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问题的是非曲直，与俄罗斯的绝地反击

王志远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2022年2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重点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

新闻稿中用了这样的描述：“普京介绍了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以及俄罗斯在乌东部地区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情况和立场，表示美国和北约长期无视俄罗斯合理安全关切，一再背弃承诺，不断向东推进军事部署，挑战了俄罗斯战略底线。”

　　习主席在通话中指出，近期，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急剧变化，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中方根据乌克兰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方立场。要摒弃冷战思维，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谈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中方支持俄方同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关于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本立场是一贯的。

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各方一道，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此前，2月21日和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两次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乌克兰问题的历史轨迹、特别是冷战后以北约东扩为矛盾焦点的发展进程作了全面阐述，向全球系统解释了俄罗斯最高决策者对乌克兰问题的认知框架，以及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的核心关切。

　　当地时间2月24日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授权在顿巴斯展开军事行动，并发表电视讲话。

2月23日，面对西方媒体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极为经典的无理纠缠，发言人华春莹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

一些国家应该想一想，在美方违背同俄罗斯的协议，5次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家门口、并部署大量先进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把一个大国逼到绝地的后果？

　　华春莹的说法，翻译成直白的语言就是，对乌克兰局势的发展以及俄罗斯行动的逻辑，给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

把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逼到绝地，或者说，触碰了俄方划定的安全利益的红线，让这个大国的领导人发现自己退无可退，那么你们就不要在局势变化之后，继续用某种拙劣的文字游戏再来碰瓷大国。

　　其实，美国对此应该非常清楚，冷战时期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是如何看待苏联准备将中程导弹运进古巴、将此作为一种防御美国入侵古巴的威慑性武器的，又采取了怎样的行动？

　　如果有基本的同理心，或者对国际关系的历史有基本认识和理解，就会知道，北约持续不断的东扩，对俄罗斯会产生怎样的刺激和影响。

　　这不是什么大难题，美国那边也不缺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有识之士。

2014年，布热津斯基就明确说过，不妨向莫斯科承诺乌克兰会像芬兰那样奉行中立路线。布热津斯基认为，这种模式可能意味着“相互尊重的毗邻，（乌克兰）与俄罗斯和欧盟经济关系的广泛面；不加入任何莫斯科认为旨在反俄的军事联盟”。

　　另一位美国外交资深人士基辛格博士则有更加深邃的观点，他说，西方应当弄明白，“对俄而言，乌克兰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外国（西方确实对这一基本事实理解糟糕）”。当然精于势力均衡之术的基辛格也明确指出，并不希望美国将乌克兰让给莫斯科，他认为，妥协应当是乌克兰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而非这些对手中的一个在对抗另一些时的前哨”。

　　持中而论，这两位资深人士的构想，虽然不符合任何美西方冷战后流行的“民主vs专制”的分析框架，但确实是从美西方中长期利益出发，在务实地分析和考量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追求的目标、可供支配的资源以及各选项的成本-收益之后，提出的相当具有政治智慧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当时亦或现在，对美西方来说，均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更加笃信进攻性现实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华丽辞藻与浮夸框架深恶痛绝、并因此自嘲为“是个19世纪的人”的米尔斯海默教授，六七年前对美国一方面主导北约蛮横推进、另一方面对俄罗斯的强烈反对“深感惊讶”的现象，有过精辟评论。

大意是，可能华盛顿这群是21世纪的人类，他们已经忘记了美国自己曾主张并延续至今的门罗主义，核心要点是不允许美国以外的任何“域外”国家在美洲——包括南北美洲，部署军事力量，那么遵循门罗主义的原理，美国丝毫不应该对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抵制）感到惊讶。

　　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很多论断都有可充分商榷之处，但至少他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一致性，即愿意承认俄罗斯有权拥有与美国同样的对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的关切，而没有采用在美西方媒体、研究机构以及政客言行中常见的巨婴式的多重标准。

　　基辛格8年前刊登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不过很显然，就现在的情势来看，无论是资深战略研究者对历史的洞察，还是当代美国研究者基于美国战略实践进行的归纳，又或者是潜藏在美国政府外交档案中有过的实践经验，都没有能够克服“赢得冷战”带来的乐观情绪，没有能够阻断“任意享受冷战红利而无需为此承受任何代价”的错误想法。

　　当然，大量已经被全球各方观察到的事实也证明，北约如同一头外表精致实则粗鄙的野兽，张狂地在精细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上狂飙突进近30年，在成功地将俄罗斯逼入国家战略选择的墙角之后，最终迎来了可能对华盛顿的决策者有些意料之外，但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绝地反击。

　　总体来看，这就是美西方国家恶意消费冷战红利，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于客观与主观两个维度做出了一系列可交叉印证、互动强化的错误决策后，最后迫使俄罗斯陷入“要么爆发，要么缓慢灭亡”的无助境地的前夜。

而事态的真实发展，也已经向世界宣告：一个大国被逼入绝地之后，是会采取一切方式反击的，包括使用武力。

　　从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后，美西方的政要和媒体似乎一夜之间都想起了名为“国家主权”的概念，瞬间变身纯洁的和平天使，忘记了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国家是如何高举“人权高于主权”“民主和平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恐怖主义”等旗号，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南联盟等地制造诸多灾难，带着对自由、民主、和平真挚感情所驱动的激昂情绪，在各种场合反复讨论算不算“侵略”的重大问题。

　　实话说，这种套路着实虚伪、尴尬得令人发指，其背后则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西方国家的政要和媒体，继续固执地沉浸在冷战结束以后“西方胜利，历史终结”的迷梦中，坚定地相信这个世界是根据他们的需要和想象来运转的，什么时候用什么标准讨论什么问题做出什么判断，完全想一出是一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认为是什么就必须得是什么。

　　这种精神状态，已经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多重标准”，更像是一种具有自我强化特征的精神瘟疫和由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所导致的集体性心理疾病。

而今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西方国家在北约东扩上做出的 错误决定终究招致了“虽迟但到”的绝地反击，而看似强势的西方精英——无论是政客，还是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在精致到极端的利己主义的驱动下，整齐划一地进入“白莲花”模式，甚至还真的从这种纯属胡搅蛮缠的情绪化行动中寻求到某种心理上的安慰。

　　这不禁让人在感叹之余，也为在短短三十年前还兴奋于赢得冷战的所谓西方世界感到深深的悲哀。这是何等的悲剧展开，才能以如此高歌猛进之姿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将历史给予的战略资产挥霍一空，尚不知自省，还在面有得色的指天怼地，堕落如斯，令人感慨。

　　就目前为止在乌克兰地区的发展态势，截至行文时间，前方传来的最新消息是，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称乌克兰方面表示正在重新考虑与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会谈的想法，选择了波兰首都华沙，然后消失了。

对，那个在当上乌克兰总统前以表演为职业的泽连斯基消失了，预期后面的剧本会有这样的展开：

　　用各种方式拖延与俄罗斯的谈判与接触，西方国家密集进行各种具有强烈视觉效果地政治表演，无论是谴责还是制裁；同时，用种种来源的资金，最大限度地让乌克兰持续流血，试图将乌克兰局势中东化、阿富汗化，冷酷地让乌克兰变成“困住”俄罗斯的泥潭，用乌克兰人民的血继续为美欧政客的个人履历写下猩红一笔。

　　细读普京的两次发言，结合俄罗斯、中国以及诸多国家在冷战后的经历，再加上观察西方国家三十年滥用冷战红利的历史，可以发现，美欧政客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一个基本偏好，就是将个人及其所在政治派别的利益，凌驾于整天挂在嘴边的国家利益之上，可以说是导致当下局面的最至关重要的原因。

　　如前文提及的，无论是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亦或米尔斯海默，对于如何正确处理冷战后的欧洲地缘政治安全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洞见；以俄罗斯在此期间的整体表现来看，也不乏解决问题的契机，但最终都被完美错过了。在此过程中，最关键的权力，掌握在美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手中。

　　就冷战后三十年西方各国的战略决策实践的观察，可以获得某种不完全的结论：

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国家的总体发展趋势，就是用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去看待和理解对外战略决策，类似北约东扩这种问题的决策考量，更多取决于是否能够带来足够的国内政治筹码，是否有助于政客赢得选举；至于很难成为选举议题的地缘政治后果，以及涉及西方国家乃至全球中长期战略稳定的严肃思考，这三十年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系统驱逐出思考空间。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西方国家面临日益明显的由制度和体制做决定的结构性治理乏力，无法面对国内日趋显著的贫富差距、经济结构失衡、增长乏力、族群撕裂等深层问题挑战时，将被其设定为挑战者的国家和领导人进行脸谱式地妖魔化，塑造为具有显著国内政治动员效果、转移矛盾的所谓外部敌人，这几乎成为美西方国家的通则，甚至成为一种新型政治正确。

　　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史上最严厉”制裁，愿为乌克兰领导人提供庇护。

不仅对国际局势、对战略对手的认知方面如此，在构建应对能力和体系方面也是如此。以美西方为典型，他们对以经济-金融制裁为核心的所谓“干净”政策工具，有一种病态的执着。

　　所谓“干净”，就是西方具有想象中的优势，在短期内（做出决定的政客的任期内）无需为工具的使用支付成本，且可以在任何问题上所向无敌，以至于连那些按照地缘政治博弈理论、国家在做出某些选择时必须要做的准备都不愿意投入。

　　由此导致的结果，以这次北约东扩乌克兰极限施压俄罗斯国家安全底线，诱发俄罗斯绝地反击的事情来看，自始至终，美西方同时做着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一方面，极力放大和妖魔化俄罗斯的反应，将俄罗斯应对北约东扩至乌克兰的各种应对措施，妖魔化为“独裁领导人”与“自由世界”的对抗；

另一方面，极力放大“自由世界”凭借经济-金融制裁工具“不战而胜”的必然性，全然没有做出任何其他方面的准备。以至于，当乌克兰事件进入发酵阶段后，全球、尤其是那些精神上对美西方的强大崇拜失去了原生政治认同的个体，目瞪口呆地发现：

　　原来他们认识的那个强大美国、那个看上去不可战胜的“西方”，仍然停留在好莱坞作品和他们的想象中。现实世界中出现的，是炮声没响几下，就已经邀请乌克兰最高领导人“流亡海外”的英国首相，以及在白宫声情并茂地祭出远低于市场预期制裁力度、表达坚定情感支持的美国总统。

　　极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伴随着一次次国内政治动员的成功实践，美西方的决策者似乎真的形成了某种确定认知：可以用这种不负责任的方式，轻率处理类似北约东扩这样的问题，还能避免陷入需要付出真实代价的风险。

　　继而，这种错误认知和实践，不仅在西方国家，还在部分处于西方辐射范围内的大大小小的地区扩散，特别是一些类似乌克兰这样身处敏感地缘政治关键点位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人，也接受了这种极为轻浮且不负责任的认知：

可以无条件信任西方，可以无风险挑衅俄罗斯安全红线，来自西方的安全承诺和经济支持是可以无限制挥霍的空白支票，任何言论都是被允许的，任何决策都是可行的，完全无需任何担忧。

　　电影《无间道》里的那句台词，“出来混的，都是要还的”，在不经意间，给出了极具戏剧张力的答案。

俄罗斯下定决心做出的绝地反击，是被美国霸权逼出来的绝地反击，最终在实践层面，给出了答案。

　　作为战略上被美西方国家在三十年间逼近“不爆发就缓慢灭亡”绝境的俄罗斯，在抽掉整件事情的历史经纬之后，当然很难成为符合西方主导的严苛的道德-理论标准意义上的“完美受害人”。

实事求是地讲，完美受害人一般要么躺在尸检台上，要么已经被写入教科书成为经典案例，在美西方霸权笼罩的世界中还能存活在那讲道理的，总得做点什么先活下来才行；而这些，在美西方霸权主导的话语体系中，都被描述为瑕疵、问题、缺陷、不足等。

　　拿中国来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举措，就毫不留情地被美国贴上了“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的标签；

就北约而言，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科索沃战争中被炸的那笔血债，还欠着呢。

实话实说，真正爱好和平的人，真正能够明辨是非的人，是很难追随并相信以“一炸一路”出名的美西方，在俄罗斯于乌克兰问题绝地反击的事件上，不痛不痒地讨论什么不干涉主权之类的话题的。

　　直白的说，今天的世界，因为美西方对冷战红利地肆意消费，因为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胡作非为，已经进入俄罗斯必须绝地反击的局面。

　　我们需要做的，首先就是摒弃冷战思维，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在实践中，就欧洲方向而言，就是要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谈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在全球，则是真正遵循和落实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人类面临复杂挑战的当下，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务实合作，为人类谋求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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