以借用他家把我媳妇接了过来。她的娘家在小兴安十大队交通不方便，当时进出入边境地区又是个很麻烦的事儿，因此，娘家只有岳父一人来了黑河。

我家为我的婚事操办共计摆了五桌宴席。除了那些老干部如张希德专员、袁仲强副秘书长、刘佩勋主任、胡立川政委（边防局）、赵廉局长、王茂利局长、张克龙局长等一些地区的领导干部外，剩余的就是商业局和民政局的一些要好同志。我们小时候的光腚娃娃陈宁、刘建国、李滨等一些小时候的朋友也前来祝贺。想起我们那个时候结婚也真够惨的，我们结次婚连买衣服和吃饭都算起来也不过八、九百元钱，若是同现在的年轻人结婚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是1998年8月20日拍摄的婚纱照。结婚时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差，照相馆拍不了彩照，只能是在黑白照的基础上着色。所以，婚后二十年的结婚纪念日，补拍了一组结婚纪念照，为先妻弥补了一生的遗憾！可惜好景不长，2003年因身患肺癌病逝，我该做的都做了，无力挽回脆弱的生命，我们在一起仅生活了26年她就撒手人寰。

我们婚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两地生活。我在林场她在农场，两个单位虽然相隔五十多里地，但每周也只能回来两次。结婚一年以后，妈妈找到了在地区林业局当副局长的老乡滕忠民，经过再三地申述请調理由，才把我爱人从农场调到林场来。

一九七八年的冬季在山上采伐时，因一个叫朱长顺的德都青年同我开玩笑过了火，我们发生了口角并动了手。当时的林场书记李生偏袒姓朱的那位青年，把我好顿批评，并且把我从现场员的岗位拿下来到生产班组劳动。回场后又在共青团里给了我处分，致使那年地方转干与我无缘，失去了一次良好的机会。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国对越南实行了边境自卫反击战，北部边境的局势异常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昼夜运兵，从小兴安到辰清和孙吴一带驻满了沈后的工程部队。我们林场进驻的是沈阳军区xxxxx部队。这个部队是英雄雷锋的所在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雷锋团”。我家住的是该团二营营部的通讯班。他们每天清晨起来，都给我这个房东老大哥打扫卫生，等我起来以后，水缸盛得满满的，屋里外头打扫的干干净净。过去我没有直接同解放军打过交道，这些都是在电影中看到人民子弟兵帮助老乡家挑水、劈柴、扫院子的影视镜头。如今同解放军吃住在一起，确实感悟到了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一家人的感觉。

那年备战是建国以来军事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战备行动。十年前，在祖国的北部边境线上，中苏因为珍宝岛争端战事频发，黑河地革委曾大踏步地后撤我们才随父母来到了龙镇农场。十年后，祖国的南疆对越自卫反击战又打的异常激烈。以许世友为前敌总指挥东线兵团和以杨得志为前敌总指挥的西线兵团，两大军事武装集团向越南发起了自卫还击，南部边境的形势非常紧张。而在北部边境一千多公里的边防线上，原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从一九六九年开始，连年不断地在我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和骚扰。随着国际化的战略升级，苏联又向越南河内派驻了军事顾问团和提供了新式的战略武器。我国为了防备苏联乘机入侵，国防部命令沈阳军区在小兴安岭北麓一百二十公里的山林地带和交通要道构筑防御工亊，北部边境形势也非常紧张。

那时我同国防工办一个叫謝遵义的战士关系处的非常好。他家住四川省自贡市自井区新街骑坳井居委会居住。

小伙子二十多岁，个头儿不高，为人正直、讲究义气、热心助人、虚心好学，我们的交往比较密切，对我帮助也比较大，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那段特殊的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复员回到自贡市还给我来过信，八四年一场大水后中断了我们之间的联系，至今也没有联系上。

这些工程部队整整干了一个夏天。筑工事、修地堡，满山遍野都是地下工事，最大的能装一个团，小的也能住进一个连。

我们每天上山刨穴打带都在部队干活的工地上，同部队的干部战士混的比较熟。每天汽车运料的马达声和喇叭声、掘进机在施工中的轰鸣声和挖山洞的放炮声在山林中响成一片，就象雄浑的音响震动着祖国大地的山川河流在回荡，真是一片人欢马叫好不热闹的景象。

就是那年的春节，妻子第一次的怀孕因为我贪玩儿而流产。同年的冬天，妻子又怀孕已经六个多月，因林场的生活条件比较差，而且部队还没有全撤，林场也比较乱，因此我把她送回黑河越冬。妻子走后，我们林场要上山采伐。我考虑上山后家中没人，养的一些活物没人照管，就向当时的支部书记商广发和场长梁佰友提出了留场安排零活的要求。

谁知这个商书记脑瓜皮儿薄作不了主，那个梁场长又因去年冬天在山场时对我有点儿成见，因此，他坚决不答应在林场给我安排工作。我赌了这口气，同梁佰友干了一仗。不但没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停止了我的工作。

有一次，由各林场场长和生产调度组成的联合检查组三十余人，在副局长李生的带领下，到各林场检查山场工作。当检查组检查到小兴安林场的时候，我把车拦在了林场的办公室门前，我找到带队的李局长来评说这个道理。谁知李局长不但不帮助解决问题，反而暴跳如雷，斥声地指责我不该同场领导耍态度。当时真的把我气急了，我必竟是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就当时的身份来说也要比那些临时工和合同工要强得多。可为什么他们就能留在场子里干零活，而我一个有户籍的人，一个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知青，却还不如一个连户口都没有的合同工呢？我当然不服，就又同李生吵了起来。

李生说：“你不就是地区干部子女吗？有什么了不起，场子就这么安排了，你愿意上哪儿告哪儿告去。”

我严厉地正告李生副局长说：“你不是说就这样安排了吗？好！你不是说愿意哪儿告就到哪儿告去吗？行！今天我就非告你不可了！”

我气急败坏地说：“李生，你听着，德都林业局也不只是就你李生一个人说了算，上边还有地区林业局、省林业厅，哪个不比你官大？你一个小小的副局长算个什么？只要你给我开一张二寸宽的小纸条，就说你不管，我就不拦你，否则，你们谁都别想走。”。

李生见我直呼其名，也感觉到很难堪，看到周围的三十几人面面相觑，他当然不想示弱。他也大声喊到“就这么办了！你有能耐你就闹吧！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就这样，他一句我一句互不相让，你一言我一语吵个不停。

这时局保卫股的保卫干事徐家祥挺身而出，他想为李局长出来挡横把我压下去。此时的我连局长我都不怕，更何况你一个小小的保干，当然我更不怕他，就又同他吵了起来。徐家祥看到我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气得他七窍生烟，嘴皮子直嘚瑟。他气急败坏地喊到“好你个陈建华！我告诉你，你等着，咱们骑唱本儿看毛驴儿走着瞧！”

我听了他这番驴唇不对马嘴的话真是憋不住地好笑，我给他更正道“你会说就说，不会说一边儿待着去。那叫骑毛驴儿看唱本儿走着瞧！”。把徐家祥叫我整的弄了个大红脸。

在场的人也都被我的这一举动给惊呆了。僵持了好半天，也不知是谁喊了句：“上车吧，别闹了！”。车要走，我站在车上不下来，非坚持让李生给我开条儿不可。没办法，李生和当时的场政工干事老蔺嘀咕几句后，老蔺对我说：“陈建华，来，你下来，我给你开条儿，让他们先走。”。我信以为真下了车，等车走后，老蔺说什么也不给开条儿，只是推三推四地往外支。老蔺说；“建华，你得了吧你，你和局长闹有什么好处？你告到哪儿还不是回局里来处理，我看你就消停了吧，别再闹了！”。

我不服气地说：“我就不信，天底下还没有说理的地方了。他李生有什么了不起，德都林业局有局长，地区林业局有局长，他算个老几呀？”我接着说：“老蔺，你开不开？你不开别说我到时候把你也告了！”

老蔺无奈地说：“建华，你要理解我，你让李局长给你开条他能真给你开吗？我就是给你开了一旦出了事连我都卷进去了，我何得着吗？你建华是个讲义气的人，也是个说理的人，你们现在都在气头儿上，我看先消消气儿再说，行不行？”。

我看到老蔺也很无奈，更何况李生也走了，难为他一个基层干部我也很过意不去，一想到自己身在异地他乡，找到哪儿也离不开他们这一亩三分地儿。所以，几经人劝也就暂时消停了下来。

要说这个李生和梁佰友的关系，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感情很特殊。据说在“文革”期间李生挨整时，梁佰友是死命地保李生，后来他们结为拜把子兄弟。 细细想来那梁佰友的事儿还不是李生的事儿？李生怎么可能为了我一个知青而伤害他们之间的友情呢？

实际上我在林场的那些年，在众多的知青里，我是弯路走的最多的一个，也是没有路遇好人而最憋气窝火的一个。打也打过、闹也闹过、也曾有过辉煌、也曾被人整过，但这些我都扛过来了。我就是这样一种“冻死迎风站，打死不回头”的性格。说好听的顺着来一切都好说，说不好听的熊着来你就别想消停了。你对我好，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你对我不好，我依然永远不会忘记你，我情不交、义不交、甚至连尿都不浇（交）你。

在李生执政时对我和朱长顺的处理，就足以看出当地人歧视和排外的良苦用心；在我和梁佰友的较量中我又受到了惨重的打击；后来场子又调来一个崔国昌当书记，这个人更是阴险狡诈，善于玩弄权术和整人，他没少在我身上下整人的功夫。商广发虽然人品不错，他又是我父亲在和平公社时的老部下，但此人胆小怕事，脑瓜皮儿薄，事事作不了主，根本就借不上什么力。我在德都林业这十年，工作没少干，气也没少受，要求入党无人问津，调整工资不给长，安排点儿好活想都别想，有转干机会更是轮不上，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害得我在德都白白地荒废了十年的光景。

同李生干的这一仗影响确实很大，几乎全林业都知道在小兴安发生的这起“拦车事件”。可以说对我的个人仕途和政治前途有着很大的影响。我当然永远也不会忘记，在那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往事。

后来我调回了黑河石油公司当保干，在一次去花园农场办案时，我顺便到德都林业局去看望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偶然间碰到了时任副局长的李生。他穿着一身林业派出所的警服，当他看到我的时，咧着大嘴也不知是哭还是笑。他看到我也配带手枪，顺嘴儿说了句：“这小子也干这玩意儿”。我静静地瞅着他，没有一丝的微笑，也没有对他表示丝毫的敬意，更没有语言去和他交流，他显得十分地尴尬。后来他到黑河地区林业局来开会，德都一行十几人在黑河宾馆下榻。我特意去看了李玉良等人，也没有去拜见他。

这次“拦车事件”时隔没有半月，局里派来了工作组，由人事股长张树和保卫股长齐景元，专门调查处理关于我大闹检查团的事。

那天上午，场子通知我到办公室去一趟，我以为领导要给我安排工作了，我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场部办公室去见领导。一进门儿，看到屋里坐着两位脸色非常严肃的干部。一位是局人事股的张树股长。他是个老同志，办事非常地稳当，我到局里办事曾接触过他，这个人的品行不错；另一位是原在地区森警队当过中队长，现在局保卫股当股长的齐景元。我对这个人不太熟，只是听说过。

那位齐股长说话也很不客气，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告诉你陈建华，你是知道我们这次来是带着目的来的。你大闹检查团，和局领导吵架，还敢拦截检查团的汽车，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知道吗？”。

我一听齐股长的这番话顿时火冒三丈，没等他把话说完，我马上反驳道：“什么叫大闹检查团？是谁和局领导吵架？我是因为什么拦截的车，这些情况你都了解吗？”。我气愤至极地接着说：“这都是让他们逼着我这么做的。本来是一件没什么了不起的小事儿，是让他们把人逼到这个粪堆儿上。你齐景元了解情况吗？你一来就瞎嚷嚷，你算干什么吃的？作为一个上级派来的干部，对问题还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和了解，单听一面之词，受了领导的旨意，就带着帽儿下来工作，你这是来解决问题了吗？”。我继续指责道：“像你这样的干部，对任何问题都不作调查研究，带着偏见看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也不相信你能解决问题，就你这种态度愿找谁谈找谁谈去，我是不会搭咯你的。”。

人事股长张树是个沉稳老练的老同志，听其言、观其行、不动声色。他觉得我的这番话在理儿，又怕我和齐股长干起来，就急忙插言打断了我和齐景元的争吵。 他说：“看来小陈儿说的也不无道理。我们是代表局党委下来工作的，就是要对问题调查了解清楚，是谁的错谁就领着，不能带有任何偏见来看问题。你放心，有什么话好好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闹到检查团那里？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你有理我会给你一个公道的。”。

　　听了张股长的这番话，我心里很受感动。当即表态道：“张股长我相信你，你是局里来的领导，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可以详细的同你唠一唠。如果你不怕什么，走！我回家弄几个小菜儿，咱爷俩边喝边唠。”。

小青年就是这种习气。讲哥们儿、讲义气，你来硬的我就不吃你那一套，你说顺耳的我就听你的。张股长略微沉思了一下，然后表示同意地说：“没什么可怕的，一个上山下乡的小青年儿，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我就是你们的长辈，有权力管教和约束你们，也有责任来关心和爱护你们，走！”

就这样，我邀了张股长，甩了齐股长，回到了家我弄了四个小菜儿，边吃、边喝、边唠嗑，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张股长听后，认为我没什么不占理的。一个知青家里有了困难，场领导应该从关心爱护的角度出发才对，为什么合同工能留在场子干零活，而我们的青年家中有困难却不闻不问，这样做能不让人有想法吗？

张树表示：他还要同场领导谈一谈，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给我答复。三天后，场领导和工作组找我谈了话，对于我大闹检查团的这种行为做的是不对的，缺乏冷静思考，造成了不良影响给予批评。同时也肯定了我向领导提出的要求并不过份，领导在关心职工生活和爱护职工方面做的比较差，是今后在工作中应该注意改进的。对于局领导当时的态度问题是一时生气，方法欠妥请给予谅解。最后场领导给我安排了工作，停止工作期间的工资照发，这是我在十年的知青工作和生活中取得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一九八0年三月，妻子生下了女儿，说起这档子事还真的有点趣儿。 农历正月十七那天下午，妻子感觉到孩子要出世，我们就办理了住院手续。晚上，我在医院陪护实在是感到闷得慌，又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能生，就独自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回来后在病房里就昏睡过去。大约午夜一时许，护士推车连大人带孩子送回了病房。此时的我还睡的蒙头转向，扑楞一下翻身下地傻站在那里竟不知所措。当时只听大夫说是个小子，我便信以为真，清晨四点钟就回家报喜信。我妈和岳父听说后都非常高兴，又炖鸡汤又熬小米粥忙个不停。我那时的感觉非常奇妙，想到自己已经成了孩子的爹，脸不时的感到发热和通红。大清早六点多钟独自一人去了黑河饭店，要了四个菜、七斤啤酒自斟自饮起来。谁知当时脑袋发热欠考虑，大冷的天要了三个凉菜一个热菜，加之喝的是冰凉的啤酒，喝完以后直打冷颤。到了医院后，妈妈问我：“孩子抱出来的时候你看了吗？”我说：“没有啊！”妈又说：“那你怎么知道是小子？”我说：“听大夫说的。”。原来，负责接生的张大夫怕产妇盼儿心切易发生大流血，故此，在我爱人问大夫时没敢直接告诉是女儿，因此闹出了一点小笑话。女儿出生后，我父母因有了下代人心情非常高兴，奶奶有了事儿做，爷爷也有了哄逗的小玩儿物。女儿小的时候就非常省事，也不哭也不闹，就自己瞪大眼睛唠嗑玩儿，当人们逗她时就会哈哈笑。孩子出生都快一个月了，全家人还都没想好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后来奶奶提议，干脆就按照她当时正看的《李自成传》高夫人身边的两名女将中有一个叫慧英的，聪明灵慧、英俊潇洒、知书达礼、武功高强、就叫慧英吧！

当时全家人也不知取个什么名字好，妈妈一说没人反对，虽然感觉这个名字有点儿老套，但妈妈说的也很有道理。她就是想让她的孙女儿英姿勃发，智慧过人，将来以她聪明的才智来报效国家。所以，全家都同意叫这个名字。就这样一个老古董的名字产生了。若是现在生孩子取名，不是找周易就是找八卦测字，取名字都得看看生辰八字，这是传统学问，不是什么迷信。结果我的女儿奶奶做主，看古书起古名，女儿多少年都不喜欢，十九岁那年自己选了个喜欢的名字就改了户口。

小英儿小的时候，确实是把奶奶累够戗。在我们没有调回黑河之前，孩子她三姨在林场给看了很长一段时间。等我们回黑河以后，孩子妈在福利院食堂起早贪黑没时间，送孩子上托儿所的重任就全都落在了奶奶的身上。

我妈那时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为了她的孙女儿和照顾儿媳的工作，她独自承担起接送孩子的义务。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雪雨风霜，老人家每天早晚都坚持接送。虽然奶奶受苦挨累，但她老人家的心里却是美滋滋的。这是我们和孩子永远也不会忘记隔辈老人的那份艰辛和恩德。

我在林场时喝酒是出了名的。那时候年青气盛、血气方刚，干什么都不服个人儿，哥儿几个凑到一起酒誓山盟、海吹海喝，不喝倒不算好汉。曾因喝酒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人生记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是多么的天真和幼稚。

记得那是小英儿七、八个月的时候，一次因发烧打了二十多天针。某部二营的军医杨大青对孩子细心治疗和精心照料我们很受感动，每次给孩子看完病后都留杨军医吃饭以沟通感情。不久，杨军医的妻子从老家四川领着孩子来驻地探亲，营部为他准备了简单的临时宿舍，我为他提供了许多生活上的用具，为此，杨军医和妻子也很受感动。

一天傍晚，杨军医约我们俩口去二营驻地吃饭，并邀请了营长、教导员等七八个人陪我喝酒，不知不觉酒没少喝，有点雲山雾罩的感觉。晚上十点多钟喝完了酒，我带着醉意和爱人一起骑着车子回林场。途经旧铁道路基时，我想吓唬吓唬身后紧跟的爱人，就猛蹬几脚拉开了距离。爱人撵不上就在后面大喊大叫，让我慢点骑。我越听她喊就越感到有刺激，脚下蹬的就越快，距离拉开的就越远。突然，也不知车轮撞上了什么东西一跳，我因喝多了酒身体也失去了平衡，一头触到了路基上，接着就听叮啷咣啷一阵声响，爱人的自行车也砸在了我的身上。等我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只感觉到嘴巴上湿呼呼的，还带着一丝的疼痛。等回到家里对着镜子一看，我已经是面目模糊，嘴巴上磕坏的伤口还在流血，沙石粒子粘到伤口上和血凝固在一起。妻子一边瞒怨一边给我用手抠着沙子，我真的感到十分地懊悔和苦不堪言。这醉酒人啊就是丧失理智，心眼儿不好使，如果不和媳妇开这种玩笑，我能做出这种失去理智的事吗？至今在我的嘴巴上还留有那场醉酒游戏的伤痕。

还有一次好像是部队过八一，国防工办的谢遵义请我和史国军到他办公室喝酒。国防工办的郭主任(师职)是个热情朴实的军队领导干部，周边的工程部队都归他指挥。我们一个林场的小青年，哪里和这么大的领导喝过酒，被他那军人的气质和豪放感染的，渐渐地放松了内心的紧张。我们喝的是北大荒瓶酒纯60度，那个时候的酒不掺假，喝了半斤多北大荒稍有了几分酒意。回家时路过驻军某部一排又被热情的干部战士拉进屋里又喝起了酒。

我们知青那会儿对酒是来者不拒的，一人在外，没有人管，吃喝玩乐不受任何约束。那时候年青，身体也好，一米八十多高的大个儿，能吃能喝又能干活。喝酒在当时那是一种乐趣儿，尤其是林业人就是断了血脉也不能断了酒。所以啊！哪儿有酒就往哪儿凑乎。我不抗人劝，一排的小排长比我小好几岁，又是本家一个姓，他和战士们一阵热情，三让两让我就又和战士们喝了起来。

八一节是军人的节日，是部队最隆重的节日。如果不是有特殊的战备任务，首长们允许干部战士们在军营里喝酒拉呱唠家常。尤其是施工部队劳动强度大，过节了喝点儿酒干部也不限制。当兵的心就是齐，都是十八九、二十郎当岁的小兵，我二十五六了自然是他们的大哥。那份军人的豪气，知青的仗义，军民鱼水的关系，此时都融化在酒碗里。床铺上围了一大圈人，炊事班炖的肉、炒的菜一人一份，用二大碗倒满了酒大圈的轮着喝。你一言我一语，你一杯他一盏地喝了起来。不知喝了多少酒，我渐渐有了醉意。

这时一个蒙古兵叫巴特的班长，说着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话，口口声声叫着“大哥”非要和我单独喝一碗不可。我此时已经感觉到酒量到限，推却再三巴特也不让，声称我不够“朋友”。旁边的陈排长悄悄地告诉我，巴特是少数民族兵，有特性，一般没人和他较劲，他要是不高兴，部队领导都拿他没办法。毕竟要照顾少数民族政策嘛！我无奈只好干了这碗酒。这碗酒一下肚，我就感觉到五脏六腑犹如翻江倒海，脑袋感觉天旋地转一般。当我从铺上起来下地时，一头便把地中间的一趟火墙子撞倒。我从倒塌的废墟中站了起来，满脸挂着黑釉般的烟灰，如同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勇士，在几名战士的搀扶下把我送回了家。

妻子见状气得牙根儿直，一边为我收拾一边嘟嘟囔囔地瞒怨个不停。此时的我自知理亏，任说、任打、任你骂，只好任人摆布。

一九八０年，德都林业局抽调大批人员去乡镇林业站，局里第一次拟定抽调人员名单时有我。谁知当时林场的副书记崔国昌暗中做梗儿，他向局领导反映说：“这个小青年家是黑河的，工作不安心，早晚要走人，是属于那种飞鸽牌的干部子女”。局里当然要考虑这个问题。既然有人提出来，为何不在本地选人才。所以，我就这样又一次不明不白地被扼杀了人生道路转折的机遇。

崔国昌这个人当时有五十多岁，个头儿不高、短粗胖儿、络腮胡子、一双贼溜溜、色迷迷的小眼睛，长着一副奸诈相。据县里认识他的人都说这小子在哪都招人膈应，一辈子就是爱整人，为人品行不正。也就是他,在我人生的仕途转折中又一次埋下了伏笔。　

当时，那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实力派，根本不把这些地区干部的子女放在眼里。那个时候人际观念也不像现在这样庸俗，上下级的等级观念不十分的突出。什么托个人儿、走后门儿、上点儿贡、办大事儿那些不良风气基本没有。如果像现在谁要是有这样一层关系，那在一个单位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

另外“文革”期间的地区干部都是挨整对象，这些行署干部的子女流落在异地他乡，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早晚都是“飞鸽牌”的。因此，什么转干、提干、入党、调资等等等等这些机会都不会优先考虑。我在愤怒之余，吟赋了一首很不规则的打油詩，以发泄当时那种气愤的心情。　

兴安十年有感

当年知青进山乡，

锣鼓喧天爆竹响；

满怀激情入林海，

十年苦干寒心窗。

地方实力根基强，

外来飞鸽不吃香；

苦干实干加巧干，

到得头来泪一汪。

要求入党不培养，

提干机会挨不上；

偶有业务派学习，

权人弄巧把人诓。

场里领导更换勤，

苦的是民没指望；

黄狼错生豆鼠子，

一窝不比一窝强。

使用利用不重用，

安排工作拿搪啷；

好算靠到进工级，

惹怒权人长不上。

憋气窝火据理争，

权大势大定音响；

越想越有心中气，

当拔双脚返故乡。

我就是怀着那样的一种心态，对前途的渺茫和对社会世俗的憎愤，对奸佞小人的厌恶和对身陷林区的那种悔悟的自白。什么“扎根山区一辈子，魂系林海干革命”，那都是时代的慷慨激言，既然说我是飞鸽牌的，那我就准备飞了。在那种只是使用、利用、不重用的环境中，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留恋的呢？

要说对我人生的改变，还要真心地感谢那位后调入我场的李摇钱书记。这个老领导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虽然是个大老粗干部，但他为人热情、心胸坦荡、宽厚仁慈、谦恭和善，是一个关心同志爱护部下的好领导。

他看不惯那些专门爱整人玩儿弄权术的人，一发火就爱骂人，事情过去就拉倒，从不记恨人。他来林场以后，听了一些人对我的小汇报，但他不轻信任何人的看法和偏见，他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亲自听其言、观其行。要想了解一个人，首先要接触这个人，交心交朋友，这样才能达到了解人的目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发现了我有很多优点。一个是我这个人正直，为人处事实在、不偷奸耍滑；二是我的工作态度端正、积极肯干、服从领导、能吃辛苦，叫干啥就干啥从没怨言。三是我有正义感，敢想敢说敢干不保留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背后搞小动作。四是我有较强的组织能力，群众基础比较好。他在同我谈话时就这样说，肯定地评价了我，总的来看成绩是大于缺点的。他说：“一个人哪能没有缺点呢？缺点只有在实践中产生，越是干事儿的人毛病就会越多，如果说没有毛病就说明他不干事情。”他接着说：“看你的主流是好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有一个良好的干部家庭，接受的又是正统教育，是很多人都不具备的优势。今后要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凡事不要耍犟，多听一些别人的意见。”这样的老领导语重心长，怎么能叫我不佩服呢？不久，他就提拔启用我当现场员、木材检尺员和林政护林员等。

　　一九八0年的初冬，场子安排我当现场员。一天早晨刚上班不久，当我在检查山场采伐作业时，忽听有人在大吵大闹，我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工人苗九龙和李军不知为什么事情争吵起来。我上前劝解他们，怎么劝也不听，说着说着俩人就动起手来。小苗手持利斧搂头便砍，只听“妈呀”一声，李军被砍倒在地，接着又是几斧砍下去，李军混身就象血胡芦一样。

我和另一位现场员老霍头儿在惊吓中清醒过来，一看“不好”！这是要出人命啊！说时迟那时快，我背起李军撒腿就往林场跑。因我个头儿高，加之我年青力壮，脚下一溜小跑直奔场部。从出事地点到林场大约能有三四里地，我一气儿背到离林场能有三、四百米远的地方。老霍头儿看我累够呛，他坚持要换背，我也趁机缓口气儿，就把李军交给了他，我在后面帮他扶着。

由于老霍头个儿矮，岁数大，加之李军又膀又重两腿拖地，当我看到李军的伤口一颤一颤直冒血的时候，想到伤患人员命在旦夕，我又毅然地又把李军背了过来。等把人背到场卫生所后，我就象一滩泥一样坐到了地上。这是一股激劲啊！若是平常就李军的大体格子，让我背也背不了好几里地啊！后来李军伤愈出院非常感谢我，如果不是老霍我们两个赶上把他背回来，那五斧子就会要了他的命。这也是我一生中多行善事、救人于水火的其中一件。

一九八一年春季，县护林防火指挥部组建护林队，从各林场抽调人员，我被调到县林业局防火指挥部工作。

那一年，我已经二十八岁，妻子已调回黑河，我当护林员南跑北踮的不着家，不是上农场就是到公社。每天好吃好喝、无牵无挂，身体也逐渐地发胖，由过去的一百三十多斤，增加到一百八十五斤。这时我父母也在为我的工作调转问题很着急。妈妈去找商业局长李士森，老局长很同情达理，愿意帮助解决我的工作问题。

当时爱辉县石油公司油库正在组建经济警察队，因此，我的工作关系也就落到了油库。由于我是农、林、牧、渔的“四场”职工，在返城调转的问题上确实费了很大的周折。

县林业局局长张芝是个受人尊敬的老领导，六一年我父亲下放在和平公社任职的时候，他和我父亲都是同级干部的老同志。他很理解我当时的处境，他为我能调出林业，首先把我调进了防火指挥部下设的林政护林队。在林业局防火办一年多的工作中，我得到了老局长多方面的关照和帮助。在我调出林业局的过程中，都是张芝局长亲自指示下边去办，终于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下旬办完了一切调转手续。应验了我在诗词中写到的那句“当拔双脚返故乡”的英明决断，回到了企盼已久的故乡 --- 黑河！

回黑河后我曾和妻子去过德都，并到张芝局长家看望过他。可后来不知是哪年哪月听说他老人家已经病逝的消息，遗憾知道的太晚，没能前往亲自送老人家一程而感到惋惜。此时敬仰的心情和感恩的盛意与缅怀他前世功德的祝福，默默地在心底为他老人家祈祷！　　　

　　

二00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我们组织了一次知青相约四十年的回访活动。活动是由我和郝利民发起，由黑河、五市两地的知青负责召集，由主办方五市林业局和所属小兴安林场安排的一场“知青回访活动”。

四十年前第一批上山下乡到林场的老知青和我们相继入场的知青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光辉历程。回首往事历历在目，老知青相会分外热情。当年的俊小伙儿和大姑娘现在都已经是青春不再，岁月的荏苒使我们的双鬓都挂满了白霜。你问问我，我问问她，互相关心着这几十年来生活和工作的变化。

知青会、知青情，

知青相聚情意浓。

知青聚、知青缘，

知青相约四十年。

林业局和林场都非常重视这次回访活动。局里派了副书记和副局长参加，林场安排了老知青和老工人专门负责接待工作，场方领导组织召开了欢迎会，我和老郝在黑河筹措了一部分资金为此次参加活动的知青和老工人买了一件印有“小兴安林场知青相约四十年”的半袖衫。知青代表老大哥郝利民（黑河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已故）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代表知青感谢林场给我们一代知青的关怀和照顾，感谢林场为知青的成长铸就了光辉岁月，感谢当年的老工人们热情地帮助和支持，使我们这些当年的小青年儿勇于克服困难、度过难关、艰苦奋斗、不断奋进才拥有了今日的辉煌。我们知青回访团为林场赠送了一面锦旗，我为锦旗题写了一首诗词：

回眸兴安四十载，

崇山峻岭育英才，

酬踏当年知青路，

笑迎春风瞩未来。

会后林场安排了盛大的接待宴会，并特地为这次活动买了一口猪宰杀，安排的非常好，非常到位，将一代老知青和新一代的林场主人感情共融推向了高潮！

　　

十年的知青生活就这样过去了，1982年8月我返城调入了中石油上班。

知青年代的那段往事，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是魂牵梦绕的一段经历。打也打过、闹也闹过、有过伤痛，也有过辉煌。我仅仅把自己记忆中的大事记录载下来奉献给读者。我的经历只是知青生活中平凡的点点滴滴，有更多的知青还有着不同的坎坷经历，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繁繁点点的生活乐趣儿，有待于广大的知青朋友们能呈现给社会。这对我们在那段生活中是一个自我安慰，同时也提示了人们如何看待“知青岁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画卷，并且对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熟知和了解我们这代人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是老了，可是历史我们不会忘记，不管谁是否承认那段历史，但我们自己良心无愧、问心无愧、为国无愧、为社会建设和发展无愧！

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我们曾经为共和国挺起过脊梁，我们与共和国共同承担了风风雨雨，我们与共和国共同创造过辉煌。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太多，共和国成立后的风风雨雨我们都经历过，而且还都积极地参与过，并且被误解过、伤痛过、损失过。在其中曾有过烦恼、有过惆怅、有过幸福、也有过辉煌！相信历史不会忘记我们，国家不会忘记我们，人民不会忘记我们，子孙后代更会牢记他们先祖的历史，为我们立下不朽的丰碑而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