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记忆中的农家肥

金柏芳

50年代，我生长在绍兴古城咸欢河旁。记得那时，每家都有一个马桶，隔天或当日都要搬到家门口，由环卫工人将粪便倒入人力粪车内拉走。

记得母亲搬运马桶时，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先将一块布半盖在马桶盖上，两手紧扣马桶沿口和盖，吃力地提起并紧贴小腹，撇着外八字腿，左一步，右一步地慢慢往前挪。别看姿态不佳，其实很科学，左一下右一下，桶内液面基本平衡，就不易溅出。

洗马桶，是在门口咸欢河上不远的一个专门河埠头。讲究一点的老人，都会先将马桶的头遍洗漱水，倒入岸上绿化带内，最后才将马桶放入河中清洗。清洗好的马桶不能直接用，桶内要放点水并放在露天晾晒风干一会儿。

每天倒马桶这事，就够母親繁忙和操心的。

记得我家原来的马桶很漂亮，高脚，周围刻有栩栩如生的花鸟，镶嵌着金边，桶四周外围上、中、下箍有亮光闪闪的铜圈，是母亲的嫁妆。

大约是由于贫困或年迈，不知何时，母亲将高脚马桶换成了带拎环式的小圆马桶了。有几次回家探亲，母亲实在拎不动了，就叫我帮着拎到弄堂口去。

如今我们住上了楼房，家家户户都有抽水马桶，一摁按钮，“哗”的一声，自来水就将马桶冲洗得干干净净。可怜我们的父母辈，一生劳作奔波，竟没赶上（或享受很短）抽水马桶这便利的生活设施待遇。

每每想到这些，心里总是很愧疚。

60年代，我国农作业有机肥的总投入量是80%，化肥只占20%。俗话说：“庄稼一技花，全靠粪当家”。

有一个时期，人粪可以换钱了。记得每天早晨倒马桶时，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人站在门口的马桶边上，等待环卫站的一位领班，他掀起马桶盖（有时主人自己掀）撇上一眼，根据桶内粪便多少，定出“大”、“中”“小”三档，分别值5分钱、4分钱和3分钱，然后给你一张相应的硬卡片（上面盖有印戳）。月底可凭此卡去兑换💰。当然也有户主与其讨价还价的，也有提前往马桶里兑水的。

那个时候的一分钱，也能在弄堂口阿牛爹家，买上12颗茴香豆呢。

由于人粪值钱，城里几座公厕内的粪便，就成了农民上城争抢的目标。西咸欢有个秋官第高山堆，靠近鲁迅路旁就有个公厕，看到有农民24小时轮流值班把守。也经常发生为争夺公厕粪便所有权而打架斗殴的。

为农作业高产，农民视粪为宝，也不得而为之。

农村过完春节，有一段农闲期。当时生产队就安排农民上城来，收集烂菜叶之类的垃圾，运回去经沤肥发酵，用作农田肥料。

记得那年正月十五刚过，经樊江一位远亲介绍，就有十多位农民，摇船进城，住进了我二姑爹家。他们在堂前的泥地上铺些稻草，打开自备的蓆子、铺盖和地而睡。其中有一位年长的农民伯伯，负责在家烧饭，好象不炒菜，只用蒸笼热一下各自从家里带来的小菜，有咸鱼鲞、酱、咸肉、干莱之类的。

每天早餐后，他们两人一伙，挑着箩筐拿着笤帚和簸箕 ，就开始走街穿巷去扫垃圾。扫滿了挑回来，倒入停泊在咸欢河上的船里。这样大约7～10天时间，船里的垃圾就滿了，他们就摇着船回家去了。

他们在一起总是嘻哈打闹，很是快乐。

燒饭的老伯伯一脸仁慈，很少说话。我与阿瑛（堂妹）与其一来二去就有点混熟了。那天他用稻草熟练地给我们俩各编了一个饭囤，我们很高兴地拿回了家，母亲也很喜欢，又给饭囤包了一层旧纱布。

我家弄堂里的高山堆上也有点菜地，每年都种点向日葵、南瓜、四季豆之类的菜疏。那时也有扫垃圾的农民兄弟到弄堂里来，没垃圾可扫时，他们会随手掰点向日葵叶，有的甚至把南瓜藤也给拽走。弄堂里的人见了，就会大声喝斥制止。

有一天，听说在东街的一条弄堂里，因农民兄弟要拉走户主的南瓜藤，与一女孩发生争执，姑娘不慎仰天摔倒，脑袋磕在了石头上，不治身亡。事情闹大了，我和邻居几个淘气鬼还赶去看闹热场。

记得当年毕业分配有四个选择：支工、参加浙江建议兵团、支边黑龙江、就地务农。想到就地务农，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当年樊江农民进城来扫垃圾的场景，总觉得不大体面，倒不如苦得远点去边疆，至少回家探亲时拎着大包、小包的很风光。结果到了大兴安岭，冰天雪地，水土不服又开始后悔，不如在家乡务农了，至少能在父母身边，还能吃上一口大米饭。

唉，人年轻时虚荣心太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母亲养儿育女，操持繁重的家务，终日为生计奔波

农民伯伯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用勤劳的双手，种出了中国数亿人口的粮食。他（她）们都是养育我们的人，可敬可爱的一辈人。

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心里涌动着的是感恩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